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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文革”疑症及其前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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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中国知名作家,笔名少功、艄公等,湖南长沙人。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6年出版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引起各方争论。他是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的主将,发表《文学的根》,提出“寻根”的口号,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代表作有《爸爸爸》、《暗示》等。

如果人们把目光从物质形态移开,投向人的尊严、快乐、自由度、安全感、政治权利等,把物质的人还原为全面的人,还原为不同于牛羊猪狗的灵长类生命,就不难发现“平等”或“平均主义”的说辞大打折扣,几乎不堪一击。从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到1963年各个领域奉令贯彻“阶级路线”,包括教育部通知各地强化招生过程中的“政治审查标准”,“对于思想反动而屡教不改的学生一律不得录取”……社会上的政治空气骤然紧张。至少在人们的理解中,“阶级斗争”就是这么回事:人分三六九等,出身与门第备受关切,清查与排序紧锣密鼓,“平等”成了不同层级的排他式俱乐部。大家谨言慎行,东张西望,看人的目光冷暖随时调整,交友的表情多制式准备,显示出一个等级制结构正赫然形成。

现在看来,从“文革学”一开始,有些左翼和有些右翼人士就像是一个趔趄的连体人,栽进了同一个坑。

这是指他们对社会的总体性判断。随意在互联网搜索一下,便可发现“文革”的辩护者们最爱做的事,一是忆“平等”,二是忆“反腐”——其实反腐是平等的另一面,两条可归结为一条。在另一种声音里,“文革”的痛恨者们无不斥责“平均主义”,其实是指“平等”的超强版,在更多时候则只是对“平等”一种贬义的别称。在这里,双方同于事实判断,大体上确认了当年的一种“平”。差别仅在于他们的价值判断:有人愿意用褒义,说“平等”最为可爱,洋溢社会主义的温暖;有人愿意用贬义,说“平均主义”太可恶,窒息了市场与资本。

这个双头的连体人说错了什么吗?

很多西方学者也公认“毛泽东是个平等主义者”,【2】算得上这个连体人的强大外援和场外教练。他们的依据想必是这样:在红色中国的城镇,人们确实工资差别不大,住房差别不大,伙食差别不大,粮票、布票、油票、糖票、肥皂票、饼干票等都是见人一份,不论级别和地位,只看年龄和工种,比如城镇居民在大米产区的月供口粮,干部一律24斤,中学生一律30斤,大学生一律35斤……“阶级敌人”也莫不如此。这难道不是“平等”或“平均主义”?大家都有补丁衣,都得做煤球、扫大街以及打老鼠。王局长和张木匠的老婆一同在豆腐店门前串通插队,杜教授和莫裁缝的儿子一起逃课游泳或分食酸桃……我就是在这种氛围里长大的。在我印象中,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1960年前),留声机、照相机、进口奶粉、香水、宠物、钢琴这一类奢侈品,更多出现在归侨、知识分子、资方留用人员的家里,一般来说与官员宿舍关系不大。在我生长的城市,四座最好的新建别墅都分配给了知名作家,比省委书记和省长的住房要气派得多。【3】这种印象与后来若干史料吻合:在“保留工资”的政策下,当时京剧演员周信芳月薪1760元,其同行马连良的月薪1700元,上海建华毛纺织厂厂长王介元月薪1676元……均超过国家领袖们数倍。【4】

正是在这种氛围里,北大老教授季羡林回忆,哪怕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他一生中精神面貌“最好的时期,一点苦也没有感觉到。”【5】

邓小平曾对外宾说:“你们如果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6】迟至1993年,我接待一对法国夫妇,发现他们对中国的司机们总是上桌与主客一道吃饭,还表现出【7】几分诧异,于是感叹中国工人阶级地位高得很,不像他们那个破法国,不久前人们在巴黎坐地铁也分流在贫与富的不同车厢;更不像在东南亚某些国家,司机的别称是“车奴”。

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如果人们把目光从物质形态移开,投向人的尊严、快乐、自由度、安全感、政治权利等,把物质的人还原为全面的人,还原为不同于牛羊猪狗的灵长类生命,就不难发现“平等”或“平均主义”的说辞大打折扣,几乎不堪一击。从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到1963年各个领域奉令贯彻“阶级路线”,包括教育部通知各地强化招生过程中的“政治审查标准”,“对于思想反动而屡教不改的学生一律不得录取”【8】……社会上的政治空气骤然紧张。至少在人们的理解中,“阶级斗争”就是这么回事:人分三六九等,出身与门第备受关切,清查与排序紧锣密鼓,“平等”成了不同层级的排他式俱乐部。大家谨言慎行,东张西望,看人的目光冷暖随时调整,交友的表情多制式准备,显示出一个等级制结构正赫然形成:

最高层,是所谓“可以依靠”的红色群体,包括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等。

中间层,是所谓“可以团结”的粉色群体,包括中农、手工业者等。

较低层,是所谓“可以争取”的灰色群体,包括一般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等。

最低层,是所谓必须剥夺、打击、限制、改造的黑色群体,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戴帽右派—摘帽右派其实也好不了多少。这一层次俗称“黑五类”或“四类分子”(若把右派分子排除)。

撇下城乡差别在后文中另说,在这个粗略框架之下,当然还可细分,比如黑色群体里还有“杀、关、管”的深黑和最黑,指被枪毙、被判刑、被管制者及其亲属;红色群体中也有“大院里的(党政官员)”与“巷子里的(老百姓)”,穿制服有“四个口袋的(军官)”与“两个口袋的(士兵)”……其重要差异大家心知肚明。

