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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一个国家民众的安全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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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

商人站起来吃肉,就可能获罪,文人,站起来写文章,就可能获罪。邓拓的《三家村》,储安平的《党天下》,林昭获罪之一的文章居然是自辩式的《我们是无罪的》……在这里,你认为自己无罪,本身就是很大的罪。

在一个专制国家,有多少犬商就有多少犬儒。除极个别理想忠贞、性如烈火,多少文人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大家的底线不过是:别像余秋雨那样假装寻根,别像于丹那样贩卖心灵鸡汤,别像郭沫若那样把灵魂典当给魔鬼。

别相信清官、反腐、举报、平反昭雪这些封建王朝的游戏。刘少奇死于开封,开封的大理寺再大,也容不下国家主席的冤屈。

你可以懦弱,用幸福为懦弱埋单。你可以继续大谈后半夜吃肉的好处,一辈子像个小偷。你可以饱于世故地嘲笑勇敢者,并教育你的孩子要学会自保、圆滑、忍辱负重见风使舵才可修为英豪……

人人都没安全感,为什么不敢联合起来签订整个国家的大合同呢。

宪法就是这个国家最大一单合同,宪政就是最高水准的按合同办事。

为下一代不再过着这样人人自危的生活。不如一试。

1969年11月15日,一个枯萎的男子被拉到开封东郊一家火葬场,口鼻变形,下巴有一片淤血。那是开封很冷的日子,有风无雪,由于身材高大,他的双脚裸露在吉普车厢外。无人知其来历,负责喷洒消毒水的人们被告知,这是一个烈性传染病人。他被塞进火化炉,很快变成一堆小小的骨灰,编号为123的骨灰存放证上写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

三年以后,他的家人才被告知死讯。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

多年以后,有个叫曾成杰的湖南商人被秘密枪决(也许是注射)。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但它在共和国历史上注定只是一件小事,很快就被遗忘。比起前任国家主席,一个湖南新邵县二流商人被处决时未改其名、未隐其地,家人才两天就得到了通知,想一想,就没那么铭心之痛。至于枪决还是注射,在每家法院都有一个党委,整个国家由政法委而不是法典决定生死……的前提下,这并不重要。

类似的令人惊吓的消息在神州不断流传,比惊吓还要惊吓的是,每次惊吓之后,人们只是换了个更熟稔的姿势,继续睡觉,仿佛永不会醒来。连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任何抗争和清算都被视为愚不可及。

这样的惊吓里,一代又一代的人却茁壮成长了。就在湖南商人被处决之前几个月,有一个叫冯仑的人饶有兴趣地谈起”后半夜吃肉”的故事。面对商人屡被掠夺财产甚至生命,他说:一位民营企业家出事了,这都是因为没听老辈的一条家训啊,”后半夜吃肉”。什么意思呢?在胡同里,前半夜吃肉,肉味都飘出去了,别人路过心里就不舒服,就会拿砖头砸你们家。所以要熬到后半夜等别人睡了再吃,就是要低调,别露富。

吃肉,本身就是权利,堂堂正正吃肉,是商人从商的起因。当被誉为业界思想家的冯仑却大谈后半夜躲起来吃肉的妙处,脸上洋溢着终于当上了合法小偷的奕奕神采,你该知道,这个国家于惊吓中发明了一种叫”受惊若宠”的智慧。

比起柳传志”如果一人一票,这个国家将万劫不复”,梁稳根的”我的生命和财产都是党和政府给的”,马云的”24年前,那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冯仑至少保全了吃肉的念想,他并没有号召大家去吃屎。

别怪商人。当商人以躲着吃肉、蹲着吃肉、跪着吃肉,比赛谁离地面更近为荣时,你得知道,他们都没安全感。

文人在书写这些历史和道理时,显得游刃有余、洞若观火。可是如果他们不想欺骗自己,轻易便会想起本行一个前辈,王实昧。这个文艺青年、延安才子,只不过因为一篇”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就被乱刀砍死,尸首掷于一口枯井之中。

商人站起来吃肉,就可能获罪,文人,站起来写文章,就可能获罪。邓拓的《三家村》,储安平的《党天下》,林昭获罪之一的文章居然是自辩式的《我们是无罪的》……在这里,你认为自己无罪,本身就是很大的罪。

在一个专制国家,有多少犬商就有多少犬儒。除极个别理想忠贞、性如烈火,多少文人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在只需要两分钟产生灵感,只需要两小时完成写作,却需要两天甚至两个月来思量怎样才不被删除文章的创作环境下,大家的底线不过是:别像余秋雨那样假装寻根,别像于丹那样贩卖心灵鸡汤,别像郭沫若那样把灵魂典当给魔鬼。

