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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克飞: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捷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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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捷克作家:瓦楚利克(中)、剧作家哈韦尔(左)和小说家帕维尔·科胡特。

他说出了“政府倒下去,公民就重新站起来。反之,在政府长期站立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还有“只有在不需要谈论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

被称作“最浪漫城市”的布拉格,不仅仅是文青的梦想之地,也并不仅仅是一座“世界建筑博物馆”,它承载着太多历史,曾在黑暗中爆发,在跌宕中重生。我之所以曾将布拉格当作魂萦梦牵之地,既是因为它的美丽,也因为它曾经的抗争,以及抗争中所彰显的伟大。

我读过太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回忆录,面对反右、文革等不堪历史,他们总是将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模样,对人整人的互害避而不谈。捷克的知识分子绝非如此,他们从没有借助对极权的批评洗脱自己的责任,他们甚至最先想到自己的原罪。

我感动于“布拉格之春”的轰烈,在“布拉格之春”和“天鹅绒革命”之间,还有一条隐线,那便是文学。如果没有如此光辉的文学传统,如果没有捷克人的阅读习惯,那么,也许“布拉格之春”就不会如此坚定,天鹅绒革命就不会如此平顺和缓。

这是迟来的悼念,直到7月初,我才知道捷克作家瓦楚利克已于6月6日去世的消息。在百度上搜了一下,相关新闻寥寥。对于国人来说,这本就是个陌生的名字。

但他的两句话却常常被引用,尽管大多数引用者并不知道原始出处——一句是“政府倒下去,公民就重新站起来;反之,在政府长期站立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另一句是“只有在不需要谈论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

这两句话的背景,是轰轰烈烈却又戛然而止的“布拉格之春”。

被称作“最浪漫城市”的布拉格,不仅仅是文青的梦想之地,也并不仅仅是一座“世界建筑博物馆”,它承载着太多历史,曾在黑暗中爆发,在跌宕中重生。我之所以曾将布拉格当作魂萦梦牵之地,既是因为它的美丽,也因为它曾经的抗争,以及抗争中所彰显的伟大。

所以,当我从布拉格城堡缓缓走下,走过伏尔塔瓦河上的查理大桥,穿过布拉格广场后,瓦茨拉夫广场就成了我最重要的目的地。那里保留着“布拉格之春”最重要的印迹——圣瓦茨拉夫雕像下常年不断的鲜花和花圈。

圣瓦茨拉夫是波希米亚历史上第一位国王,但在这个广场上,最值得纪念的人却并不是他。尽管人们将纪念的鲜花和花圈摆在了他的雕像下。1969年1月16日,一位名叫Jan Palach的大学生为了抗议苏联的血腥镇压、维护国家主权,在圣瓦茨拉夫雕像前自焚。

当年,哈维尔也曾站在这里为自焚青年献花。此起彼伏的示威游行,在荷枪实弹的苏联军队前无畏上演。

瓦茨拉夫广场似乎一直都是捷克政治变迁的见证之地,在天鹅绒革命中,数以十万计的捷克人民也正是在这里一起摇起了手中的钥匙。

与哈维尔、昆德拉和赫拉巴尔等众多捷克名人一样,长期在波希米亚地区活动的瓦楚利克也是摩拉维亚人。他的故乡兹林,是摩拉维亚东部地区兹林州的首府,欧洲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上世纪60年代,瓦楚利克与其他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一样,从家乡来到首都布拉格,加入作协,成为党员。如果他安于现状,积极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事业唱赞歌,那么必然生活无忧、名利双收。

但在1967年5月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的发言石破天惊。当时与他一起发言的作家同样声名显赫,有两位也是党员,分别是伊万?克里玛和米兰?昆德拉,还有一位党外作家,则是日后的总统哈维尔。

作协四大上的发言

那时的捷克正面临困境。锁匠出身的捷共第一书记兼总统诺沃特尼大搞个人崇拜,经济急剧滑坡,已被原本落后的奥地利超越。

但滑坡的经济对既得利益者并没有影响,当年支持“二月胜利”的作家们就是捷共的重点呵护对象。他们有政治地位,有经济保障,在日常生活中有各种特权,当然,他们也有义务,那就是无条件支持捷共路线,无条件歌颂苏联,无条件抨击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

早在哈布斯堡王朝时代,出版自由就被写入宪法,但到了1967年,捷共政府颁布内部出版法规,规定所有期刊都必须向文化部申请登记,并保证作品内容符合党的意识形态。做不到这一点的作家,作品就无法发表,特权也会被剥夺,这引发了巨大的不满。

许多人都曾感慨作家群体在捷克的地位,哈维尔这位“人文总统”便是例子。其实,这都是拜捷克人的阅读传统所赐。时至今日,即使网络已然侵入生活每个角落,布拉格街头仍随处可见持书阅读者,伏尔塔瓦河畔的长椅上,佛贾花园的草地上,低头阅读者的比例都极高,低头玩手机的倒是一个都没有。

