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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玲霞:痛定思痛--论韦君宜

为什么我们这时代要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发生得这么多?……我要哭着说:年轻人啊,请你们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牺牲吧!……实际上我们是在踩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走啊!

张玲霞:痛定思痛--论韦君宜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10月26日生于北京,父亲是清末赴日本、民初回国的留学生,回国后,从事铁路技术工作,曾任北平铁路局局长;母亲是一个清末举人的女儿。父亲对韦君宜要求甚严,使得她很早就广泛阅读。韦君宜少年时在南开中学读书,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积极参加学生救亡运动,加入民族武装自卫会。1935年12月积极投身于“一二·九”运动,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卢沟桥事变后,她辍学离家流亡到南方去,在湖北地区从事中共地下活动,1939年到延安从事青年工作,还做过编辑、教师等工作。1945年后,韦君宜参加过土改运动。1949年后担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共青团前身)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1954年,她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担任《文艺学习》主编。1958年《文艺学习》停刊后,下放农村劳动。1959年初,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副主编,1960年调入作家出版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副社长,社长,直到1986年退休。“文革”期间,曾于1970-1973年被“流放”到湖北咸宁地区,进行务农劳动。2002年1月26日,韦君宜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终年85岁。

韦君宜是从中华民族空前的生死存亡危机之际,走向了政治革命的道路。“为什么当共产党的?……是为了中国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韦君宜:《思痛录》,第3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这是她那一代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选择。“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同上,第4页)她们在这场民族危机及其后果之中切身体验到“共产党的影响真的扩大到了全国。”(同上,第4页)韦君宜在清华上学不久就成为了几乎职业的革命者,例如,为了参加激进的学生运动,她不顾忌以往平时的优秀学习成绩而花费很多的时间投入政治活动,在冯友兰先生的课堂因缺课过多而在考试中补考过。(邢小群、孙岷编:《回应韦君宜》,第89页,北京,大众文化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

韦君宜在学生时期,凭借她的聪明才智和家庭条件,完全可以选择学业深造和出国留学,“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思痛录》,第8-9页)这在当时,也是韦君宜那一代仁人志士所遇到的救亡与启蒙的问题,以及个人与群体、学术与政治等关系的抉择。韦君宜当时毫不犹豫地决定了自己的未来道路。数十年后,那些在海外学成并颇有科研成就和学术造诣的老同学归国省亲,他们与韦君宜的经历异同和命运反差的对比说明了什么呢?

近七十年后,韦君宜的同级同学、在美国学业斐然的史学家何炳棣所著的《读书阅世六十年》一书在中国大陆出版,该书用不小的篇幅来对包括韦君宜在内的清华学子所从事的学生运动史料进行“几点考证”(参见《读书阅世六十年》,第74-9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读后令人扼腕叹息。无独有偶,朱学勤对何炳棣与韦君宜作了一个更令人感慨不已甚至令人唏嘘不止的对比:“何炳棣和韦君宜是‘12·9’清华同代人,两人在回忆录中都有涉及对方的文字。读完何炳棣,再把前些年读过的韦君宜《思痛录》找出来重读,可谓‘破镜重圆’,就能读出韦君宜之痛既深且巨。痛在‘林道静’和‘余永泽’经扭曲再还原,历史究竟站在哪里?至于何炳棣‘文革’时返国,说有过头话,那也是历史学家的历史。‘精悍’如何炳棣者,当年与韦君宜辈怒目相向,到晚年也会被蒙蔽,而这时,韦君宜却已经觉醒!韦君宜早年被蒙蔽,蒙蔽他们的是同一个东西,那一代人竟然会在这个东西上汇合,真是首尾相逐,又一次‘破镜重圆’。”(参见《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9月12日刊,转引自《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9月16日刊)第3版“声音”)

韦君宜如同当年的许多激进的爱国青年学生一样,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就辍学,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辗转多地,来到当时许多青年学生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韦君宜满怀激情和理想参加革命,以饱满的精神和积极的作风投身革命工作,但是,她很快受到了她想象不到的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怀疑和打击,“真正使我感受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思痛录》,第5页)在韦君宜的一生中,经历了两次刻骨铭心的来自自己人的政治运动的整治,一是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抢救运动”,另一就是20世纪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韦君宜给后人提供了来自她那一代亲历者很少提及、很少正视或很少反思的延安“抢救运动”的所见所闻。像“抢救运动”这种革命政治运动不断从革命队伍自己内部制造出自己的“敌人”至少是“假设敌”的做法,“这分明是在替国民党发明创造了许多国民党自己都从未想到过的‘政策’。……而当时我们的上级却是言之凿凿。而且不只在194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这么干。”(同上,第14页)实际上,今天看来,革命的内讧或自虐有时是革命的敌对力量所做不到的。“抢救运动”中所要整肃的对象,不仅使成人自危,而且还波及年幼无辜者,“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十二岁的、十一岁的、十岁的,一直到发现出六岁的小特务!”(同上,第10页)革命的张力和革命的恐怖有时更多地来自革命的内部,甚至常常来自革命的相对喘息和相对安定之际。

