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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伟杰:《申报》等发刊词都说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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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创刊号。

朋友们,
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
不怕武力!
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阻力少了!
武力倒了!
中国再造了!

努力!努力!

还记得盛夏七月,澎湃CEO邱兵所作的发刊辞《我心澎湃如昨》吗?办报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特色。正如张灏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转型时代,报刊杂志、学校与自由结社三者同时出现,互相影响,彼此作用,使得新思想的传播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峰。”从晚清以来,中国的知识人前赴后继地走在办报的道路上,成就了一段又一段壮丽的故事。那么当我们回顾这些耳熟能详的近代著名报刊时,他们又在发刊词中说了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申报》,它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是中国近代报纸的开端和标志。1872年4月30日,《申报》第一号出版,登载了一篇《本馆告白》,其中阐明了自己的办报理念:
求其纪述当今时事,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语,庶几留心时务者于此可以得其概,而出谋生理者于此亦不至受其欺。此新闻之作固大有益于天下也。

可见当时人办报,“开民智”始终是其关怀所在。说起开民智,梁启超的作用不可谓不大,清末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受了任公的影响。任公的文章“笔锋常带感情”,感染了无数国人。在《时务报》的第一册上,任公发表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阐发了报纸对于国事的重要意义:

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晚清以来,“通上下”一直是开明士绅推动国事的着力点。此外,梁启超还发表了《敬告我同业诸君》、《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和《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等文章,申明自己的办报立场。

我们知道,晚清的时候发生过一场立宪与革命的争论,梁启超代表立宪的一方发表言论,而革命党人办的《民报》则与之针锋相对。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道:

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

这文章中“先觉觉后觉”的特点正好解释了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也符合中山先生革命先行者的身份。

到了民国时期,政治鼎革并没有带来社会的全面更新,怀着改造中国社会的热情,《新青年》发出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声。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大声疾呼: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陈独秀于是呼吁青年要做到: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新潮》是新文化运动中北大学生创办的学术刊物,傅斯年撰写的《发刊旨趣书》并不是仅仅谈及学术,更多的是关心学术与社会的关系,他写道:

同人等以为国人所宜最先知先觉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段?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趣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学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

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为之尤巨。……中国群德堕落,苟且之行遍于国中。寻其由来:一则原于因果观念不明,不辨何者何为,何者不可为;二则原于缺乏培植“不破不立”之动力,国人不觉何者谓“称心为如”。此二者又皆本于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同人不敏,窃愿鼓动学术上之兴趣。

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

本志主张,以为群众不宜消灭个性;故国人意旨,尽不必一致;但挟同一之希望,遵差之径途,小节出入,即不能兑者。若读者以“自相矛盾”见责,则同人不特不讳言之,且将引为荣幸。又本志以批评为精神,不取乎“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若读者以“不能持平”腾诮,则同人更所乐闻。

由此可见,思想或者学术并不是遗世独立的存在,它事关民德与社会风气。正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里所说的那样:“唯治乱之机,系于人心敬肆 (或振靡)之间”。这也正印证了王元化先生提倡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的意义所在。

《新月》也是当时一份有影响力的刊物。徐志摩在创刊中亮出了《<新月>的态度》,值得我们好好体味:

商业上有自由,不错。思想上言论上更应得有充分的自由,不错。但得在相当的条件下。最主要的两个条件是(一)不妨害健康的原则。(二)不折辱尊严的原则。

先前我们在思想上绝对没有自由,结果是奴性的沉默;现在,我们在思想上有了绝对的自由,结果是无政府的凌乱。

我们不敢附和唯美与颓废,因为我们不甘愿牺牲人生的阔大,为要雕镂一只金镶玉嵌的酒杯。美我们是尊重而且爱好的,但与其咀嚼罪恶的美艳还不如省念德性的永恒,与其到海陀罗凹腔里去收集珊瑚色的妙乐,还不如置身在扰攘的人间倾听人道那幽静的悲凉的情伤。

我们不敢赞许伤感与狂热,因为我们相信情感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污浊的乱泉,它那无方向的激射至少是一种精力的耗废。……我们当然不反对解放情感,但在这头骏悍的野马的身背上,我们不能不谨慎的安上理性的鞍索。

我们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为我们相信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极的情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平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我们不愿意套着色眼镜来武断宇宙的光景。我们希望看着一个真,看着一个正。

我们不能归附功利,因为我们不信任价格可以混淆价值,物质可以替代精神,在这一切商业化恶浊化的急坂上我们要留住我们倾颠的脚步。我们不能依傍训世,因为我们不信现成的道德观念可以用作评价的准则,我们不能听任思想矫健僵化成冬烘的臃肿。标准,纪律,规范,不能没有,但每一个时代都得独立去发见它的需要,维护它的健康与尊严,思想的懒惰是一切准则颠覆的主要的根由。

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志愿。

这样的态度,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功利时代,是值得我们再三思考的。

抗战胜利后,储安平创办了《观察》这份时政性政论杂志,其发刊词《我们的志趣与态度》一文这样写道:

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亦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

我们感到现在大多数人只知追逐权势,追逐利欲;人人以一己为先,国家的祸福竟成为末要而少人过问。是非不明,正气不张。许多人常在一种冲动下,流露他们爱国的情绪;很少能在生活、工作、良知及人格上,表现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尽他们对于国家的责任。

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在做人的根本条件上,我们期望每个青年都有健康的人生态度——人生的目的非仅图一己的饱暖而实另有所寄;都有现代化的头脑——思想的方法现代化,做事的方法现代化。我们国家一线前途,全系于今日一般青年肩上。冲动、偏狭、强横,都足以造乱而不足治乱;自私、麻木、消沉,带给国家的是死气而非生气。我们极望这一个刊物所发表的文字,它所包含的看法、态度、气息,能给一般青年读者以有益的影响。

岁月流逝,我们仍能从这样的文字中,读到那个时代的风气。

以上的创刊词看来都是严肃的文字,最后再来看一篇比较特殊的创刊词吧,就是胡适为《努力周报》写就的《努力歌》:

这种情形是不会长久的。
朋友,你错了。
除非你和我不许他长久,
他是会长久的。

这种事要有人做。
朋友,你又错了。
你应该说,我不做,等谁去做?

天下无不可为之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那才真是不可为了。

阻力吗?
他是黑暗里的一个鬼;
你大胆走上前去,他就没有了。

朋友们,
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
不怕武力!
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阻力少了!
武力倒了!
中国再造了!

努力!努力!

阅读链接:古敏编:《头版头条:中国创刊词》,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

(澎湃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