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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洋案”转机碾碎中国法治建设两大“恐怖力量”

6月1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依法决定对昌平区公安分局东小口派出所民警邢某某等五人进行立案侦查。全国网民激情接力、持续关注的“雷洋案”出现重大转机,不论是出于舆论压力的原因,还是主动介入的职责所在,北京市检方在客观独立、尊重事实的法治框架下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也预示着一直阻碍中国社会法治建设的两大“恐怖力量”,在此案中,基本被舆论的滔滔洪水和高层法治建设的决心碾压粉碎。

近年来,中国警察权的滥用已经到了引起民众情绪紧张的地步。警察不仅拥有包括行政拘留、收容教育、劳动教养等在内的各种强制性手段,还可以实施包括罚款在内的各种行政处罚。所以人们看到,刑讯逼供、违法取证、超期羁押、滥用强制措施等广泛应用于刑事侦查中。比如在介于非法与违法的卖淫嫖娼问题,无论是作为卖淫者的妇女还是作为嫖客的男人,最容易受到警察滥用权力的伤害。

警察权作为行政权力的一种,它以限制人的自由为主要特征,是与公民联系最密切的公共权力。北京大学教授陈兴良认为,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关系。这种反比例,其实就是一种零和博弈,即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利的缩小,警察权的滥用则往往使公民权利化为乌有。王立军在薄熙来的纵容、支持下,几乎将整个重庆市公安局变成了其私人衙门,把一大批公安干警变成其私人家丁,并滥用警察强制、技术侦查措施对诸多公民、企业经营者实施非法加害,给中国法治进程造成难以平复的创伤。

与警察权扩张相呼应的另一个“恐怖力量”,是普遍存在的领导干部插手司法案件的现象。一些领导干部出于个人私利或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对案件处理提出倾向性意见或者具体要求,有的甚至以公文公函等形式,直接向司法机关发号施令,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比如,法律明确规定的自诉案件,却由于领导干部的干预,通过种种批示甚至公函,进行了刑事立案,从而对当事人形成一系列的司法和行政伤害。

干预司法案件,不仅直接妨碍具体案件的依法公正处理,而且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破坏国家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广大普通老百姓无法实现法的平等、无法落实法治,根本原因在于另有一套凌驾于法治之上的、不法之治的实体系统,有一批置身于法治秩序之外并操纵法制武器的特殊人士。有人不被法治而以法治人,这是最大的社会不公。

警察权的扩张和滥用,领导干部插手司法案件,可以说是中国人在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过程中,面临的最大两座山,也是极大破坏中国法治建设的两个“恐怖力量”。这两种“恐怖力量”对社会形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雷洋案件被曝光后,各移民出国中介机构的咨询、到访人数激增,在中产阶级数量不断扩大、整体阶层意识逐渐觉醒的情况下,这一社会态势还将继续蔓延。

所幸的是,这两个“恐怖力量”对法治建设造成的破坏,已经纳入国家治理的视野。201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建立了3项制度,分别是司法机关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制度,党委政法委对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通报制度,纪检监察机关对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以及司法人员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的责任追究制度。随后,中央政法委还多次通报了一批干预司法的典型案件。

广大网民在关注“雷洋案”的时候,一方面是在关注事件的成因,造成雷洋的死亡,究竟有没有警察权的滥用?另一方面是在关注后续处理的结果,在后续的尸检和调查处理过程中,会不会有领导干部或者其他公权力干预司法?在6月1日北京检方通报的“雷洋案”最新进展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司空见惯的“警察权扩张”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基本被排除。

知大势,才能伐谋;知利害,才能伐交。北京检方的正确决断,有着宏观的时代背景。今年5月2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要着眼于完善公安执法权力运行机制,保障执法质量和执法公信力不断提高,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

“雷洋案”由于舆情的持续高度关注,中央高层的法治精神贯彻,目前正步入公正公开的法律操作程序。在人们略感欣慰之余,不禁要问:除了“雷洋案”之外,还有多少案件在期待真相?在没有也不可能被舆论广泛关注的其他若干案件中,他们远远没有“雷洋案”这么“幸运”,怎么办?某种程度上讲,人们的社会安全感来自法治感,法治感的实现程度,要看对这两种“恐怖力量”的消灭成果。

(中国法律文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