韦君宜以自己的丈夫兼大学同学、后来与自己同样进入延安成为革命干部的杨述的不幸经历为例,“当时的批判者把他发表的杂文归纳起来,定为‘六大论’。即‘良臣择主论’,意为好的干部应选择一个好的领导;‘南开中学论’,意为我们的中学应该提高教育质量,办成像南开中学那样;‘曹操的本领论’,意为领导者应该宽宏大量,能够容人,不可察察为明;‘党内人情世故论’,意为在共产党内有共产党本身的一套人情世故,不可不知;‘久假不归论’,意为一个人长期习惯于一种他未必全信的思想习惯,久之也可以变化其真正思想。还有一论我忘了。”(同上,第15页)革命队伍内部的整肃或清洗总会是“中规中矩”的,即煞有介事的。从杨述等一大批无辜者被关押、被审查、被迫害的经历,可以看出,在延安“抢救运动”中那种对于有学历或有学识的革命干部的无情打击直至残酷迫害的做法,甚至演化为一种在其之后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历史惯性(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始末》,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蒋南翔文集》上卷,第179-204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在延安整风以及“抢救运动”中流行的“逼、供、信”一套做法,后来也演变成为这套做法的实施者们自身命运的一个历史的反讽。韦君宜和杨述所在的抗大某分校“副校长讲他们的批斗原则,他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同上,第19页)韦君宜以自己的耳闻目睹见证了以“革命”名义进行迫害的恶性循环,即整人者是否能够保证自己不被整治?当革命斧钺的惯性大加实施之际,谁又能保证这种斧钺不会砍向革命者自己呢?

在根据自己经历写的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中,韦君宜对于“抢救运动”出现的残酷斗争和荒唐怪事作了细致的描写,她借用主人公露沙的心想来说,“早知这样,我就不来了。”(同上,第281页)与此相似,韦君宜在1980年讲到她的第一个丈夫孙世实抗战遇难时写道:“我活到了他为之付出年轻生命的‘将来’,‘光明、理想、爱情、牺牲、残酷、愚昧、民族、国家、命运……这一切复杂的交织,小孙全没有想到。这个“将来”的面貌,他没有想到。’”(转引自王培元:《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第1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对于那些“抢救运动”中盛行的“逼、供、信”的做法,让我们“撒谎就撒谎,反正你们已经撒遍了弥天大谎!”(《思痛录》,第286页)“有的单位已经把‘一二·九运动’说成特务活动了。幸亏刘少奇出头来说话,才保下了‘一二·九’领头的两三个人。”(同上,第295页)丈夫崔次英对露沙说:“我还不知道我遇见的一切都坏透了?坏到任何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能容忍。还要口口声声自称革命。坏!真坏!可是我直到这个地步,还要保留着信心,因为我特别爱我们共同的信心。”(同上,第296页)“露沙看来看去,想来想去,觉得我们以全力挣扎搏斗换来的天下,怎么越看越像明朝。”(同上,第297页)露沙想,“延安不相信我们,共产党不相信我们,难道我们还要无条件地相信共产党吗?”她对丈夫说:“这里就有一个奇怪的逻辑,在我一心忠于党的时候,一定要批判我,冤枉我,说我不忠于党。在我心里已经实在没有生命信心的时候,却要我天天宣布自己一心忠于党。这是什么世界啊?”(同上,第298页)露沙对丈夫说:“在这个自己关起门来统治的边区,大家可以算了,我们不说就完了。可是如果将来我们得了胜利,统治了全国,再这么干……”崔次英接口说:“不会再这么干,若再这么干,那就成了自取灭亡了。绝不能再这么干!”(同上,第309页)对于露沙来说,“她是带着不满跟他们走的,可是她不能离开他们。这就好比从前一个女孩已经许配了人家,就有天大的不满也要跟着丈夫走,不能弃绝。”(同上,第344页)