“反革命分子”则是一个弹性极大的大口袋,便于把任何捣乱者打入其中,显示出等级制的动态性,即“左”、“中”、“右”的现实表现分档。公众对此心领神会。换句话说,红色、粉色、灰色人物都有向下流动的可能,一不小心也可滑入这个大口袋,构成黑色群体一个可观的增量。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红卫兵兴起初期的这一流行对联,无非是这种等级制暴虐化,有贝子贝勒踢馆闹场的口气,有龙种凤胎迈开八字步的自得,把血统炫耀到露骨和嚣张的程度—在高层后来改口切割它之前,把它变得可做而不可说之前,可说但不可公开大声说之前,它几乎得到红色群体(特别是大红和深红)的普遍欢迎,也得到陈伯达、江青、康生、关锋等政治操盘者的公开支持。【9】即便后来改口切割了,批判这一对联最力的中学生遇罗克还是被处以死刑,10并不使人们感到过于意外。

遇罗克(1942-1970年3月5日),因父母“右派”不许入大学。1966年7月作《出身论》,猛烈批判时甚嚣尘上之“血统论”,被以“思想反动透顶”等罪名判死刑遇害。

在那一声枪响里,那一片余音袅袅下的举国静默里,可有什么“平等”或“平均主义”?在那个人们神经紧绷的日日夜夜,黑色乃至灰色人群是被“平等”或“平均主义”地戴了高帽、挂了黑牌、剃了阴阳头然后饱受拳打脚踢?他们是“平等”或“平均主义”地去扫厕所、掏阴沟、上劳改工地以接受永远的赎罪?他们是“平等”或“平均主义”地离婚、自杀、逃亡、下狱、突发精神病?他们是“平等”或“平均主义”地在公众场所既不能笑(涉嫌嘲笑当局)也不能哭(涉嫌鸣冤叫屈)、既不能硬(涉嫌顽固对抗)也不能软(涉嫌伪装进步)地苦熬每一天?……回到前面的议题,那个从左右不同角度确认的一份“平”,作为正反两方辩论的前提约定,难道一开始不就是严重虚构?不是众多左、右翼人士一个劲儿坚守或猛攻的海市蜃楼?

或者说,除了工资和粮票,人们的尊严、快乐、自由度、安全感、政治权利的分配就不算什么大事,从来不入唯物主义者的法眼?

或者说,“阶级”一类从来就只有经济学意义,社会观察者只可牵挂一些关于粮票和工资的指标?

权力等级制当然也没有素食风格,不会与物质生活绝缘。事实上,贯彻“阶级路线”伊始,每个等级便有了相应的影子价格,透出了暖烘烘的人间烟火味,绕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弯之后,最终还是坐实唯“物”主义。党员、官职、大学、好房子、招工机会、提拔可能性、接触内部文件的资格、旅行首都的住宿介绍信……这些稀缺资源都是权力优待席,与贱民们没关系。平均分配虽在粮票、工资一类事宜上有所延续,但往深里看,往细里看,特别是朝基本生存线以上看,它已被等级制迅速侵蚀,一步步趋于瓦解。在我的印象里,自1960年代始,好烟、好酒、好补品、好衣料、好房子就更多出现在当权者那里了,合法的“特供品”、“特供店”也浮出水面,“特供”花样不断翻新。到1972年后,“走后门”行贿之风大盛,人们提着大包小包想走错门也难,连街头巷尾的老太婆都明白这里的潜规则。在很多人那里,女儿嫁一个黑色甚至灰色人员犹天塌之祸,哪怕那小子品貌出众才高八斗,也等于少女自毁前程,累及全家,神经失常,常闹得父母的要死要活——候补丈母娘们火眼金睛,总是比理论家更明白“平等”的奥秘。如果这位女儿姿色出众,其母亲乃至大姨小姨肯定更要把视线向上调高若干度,留意红色群体里的更红和大红,“大院里的”,“四个口袋的”,口音有点特别的——在南方讲北方话的多是南下干部之后,在北方舌带南音者可能是革命元勋之后,一开腔便有地位的听觉标记。

情色资源分配总是最灵敏的社会风向标。

1980年代初的一天,我因工作关系出席一个宴会,主人是省委某高官,主宾是我的合作伙伴,京城里某位大人物的公子。当主人听说公子他爸爱吃团鱼,立刻安排手下人去买两篓。这已够让我吃惊了。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公子怕一时半刻找不到这么多团鱼,因担心误机一再摇手。对方看看手表,淡淡一笑,说怕什么呢?王秘书,你去给机场打个电话,让他们推迟两个钟头起飞。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是“平等”还是“平均主义”?还要怎样的等级制,才能让一个区区的省级官员也可以随意操控机场和天空,强迫那些不知内情的旅客在机场上傻等,而且等的是某位大人物可能毫不在意的两大篓团鱼,腥味扑鼻的一份献媚?还要怎样的等级制,才能让这位献媚者又是宴会又是赠品,然后戳着牙签哈哈一笑?