文学与政治的联系,在这个国家里一向紧密,以至于“布拉格之春”的波澜也从文学开始。

就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前夕,瓦楚利克的小说《斧头》在争议声中出版。这位出身乡村木匠家庭,曾做过鞋匠、教师和记者的作家,以布拉格记者为主人公,以摩拉维亚故乡为蓝本,通过主人公对逝去父亲的回忆,描述一位村书记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乍一看,这个套路与我们的“十七年文学”无异,但瓦楚利克在小说中描写了农业集体化对乡村生活及伦理的破坏,国家机器对民众生活的侵袭,并有“实际上,所谓捷克发明就意味着,我们如此民主地对我们自己实行恐怖统治,以至于无须再去谋害任何人了”这样的点睛之笔,与主流意识形态全不相符。

这样的作品,当然会让瓦楚利克成为当局的眼中钉,何况,他在作协四大上的发言更为振聋发聩。

在那次于1967年6月27日召开的大会上,比他更先发言的是米兰?昆德拉,他认为在捷共领导下,捷克文学已大大落后于欧洲主流,沦为宣传品。

相比昆德拉,瓦楚利克的批评更具广度。他批评党政不分,批评不受控制的权力。也正是在这次发言里,他说出了“政府倒下去,公民就重新站起来。反之,在政府长期站立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还有“只有在不需要谈论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这位党内作家对捷共的无情抨击,似乎比党外作家的批评分量更重。

也正因为这激烈的言论,瓦楚利克比昆德拉获得了更严厉的惩罚——他与克里玛等人被开除出党,而昆德拉则受到党纪处分。

将瓦楚利克开除出党的决定,是诺沃特尼在捷共九大上宣布的。诺沃特尼公开表示,作家们“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作家杨?普洛哈兹卡的捷共党中央候补委员资格也被剥夺,因为他在作协会议上说了一句同样非常著名的话——“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作家,还有一个统治者,还有一个读者,就要为民主自由斗争到底。”

但作家们在这次大会上的表现,引发了国内更高的改革呼声,这是诺沃特尼无法阻止的。

布拉格之春与两千字宣言

1968年1月,诺沃特尼下台,杜布切克上台,布拉格之春开始。政府出台了《行动纲领》,规定了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迁徙自由等。杜布切克认为,捷共应该在民众的支持下实行自己的职责,而不是用暴力进行统治。他还为瓦楚利克等人恢复党籍,为米兰?昆德拉恢复名誉。

6月27日,也就是在作协四大上发言的整整一年后,瓦楚利克起草了《两千字宣言》,在布拉格的《文学通讯》等多家报刊上发表,呼吁加快改革。

《两千字宣言》是布拉格之春期间的纲领性文章,但绝非唯一。当时,改革派的最重要阵地是作协的《文学通讯》杂志,许多振聋发聩的文章都在这里首发。

宣言里同样有许多著名的话,比如“统治者的主要罪恶和最大骗局是,他们把自己的专横说成是人民的意志”,又如“削弱了共产党的权威的,并不是人民的批评和反对意见,而是这个制度本身”。在声明最后,他写道:“这个春天刚刚结束,已一去不复返了。到了冬天,一切便可见分晓。”

那时,他还没想到一切会戛然而止,压根等不到冬天,他也不会想到,《两千字宣言》几乎成了苏军入侵捷克的借口。

《两千字宣言》引起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巨大冲突。迫于苏联的压力,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选择了暂时委曲求全,假意谴责《两千字宣言》。但这仍然无法遏制保守派的反扑。8月20日,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就此结束。

但就像作家诺沃麦斯基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协第四次大会上所说的那样:“我们曾努力说服我们的读者,要他们相信谎言是正确的,我们曾使一代人误入歧途和产生混乱。他们现在正站在这个会议厅的外面,无依无靠,迷糊不解,不知所措,他们站不稳脚跟。对于这一代,我们必须还给他们自信、信任和真理;但首先我们必须在自己心中找到这些东西。”

他们无愧于心。

从老共产党员到地下写作者

瓦楚利克生于1926年,19岁时加入捷共。在发表《斧头》和被开除党籍后,他只能在海外发表作品,如1970年的《豚鼠》。

这个阶段的瓦楚利克,是“萨米亚特”的代表人物之一。

所谓“萨米亚特”,是指上世纪70年代东欧各国出版界的一种现象,本意为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萨米亚特”来自俄语,这一现象也在苏联发端。

“萨米亚特”的存在,就是为了突破出版审查制度,讲出原本讲不出的真话。索尔仁尼琴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匈牙利的哈拉兹提写下了《天鹅绒监狱》,波兰则有著名的刊物《记录》,多次刊载流亡诗人米沃什的作品……而萨米亚特最为发达的则是捷克斯洛伐克。

面对极权,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们展示出了极大的勇气和良知,即使在“布拉格之春”遭遇镇压后,他们仍选择了地下抗争的方式。

因为参与了“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们普遍遭遇清算。1969—1970年间,3500名大学教授中有900人被解雇,所有文学和文化杂志被停刊。17万人被迫流亡海外,其中包括米兰?昆德拉。作家们也失去原有的特权和安稳生活,沦为底层,作品更加不能公开发表,毕竟,在极权统治者看来,“任何一种精神生活最终都导致对自由的向往”。