在《思痛录》中,韦君宜同自己的丈夫杨述从“抢救运动”中深刻地预见到了什么问题,“当时,我曾和杨述两人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同上,第20页)

韦君宜难能可贵的是她还检讨了自己在这种后来似乎成为家常便饭的政治运动中的缺失和过错。“而我,实在是从这时开始,由被整者变成了整人者,我也继承了那个专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恶劣做法。”(同上,第24页)当革命的整治和清洗成为习俗、成为惯性和成为定势后,必然带来的是会比以往的整治和清洗更大更惨的肆虐和更多更重的牺牲。例如,1949年后,“最奇怪的是那‘肃反’的做法,即:并没有发现本单位任何人有什么参加反革命活动的线索,只是叫每一个干部都详详细细向全体同志背一遍自己的历史,大家侧耳倾听。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方法,挑出他叙述中的破绽,随即‘打开突破口’,进行追问。问得他越说越不圆,然后据此定为重点,这就把‘反革命’找出来了!”(同上,第24页)这类做法表明,革命的警惕往往比革命的虚无更为必要。没有敌人也要创造出或制造出直至杜撰出敌人。这类虚构的或扩大的“敌人”或“敌情”,常常会压到了一切,使革命者对于革命敌人的仇恨往往陷于失去了正常理智的境地,陷于革命队伍无尽的内讧。

像韦君宜这样有学历、有学识的革命者即使对于一系列荒唐的做法,如“骂戊戌变法是卖国主义,当时我实在无法想通,”(同上,第27页),也无法公开表示异议。又如,反胡风运动“当年把这样的胡说八道当作中央文件,大字刊载在全国报纸上,公布于全国。而现在,像我们这些文艺系统的人,只能从杂志上看到当时的一点点真相。”(同上,第35页)对于当时的革命者们更主要的是像韦君宜这样的革命文人们来说,不是无能为力,就是无动于衷。更为严重的是,当整治运动波及到自己的家人亲友时,当年韦君宜们的一系列做法,在几十年后让她(他)们“觉得最惭愧、最对不起人的是我们那时的那种分析,以及由于那种错误分析而对他(指引导杨述参加革命的杨述堂兄,-注)采取的冷淡态度。全错了!认友为敌,眼睛全瞎。毛病就出在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斗争哲学’?把家人父子弄到如此程度,把人的心伤到如此程度!”(同上,第29页)在这一系列使人文意识畸形、人性精神吞噬、人道关怀失缺直至人本理念坍塌的政治运动的整治中,韦君宜们用了多么长的生命历程和多么大的生活代价才悟出了其中的真谛。

韦君宜谈起了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之后带来的震动,“我亲耳听见彭真说:‘这个报告一出,斯大林一死,全世界的共产党员自由思想了。’”(同上,第38页)“在作协的讨论会上我们惊讶地讨论,怎么可能对伏罗希洛夫安装窃听器?怎么可以那样对待党的中央委员?”(同上,第39页)苏联掀起的“非斯大林化”之风,给予韦君宜们带来的更多地是思想上的触动和信念上的波动。

韦君宜回忆起自己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经历,她所在的“作家协会总共不过二百人,右派划了五十多个,……我知道我自己很有划成右派的可能。我回家把此事告诉了杨述,他便转告了蒋南翔(我的入党介绍人)。蒋南翔打了个电话给胡乔木,……胡乔木打了个电话给刘白羽,说我大约尚非右派。”(同上,第40-41页)因而,韦君宜逃过了一劫。由此可见,当年被划不划上“右派”,也是有多样标准和多样做法甚至多种“平衡”的。“许多人二十几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平衡’决定的。你并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并不超过你多少,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就是这种莫明其妙的‘比较攀扯法’,统治了当时整个中国的运动。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同上,第43页)韦君宜切身体验到,“反右斗争”“这一手比以前划反革命、肃反、镇反、三反五反,都还要厉害。那都还是允许甄别的啊!”(同上,第42页)而“反右斗争”直到二十多年后才有所大规模昭雪,但到今天都没有彻底平反。

令韦君宜在“反右斗争”中触目惊心的是,同一单位或部门共事的人们之间进行的种种丑陋的揭发、攻讦和诋毁,“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同上,第42页)出自于政治上的自我保护实际上更多地是人们生存的动物本能,诸如自保而陷害他人的本能,已经使得这种“反右斗争”失去了道义上的理由。

