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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网:吴伟及其著述受境内外敌对势力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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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中式沙发和茶几其实很不利于交谈,侧身角度比较大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穿棕色皮鞋和白袜子就是你自己太不会搭配了。

今年1月13日,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别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前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鲍彤秘书吴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者按称,80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记忆,也“照亮今天和未来”。

吴伟,1952年生,吉林长春人。1977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后到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工作。1983年考取中央党校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86年10月至1989年5月,先后调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曾任处长、研究员兼鲍彤秘书。参加了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设计和实施全过程,参与了《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总体设想》、十三届二中、三中全会报告以及赵紫阳一些讲话的起草工作。89年5月底后被审查、清查。1991年分配至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杂志编辑部副主任。1993年初下海经商。2010年退休后,以独立学者身份从事研究写作。近年来发表过《跛脚的改革》(2012年)、《中共十三大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2012年)、《中共十三大前“反自由化”背后的博弈》(2012年)、《关于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历史经验》(2013年)、《政治体制改革与执政党内的共识》(2013年)等文章,2013年2月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由鲍彤之子鲍朴创办)出版了其所著《中国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台前幕后》一书。今年1月13日,纽约时报中文网为其特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迄今已发14篇文章,仍未结束。

西方和境内外敌对势力、自由化势力对吴的上述文章、著作如获至宝、极为赞赏、连番热炒、大肆宣扬。据不完全统计,纽约时报中文网、中国人权双周刊、独立中文笔会网、《明镜新闻网》、《新史纪》杂志、五柳村网、新浪微博、搜狐博客、网易博客、天涯博客、《炎黄春秋》杂志、共识网、爱思想网、复旦大学社科部网站、中国改革论坛网站、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网站都进行大量报道、转载和访谈。一些“六四”黑手、赵紫阳智囊、著名“公知”,如陈子明、吴国光、钱刚(原《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现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董郁玉(原《读书》杂志主编)、李伟东(原《中国改革》杂志主编,天下公言文化传媒负责人)均给予好评和力荐。

新世纪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向我党挑战进攻的国内三股势力(即“党内民主派”、自由化知识分子和体制外政治反对派)与境外敌对势力串通合作所出版的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回忆录甚多,如吴国光的《赵紫阳与政治改革》、吴稼祥的《中南海日记—中共两代王储的陨落》、宗凤鸣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赵紫阳的《改革历程》、杜导正的《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和陈一谘的《陈一谘回忆录》,为何西方媒体及境内外敌对势力、自由化势力对吴伟的著述和文章如此吹捧、格外青睐呢?

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它适合了当前境内外敌对势力、自由化势力企图利用“六四”25周年对我发动新一轮思想舆论进攻的需要,起到了为之呐喊助威、提神长气的作用。

2012年迄今,境外敌对组织“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中国海外民运协调会由其头面人物王丹、王军涛、胡平、魏京生、陈奎德、盛雪等人出面,纠集串联包括藏独、疆独、港独、台独、法轮功在内的数十个敌对派别,谋划于今年6·4前后开展“重回天安门”、“天下围城”、“全球纪念‘六四’25周年网络大会”、“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开课”等活动。然而这些围馆、站街、示威、叫喊、回国闯关的行动多在境外,对我内部影响不大,倒是他们支持帮助出版的吴伟所著《台前幕后》一书,在其看来,还能算得上是能在国内产生影响的一枚“重磅炸弹”。

十八大之后,多年来一直宣扬鼓吹中国应按西方“民主宪政”模式进行改制接轨的国内三股力量,对十八大政治报告未遂其愿十分不满。在他们策划的“南周事件”失败,中央在意识形态问题旗帜鲜明的情况下,他们感到“宪政梦”更加渺茫,因而竭力反弹、拼命一搏,叫嚣“誓与宪政共存亡”。一些民间机构(如炎黄春秋研究会、天则研究所等)和部分名牌大学的“著名公知”、“权威教授”接连组织各种研讨会、座谈会、联谊会,发表大量的反攻反扑的讲话、文章,聚众誓师、抢声造势、沸反盈天!但比之这些玩弄抽象概念、逻辑推演的文字游戏,吴伟的著述则从“历史的角度”道穿了前者的本意,点破了问题的本质!即:比之十三大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十八大不仅相差甚远,而且倒退许多;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底线是巩固维护一党专制,因而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正因如此,原不见经传的吴伟,陡然窜红,受到境内外敌对势力、自由化势力吹捧,被推举为“2013年世界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经常应邀出席前者核心圈内的聚会(如2012年10月“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今年2月的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5月3日北京部分“公知”举行的“纪念‘六四’25周年研讨会”),俨然成为一颗“政治新星”。