平等或公平——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红色中国建立时的庄严承诺,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核心。马克思一直相信可以通过取消财产私有制来实现平等,但他可能没想到,中国在做到这一点以后,在法律和政策意义上的财产私有制确实消失以后,情况却未可乐观。骄横的财主没有了,霸道的政治新贵取而代之。高利贷没有了,孝敬长官的红包取而代之。红灯区买春没有了,争取入党或提干的性交易取而代之。制幻毒品和跳大神没有了,狂热效忠领袖的死去活来取而代之。争夺遗产的兄弟仇杀没有了,意在自保的亲人告密取而代之。铁具束腰和食用砒霜的美容没有了,自残性质的热血秀或自愿赎罪取而代之。把一只股票炒出天价的商业投机没有了,在打击内奸、叛徒、邪恶敌人等各种斗争中的抢头功和露大脸取而代之。比珠宝、比田庄的“拼爹”没有了,看谁家爹妈位高官大的“拼爹”取而代之……人们仍然面临着一个问题社会。

而且是一片过于陌生的世相,差不多是历史中一大疑难杂症。

前人在有关于市场与资本的理论遗产之外,在“所有制”“生产关系”“基尼系数”之类以外,没留下什么词语来描述这种情况,以供观察者们信手拈来。唯物主义者遇到了不那么“物”的问题。其最大疑难点在于,就物质分配而言,这里的平等说无也有;就权力分配而言,这里的不平等说少也多。

“平”乎?“不平”乎?

二者相互消长不定,但始终交织在一起。两方面不像是偶然拼凑,倒像是自然发育的一体两面,如插线板上的火线和零线缺一不可。真正的问题也许正在这里逼近。

道路选择的大概率

早知道改革开放这样好,市场经济这样活力充沛,中国人当年就不该那样二。事情到底怎么啦?为什么不能早一点放开物价?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发展个体户?为什么不能早一点搞股份公司、品牌代工、房地产、股票交易、电视超女选秀?既然“多元的组织资源”(秦晖语)是克服极权和动乱的必要条件,是自由和民主之基,当初为什么居然就没人想到要开放市场,助推宗教,甚至鼓励行帮、宗祠以及名媛学校?……这一些诘问近年来耳熟能详,多见于知识沙龙,成为学子们焦虑的七嘴八舌。

我也恨不得替同胞们悔青肠子。

看来,我们都成了某些党史专家和哈佛教授的好学生,从他们那里顺利接受了有关“文革”的解释和思路,“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比如(前者语)”,比如“民粹主义观念(后者语)”,如此等等。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些认识问题。既是认识,那就得取决于脑子里装了些什么,取决于脑子好不好使。笨蛋花两个小时才能啃下来的考题,才子在十分钟内就能抢先交卷。中国看上去就是这样的笨蛋,蔫头巴脑,挠头抓腮,只能眼睁睁地看美同学和欧同学先交卷、得高分、进奥数班、连跳两三级、最后免考直入名校。自己呢,连抄作业也抄错,把一个市场经济抄得很不像样。

事情也许就这样简单。

也许不是。

“文革”明眼人都看出了一个全能和单质的集权体制弊端丛生,看出了市场自由必不可少—否则中国就不会在30多年前痛加改革,眼下还要改下去。不过,与中国乡村里热热闹闹的丈地确权和土地流转不同,有一个国家至今还实行严格的土地国有化,并且大办集体农场——请注意,这里不是说朝鲜,是说以色列。这个国家受制于资源紧缺和移民众多的巨大压力,也考虑到大家反正都没什么祖宗地契,因此一直对土地、矿产、水源等实行全面的国家垄断,国有土地占总量的94%,基布兹(集体农场)遍及全国,至今仍无改变迹象。

另两个国家,与中国的市场化潮流大相径庭,与主流经济学拧着干,竟严打金融自由和厉行计划分配—请注意,这里不是说古巴和伊朗,是说美国和英国。相关的历史常识是:19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开出一大堆对付经济萧条的猛药,以“大政府”直接干预市场,强推社会保险,取消黄金和外汇的自由化,对五百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开征富人税75%,在很多人看来几乎是上门打劫神圣私产。同是二战期间,在饱受战争摧残的英国,物资供应非常紧张,街头常见一群群乞儿追逐军车讨要面包。丘吉尔政府为了度过难关,全面实行生活必需品的定量分配,严禁私商投机,强制富人与穷人的“公平分享”,以至限购的各种居民票证多得让人头晕,“计划经济”一度成为议会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即便如此,战争硝烟刚刚散去,身为赫赫有名的二战英雄,丘吉尔仍被工党狠狠地修理,眼睁睁地看着对手以《贝弗里奇报告》大得人心,“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大不列颠共同体”的口号居然成了竞选利器,打得他灰头土脸意外下台。

一个自由传统至为深厚的英国尚且如此,较之于美国总统奥巴马被茶党示威者漫画成一个头戴红军帽、臂挂红袖章、站在天安门的黑统帅,为他的医疗改革付出代价,丘吉尔肯定觉得自己冤情似海。如果奥巴马加一点福利也算得上通共,那当年英国议会和大选岂不是早被红卫兵全面接管?

据此可知,抑市场或反市场,不是以色列人、美国人、英国人的什么认识问题。我得再说一遍:不是认识问题。或再强调一句:不是“马克思主义”或“民粹主义”多不多的问题。哪怕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老营,哪怕是资本主义的资深教头,一旦受困于现实难题,被具体国情形格势禁(如移民太多、经济萧条、物资匮乏等),他们也不得不脑筋急转弯,背离一下原教旨。这正像他们什么时候被另一种情况所困,又可能变回去,或变出别的花样。这种制度换轨哪怕是局部的,是短期的,都无不出自特定条件下的权宜,以顺应历史的合理性—或可称为选择的大概率。

形势比人强,比人的理念强。所谓认识,充其量不过是摸着概率的大小石头过河,只可能出现在现实倒逼之后,出现在“被焦虑”“被思考”“被推行”“被实践”之后,而不是在之前。

那么,不妨来清点一下1949年中国的各种条件。也许至少有以下三点:

