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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慰年:腐败官员 国家动乱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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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乱和政治动乱是与一个国家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潜在的巨大的危机。一国的现代化,如果只专注经济领域的现代化,而忽视政治现代化的同步进行——忽视提高政治制度化的程度,就无法妥善解决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不平等、贫富急剧分化等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积累到临界点,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社会动乱和政治动乱。托克维尔认为革命往往发生在经济状况逐渐改善的时候,与其说是经济发展后人民需求提高,触发不满情绪的暴发,不如说是经济迅速发展和政治制度化的进程停滞乃至僵化的尖锐矛盾。

官员群体性腐败,后患无穷。官员腐败,必然贰心;这些具有贰心的官员,往往在国家发生动乱的时候,“墙倒众人推”,成为颠覆国家政权的主要推手。在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腐败官员为了逃避惩罚,他们或者成为带路党,与外敌联手,从外部颠覆政权,比如明朝的吴三桂;或者趁火打劫,火中取栗,从国家机器内部瓦解和颠覆政权,比如清朝的袁世凯。

有一个历史学的概念,叫“治乱循环”。乱治循环论,在中国史学界非常流行,可以说,是一个大家公认的常识。这个概念,被当代一些历史学家用来解释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一个朝代取代另外一个朝代,总是从上一个朝代的混乱开始,国家剥削人民,人民无法忍受,官逼民反,管理失控,乱民蜂起。经过激烈的争夺,一个新的领袖产生,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新的国家领导人开始“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表面上看,这确实是一种“治乱循环”现象。治乱循环,不是发生在一个国家之内,而是发生在国家与国家的不断的连续的更替过程中。一个国家由治到乱,被另外一个国家取代。

这个观点,后来又被毛泽东演绎成为政治学的治国方法,叫做“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并没有真正理解治与乱的关系。他只希望通过制造社会秩序的混乱,达到巩固权力的目的。他之所以使用制造社会混乱的方法巩固权力,是因为他始终没有解决权力交接的制度问题。用治乱循环的说辞,为权力交接的混论制造舆论。他制造的“天下大乱”,跟“天下大治”并没有有合理的逻辑关系。文革这个天下大乱,并没有达到天下大治;不光没有达到天下大治,而且,还成了另外一次全局混乱的导火索。

治乱循环的最大逻辑缺陷是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认为历史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下面这个陈述,就是典型的把复杂的历史加以简单化和线条化的思维方法:“从历史上看,凯恩斯主张的干预政策虽然带领各国迅速摆脱战后萧条,但却间接导致了滞胀困境,里根和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虽然成功克服了滞胀,但却为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同样道理,中国的四万亿虽然保住了经济增速,但却导致了今天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这种历史发展的线性论和阶段论,早已被历史证明是虚诞。

由治到乱或由乱到治,并没有所谓的历史的逻辑。所谓的逻辑,是后人为了思维方便而用简单的语言的所谓“规律”。下面这个故事,很能说明社会的变化,不是线性的结果,尤其是在革命时期,比人们预料的结果复杂的多。89年柏林墙倒塌后,西德的客籍工人土耳其人也和德国人一样庆祝这一事件。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发现东德人和他们激烈竞争低端工作,而且东德人愿意干更脏、更累、更便宜的活。除此之外,东德人跟土耳其人相比有很多优势:他们说纯正的德文,这样和他们的西德老板之间的沟通会比土耳其人好很多。再说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土耳其人当中的失业率本来就很高,现在东德人来了后真是雪上加霜。一位土耳其客籍工作说到他们的苦衷时,叹声地说:“这墙倒到了我们头上。”

社会动乱和政治动乱是与一个国家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潜在的巨大的危机。一国的现代化,如果只专注经济领域的现代化,而忽视政治现代化的同步进行——忽视提高政治制度化的程度,就无法妥善解决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不平等、贫富急剧分化等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积累到临界点,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社会动乱和政治动乱。托克维尔认为革命往往发生在经济状况逐渐改善的时候,与其说是经济发展后人民需求提高,触发不满情绪的暴发,不如说是经济迅速发展和政治制度化的进程停滞乃至僵化的尖锐矛盾。