二、它反映了国内三股力量对十三大前后赵紫阳主持的政治改革经验教训的全面总结和最新认识。2013年2月,吴伟在接受共识网、《领导者》刊物专访时称,他的文章与著作“虽然主要是根据自己的笔记”,“对情况的了解和资料的掌握”,“从自己的视角”,“印象、记载和思考出发”所写成的,但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赵紫阳的回忆录、宗凤鸣、杜导正、吴国光等人的相关书籍,汲取了大量丰富资料”;“也与很多当年的同事和朋友进行过交流”,如吴国光、吴稼祥等,“他们为此书提供过很多东西”;还访问过阎明复、李湘鲁、李树桥和陈群林等许多当事人和知情人。特别是近年来同其老上司鲍彤“进行了数十次交谈”,“听取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意见”,鲍彤还专为此书写了序言。可见吴伟的著述与文章不是一家之言,它能受到西方和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关注和重视,绝非偶然。

吴伟在其《关于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如果对赵紫阳的政治遗产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就是以民本主义、民主主义为基本政治理念,通过和平转型和逐步过渡的方式,完成中国从极权政治向宪政民主的转变,从一党独裁向现代政党的转变”。

他特别强调,“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此问题上,邓小平和赵紫阳“有着本质的不同”。邓小平讲“党政分开”的目的是要解决多重领导、提高行政效率。而赵紫阳的目的是强调“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改变,即“强调党不再‘领导一切’”,改变党的领导仅局限于“政治领导”,要削弱和放弃“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型”。邓小平讲“政治体制改革”目的是“兴利除弊”,“在保证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变的前提下,革除体制中的官僚主义弊端,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增强党的活力,使党的领导层年轻化”,“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同时,他还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稳定压倒一切”、“不搞三权分立”、“民主是手段,讲民主必须和法制联系起来”。赵紫阳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只能是发展民主”。他所推行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实际上使“四项基本原则”边缘化和无效化。他要“尽可能将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引导到改变党的执政方式,限制党的权力”,“为今后走向民主政治创造条件”,使共产党“一党专制体制向宪政民主体制转变”。

有学者指出,吴伟的文章提醒我们,对十三大政治报告中一些渗透赵紫阳思想的提法,我们党应该组织力量进行清理和修正。

三、它极力鼓吹用赵紫阳的一套“政治路线”来凝聚、指导境内外敌对势力、自由化势力,妄图影响、破坏我党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政改方向。

世纪之交,所谓“党内民主派”领军人物李慎之首提“也要进行政治改革”以来,境内外敌对势力、自由化势力在政改的总目标上已经取得共识,即“肃清一党专制,推动宪政民主”。但在“如何斗过共产党”(周舵语)、实现“民主宪政”问题上,却“争论激烈”、“分歧很大”。即有主张“自下而上”发动“民权运动”、“街头政治”、“颜色革命”的“草根派”,也有鼓吹“自上而下”推动“党内启蒙”、“批马倒毛”、“和平演变”的“精英派”。在“精英派”内又有“提速修宪”、“一步到位”的“激进派”和“小步快进”、“逐渐过渡”的“策略派”之分。总之,各自为大,各执一词,吵闹不止,莫衷一是。

对此,吴伟结合十三大前后的情况指出,赵紫阳的“政改”路线,“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可借鉴的东西”。“它的经验教训对于凝聚朝野的广泛共识,明确当前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基本方式和约束条件”、“作出合乎中国现阶段实际状况的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吴伟披露,赵紫阳和鲍彤策划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由于十二届七中全会上争论很大,赵紫阳被迫放弃在全会上通过的想法,改为“原则同意”。为了将其中部分内容写入十三大报告,他们接过邓小平“党政分开”、“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法,采取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手法,阳奉阴违、另搞一套。如在报告中,他们把邓小平的主张作为“近期目标”,把赵紫阳的主张当作“长远目标”;一方面说“党的执政地位不变”,一方面又说“党的执政方式必须改变”;轻描淡写地说什么“实现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内里包藏的祸心却是要把共产党“社会党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化”。赵紫阳认为,“如何实现向现代政治和议会民主转型,关键是共产党领导集团要有这样一种思想和信念”,“然后再因势利导,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实行”。但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领导人严肃批评的情况下,欲将其主张纳入报告,“就要有取有舍”,“有的话不能写的那样明确,有些当时还不能写进去”,“将来有条件做的先不去讲,留到十年后再做”,“现在走出这第一步,虽然只是一小步,几年后下次党代会上再走下一步”,如此下去,就能“造成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赵紫阳曾设想,“经过三至四届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党的执政方式和整个国家体制向民主制度的转型”。

吴伟所述值得我们高度警惕,赵紫阳的一套“蓄意误导、请君入瓮”的策略,在今后的政改中,仍有可能被境内外敌对势力、自由化势力传承接续、故伎重演。如在今年2月18日举行的“《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自称“社宪派”三老之一的知名法学家李步云就宣称,今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讨论依法治国问题,显示高层有决心用法治来“推动中国的人权和民主”,他表示对中国宪政有信心,并建议官方要从纠正去年意识形态的倒退(按:在全党全国人民看来,这绝非倒退,而是大进步)作为“民主法治”的破题。看来国内三股力量、对其“宪政梦”仍未死心,对四中全会也另有谋划、预有准备。对此,我们必须始终旗帜鲜明地高扬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和避免“颠覆性历史错误”的法宝,唯有如此,才能使那些心怀叵测、另有他图的阴谋家们无机可乘、难于得手。(中国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