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呦呦鹿鸣:一驳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

“不能把自己降低到自由撰稿人的地位上”?这是一个党员该说的话吗?王院长今天要求学者们不要把自己降低到自由撰稿人的地位上去,百年之后、黄泉之下,如何面对自由撰稿人马克思同志呢?祖师爷赏了你这么大一个饭碗,你竟……唉

最近,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做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篇讲话,让鹿鸣君很为他着急(呵,皇帝不急太监急)。

先介绍一下,中国社科院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合称“三院”,级别很高。如果鹿鸣君没有记错的话,社科院院长职务有由“副国级”、“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的先例。比如,胡乔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铁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奎元(政协副主席)。

因此,王院长讲话,事关一国大要,绝不能等闲视之。王院长长篇讲话的要点是这句:

“我院的研究人员不仅仅是普通学者,而是党的思想理论文化工作者,更是党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战士,决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一个‘自由撰稿人’的地位上。”

前面政治正确,说到后面,王院长就露底了。“不能把自己降低到自由撰稿人的地位上”?这是一个党员该说的话吗?

这段话是7月29日讲的,没有听到反对的声音,到了9月,王院长辖下的《中国社会科学报》连续刊文,为之背书,“王院长旋风”第二波又来了。

就让鹿鸣君来当《国王的新衣》中的小孩吧:“王院长,你错了!结结实实地错了!”

(一)第一错:数典忘祖

王伟光院长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77级,专业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硕士学位论文题为《马克思论人的本质和他的科学世界观的形成》。

王院长难道不知道么:马克思就是一个自由撰稿人。马克思的第一篇文字发表在《德累斯顿报》上,被他嘲讽的人权势很大,下令各报禁发他的这篇文字,《德累斯顿报》被勒令停刊。马克思转而给科隆一家报纸《莱茵报》撰文。到了伦敦后,没有工作的马克思又为《纽约论坛报》撰稿,虽然他经常抱怨《纽约论坛报》稿费还不够他订报用的,但他仍然一篇又一篇,坚持写了10年。

《卡尔·马克思》一书作者克里斯托弗·希钦斯说:在马克思作为报纸撰稿人的时期,正是其文章所热情捍卫的价值观念,形成了以后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参考消息》)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高殿堂”的领导,王院长在《学术自传》中说:“要立志做马克思主义的秀才,要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指南……曾用了整整10年时间,认真阅读、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

很明显,10年时间对王院长还是远远不够的。鹿鸣君请王院长先去学习一下《纽约论坛报的稿件:卡尔·马克思文稿选》。

否则,王院长今天要求学者们不要把自己降低到自由撰稿人的地位上去,百年之后、黄泉之下,如何面对自由撰稿人马克思同志呢?祖师爷赏了你这么大一个饭碗,你竟……唉(当然,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有黄泉。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我们再说中国。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是靠枪杆子,更是靠笔杆子。

青年毛泽东工作变动不居,也是一个“自由撰稿人”。1917年4月1日(注意,这是在中共成立之前),他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为《新青年》撰稿,他还为上海《时事新报》、长沙《大公报》撰过稿。

很多年后,毛泽东曾经很骄傲地问新华社的编辑:你们说,谁是新华社“首席记者”啊?他给新华社写的文章难以计数,每天一篇也是常态,大战之际常常埋头撰稿,比如《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撰稿,是“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也是传统。建政之前,中共其他领导人,比如瞿秋白、周恩来,也曾在各类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文章。关于这一点,王院长虽然位高权重,也有必要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虚心请教。

今天党的总书记习近平,曾用笔名在《浙江日报》写了专栏232篇。最近,中央领导出访,也常常在国外报刊上发表署名文章。

《左传》说:“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鹿鸣君建议王院长好好学学“共产党领袖撰稿史”。如果真没有时间,就把社科院的课题经费中拨一笔给“呦呦鹿鸣”,我们微友们可以考虑成立一个课题组——《党的领导人撰稿史及社科院院长学习问题研究》,帮助你学“习”。

微友们时间都很宝贵,但是,作为一个党的同志,“先进”帮助“后进”,也义不容辞呀。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党培养了这么多年的同志荒废了学习。你说是不是呢?