韦君宜并不回避自己在这场斗争中的过错。例如,对于自己的同事和下级李兴华被打成“右派”一案,“制造这个悲剧的人中间显然有我一个,可是我并不想这样。别的人,恐怕也一样。我并不愿意这样做却还是做了。这可以算作盲从,可是这盲从却造成了惨痛的结果。盲从者怎不感到伤痛和忏悔呢?光忏悔还不够,应当认真深思造成悲剧的根源。”(同上,第79页)

韦君宜以她自己的反思和忏悔不断证明了,政治运动以及政治整治中所发生的撕咬和厮杀的悲剧,往往是由众多的个人合力而把受难者推向苦难的深渊。在“反右斗争”后不久,小到李兴华一案,大至习仲勋一案,给予韦君宜的震动远远超出了她们在延安整风运动时的感受。正如韦君宜所言,习仲勋一案,“我才开始有点明白,原来就连老红军也并不是那么绝对受信任的。以前我还以为只有对知识分子才是这样呢。”(同上,第81页)“知道一个人的作品一上北戴河会议的毒草名单,则此生休矣。”(同上,第84页)“则凡小说,均可反党,这似也是一大发明。于是随便挑一句,都能构成‘放毒’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加罪于人的路子就越来越宽了。这已经为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等铺平了道路。”(同上,第85页)韦君宜明确地意识到:“文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在这个近十年的由“反右斗争”走向“文革”的历程中,革命的异化总是意味着革命者的自我异化,反之,亦然。

韦君宜1957年写了一首七律《一九五七年有感》,真实地记录了她那个时候内心的困惑和痛苦,诗云:“抱影清宵辗转时,秋寒猎猎已难支。朱颜绿鬓缘谁尽,卧雪含冰不可思。宁惜一身甘粉碎,每怀天下欲成痴。人生所苦心难死,碎向君前知未知。”(转引自王培元:《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第126-127页)

在“反右斗争”后出现的思想萧条,映衬了猛刮共产风的“大跃进”所带来的精神空幻。韦君宜记得,“大跃进”中有人一个月写出了一万首诗,“而像这样办文艺,真可谓祸国殃民,谁也不能说是假的。”(《思痛录》,第60页)真是行之凿凿,言之诺诺,思之默默,实之愕愕。

像韦君宜这样的干部和家庭收入不菲的人都痛切感受到,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大饥饿时期,“一切能进口入肚的东西都想绝了。”(同上,第72页)连续数年的全民性大饥饿以及以千百万计人口的所谓“非正常死亡”,给连续数年的“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作出了最为惨重的、难堪回首的注释。

从韦君宜的反思中不难看出,“文革”风暴来临之际,年轻而激进的一代所起的作用和所作出的表现实际上是“文革”前夕愈益极“左”的教育的必然结果。例如,戏剧家“田汉的儿子田大畏给自己的父亲贴大字报,开口是‘狗’,闭口是‘叛徒’。”(同上,第87-88页)“文革”使父子亲情变为政治仇敌。又如,“我的女儿团团对我说:‘以后我们什么书也不念了,只念一本书——《毛泽东选集》,别的书都是反动。’”(同上,第93页)蒙昧的教化必然导致“文革”独断论的横行。

文革初期,韦君宜被迫害成精神失常,既不认识家人,也不知道自己是谁;还拿着一幅毛泽东坐像照片边哭边说:“毛主席不要我了,不要我了。”(邢小群、孙珉编:《回应韦君宜》,第451页)“文革”按照当年“文革”的“副统帅”所言的真谛,真是一场“革命的革命”,因而,理所当然地也是一场对革命者进行革命的革命。

韦君宜体会到,在“文革”中那些大反资本主义的种种表演只不过是前资本主义的丑陋的恶习,“要反资本主义,说句实话,我国群众的思想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的水平。”(同上,第99页)“文革”中那些变态畸形的民粹主义、民本主义直至蒙昧主义比起它们所要反对的资本主义来更加可卑、可耻和可恨。

“文革”把它所怀疑或所敌视的个人的身份、个人的历史、个人的言论和个人的思想等等无不当成在“文革”刀俎上加以宰割的禁脔,由此,“文革”所造成的个人内心恐怖是无以复加的恐怖。在湖北咸宁那所名为干校实为流放地,“那个挨了整的演员董恒山,就曾当面对我说:‘你多好啊。头一样你历史清白,他们除了思想,还能揪什么?’”(同上,第99页)其实,韦君宜像那个时代中国大陆所有的成人们一样,决不可游离于或逃脱于“文革”的天罗地网,只能是被动地以什么样的方式或角色置身于“文革”之中。