所以文人并不比商人更高尚,我们用伤痕文学来撒娇、用玄幻穿越来逃避、用所谓纯文学掩饰胆怯。我们诲淫诲盗,出个《小时代》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它只是兜售庸俗和物欲。至少不像郭沫若,他的《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三儿子明明是冤死,他还向组织写信,自我批评”我没有教育好子女”。二子被造反派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总理也不敢求情,还言不由衷地”我是为了国家好啊”。直至儿子被打死了,只是默默地抄写爱子留下的日记。

因为书房两小时的写作,换来牢房一辈子的生活。这就太糟了。这种情况下,多少人犹记王实昧当年那篇引无数人打着马灯夜读的《野百合花》,大街小巷的文青,现在只会哼唱永邦”野百合也有春天”。

官人也没有安全感。中国的官员最没安全感的是,他们需要陷害人,这是刚需,又要被人陷害,这也是刚需。他们必须交投名状,这是肛需。家人远走美国,银行户头在花旗,可是自古以来把家属和财产放在敌国,那不是人质吗。悲哀的是,身在敌国的人质是安全的,身在本国的官员,却度日如年。

多少官员办公室,藏着同僚安装的窃听器,多少酒店的床头,放着红霞的针孔摄像机。每回开会,从前面看齐刷刷一片秃头,活像闪耀着一排排LED灯。从后面看均是半截窗帘,这是操心哪。奇怪的是几乎看不见白发……染发厂真是发了。

司法不独立,商人没安全感。言论不自由,文人没安全感。不施行民选,官人没安全感。精英阶层整体无安全感,一股股移民潮过后,剩下的只是草根,可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陈胜吴广即出,不是天下太平,而是战火四起、民不聊生,然后新一轮暴君上台,把历史再演一遍。

农民没有安全感,怕失地。工人没有安全感,怕下岗。大学生没有安全感,怕毕业找不到工作而且做个实验就铊中毒了。农民卖个西瓜怕被秤砣爆头,市民坐趟公交怕遇到上访户自焚,家长怕女儿上个学就碰到喜欢开房的校长。你以为暴力机器就有安全感吗。警察出勤,被城管打了;城管被欠薪,在市政府门口静坐时就被特警带走了;退伍军人生活无保障举标语,被现役军人控制住了。现役的回营房,想起又得向军官送礼了……现役和退役的,都没安全感,人生整体退役归于尘土也没安全感。大家知道,河南平坟了。

不记得是陈丹青还是他的母亲说过,去到美国,发现人人长着一张未曾被欺负过的脸。欺负你的,不仅是明确的政府、官员、暴力机器,还有我们自己。我们互不信任,我们互相仇恨,这个用互相绑架的方式建立的国家,人人互交投名状,不签订合同,这个国家居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合同,你只是一个股市里一个被套牢的散户,你只是无意中降生在这个国家的一个散客,有时候,你必须先行怀疑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才可能拥有生存的更大可能性。在一阵阵击鼓传花的鼓声中,看炸弹落到哪个不走运的家伙手中。

人人都没安全感,为什么不敢联合起来签订整个国家的大合同呢。

宪法就是这个国家最大一单合同,宪政就是最高水准的按合同办事。别相信清官、反腐、举报、平反昭雪这些封建王朝的游戏。刘少奇死于开封,开封的大理寺再大,也容不下国家主席的冤屈。

你可以懦弱,用幸福为懦弱埋单。你可以继续大谈后半夜吃肉的好处,一辈子像个小偷。你可以饱于世故地嘲笑勇敢者,并教育你的孩子要学会自保、圆滑、忍辱负重见风使舵才可修为英豪……可经年之后,你的孩子没成为英豪,倒成为屌毛。哪怕身上挂着外国国籍和银行卡号,也不过是挂着卡号的屌毛。

为下一代不再过着这样人人自危的生活。不如一试。(《right》线上杂志)

评论

  • 匿名 说:

    纽约时报:我回国投案自首 被“喝茶”(图) (慕容雪村)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对我这样的中国作家来说,常常要面临这样的艰难抉择:当身边的朋友毫无来由地被捕、被软禁、被驱逐,我是该沉默无语,还是该挺身抗议?如果我因为不愿保持沉默而坐牢,这是否对得起关心我的亲人和朋友们?