(二)第二错:无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现在,鹿鸣君请王院长来一起学习学习十八大报告。

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词:“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王院长这话,首先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

向现代化目标前进的中国,正进入一个大分工时代,已经、正在、将要诞生许多不同的职业。这些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用自己的劳动为社会贡献力所能及的力量,其中,就包括“自由撰稿人”。

“臭老九”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且不说社科院研究员不比自由撰稿人,比贩夫走卒们“高贵”多少,即便是贵为正部级领导干部的王院长,同样也是“公仆”。

中南海新华门大大的几个字——“为人民服务”,请王院长多看几遍,毛泽东在开国庆典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录音,也请王院长多听几遍。就算你不把它们当真,也要熟稔于心,当一回事。“人民为我服务”“我们这个职业的人民站起来了,其他职业的人民趴下去了”毕竟很难说圆,不是么?

说到高低贵贱,鹿鸣君对王院长还不熟悉,不能确认他本人是否真的像名字一样“伟光”,具有高贵的品格——这年头名实不符的人多了去啦,周永康没有永远安康,刘志军不是志在军队而是志在红楼和铁路——希望多少还是名符其实一点的好,多尊重其他职业的人一些,平等之心多一些,就离“伟大”“光荣”更近一些。

一个人高贵不高贵,不取决于“高贵的职业身份”,而是取决于是否有高远追求和文明素养,言行举止是否礼义廉耻、一以贯之。这一点,希望王院长能够明白。

(三)自由不是敏感词

王院长的话,也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

“自由撰稿人”之所以让王院长不高兴,或许是因为自由二字,让“王院长”们没法用体制内的那一套管住他们的人身。但,这不恰恰是改革开放的手段和目的吗?

几十年前,所有人都是“单位人”,生老病死吃喝拉撒都在“单位”里,这些年来的改革,就是希望把人从“单位”中解放出来,变为“社会人”,让社会释放活力。与之相应,社保、医保、教育等系列改革都围绕这一目的。

如果不是给农民“自己决定种什么”的自由,我们就不会有小岗村这个符号,不会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没有改革的启动。如果不是给企业“自己决定生产什么买卖什么”的自由,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王院长成为恢复高考第一届大学生,难道不是也因为改革开放吗?

(包干之前的小岗村,包干,就是给农民自己决定种什么的自由)

一些人,往往喜欢偷换概念,一提到自由,就把它等同于所谓“绝对自由”,等同于“无法无天”,等同于“无政府主义”(请参考9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呼应王院长的《科研机构不能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乐园 》一文)。

可惜的是,自由从来不是这个意思。自由是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越是崇尚自由的人,越是尊重其他人的自由,而尊重其他人的自由,意味着尊重彼此的权利边界,意味着尊重法治秩序。他们深深地知道,只有在一个法治秩序之中,自由才能真正实现。

因此,自由不是敏感词,自由不是没有秩序,自由也不是要革谁的命,自由只不过是每一个人排除非法干扰,最大程度地实现他/她的可能性。

中国如果不改革开放,恐怕已经被开除球籍了。难道我们要否定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回到之前那种僵化社会中?

(四)没有哪个职业等于“无政府主义者”

除了与平等、自由相悖,这句话也危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每一个词:一个靠官僚来人为划分人群等级的社会,一个不尊重文字的社会,不尊重思想的社会,不可能友善,不可能和谐,不可能公正,不可能民主,不可能文明,不可能敬业,不可能诚信,也可能爱国,不符合法治,也不会真的富强。

自由撰稿人是什么呢?就是向媒体投稿赚取稿费的人。他们的文章如果不好、没有见地、缺乏信息和穿透力,就不会被采用,被采用了也没有人看。

这是靠本事吃饭的一群人,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个职业,只是因为以写字为谋生手段,而不是因为政治理念。他们不是天然的“无政府主义者”,更不是天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成了领导干部不等于不会叛国叛党,同理,当自由撰稿人也不等于反党反社会主义。

“自由撰稿人”只是自己决定给哪家媒体写,怎么写字,如此而已。写字和种田,本质都是耕耘。和其他职业一样,自由撰稿人不是洪水猛兽,不是政治标签。将某个职业扣上政治帽子,恐怕是别有用心。(呦呦鹿鸣/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