然而,“文革”的荒谬和耻辱还在于:“群众花了很大力气,打反革命、打叛徒,打了半天,稍有头脑的人自然逐渐发现:凡是年龄稍大、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就不可能与那个社会毫无关系。我们一个出版社,竟打出这么多人,整个社会的局面就可想而知了。那样越打越多,必然只能把这个社会砸掉。”(同上,第99页)“文革” 的逻辑仿佛是:“文革”的潜在敌人或者现实敌人越多,“文革”就越可以肆意横行,“文革”就越有声势,“文革”就越可整合自身。后来,“文革”初期的积极参与者们几乎难于逃脱被整治的命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后来他们大反起‘五一六’来,我才明白,原来不是反别人,就是他们造反派自己反自己。实际是造反派的这一派打造反派的另一派,互相揪咬,越咬越多,到最后把年轻的造反派差不多全打成了‘五一六’。……他们斗这些‘五一六’,比斗我们走资派还厉害。……他们无论哪一派,所搞的一切全都是胡扯,把这些胡扯作为国家大计捧出来,只能使人齿冷。……为什么要揪他们(指‘五一六’,-注)?因为想揪出更多的罪犯,想揪出更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而找不到什么思想根据,于是创造了这个胡说八道的‘五一六’组织。竟然也风靡一时,害苦了多少年轻的干部,乱闹了一场,最后结果全是假的。这番‘革命’,当然不会不引起这些‘五一六’的深思。觉得冤枉,觉得糊里糊涂响应‘大革命’号召,原来是上了一回当。到最后我们单位的一个‘五一六’向我忏悔,说现在才知道什么是整人,什么是挨整,以后不干了。”(同上,第100-101页)这实质上是“文革”的本性使然。“文革”既能把“文革”的敌人扫荡得体无完肤,也会把“文革”的参与者整治得“灵魂出窍”。

韦君宜以她独有的感受、特定的体悟和细腻的笔触叙述了她的丈夫杨述的坎坷经历,她认为杨述一生的最大不幸在于:“实际上他最感到痛苦的还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对党、对马列主义、对领袖的信仰,当作耍猴儿的戏具,一再耍闹。他曾经以信仰来代替自己的思想,大家现在叫这个为‘现代迷信’,他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老一代的信徒。但是,人家那种残酷的游戏终于迫使他对于自己这种宗教式的信仰发生疑问。这点疑问是不容易发生的啊!是付了心灵中最痛苦的代价的!”(同上,第104页)回顾与自己相濡以沫走过数十年风雨历程的丈夫、同学兼同志,韦君宜直言杨述自身的变化:“后来他在党内工作的时间越长,地位越高,写东西便越加谨慎,文字也越来越短,思想也越来越放不开了。到解放初期,他已经是每写一篇文章必先弄清当前党的宣传中心,然后照着去考虑。对宣传办法,他是动了脑筋的,所以‘摸精神’是每写一篇之前必须先摸一摸的,从不越乎规矩,而且这后来慢慢变成了他自己的思路。”(同上,第106页)这已经意味着在革命运动的巨大机制面前,自我或个性是微不足道的。“1957年我因为言论出了圈,也受到了很严厉的批判,这时候作为夫妇,他是同情我的,在我苦恼到极点的时候陪着我出去散步,但是,在散步中却几乎没有什么话可谈。我当时觉得,我们的心恐怕已经不能相通了。他担心的是我要受处分,怕的是我的思想对党动摇;而我所想的是:值得担心的不是我,可悲的是,对敢于发言的人这样大量摧残,国家的前途将如何得了。”(同上,第107页)革命者们之间的疏离,即使是革命夫妇之间的隔阂,也总是经受着灵与肉分化的煎熬。至少在参加革命到“文革”初期的几十年间,杨述“反正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真正做到了党怎么说,他就怎么想,所谓‘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老老实实,不愧为‘驯服工具’。生活又很朴素,谁到我们家来也挑不出多少‘特殊化’的陈设。依我来看,他实在是一个标准忠实的党员,忠实到和古代的忠臣相仿佛。”(同上,第108页)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不仅在“文革”伊始就成为“文革”施虐的对象,而且在“文革”后期,在中共中央1975年11月颁发的《关于叛变自首问题的案例》文件中,类似于“文革”中某些高级干部被打成“叛徒”等等而不予以重新审查或纠正,杨述被列为“被捕被俘后,向敌人供出党的秘密组织或党领导的其他秘密革命组织的,出卖同志或出卖党的机密的”一类的人,被“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行政职务。”(转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06年第二版)

