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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霄:所谓“敌对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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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同人性的基础上,你如果感到“敌对势力”比比皆是,那么,从逻辑上分析,无非是三种可能:一是你自己不是个好人,和大多数人对着干;二,你私心太重,心理又太脆弱,不健康,看谁都像敌人;三,这是一种统治者的策略,目的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

钱钢先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将我国常见词语“敌对势力”的来龙去脉作了一个梳理。按照他的研究,该词源自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出现是1948年的《人民日报》,第一个语象高峰是1959年对彭德怀的批斗之时,这也是它“在中国语境下确立语义(即对中国人使用——王霄注)的一年”。1978年后的邓小平时代,该语长期蛰伏,但在1989年后又异峰突起,至1992年前达到峰值。此后,江胡时期,各有一次高峰。从中共党代会政治报告来看,“敌对势力”第一次出现,是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此后,十五大有,十六大有,十七大无,十八大有。

考虑到“敌对势力”有增多的趋向,且这个词语及其背后的种种,于国于民关系极大,我就产生了一些联想。拉杂录下,以供切磋。

首先要问“敌对势力”语义是什么?对此《现代汉语词典》查不到,百度百科也没有标准回答。那么就按照习惯理解即“敌对势力”就是敌人去诠释好了。当然,不直说而绕弯子,也很有中国特色。

所谓敌人,不用查字典,咱们也知道,指的是价值观、利益与我完全对立,因此互相仇恨而敌对的人。

敌我关系是一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群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对待敌人,如果不能消灭,那也要与之斗争。但从常人心理看,一般不愿树敌,而愿多交朋友,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少个敌人少堵墙”,最好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人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圣经》),一片温情,和谐共处,融融乎,泄泄乎。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论证出人性上的共同性。

人类的发展,自有文明出现,不管是哪个源头,都探求人类和谐共处之道,也在探求这个基础。

以中国而论,儒家提出人性定于仁,本自善,“口之于味,有同嗜焉”,既然有先验的、共同的情感与理性,算是找到了这个共同人性的基础。

不过用现代哲学观点来诠释,我们可以说人类本身具有兽性和人性,兽性是本能欲望,人性是文明进化。如果人性愈多,那么共同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利益也就愈多。而这种同一性,在近当代有一个约定的术语,叫做普世价值。

无论是按照儒家的先验的人性善,还是承认普世价值,并且知行合一,都会得道多助,会“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否则就会失道寡助,就会群敌环伺。而一个正常人,应当是朋友很多,敌人很少,甚至没有敌人。

在共同人性的基础上,你如果感到“敌对势力”比比皆是,那么,从逻辑上分析,无非是三种可能:一是你自己不是个好人,和大多数人对着干;二,你私心太重,心理又太脆弱,不健康,看谁都像敌人;三,这是一种统治者的策略,目的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

不过儒家的一套和普世价值的一套,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它对人性及人际关系有另一种看法,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它主张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阶级社会中,人际关系最根本的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关系;这种斗争,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要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专政是通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的过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的基础是它的政治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学说,以及它的唯物史观。

因此,“敌对势力”这个词首见于斯大林主义,也就不奇怪。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按照这个理论建立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都是要找出敌对势力并且将其专政的。可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效果怎样呢?这种回忆就让我们有点不寒而栗了:这些国家成天打打杀杀,不但无数“阶级敌人”家破人亡,而且普遍的一个毛病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把不是“阶级敌人”的一些自己人也当成敌人了,甚至在共产党内部斗争或者叫“肃反”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至于死于党内政治斗争的同志比真正的敌人还要多。同时这种国家用藐视人权和环境的方式,实现各种超常经济增长。而在这种超越中,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也多成了阶级敌人。对于这些,都是中国五十岁以上的人所熟悉的。

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共产主义学说,都是错误的(说得客气一点,都不过是空想)。用这种错误的学说指导实践,那就是错误的实践。现在世界上还在坚持这种理论和制度的国家,不过三四个。

中国共产党在文革后检讨了这种实践上的错误,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明确指出: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但是很遗憾,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拨乱反正并不彻底。不过这也可以理解,我们的思想包袱是太沉重了,而这还和现实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相连。

其实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种开放的理论,它在西方与时俱进,发展到社会民主主义,并且成为一种主流的思潮,信奉这种理论的社会党在许多国家执政。可以说,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给当代世界以深刻的正面影响。不过在中国的固守旧垒中,也有一些学者试图对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批判,比如冯友兰先生,在他晚年写成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存在内在矛盾,比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无产阶级不过是与资产阶级共存于资本主义这个统一体中的一个对立面。它和资产阶级一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因为新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出现。这就如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一样,农民只是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的对立面,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因而即使它通过起义,夺得了政权,也不可能建立新的社会形态。”