      今年五月,我的几个朋友们在北京参加了一次六四研讨会。我因身在海外,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只是写了一篇文章,交由在场的某人朗读。几天之后,好几位与会的朋友遭逮捕。激愤之下,我在网上发了一份声明,说我也参与了他们的寻衅滋事,请中国政府宽限两月,等我结束国外的行程,就会回国投案自首。在《纽约时报》当月的专栏中,我再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7月6日,我在新浪微博发布《投案书》,声明我现在已经回到北京,随时等待当局的抓捕。我知道我的女朋友并不赞同我的决定,虽然她一直没有说出来。两天之后,我住处附近的万寿寺派出所打电话给我,要我过去谈一谈。当天下午大约在5点30分,我走进万寿寺派出所,直接走上三楼。

      我得等国保从别处赶过来。国保是中国的秘密警察组织之一,在各地政府公开的政务信息和新闻报道中,几乎从来见不到这个组织,也几乎无人知道它的人员、机构编制及经费收支情况。对中国的异议人士而言,这个组织就像一个噩梦,它无所不在,强大无比,随时可能带来出乎意料的痛苦。

      百无聊赖之时,我在桌上拿起了一本《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读本》中有一章说要建设法治中国,话说得非常漂亮,假如我不是坐在这里,说不定就会信以为真,大受鼓舞。

      40分钟之后,两位身穿便衣的国保把我带进询问室,这是一间10平米左右的房间,墙壁上密布鞋印,地下散落着许多烟头,房子中央摆着一张桌子,上有电脑和打印机,桌前有一把椅子,那就是我的座位。

      坐定之后,其中一位向我出示了证件,另一位给我拿了一瓶矿泉水,询问正式开始。他们告诫我要“如实回答,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如实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我想不出有什么好隐瞒的。

      年轻的国保问我:既然你来投案自首,是不是认为自己做过什么违法的事?我说我是因为六四研讨会而投案,我绝不认为这次研讨会违法了任何法律,但既然我的朋友们都被抓了,想必是你们认为他们触犯了法律,我做过同样的事,所以你们应该也会认为我触犯了法律。他们显然不喜欢“你们认为”四字,跟我争执了大约有五分钟,意思是法律并不是他们认为如何就如何,既然我的朋友们被警察抓了,那就说明他们一定做过违法的事。

      接下来又开始争执“公民应不应该守法”,我说善法当然应该遵守,但恶法就应该挑战,当然前提是承担挑战恶法的责任。他们对此极不赞同,认为无论善恶,是法律就该遵守。

      年轻国保笑着揶揄我:你还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呢,嘿。

      我沉默片刻,开始给他们讲梭罗和“公民抗命”,讲完了又觉得自己迂腐可笑:在这种地方,我讲这些又有什么意义?

      大致询问完之后,两位国保离开询问室,到隔壁房间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估计是在请示上级。

      那是那个夜晚最艰难的时刻,在这城市的某处,某个人正主宰着我的命运,但我对他一无所知。两位国保似乎也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事,像聊家常一样跟我谈了半天,又去隔壁打电话去了。

      又等了大约20分钟,两位国保再次走回,其中一位问我:如果今天把你刑拘了,你出来后能不能不炒作这事?我说这个我不能答应你,如果你今天把我送进拘留所,那我一定会写文章。

      他笑笑,又问起我为六四研讨会写的那篇文章,我大致复述了一遍,说大概内容就是这样,原文确实记不住了。年轻国保说既然这样,那我们去你家,你从电脑里找出来给我们看。我说投案自首也不意味着放弃所有权利,如果一定要去我家,那你申请搜查令吧。他们低声商量了几句,终于同意让我一个人回家。5月2日晚上,我通过gmail给郝建发送了我在六四研讨会上的讲话稿,但最近一个月来,中国的防火长城越发强大,gmail的服务极不正常,我在电脑前等了几分钟,始终打不开gmail的页面。

      我回到万寿寺派出所的询问室,就邮件问题又做了一份询问笔录,然后逐页签名、印指模,最后还要加一句声明:以上记录我看过,与我所说的相符。

      最后, 其中一位国保问我:你的投案自首,我们是欢迎的、认可的,但法律就是法律,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你听明白了吗?

      这是我的第一次涉罪询问。在长达七小时的询问中,两位国保对我不算凶恶,甚至算得上客气。在某个意义上,中国政府已经进化了,看起来温柔礼貌,但在骨子里,它依然还是个独裁政权,决容不下我这样的异见者。

      因为激愤,我把自己送进了警察手中,这样的行为在当今中国并不多见,我不知道它能改变什么,或许只是纯粹的愚蠢。但是,在7月8日的互联网上,有许多人为我发声,甚至表示也要像我一样自首。

      这或许能够说明中国的现状:越来越多的人不怕坐牢,以喝茶为荣。

      然而,我依然心怀恐惧,为了写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我曾深入看守所调查,知道那里的生活有多么贫瘠和残酷,如果我被捕,那就将是我的生活。我是否能够承受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我将如何面对亲人的戚容和泪水?我不知道。

      但与此相比,我还有更大的恐惧,那就是身处一个让好人身陷囹圄的中国,一个无人敢于发声的中国,一个法律与正义背道而驰的中国。

      作者慕容雪村为《纽约时报》观点与评论版特约作者,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原谅我红尘颠倒》及非虚构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等。本文英文版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版经作者本人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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