资源

没有证据表明红色中国建立之初就一心反市场。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的设想,民族资产阶级是国家的一大重要支柱,【11】是五星红旗中的重要一星。刘少奇、朱德、陈云等都曾公开鼓励工商业者发展资本主义,称资本家是“朋友”,资本主义“有功劳”和有“进步性”。【12】当党内另一高官高岗为此向刘少奇发难,毛泽东坚决站在后者一方,没给极左论调什么机会。

后来的事情却出人意料,让他们一再手忙脚乱。

商业市场风险大。由于商业投机势力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从1949到1952年全国由主要是粮价带头,曾闹出四次物价的严重失控,波及五金、化工、建材、日用百货等领域,其中上海1950年2月的米价比上年同期高出60倍。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商业投机更加活跃,五星之一几乎半成灾星。尽管1953年粮食丰收,城市人口不过稍增9.3%,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仍出现粮市断货。河南省上千人聚集排队抢购成为常态。江苏省爆出万人上街请愿抗议的壮观。【13】一群群饥民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前景逼近目前。

金融市场风险也大。以上海为风向标的银元投机从1949年起一再震荡全国,使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人民币迅速贬值。当局最初也想采用市场手段,但在上海一天抛售十万枚银元也不管用,水泡都没砸出一个,最后只能加大行政干预,如冻结存款,禁止私商的金银交易,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地抓人封门,天津和北京一度恢复的证券交易所也随即奉令关闭。【14】联想到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前无力回天的金融混乱,联想到当时平均物价较抗战前上涨3492万倍,被《商务日报》惊呼为“经济总崩溃”,新的当政者肯定有几分感同身受,暗地里倒抽一口冷气。依台湾史学家沈云龙后来的说法:那次政府的金圆券危机“是大陆沉沦的主因。”【15】

土地及涉农市场当然更有潜在的大风险。略知国史的人都清楚,困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历代农民造反和皇帝改革的一大主题都是“均田”。这证明土地兼并是一再发作的社会顽症,也是这个国家最大的乱源,故孙中山一直把“耕者有其田”列为政纲要点。国民党的核心理论家陶希圣说:“中国全国耕地50%以上是佃田,所以地主和佃户的阶级现象很是可惊。”“这不但是我们自己所熟知,也是许多欧美人的调查所证明的。”【16】其实这与共产党的评估相当接近。【17】一部中国现代史几乎就是饥荒史,就是土地兼并的后果史,造成“流民千万”、“不绝于途”,匪祸遍地,叛军四起。没有印度、中东、非洲式的宗教镇痛和神学维稳,顺民一转眼就是暴民,流民太容易转化为流寇,成为啸聚山林武装割据掠州夺县的廉价人力资源——稍有头脑的帝国朝廷都清楚这一点。【18】不可乐观的是,作为再一次“均田”, 红色中国虽以铁腕纠正兼并,实行土地改革这一“地理和历史的判决”(黄仁宇语),包括制止有钱人不惜撂荒的屯田待沽(有点像今人炒楼盘),但土地买卖随之死灰复燃,特别是高利贷再现吞吸土地资源的魔力,不能不让人警觉。商户们想卖个好价钱,不过越捂盘就越涨价,越涨价就越捂盘,再正常不过的市场心理,再正当不过的经营获利之心,很快就让城市拿不到粮食和棉花,供应警报在全国拉响。这也使涉农市场的脆弱性暴露无遗。【19】

……

由此看来,市场经济不是那么容易玩的。

国共两党在大陆都玩得不顺,甚至很难看,不是崩盘,便是急退。这后面的重要隐情,也许是中国此时的市场相当特殊。

流通在这里的主打商品,不是沙发、手表、女式手袋、貂皮大衣、商务车、iPad、任天堂游戏软件……而是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比如粮食。一个积贫之国供给不足,生产力水平低下,在国际封锁环境里几无回旋余地,时时处于市场休克的临界点,要命的必需品无法承受价格动荡——这种动荡在一般情况下不过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在非必需品领域也许不妨听之任之,等一等,再等一等,以待市场的自动修复。

但此市场不是彼市场,当年市场不是眼下市场,发达国家市场不是贫困国家市场。在必需品不足的特定情况下,任何价格的小波动都能闹成经济海啸,暴增贫富差别的伤害性,把国家一次次逼向倾覆。

一个更需要赈灾粥寮的国家,一时还承受不了资产阶级成长的健身馆与运动场。可惜人们以前并不明白这一点,一直沉迷于“地大物博”的民族自豪感。人们也很少看到真相的严峻,只是在政治宣传品中看到莺歌燕舞和粮山棉海,看到新女性驾驶拖拉机奔驰在广阔田野——社会主义祖国真是美好和富饶。即便是接触机密文件的官员,要在一大堆套话中淘出真话,在一大堆捷报中嗅出警报,也殊非易事。很多革命电影更像在豪宅区摇着小旗子导游,一旦展现“万恶的旧社会”,反动派的锦衣玉食、豪门大宅、灯红酒绿、香车宝马、美式军装和吉普、女人的蔻丹唇红和珠光宝气……往往被导演拍得特欢势,特来劲儿。于是羡慕嫉妒恨焚烧于内,观众们对反动派大为痛恨之余,在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之余,觉得中国的蛋糕就在那里了,只要把它分匀就是。

事实上,中国并无那样的蛋糕。费孝通一直反对把中小地主描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虚假形象。【20】杨奎松在详考史料后指出,除极少数富豪之外,中国乡村的“剥削阶级”其实也多是粗布杂粮、节衣缩食、大字不识的饥寒者。【21】孙中山更是早早断言:“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22】显然,那些窥探奢华的“主旋律”电影,那些下意识乐见这些宣传的观众,其主观动机另说,至少是超前地想像富贵和学习富贵,在客观上无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真实差距,模糊了中国的国情。