韦君宜所叙述的杨述对于“文革”的认识的变化同样发人深省。“文革”伊始,韦君宜受到迫害想自杀时,杨述说:“不!我估计这次运动搞成这样一定是有反革命分子混进来了,也许是国民党进来搞的,这种事早晚能弄清,你得忍耐,得等待。”(《思痛录》,第109页)“我们隔绝了几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度过那种难堪的日子的。”(同上,第109页)“他坚信所有的坏事都是个别坏人打进党内干的,与党无关。”(同上,第110页)1973年初之后,杨述为自己的冤假错案上诉六年之久,都没有平反。“这时候他已经没有了别的消息来源,我每次和他谈,他总是拿出笔记本来严肃工整地记录,我说:‘这不是原文,也没有什么重要。’他不管,还是记。我明白了,他是把我嘴里这些话当作党的声音的,没有了这些,他就没有了必需的精神生活,尽管已经翻天覆地,他这一点还和十年前一样。”(同上,第112页)经历了“文革”的种种非人待遇,“这些事实太无情了,太可怕了,杨述不得不发出疑问:‘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想方设法地非把我们都打垮不可呢?’他已经没法再相信这是国民党混进来搞的了,国民党绝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同上,第113页)杨述没有搞明白的事情,韦君宜完成了。

在“文革”之前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的杨述,在“文革”期间和之后竟有十多年的时间没有正当的工作和职业。毛泽东去世之际,杨述想去吊唁、瞻仰毛泽东遗容,遭到拒绝,杨述大怒。即使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11月,有关部门还给杨述下达了“维持原有结论”的审定。“可是这样做的后果是使年轻的后来者觉得,这里完全不重视忠诚,忠诚信仰只会换来乱批乱斗和无穷无尽的精神虐待,这叫后来者在抉择道路的时候怎么会不瞻顾徘徊啊!”(同上,第118-119页)1979年,杨述收到自己的冤假错案得以彻底平反的结论时,他已是病入膏肓,风烛残年。杨述这样的革命者几乎把自己的全部献给了革命,可是到头来他自己得到的和失去的究竟是什么呢?

在杨述病逝后,韦君宜向世人、向时代发出了撕心裂肺、掷地有声的哭问:“我哭,比年轻人失去爱人哭得更厉害,因为这不只是失去一个亲人的悲痛,更可伤痛的是他这一生的经历。为什么我们这时代要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发生得这么多?……我要哭着说:年轻人啊,请你们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牺牲吧!……实际上我们是在踩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走啊!”(同上,第119页)

1973年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实为流放地回到北京,韦君宜被“结合”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班子,韦君宜谈起了“文革”中的出版领域的诸多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韦君宜谈到那时进驻出版社的军代表执掌着大权,“这批‘不懂什么的初中学生’,的确颐指气使地决定了文艺界好几年的命运。说这算文艺史料,未免荒唐;可若说它不是文艺史料,又掩盖了历史。后世青年只知那十年的文艺仅似一片白纸,没有文艺,好像是跳过去的。这并不是事实。”(同上,第141页)韦君宜还谈起在军代表的领导下盛行的“文革”中让工农兵人员参与写书、编书的故事,“要出书,就要靠‘工农兵’。换句话说,靠不写书的人来写书。……今后一切必须依靠党——先依靠党委选定主题和题材,再依靠党委选定作者,然后当编辑的去和作者们研究提纲;作者写出来,再和他们反复研究修改,最后由党委拍板。至于‘三突出’等等原则,不必赘述。”(同上,第151页)那时,韦君宜这些昔日专职的编辑者和出版者是没有什么工作决定权力的,只能充当“配角”。“我们只是低头照办,把自己关于文艺的一切基本知识一概扔进东洋大海而已。可谁也想不到,就在这种完全缄口不语的局面下,竟然还闹出来了一场‘反黑线回潮’。”(同上,第134页)韦君宜还深切地检讨了自己:“更应该惭愧、没脸见人的是我自己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干部,跟着那种丑角去参观,甚至还随着帮腔,点头赞扬,闭眼不管,还签字……这是干的什么?是不是帮同祸国殃民?我们能够不再这么干了吗?我只希望自己在没有去见马克思之前,能坚持这十分可怜的一条,不再帮这种腔,不再点这种头,想想古人,好像该并不很难做到这一条。”(同上,第126页) 韦君宜对于自己在“文革”中所作所为的检查和剖析远远超过了许多当时从“文革”过来的人。