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不能把经济的现代化放在国家现代化的首位,毋宁说,经济现代化在国家现代化的优先秩序中,如果不是摆在最不重要的位置,也应该放在政治现代化之后。或者说,政治现代化,是争取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一国如果把经济现代化放在政治现代化之上,必然会造成经济和社会管理的两个轮子的不平衡。没有在法律制度上制定约束社会各个阶层行为规范,尤其是统治阶层的行为规范,社会不公必然发生;社会不公的积累,迟早引起社会动乱。经济发展是社会动乱的媒介和导火线。两者的正相关的关系,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经济不平等。经济不平等尤其表现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亨廷顿认为,“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假定从事农业的人所享有的社会——经济流动机会少,那么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必然更直接地与暴力联系在一起。”(亨廷顿《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这种不平等给少数掌权的人带来带来攫取巨额财富的频繁机会,而与此同时,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最近中国报纸接二连三揭出的贪腐集团是如何获取巨额财富,就知道亨廷顿所言不虚。

心理的落差。“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治动乱在很太程度上是渴望和指望之间差距的效应,而这一差距是渴望升级造成的,这一点在现代化早期阶段尤其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指望变小也会导致类似的差距,并带来类似的后果。经过持续的增长阶段之后,如果经济陡然转向下坡路,往往就会爆发革命。”(亨廷顿)从现象上看,革命往往发生在经济荣景后突然出现经济危机。所谓经济危机,不光是经济范畴的危机,更是社会不平等的危机。而革命不过是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在政治上的体现。

制度性颓丧。“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国家里,流动机会的缺乏和政治制度化程度的低下导致了社会颓丧和政治动乱二者之间的正比关系。”(亨廷顿)导致动乱的原因不在于现代化,而在于制度的落后——政治制度化的程度低下。一个程度低下的僵化的制度面对现代化的过程中带来的各种无法预料的社会问题,不可能有清楚的防备动乱的预案。必须有灵活的制度调整的机制,去适应变化的社会,才能避免社会走向颓丧。目前中国官员的群体腐败,源于制度的颓丧。

官员的腐败。2013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2.9万件,判处罪犯3.1万人;2014年年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7551件51306人。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2月发布《法治蓝皮书》说,“在高压之下,腐败公职人员在国内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而中国相关法规和管理体制不完善,与一些发达国家在引渡、罪赃移交等方面存在制度差异,使得腐败公职人员外逃后能得到某种庇护。2014年腐败公职人员外逃现象或将加剧。”(《中国贪官外逃五成把美国当成避风港》)官员外逃加剧,说明反腐有效绩,也说明腐败深入肌体。

官员腐败跟中国的官吏制度分不开。首先,近亲繁殖。从科员到科长、到处长、厅长,一路提拔。自上而下、近亲繁殖;其次,官吏不分,相互包庇,没有制约。官员的权力,应当来自于民选或民选官员的任命,他们的权力合法性,来自选民而不是上级;他们最终对选民负责,而不是对上级负责。由对选民负责的官员监督各司其职的行政“小吏”,才是现代的官僚系统。遗憾的是,这种系统没有引进中国,造成官吏联手,共同腐败的群体性腐败。

巨大的官员腐败群体,目前用外逃躲避惩罚。官员大量外逃是官吏群体腐败现象的冰山一角。官员群体性腐败,后患无穷。官员腐败,必然贰心;这些具有贰心的官员,往往在国家发生动乱的时候,“墙倒众人推”,成为颠覆国家政权的主要推手。在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腐败官员为了逃避惩罚,他们或者成为带路党,与外敌联手,从外部颠覆政权,比如明朝的吴三桂;或者趁火打劫,火中取栗,从国家机器内部瓦解和颠覆政权,比如清朝的袁世凯。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