冯友兰同时在哲学思想上,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矛盾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没有这样说,而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理论上的这点差别,在实践上有重大的意义。”怎样重大的意义呢?他说:“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张载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这四句中的前三句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也同意的,但第四句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这样说了。它怎么说呢?我还没有看到现成的话可以引用。照我的推测,它可能会说:‘仇必仇到底。’”

根据“仇必仇到底”的行为逻辑,共产党在和平年代分裂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或干脆把人民当作敌人。这都是错误的。

那么应当是怎样的呢?冯友兰指出:“革命家和革命政党,原来反抗当时的统治者,现在转化为统治者了。作为新的统治者,他们的任务就不是要破坏什么统一体,而是要维护这个新的统一体,使之更加巩固,更加发展。这样,就从‘仇必仇到底’的路线转到‘仇必和而解’的路线。这是一个大转弯。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大转变时期,都有这么一个大转弯。”

我们看到,在胡锦涛时代,中共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这是一种理念和实践上的更深刻的拨乱反正。

其实,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是不能提。阶级或者阶层,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最常用的基本概念,阶级和阶级斗争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所不赞成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标准、阶级关系的定性和阶级矛盾的处理方式。在我看来,阶级是可以按照韦伯的以身份或者职业为标准来划分的,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中和谐共存是首位的、根本的,即使有矛盾,在当代也不一定是对抗性的,可以通过宪政民主、协商妥协的方式来解决。

但是,现在有人重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认为我们现在仍然处在这个学说所说的年代,这个学说仍然有它最根本的指导意义。这就是不知今夕何夕了。

退一步说,我们可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那么,这究竟对谁更有利呢?不妨再回味一下上述冯友兰先生的话。我想起我还是市委副秘书长时去党校培训,学习马克思主义时,那些同为领导的同学们都说:老马说的那些剩余价值啊,原始积累啊,言论控制啊,旧的国家机器啊,今天不都存在么?这不是在批判我们正在干的事么?

由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指导工人阶级解放的学说,是反对剥削阶级的学说,因此,它的重提必然会促进工人阶级或者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觉醒,鼓励他们进行斗争甚至革命。本来中国大多数人民正经受着种种权力和制度加给他们的不公正,他们的不满甚至怨恨正在堆积,种种维权行动正在发生,如果这时提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那就正为他们的反抗提供了理据。而且这种反抗行为,必然合乎逻辑地导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旧辙。而继续革命的对象是谁呢?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走资派在今天是谁呢?这不明摆着么。

正如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都不大喜欢孟子一样,一切统治阶级都不喜欢马克思主义。已经取得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地位,特别是坚持它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其实是玩火自焚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你就不怕它“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从这点说,今天鼓吹阶级斗争的人倒是有点像惟恐天下不乱的“敌对势力”了。

我倒是很能理解某些人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苦衷,但我想,即使不放弃,也得研究和接受当代新的马克思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吧。

当然,客观上,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可能会有一些“敌对势力”存在。我们需要具体分析这些“敌对势力”,准确定位这些“敌对势力”,既不夸大,也不缩小。

看到一些分析,说中国现实的敌对势力包括七种或六种,境内外都有。有的说得很含混,比如说境外敌对势力,一般说得最多的是美国、日本,但到底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呢,政党呢,机构呢,个人呢,似乎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对号。有的说得很明确,比如新疆、西藏问题上,就明确说“三股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

对于这些所谓的“敌对势力”,由于没有专门的研究,老王不好置评。不过,提出一个建议,即对于一些我们看到的可疑对象,不要轻易给人家截上敌人的帽子。这是一个事实的判定,如果乱划敌我,特别是左倾激进,为渊驱鱼,教训是太深刻了,例子也很多。比如文革中我们批判一个由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纪录片,说是对中国的恶毒丑化,文革后给人家平反了,说是出自好心,客观纪录,就那种风格,没什么大不了。又比如我们经常说美国要和平演变中国,每年有多少经费,买通中国的带路党,但最后有研究证明,美国财政拨款中给一个基金会用于促进世界的民主运动,具体到中国项目,不过几十万美元,还主要用于开会。这点钱,还不够中国北京的一套房钱。

同时,是否“敌对势力”,也要从“敌我”双方的做事准则和实际效果来看。我们老说西方要敌对我,但我们在世界建了近千所孔子学院,办了数百家媒体,或者将中国媒体在人家那建分支机构,花了无数钱在西方媒体上做广告,这是试图和平演变、影响人家啊,这很好,老王支持,但是人家并不限制你,坦然地让你做(只是最近美国几所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决定停办孔子学院了,因为孔子学院不搞学术教育,没有基本的教育资质),可见对方没有把你当成敌人。你把人家当敌人,是不是有点自虐?