这个国情包括:

一, 中国人均可耕地1.6亩,仅及美国的六分之一,不及全球平均数的二分之一,可谓“地”不算大。

二, 中国平均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至1949年平均粮食亩产才154斤,全国人均粮食420斤,23扣除工业用粮,畜牧用粮以及生产留种,再加上脱壳去皮,勉强糊口都不够,因此“物”也不可谓博。

三,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向西方列强支付战争赔款十数亿两白银(含利息),而当时政府国库岁入不过0.8亿两,24仅为一个零头,于是战败赔款是大放血,蒙受竭泽而渔和敲骨吸髓,生生地让中国财政休克了近20年。

四, 更有几十年的对外战争和国内战争,国际冷战时期的外部经济封锁,包括1950年代初由45个国家联手的1700多种物品的对华禁运……仅此几条,大概已比以色列人、美国人、英国人叫停部分市场自由时的情况更为险恶,困难也要持久得多。

市场自由当然是个好东西,眼下的地球人都知道。

但它在当年中国的一再难产,显然不仅仅是认识问题,更像是困于一个每天能不能塞饱肚子的悬问——至少在红色中国的早期是这样。

文化

曾看过一部台湾电影《黄埔军魂》,发现里面主角都英俊而坚毅,

一腔热血献身革命,团结友爱,艰苦奋斗,见义勇为,全心全意报国爱民,对日抗战英勇不屈……其价值观与大陆影片表达的完全一样。只要把台词里的“长官”换成“领导”,“上峰”换成“上级”,这样的影片想必也能在大陆获奖。

“升官发财请往别处,贪生怕死莫进此门。”当年广州黄埔军校大门上的这一对联,哪怕贴在今天的大陆党校,恐怕也让人吃惊不已,感慨万分。

正是从影片和对联开始,我发现台湾文化的老底子其实很红,发现中国人曾全民性地分享过一种红——当然是广义的“红”。说起来,这种“红”的更早源头远在欧洲。弥尔顿讴歌均富,伏尔泰诅咒富豪,卢梭倡导人生而平等的神圣天道……一个个都像是草根迷和“平等控”。如果说他们恍若苏维埃宣传干部,勿宁说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在那时的欧洲相互交叠,差不多是亲兄弟或表兄弟,相像而且同根,比方说都有基督教的精神背景。区别也许在于,前一脉如德国学者韦伯(Max Weber)所言,勤劳节俭,精于计算,井井有条,其“入世禁欲主义”的“天职”风格或有新教伦理的胎记;25后一脉则传入工会和《国际歌》更多一些教友平等、教产公有、扶危济困、关怀天下的记忆依托。韦伯只说了前一半。他注意到早期的老板、经纪人、技工多是新教教徒,却未注意早期共产主义者也常披教袍。最早以《太阳城》设计共产主义的托马斯•康帕内拉(TommasCampanella)曾为修士。最早以《乌托邦》倡导社会主义学说的托马斯•莫尔(St.ThomasMore),曾被罗马天主教会封为“圣徒”。双方的新理论中都无不透出圣训意味,迸放出圣战者的理想激情。

中国人远在万里之外,对基督教本就陌生,对远方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更不容易看明白。哪怕人家后来已分灶吃饭,这里的左翼作家引两条自由主义格言,或右翼教授飘一段共产主义语录,仍是寻常事,不会被指责为掉包蒙人。反正都是反封建和反卖国,学子们听演讲跑错了场子,串烧三五派的,也不一定听不顺耳。在这种氛围里,无论左派右派都是新派,都有把栏杆拍遍的忧国风格和救世情怀。严复、梁启超、张东荪、胡汉民等名流都客串过社会主义,【26】构成了“民国范儿”的另一面。有头有脸的社会精英,特别是读过新学的,啃过洋面包的,哪个没有几分“红”?哪个不是心灵净化和悲天悯人并且时不时嫌富爱贫一把?戴一块金表如不内心忐忑,遇到乞丐如不面露悲容,都是说不过去的。不为“劳工神圣”的游行口号鼓掌,也是有点out的。那时没有百年后华尔街公然打出的口号“贪婪就是好”,没有这种疯子和二货,倒是有“红色的1930年代”热遍全球。少年蒋经国也参加俄共。少年李登辉也参加日共。科学界大腕扎堆的英国“剑桥邦”,无论是皇家学会院士(贝尔纳、魏丁顿、李约瑟等)还是诺贝尔奖得主(布雷赫特等),都是清一色左营斗士。【27】世界上最牛的艺术家毕加索是法共党员,世界上最牛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同样亲共—直到1949年5月,他还在〈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中盛赞“计划经济”。【28】

在这个意义上,更广义的毛泽东“群发现象”其实遍及中国乃至全球的知识界,特别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绝大多数知识精英都不乏文化雄心和革命理想,都是“文化”加“革命”的斗士,无不希望通过心智启蒙再造国魂,实现“新民”、“立人”、“大写的人”、“最后之觉醒”、“世界大同之伟业”—直到激进主义热能在后来的“文革”中消耗殆尽,乌央乌央的经济动物代之以兴。