在那时编辑、出版的读物中,“当小说已经写到凡知识分子全是坏蛋的程度之后,我起先觉得,这无非就是按照现在的大字报给我们满脸涂黑而已。”(同上,第155页)“由此我联想到当时很多很多小说,凡写知识分子的几乎全坏,凡写工农兵出身的全好——这就叫‘歌颂工农兵’(自然也全不是真的工农兵),否则叫没有立场。……我们这些当编辑的掌握这么一条按阶级出身划分清浊的标准,而且一概按此执行,这是什么?这不是作者给人物抹黑,也不仅是当编辑的自己陪斗,这是人对人的基本态度!”(同上,第156页)显而易见,“文革”实质上是仇视知识分子、迫害知识分子的一场闹剧。

“文革”趋于破产,在“文革”后期已经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韦君宜用生动而深刻的事例指出,我们出版社数一数二老实的编辑老王,“小心谨慎地对我说:‘我想,这次文化大革命恐怕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我嘴里没回答,心里却忍不住哈哈大笑——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了普通老百姓都已看穿的闹剧,书呆子,你还在等它解决什么问题。”(同上,第137页)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对于“文革”最有力的否定恰恰来自“文革”本身!

“文革”结束后,韦君宜主要从事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工作,长达十多年,一直到她离休。“1985年下半年,我们的社长韦老太,坚决要求离任回家。在社里为她举行的全社员工参加的告别会上,她哽咽着,不停地擦着眼泪,说:‘……这里是个联合国,我指挥不了人,人人都可以指挥我,上面的,下面的……到这里来,不要想当官,我在这里的官是最大的,当我这样的官,有什么意思?……我一辈子为人家作嫁衣裳,解甲归田,也得为自己准备几件装殓的寿衣了……’”(王培元著:《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第135页)“从那时起,韦君宜就在不停地思索,就在不断地追问:‘我们这时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人间悲剧’,而且发生得这么多?”(同上,第136页)

韦君宜对于自己的清华老同学、入团入党介绍人蒋南翔的怀念就颇值得回味。蒋南翔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长期从事中共青年领导工作,曾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国家高等教育部部长等职,“文革”期间作为教育界最大的所谓“走资派”而倍受折磨和迫害。韦君宜在蒋南翔去世后写的《记领路人蒋南翔》纪念文章中说;“我当年为什么要跟着老蒋走?那时其实我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更不知道有毛泽东其人。我怎样被他拉上这条路的?相反,我倒知道一些他不尽符合共产党内法规的事情,说起来我真有点迷迷糊糊。”(《蒋南翔纪念文集》,第13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例如,蒋南翔因为于1945年3月给刘少奇呈送《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后,受到党内批判、处分和贬职,而该意见书直到1988年夏季才见天日,这是蒋南翔在病危之际拿出来要求发表的。“他为什么临死还要公开表示自己这点政治意见,不肯隐瞒,不怕有损对自己身后盛德的歌颂?我思索之后,顿有所悟。”(同上,第25页)“这篇意见书的作者是何等勇敢,眼光何等明澈尖锐。如果当时的党中央重视并采纳了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如果不再那样地独断专行唯我独尊,如果党内生活多一些公开化和民主化,将会避免后来的多少个伤害全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可怕运动啊!也许解放后的中国会更稳一点。但是没有!”(同上,第19页)韦君宜还清晰地记得,1953年蒋南翔在一次青年团干部会议上讲话时“痛恨宁‘左’勿右的情绪溢于言表,”蒋南翔激愤地说:“与其宁‘左’勿右,还不如宁右勿左好。”(同上,第20页)但是,韦君宜对于蒋南翔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一些做法颇有微辞。“他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提出反对‘抢救’运动,在这次反右运动又尽力保护过我,但是他却手下无情地划上了钱伟长。这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能等于右派呀!”(《思痛录》,第55页)

人们是怎样评价“文革”结束后的韦君宜呢?“曾于八九十年代担任人文社社长兼总编辑的陈春早,觉得‘她是个谜’:‘既是个女强人,又是个弱女子;一方面有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豪迈,另方面又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懦弱;她任情而又拘礼,简傲而又谦卑;她是个热水瓶,内胆是热的,外壳是冷的;她对自己的事业和命运是坚忍不拔地执着抗争的,但最终的拼命一击,也只能算是铅刀一割;她有雄才大略,但不能挥斥方遒;她狷介而随俗,敏捷而愚钝。’”(王培元著:《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第127页)