但作家们并未向当局谄媚示好,而是坚持地下写作。即使当局屡屡示好,表示作家若是服从,就可恢复之前待遇,响应者也寥寥。

瓦楚利克不仅仅是萨米亚特的主力作家,也是最重要的组织者。70年代初,哈维尔、瓦楚利克和克里玛等被禁作家开始在克里玛家中定期聚会。当时,克里玛将自己的作品《麻风患者》打印出来,卖给各种地下读书会。瓦楚利克意识到了其中的意义,于是主动承担编辑工作,打印作家手稿并装订成书,以成本价出售给读者。他给这种未经出版许可的地下图书机构取名“挂锁”(也译作“门闩”)。

萨米亚特作为地下活动,常常会使得作家、打字员和装订者遭遇当局搜查、审问。最为可贵的是那些未曾留下名字的打字员、装订者,她们大多是女性,其中不乏大妈,可相比我们印象中的“中国大妈”,她们实在太不一样。她们喜欢阅读,尊重知识,尊重作家,也尊重在极权面前抗争的勇气,于是,她们甘冒风险。

在此期间,瓦楚利克又有一句流传极广的话,他将一句古老的拉丁文格言“谁统治,谁的宗教就是真理”,改成了“谁统治,谁的愚蠢就是真理”,以此讥讽当局。

萨米亚特打破了铁幕下的沉寂,捷克人的阅读基础更使得一切变得“热闹”。到80年代末,萨米亚特出版物已达三百多种,并涵盖文学、哲学、史学和政治学等多个领域。也正是在这漫长的地下活动里,捷克作家们得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被审查制度左右,忠实记录极权社会里的一切。

1980年,瓦楚利克发表了(当然是地下发表)小说《捷克占梦书》,记录“挂锁”的创办和个人经历,当局的种种施压,这是他的巅峰之作,也是捷克文学的经典。

瓦楚利克曾写道,萨米亚特的使命不仅是为了文学,也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代人的记忆。为此,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这些作家失去了太多的个人幸福,承受了太多的社会边缘化。

他们无疑是伟大的。

天鹅绒革命后的瓦楚利克

布拉格之春后,捷克作家们除了以萨米亚特形式书写极权之外,也不忘各种政治活动,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哈维尔发起的“七七宪章”运动,瓦楚利克也是宣言起草者之一。

哈维尔的狱中信件结集而成的《致亲爱的奥尔嘉》,也是由瓦楚利克率先于地下出版,成为捷克民主运动的代表作。

1989年12月29日,哈维尔高票当选总统。三天后,他发表了著名的1990年新年献辞。捷克的历史摆脱了极权统治的一页。

哈维尔曾说:“极权主义之前的世界,是一个文学的世界。”我想,这并未夸大文学的意义。正如有人所说,极权反生活,而“生活的原则就是文学的原则,比如自由、个性、多元化,因此,真正的文学天然地就是反极权主义的”。

米兰?昆德拉尽管与哈维尔在政见上有所分歧,但在这一点上显然意见一致,所以他说“小说作为建立于人类事件相对性和暧昧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现模式,跟极权世界是格格不入的……极权的唯一真理排斥相对性、怀疑和探寻,所以它永远无法跟我所说的小说的精神相调和”。

那么,瓦楚利克呢?作为一个极权反对者,他的坚定无可置疑,他是自由的,也是独立的。但我更关心的是他在天鹅绒革命后的生活,作为一个专栏作家,他如何看待这个国家?又如何审视自己?

从“布拉格之春”到“天鹅绒革命”,有人认为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政治联系,或者说,有人并不太看重前者的意义。这也是哈维尔和米兰?昆德拉的分歧所在。对于从未成为党员的哈维尔以及其他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布拉格之春的本质是政权的“内斗”,但以瓦楚利克和米兰?昆德拉为代表的一批党内知识分子则认为,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社会实践。

这一点早在布拉格之春时期就已经出现,哈维尔当时就提出,“对权力进行公开的和合法的竞争乃是民主的最好保证”,而瓦楚利克则在《两千字宣言》里坚定支持改革派,希望借助党内的组织系统和干部们改变现状。

所幸的是,在布拉格之春后,除昆德拉等流亡作家外,留守国内的知识分子们达到了求同存异,并最终推动了天鹅绒革命。

从情感上来说,我感动于“布拉格之春”的轰烈,从理智上而言,我倾向于哈维尔。但抛开政治见解的不同,我相信,在“布拉格之春”和“天鹅绒革命”之间,还有一条隐线,那便是文学。如果没有如此光辉的文学传统,如果没有捷克人的阅读习惯,那么,也许“布拉格之春”就不会如此坚定,天鹅绒革命就不会如此平顺和缓。

当然,还有知识分子的自省。我读过太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回忆录,面对反右、文革等不堪历史,他们总是将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模样,对人整人的互害避而不谈。捷克的知识分子绝非如此,他们从没有借助对极权的批评洗脱自己的责任,他们甚至最先想到自己的原罪。

没有这种审视精神,就没有如今的捷克。

(腾讯:大家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