再说到国内的“敌对势力”。我不知道那些坚持公民权利的个人,如竞选人大代表的独立候选人、举牌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和教育公平的学生家长和公民、要求依法诉讼的死磕律师、要求处理地震灾害中危房责任者的公民,以及宣传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宪政民主的知识分子,是不是“敌对势力”?从许多迹象上看,有司认定是。这是不是有点扩大化了?难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我们还要再犯?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个规律,每当政治更始之时,都是以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为开路的。中国目前正在进行新的改革,我不希望在改革中这个历史特征重演。

具体到一些维稳工作的内容,我也十分赞同新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晓霞女士的观点,她说:“如果一味将新疆问题主要归为外来影响,某种程度是减弱责任意识,减少对工作失误的反思,客观上不利于自身的改善。由于新疆问题较强的政治性,常常会弱化其做为社会问题的责任追究;社会问题中的民族、宗教因素,掩盖了个体的利益追求和权利维护。”

即使我们以捍卫根本政治制度为第一要务,我也认为真的敌对势力其实没那么多,也没那么严重。从国内来说,现在矛盾最尖锐的是国民的种种基本权利与异化而自利的公权力的矛盾,即权权矛盾,或者说官民矛盾,但这种矛盾也不一定是对抗性的,更不是敌我的,完全可以通过宪政民主的方法来解决。从国际上看,二战后特别是苏东波后,新的国际秩序已经基本确立,即不再主要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矛盾和领土、商业等利益矛盾。中国和周边国家,有领土纠纷的不过五六个;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受到挤压的原有国际利益格局,会有斗争,但不会是鱼死网破的斗争,大家还是要共存于这个世界,同时享受国际化的好处,中国本身是这种国际化的最大受益者。

总体上,我不赞成扩大化的使用“敌对势力”这个词语。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换个思维方式,就会觉得你的邻居未必是偷你斧子的贼,而问题的根子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没做好。习仲勋先生任广东省委书记时,对大量逃港的人民,没有认为是敌人,采取专政措施,而是反思共产党自己的工作没做好,对不起人民,从而立志要建设经济特区,杀出一条新路。万里先生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时,对于小岗村农民私下承包土地,没有认定是敌人,而是采取默认和暗推态度,从而点燃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把火。同样,邓小平先生不认为私人经营的年广久是敌人,把他从监牢中放了;胡耀邦先生不认为写了《苦恋》的白桦是敌人,停止对他的批斗;宣传部门的领导不认为在台湾劳军的邓丽君是敌人,让她的歌声正式在大陆演唱了。政治上的宽松和工作上的合理,才是我们事业前进的真正动力。

现在我们回到第一部分结尾的第三句话上:大讲“敌对势力”,也许是一种统治者的策略,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

中华民族传统性格中有一种忧患意识。从积极的一面来说,它使我们知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知道“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从而形成一种警惕和自觉,不忘奋发图强。从消极的一面来说,它使我们出于某种利益考量,习惯于夸大甚至谎报敌情,甚至养寇自重。

我想,那些重提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都是智商很高的人,他们当然不是要从思想上武装中国底层被压迫的人民,而是把重心放在了国家机器的镇压功能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国家有两个功能,一个是阶级镇压的功能,一个是公共管理的功能。面对中国不安定的国内情势和很严峻的国际形势,敌对势力如果大量存在,就为这种镇压功能的行使和强化,提供了依据。

因此,敌对势力——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镇压功能——捍卫现行政治制度,是一条完整的链条。敌对势力是这个维持统治的逻辑链条的第一个环节。敌对势力多了,才能发挥专政功能。我想鼓吹者根本不在乎什么无产阶级不无产阶级,作为当权者,他要的是镇压之权,要的是镇压的名义。

我不很赞成在强调三个自信时从老马过时的武库中找武器,这很不好,好像说明中特理论没有什么创新力了。这些同志应当反省这个错误。

当然,也许我上面的话说错了,可能真的有那么多的敌对势力。国际上有较量无声的、亡我之心不死的力量,国内有各种山颠和寻滋分子。

我在这里不想批评中国某些人对普世价值的否定。但无论是真是假,即使按照他们所信奉的中国逻辑来说,我发现我的朋友陷入一个怪圈:如果有那么多的自信,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敌人,如果中特够好,人同此心的国内国外人民都会加以认可。如果不是这样,有那么多的敌对势力,四面楚歌,就证明了你与大多数人为敌,也就没那么多自信。

而这时,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敌对势力是一种宣传,目的是为了维持统治。

可是,这样做会有一种风险:你看他是敌人,你说他是敌人,结果他就真的成了敌人。敌人太多,日子就不好过了。真的,我指的是统治阶级日子不好过了。到处是敌人,你如何有安全感?如何有稳定感?如何有幸福感?如何做好中国梦?你也许就真的不安全、不稳定了,也没法做梦了。这是个常识,就不多论证了。(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