1937年后的延安被奉为红都,宝塔山下阳光荡漾。虽然大家穷得只能开荒和纺线,穷得一个个人瘦毛长,但仍是一个强大磁极,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投奔者。其中不乏梦幻翩翩的小资。他们不过是冲着法语和俄语去的,冲着黑格尔和普希金去的,冲着自由恋爱和废除多妻制去的,冲着版画、话剧、手风琴以及周末舞会去的,冲着官兵一致和各种民主生活会去的,冲着“彻底打倒孔家店”和月光晚会上畅谈世界理想去的……较之于蒋介石提倡“尊孔读经”,较之于国统区内上海、汉口、广州等地的禁舞令,【29】他们也许觉得高原上的革命更像革命,更前卫,更浪漫、更西方范儿,更有现代主义风格—“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新生代要的就是这一口,要的就是这种精彩人生,不是几块破光洋。

虽有一些杂音传出,如王实味和丁玲事件,【30】但延安总体上的清新形象,使其精神优势逐渐明显。没有全国的舆论掌控,不可能有央视、央广、巡回报告团以及富丽堂皇的各地纪念馆,但延安轻易赢得了美国驻华将军史迪威的大加赞赏,被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以及外交官戴维斯、谢伟思、卡尔逊等一再辩护。相比之下,倒是“国民党”常被西方媒体译为不无老派意味的Nationalist Party(民族主义党),与西班牙佛朗哥的“民族派”很容易混淆,在全球政治谱系里略显黯淡。当这个掌控主流宣传机器的党在1948一年内失去90%党员,【31】当赤化投共的国民党高官子女如过江之鲫,一场文化之战差不多已提前结束。

剩下的军事较量,几乎只是棋局收官。

作家陈愉庆对我说过她爸:英国伦敦大学都市计划专业博士,那个保护北京古都建设“梁陈方案”的作者之一。1949年5月受同行之邀,他已买好经香港去英国的船票,并且一直紧闭大门,用木棒一类死死地顶住,阻止伤兵和流寇的骚扰。这一天早晨,门外反常地安静,让他不免几分疑惑,打开门一看,原来是解放军已经进入上海,黑压压的一大片全在街道两侧过夜,被雨水淋成了落汤鸡。他有点不好意思,请一些官兵入家避雨和休息,但对方坚决不从。他回家烧了一大锅姜煮肉汤,想让官兵们散散寒,但对方还是不从,说他们有纪律,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看着这一张张雨中的面孔,博士一时语塞,只是发现自己眼潮了,发现自己流泪了。他根本不明白这一刻自己怎么了,为何会在千头万绪之际,把出国船票决然撕掉。

学者黄平也对我说过他爸:作为一位解放军长官,随部队渡过长江以后继续南下。有一天是司机在夜里看不清路,跑错了道,待长官一个激灵醒过来,发现天已微明,周围全是疲惫前行的大军,不过细一看却差点吓出尿来:原来都是荷枪实弹的国军。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对方不但不开火,不但不抓俘虏,面对一辆孤零零误入敌阵的汽车,一片寂静之下竟纷纷把枪械高举头顶,或摇起了早已备好的白布。大步南撤的政府军,好歹也在抗日战场上出生入死过,眼下的战斗意志垮到如此程度,让人难以置信。找一个俘虏问问,才知他们的将军见战况不利就已弃兵而去,既是群龙无首,这仗还怎么打?

……

事情到此当然已无悬念。

一个新中国就是这样排山倒海气势如虹地到来了。“人间正道是沧桑。”毛泽东此刻不可能还有别样的心情,哪还会有摘牌卷旗的道路自疑?“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泽东语)随他一路走来的胜利者们和狂欢者们,还可能相信世界上有创造不了的奇迹,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

制度传统

在农村时,我发现农民的言语多来自戏文和说书,说起道理来总离不开曹操、诸葛亮、林冲、宋江、刘伯温、包公、李元霸、周天子……与新式学校没什么关系,与西方学科更没关系。联想到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也常提及《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便不难理解传统的深远与顽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场以农民和文盲为主体的革命,似乎根在戏台与书场,透出了三千年来民间艺人嘴里的大葱味或红薯味。

不少知识分子对此不屑一顾。这些人熟知西方观念,如今会用电脑,会开汽车,会喝卡布奇诺,只是有时候办不成实事—比如运作一个住宅小区的业主委员会。照理说,眼下买房子能拍得出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不会是等闲之辈,一般都有高学历和高收入,是记者、教师、商人、工程师、医生、官员中的成功者。但他们在一个智能密集型的精英区,简直是应该首先民主和自由起来的解放区,不是吵翻天,就是纷纷躲,不是独断专行,就是率众闹场,最后可能还是求助于街道办事处的某位大婶,或被一个菜贩子出身的管理员玩弄得团团转—这样的例子时有耳闻。别说行政效率,他们有时连一个小会都开不好,其组织能力不及传统的帮会和宗祠。

其实,在中国组织帮会和宗祠不难,组织业主委员会就是难,常常很难。这是因为业主委员会虽是微民主,但所需的投票、代议制、动议程序、少数服从多数等均是新事物,照抄自西方,在很多时候水土不服;倒不如帮会和宗祠,有个老大就行了,是靠武力还是靠年龄当上的都没关系。大家都习惯于听老大的,齐刷刷地跟着走。

事情似乎简单得多。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初的一次民主试验,1913年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差不多就是一个高端的“业主委员会”,受四万万业主委托,挑选与约束袁世凯这样的管理员。他们选票写了不少,文件下了不少,唇枪舌剑吵了不少,却没多少实效。管理员把手枪往桌上一拍,大家只能作鸟兽散,各回自家老宅,写的写诗词、收的收小婆、再不济便落草为寇。也许正是痛感这种华而不实,不耐烦这种性价比太低的形象工程,后来的革命领袖遂另起炉灶,痛求组织和纪律,痛求决断和统一,要的是铁血团队,脸上逐渐多了些严峻表情。从孙中山的“以党建国”“以和党治国”,到蒋介石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到毛泽东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包括支部建在连上)”……西方式民主逐步淡出,如肯德基来中国开店,最终卖起了豆浆油条。