王蒙说,“她‘是一个讲原则讲纪律极听话而且恪守职责的人’,她从不虚与委蛇,从不打太极拳,没有废话,没有客套,没有解释更没有讨好表功,却是做到了无私,不承认私人关系,不讲人情世故,不会两面行事,需要求划清界限就真划,不打折扣,不分人前人后。”(同上,第127页)

王培元说:“韦君宜所经历的一切,最终都没有毁灭她感受别人的苦难和自己的伤痛的心性,没有彻底摧毁她深入地探根究源的反思能力。‘文革’恰似炼狱一样,把她的这种能力和本性唤醒了”。她说过,“‘文革’救了我,我从中‘死里逃生’。经过十年‘文革’的洗礼,‘她的灵魂清洗干净了’。这场民族大劫难,使她的灵魂得到了救赎,精神发生了蜕变,思想为之一变。”(同上,第127-128页)

“文革”结束后,“文革”的经历者们面临着是否反思“文革”、如何反思“文革”的问题。“我有罪过,而且没别的改正的做法了。十年内乱,自己受的苦固然有,也应该把自己的忏悔拿出来给人看看,不必那么掩饰吧。我这么想的。”“有人说自己当时是‘拉车不认路’,真的吗?真是看不见路吗?让我们想想当时暗路两旁的状况吧。”(《思痛录》,第157页)怎样反思“文革”和看待自己在“文革”的所作所为,在“文革”过后,已经成为显现经历“文革”的当事人的人性和人格的映射。韦君宜对于“文革”后人们对“文革”所作的反思非常不满。在她看来,“文革”结束后那些年轻的小说家们,在“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他们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自己当年十六七岁时究竟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的,自己的思想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还不够。”(同上,第102页)在拒绝遗忘“文革”和避免遗忘“文革”这一点上,韦君宜成为历史的良心。“在‘付出了心灵中最痛苦的代价’以后,从苦难中坚韧地站立起来的韦君宜,一点一点把奴性从自己的血液里挤出去。”(王培元著:《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第138页)

韦君宜反思“文革”的深刻和显著不仅在于从“文革”本身来进行,而且从“文革”前孕育“文革”的某些因素、机制和人事来进行,例如,在对待周扬问题上,韦君宜直抒己见。在“文革”前的十多年里,“周扬可以决定我们的命运”(《思痛录》,第171页),“他经手批判过多少人啊”(同上,第172页)。“多少作家的一生成败都决定在他(周扬,-注)。然而最后,他竟对自己生平的所作所为作了痛心的忏悔。”(同上,第169页)“周扬现象”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艺术界一个挥之不去的历史现象和一个远未过时的沉重话题。

韦君宜对于“文革”的反思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不把过去那打倒一切的错误方针从根推倒,如何能够开始改革?不许人做一个人、一个与人平等的人,他如何能够自由地思想?……要把那种把打倒一切当方针、动辄取消人的人格、动不动戴帽子的路线永远推翻,使中国人也有发挥聪明才智的平等机缘,是更重要的。”(同上,第179页)“天下最笨拙的民主也胜于最高明的独裁,它使我抱着最高的希望。”(同上,第180页)

我认为,韦君宜所作的反思是与她所经历的苦难相匹配的,在“文革”以及其他苦难的当事人之中,很少,的确很少,有人像韦君宜这样完成了反思苦难、把握苦难和超越苦难的壮举。她给我们留下的影响和启示至少是跨世纪的、跨时代的。恰如1997年11月25日,中国文坛众多作家、学者自发地集会为韦君宜庆贺80寿辰,李锐当场所作的题诗:“露沙之路向延安,大砭沟头去又还,抢救过关多少劫,追求民主自由难。”(《回应韦君宜》,第390页)在1994年出版了《露沙的路》之后,1998年《思痛录》书稿历经磨难,终于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在中国思想界以及知识分子当中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好评如潮。人们从韦君宜的这两本书尤其是后一本书中体悟到那种十分罕见的历史记忆责任和异常痛切的历史反思精神。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在《露沙的路》和《思痛录.》发表多年之后,韦君宜的意义和影响没有减低,反而愈显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韦君宜的《思痛录》,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中的一块具有标志性的界碑、一个不可替代的文化标本。2002年2月1日,李慎之参加韦君宜追悼会时,在签名簿上写道:“《思痛录》挽回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思痛录》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并没有泯灭。总有一天,中国人将以从《思痛录》中汲取到的力量打开通向民主的大门!’”

(华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