一个“党”,一个统国之党,意味着中央集权和强势政府,不能不让人想起某些祖宗成法,不能不让一些草民情不自禁地山呼“万岁”,轻车熟路地把官员称为“父母官”把领袖叫做,“红太阳”“大救星”和。这种现象被一些学者斥之为“官僚专制”(王亚南语)、“专制主义” (顾准语)、“党天下”(余英时语)、“官家主义”(吴思语)。面对这一东亚之域庞大的陌生物,西方学人当然更不习惯,给不出一个精确说法。作为历史辨识的依据,他们都熟悉民主,或说他们的城邦民主。古代欧洲小国林立,数以千计的城邦(Polis)和类城邦各自规模多如中国的乡镇,最大的雅典也就30万人,因此王子和公主也就是多如牛毛的乡官眷属或村官子女,以至在民间故事里要多少有多少,印在扑克牌上随便玩。混居在这里的移民们没有族长来管事,靠肌肉一定高下也太累,有大事只好去广场上公议(奴隶、女人以及乡下人除外),吆喝几声,辩论一番,确有公开化的实效和方便,似乎也只能这样和应该这样。与此同时,西方学人也熟悉他们的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大多独立于官府之外,有时甚至凌驾官府之上,叫板国王,颁布法律,审判罪犯,发动战争……但中国的和尚和道士何曾有这等威风?就算香火钱积了不少,给他们一人十个胆,他们能开设法庭随便拿人入刑?能发动一次次旌旗蔽野的大军远征?能就税收、征兵、立法等事务去王宫或督府那里插上一腿?自郡县制和大一统在秦代成形,“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中国老百姓决不会把这一流行语的主词,换成什么五品道士或红衣和尚。

“和尚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或“道士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些话肯定不算人话。

不知是强势政府挤压了其它社会组织的空间,还是其它社会组织太弱,反过来诱发了强势政府应运而生和一路走强。后人很难在中土找到多元化结构遗迹,找到一种公民议会、教会、贵族团、总督政府等“多权并立”的政治图景,【32】挖地三尺也挖不出“元老院”或“教廷税”的基因。既如此,诸多辨识依据失灵,一份中国的陌生在马克思那里只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黑格尔和韦伯那里,它成了“家族式国家”。在费正清那里,它是“施仁政的专制”。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那里,它先是很坏,后又不坏,在2012年北大演讲中他甚至语出惊人:“我以为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已经存在了一种非常稳定的所谓现代性制度,而欧洲国家,比如说法国和俄国,它们直到18世纪才得以实现。”【33】——这倒十分接近18世纪欧洲以伏尔泰为代表的一大批“颂华”派人士,比如摩莱里(Morelly)在《自然法典》一书里对中国式“强大政府”的心驰神往,对公有制、科举取士、宗教哲学化的欣羡不已。【34】法国(1791)、德国(1800)、英国(1847)取法中国模式,面向全民开科取士,以取代赐官制和贵族世袭传统,就发生在那一段“中国月亮最圆”的思想氛围中。

这里的或褒或贬,都还有待讨论。其差异后的认识背景与理解动力耐人寻味。这一份中国陌生传统的成因何在,更是一个迄今为止令人生畏的历史谜团。李零放眼罗马、波斯、秦汉中国等,认为历史上的专制主义“是所有大国的特点”,【35】似是规模决定论。美籍学者魏特夫(Karl AugustWittfogel)把“东方专制主义”视为“大规模治水”的产物,【36】似是地理决定论。法国学者孟德斯鸠(Montesquieu)还说过:“生活在炎热气候中的人们,其软弱性使他们经常沦为奴隶……在亚洲普遍有这样一种无法摆脱的奴性精神。”【37】这就有点气候制约论的味道了。还有些人强调资源人口之比,认为强制“均田”、打压“豪民”、削藩镇、除门阀、周期性的统一调配资源……一次次危机都成为强势政府的再生机制。换句话说,这一类大手术似乎只有官家才做得了,只有权力集中才可实现足够的社会动员,一如西方社会有时也需要“紧急状态法”——不过这些讨论有点远。

无论如何,“天地君亲师”或“天地国亲师”,是数亿中国老百姓在家中供奉的神龛牌位,是家神与国教的结合体,是传家宝。“百代都行秦政制”,是毛泽东的读史体会。一个厚积数千年的制度传统在这里了,不论外人褒也好,贬也好,含糊也好,不含糊也好,相应的心理、习惯、理念、歇后语、戏文、知识典籍反正堆积在这里了,几乎进入国人的骨血,形成了意识和潜意识的巨大存量。经历一百多年的南北朝、一百多年的五代十国、20多年的民初军阀混战等数次国家大分裂,这个制度传统不断在浴火中重生,表现出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也成为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繁育文化、应对外患的有效工具。在很多人眼里,如果它不是最好的工具,就一个小农人口大国而言,至少是诸多坏工具中不太坏的工具。史学家钱穆等一直坚信,看破集权制的沉疴痼疾诚然重要,但若把汉武帝、唐太宗等也视为独夫民贼,将谤木(意见箱)、揭贴(大字报)、谏官(专职反对派)、封驳(监督皇权)、相权(内阁制)、集议(民主协商)、三权制衡(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等统统视为“专制”甚至“独裁”,那一定是囿于某种西方的偏见,【38】相当于没穿过“民主”燕尾服就自以为一直光屁股,没吃过“自由”三明治就自以为一直啃泥粪。说给傻子听,中国一千多年的经济领先优势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39】一个历久不衰的农业超级大国,不可能只是愚昧和残暴的产物。

钱穆并不否定辛亥革命,并非不知集权制在宋代以后的严重衰变。不过,哪怕钱穆等学者所怀念的善政早已流散,传统正退化成一片腐泥,革命也只能从这片腐泥开始。马克思说过人可以创造历史,但他也承认人并不能为所欲为,只能在既有条件下创造历史。后人别说用几个口号消灭本土的文化与制度,就是一心保持自己的洁癖,在实际生活中踩高跷式地避开它也大不易。

1964年开始的“全国学习解放军”运动,不过是社会组织军队化,亦即中央集权和强势政府的高峰表现,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种次级“紧急状态法”的实施。当时军事化用语充斥全社会,让人无不感受到“暴力垄断权”(韦伯语),想起这些学人对权力本质的解释。工业和农业是“战线”,教育和文化是“阵地”,青年人组成了“突击队”和“尖兵”,鼓动成了“进军号”,批评成了“万炮齐轰”“拿起刀枪”以及“歼灭战”……好些基层生产组织干脆以“营”、“连”、“排”来命名。草绿色军装更成了红卫兵的标准制服,呼应了“战斗队”“司、令部”“军团”一类组织命名,成为了全国性军事管制的形象预告¬——1968~1972年的全国性军队“支左”介入和当家主政,后来果然接踵而来。不同于孙中山和蒋介石,指挥过百万胜利之师的毛泽东,对战争年代肯定充满了美好回忆,最能找到效率的感觉,最能找到精气神。让解放军换装为红旗领章和红星帽徽,更显露出他对红军风格情有独钟,与他后来重提“供给制”和“全民武装”一脉相承。当中学女生宋彬彬在1966年夏天在天安门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他不满对方的名字太文弱,不禁脱口而出:“要武嘛。”

此时的中国,在国际外交中空前孤立,与美、苏、印、日等紧张对峙,在国内是政治升温与经济复苏的压力重重。如果此时的毛泽东心头浮现出红军的身影,浮现出天际的滚滚烽烟,浮现出千军万马横扫南北的如臂使指,大概不是让人特别难以理解。如果他从前人的经验中寻找制度工具,最终找到了兵民一体的“人民战争”,却没有找到城邦民主和政教混治,没找到很多学者爱好的“多元化”,大概也是寻常。

中国是他最大的现实,也是他最大的资源。

他不是印度或日本的总统,更不是美国的总统。

【1】本文摘自《革命后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3 年)。印《参阅文稿》时再次修改。

【2】如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见其《邓小平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

【3】湖南籍作家周立波、蒋牧良、康濯、柯蓝在 1966 年前位于长沙市八一路的旧居。

【4】见陈明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文汇出版社 2006 年。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53~1957)》(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障福利卷)等,国家领袖最高月薪定为 560 元,实际上后来经两次减薪,毛泽东拿到 404 元。

【5】引自季羡林文,〈八十述怀〉:载《季羡林说自己》,中国书店出版社 2007 年。

【6】引自邓小平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7】倒是随着市场社会里等级现象出现,司机与主客同桌吃饭的现象后来在中国渐少。

【8】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

【9】针对有关对联的辩论,江青曾说:“基本如此嘛。”陈伯达曾说:“也对嘛,基本如此嘛。”康生曾说:“本质的东西是要不要阶级路线的问题,而不是对联要不要改几个字的问题……”关锋曾说:“我看这个口号基本是贯彻阶级路线的。”详见孙言诚文,〈血统论和大兴8•31事件〉,载《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第二期。

【10】遇罗克,原北京市中学生,1967年1月18日在《中学文革报》发表著名的〈出身论〉,次年以“反革命罪”被捕,1970年被处以死刑,时年27岁。1979年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无罪平反。

【11】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人民出版社1952年。

【12】引自《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13】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14】见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15】转引自吴相湘〈王云五与金圆券的发行〉文,载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1980年第二期。

【16】引自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岳麓书社2010年。

【17】共产党方面估计1949年前中国有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占农民的大多数。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18】参见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19】见《陈云文选》第二卷有关文章,人民出版社1995年。

【20】见费孝通文,〈地主阶层面临考验〉,载《乡土重建》集刊,上海观察社1948年。

【21】见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22】引自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文,载《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

【23】1949年中国平均粮食亩产为77公斤,全国人均粮食为210公斤,见《中国统计年鉴1949~2012》,中国统计局2012年。

【24】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25】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26】如严复在《原强(修订稿)》批评资本主义在解决贫富差距方面,“虽欲平之而终无术矣”;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认为苏维埃“精神毕竟不能磨灭”;张东荪撰文〈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胡汉民在广州开设“社会主义伦理学”课程。

【27】见刘禾:《六个字母的解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

【28】转引自《外国历史名人传》(现代部分)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29】见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

【30】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于1942年受到政治批判,其中王实味被定为“托派”,于1947年的战乱转移中被处死,迟至1990年获平反。

【31】据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此书被《亚洲周刊》评为当年十大好书之一,被台湾学界称为“意识形态最为淡化”的作品。

【32】西藏和新疆的情况有些例外,其宗教力量的强大状况较接近欧洲,应予另说。

【33】网址为:http://pkunews.pku.edu.cn/xwzh/2012——10/19/content_254788.htm。

【34】引自摩莱里:《自然法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

【35】见李零〈读《动物农场》〉文,连载于《读书》杂志,2008年第7~8期。

【36】见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37】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

【38】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39】参见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参阅文稿/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