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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意安:世界杯能拯救义乌吗?

部分中国小商品企业从“贴牌”或“代加工”,进化到“设计”和“创立品牌”的阶段,振奋人心。但同时,义乌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趋势……

从里约热内卢的机场出来,可以看见一只巨大的巴西世界杯吉祥物,它的官方名字叫“Fuleco(福来哥)”,不仅是“杭州制造”,还是“杭州设计”。浙江义乌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经义乌海关出口到巴西的小商品共计6422万美元,同比增长15.8%,其中体育用品出口巴西125万美元,同比增长41.7%。

工厂中的福来哥

六年前来到义乌做皮革辅料买卖的安徽生意人张耀之,曾经是这个以小商品贸易闻名的浙江县级城市里最为稳定的“流动人口大军”中一员。然而现在,义乌已经不再是他的生活重心。

原本在义乌有店面也有工厂的张耀之,2013年把生产线全线撤回老家安徽池州,仅仅将接单的业务留在了生意大不如前的义乌商贸城。

坐在商贸城一个不起眼的摊位里,张耀之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现在他每个月大半时间都呆在安徽,期间往返义乌两到三次,少的时候一个月就来一到两次,每次只作短暂逗留。“现在义乌做生意成本太高。”张耀之直言不讳,“一年能赚几百万的时候不在意这些成本,但是现在就不能不在意了。”

一个引起当地政府重视的现象是,最近的两年多里,包括张耀之在内的十多万名流动人口正在“逃离”义乌。

来自义乌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00年左右开始快速增长的义乌市流动人口规模至2011年达到了151.3万人的历史峰值,这一数值比当年义乌常住人口多出了近30万人。

然而,从2012年开始,义乌市流动人口开始出现净流出,数据显示,2012年义乌市流动人口规模为137.77万人,2013年年底为133.17万人,两年来共减少18万人,与最高峰时相比下滑比例达到11.98%。

简单的数字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在许多义乌当地人士看来,维系义乌30年发展的小商品交易模式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谁在离开

在义乌东边的银海区稠州北路上,坐落着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站在银海路稠州北路的路口朝两头眺望难以望到尽头。

有人做过一个有趣的统计:这个市场拥有7.5万个摊位,货物涉及26个大类、180万种单品,每个商位前逗留3分钟,以一天八小时来计算,逛完全部商位需要一年多时间。这个市场的成交额已经连续23年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的榜首。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它吸引着全省、全国甚至全球的外来人口。

商贸城的周边,餐饮、娱乐消费场所门庭依旧繁茂,然而便利店的老板娘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盛况已不如当年,“这几年明显感觉人少了。”

数据显示,2013年全年减少的义乌4.6万外来人口中,占比最大的为江西、贵州、河南三省,分别流出人口数量为1.05万、2.59万和0.49万人,下降比例分别为3.81%,12.81%和2.81%,另有统计显示,来自江西弋阳、湖南溆浦、河南太康、江西贵溪及江西乐平等五县的外来人口是流出义乌的“主力军”。

更值得一提的是,按照行业划分,流出的从事生产制造行业的流动人口占比过半,达到51.22%。不难猜测,其间从事低端手工作业者占据了多数。在与张耀之的对话中,这一点也得到印证。“工厂结束以后,原来的工人基本上也都遣散了,其实也不多,就十来个,都是江西、贵州人,现在差不多也都回去了。”

在义乌从事这些行业的工人,如果加上加班工资,一个月的收入平均在三、四千元。尽管在工人看来这样的收入不高,如今他们在各自的老家打工差不多也能拿到这么多,但在企业主看来,劳动力成本却仍有些难以负担。

或许正是这样的原因,生意人和打工者两方都作出了撤离义乌的决定。

不过,张耀之感觉生意其实没有受到太多影响,撤退不代表放弃阵地。“其实现在工厂放在哪里差别都不太大,哪里政策好,哪里成本低就放在哪里。反正单子还是在义乌接。”

世界杯仍能带来不少商机,但商户坦言,“这几年明显感觉人少了”。(资料图)

电商冲击波

而除了生意成本变化的因素之外,业态的转换也成为义乌人口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接近义乌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局的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除义乌以外,整个浙江都在面临外来人口回流的状况,浙江玉环、平湖等地都面临大规模外来人口回流,“产业转型是其间不可回避的因素。”“以前接待客人店里五个人手都忙不过来,现在基本上一两个人就够了。”皮革店老板金丽和她丈夫四年前从温州平阳来到义乌,今年店铺里只留下了一个帮工,主要事务由她和老公来打理。“现在客户过来都是看一下样品,有些熟悉的老客户,样品也是我们寄过去,他看一眼,然后把需要的货物代码告诉我们,我们发货。他们很少过来了。”金丽说。

从经济观察报获得的一份材料显示,2013年,整个义乌市电子商务实现交易额856亿元,同比增长了64%,其中内贸和外贸网购同比增长幅度分别为90%和110%,B2B增长略缓,内贸与外贸增长在20%上下。

与此相呼应,2013年义乌电子商务平台网商账户超过了21万,国内快递日均63万,跨境快递日均25万,除北上广,已经成为全国走量最大的地区。义乌的淘宝(含天猫)卖家账户已近12万,规模快递公司已有134家。

随着电商的兴起,传统经营方式正在慢慢被淡化。

义乌市发改委一位官员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电子商务确实是义乌发展转型的重点,为此义乌市成立了市委书记担任组长的义乌市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义乌购”作为本地的第三方平台成为市政府重点扶持项目,探索B2R模式,通过“互联网+仓储配送”模式将市场产品直接供应给各地零售商。

目前,政府正在城西规划布局38平方公里的国际陆港物流园区,旨在建立快递物流园区、区域快递物流分拨中心和国际邮件处理中心。

“现在我们的产品也就是在QQ空间里面挂一点,淘宝上的店铺正在做,今年主要是要把网店搞起来。”金丽告诉经济观察报。

转型的成本

转型并不是没有成本。义乌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转型之痛。

一当地银行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以兴业银行为例,2013年全年坏账总额超过前十年,除事业单位以外,中小企业的信用卡坏账率高达40%,“零售中心今年在义乌成立了坏账催收团队。”该人士透露,整个义乌地区的坏账水平都不太乐观。“以前义乌人做生意是很靠诚信的,打个白条也一样发货,现在不一样了,即使是有过生意往来的老客户,有时候也有风险,一会儿告诉你在外面不方便打钱,一会儿告诉你在轧账,总之就是不给钱。做商贸的,客户不给钱,也就还不上上家的钱了。”

经营环境变化所带来的“阵痛”,是义乌以往发展模式遭遇挑战的必然现象。

而另一方面,新型业态出现之后政府管理上的不足更加明显,管理上所带来的经营成本居高不下也被认为是经营户减少的原因之一。

在整个商贸城,采取的是定额税的税务管理方式。“其实按照国家规定,这是不合理的,但要求他们每笔生意都开发票要见账,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就采取定额税的管理方式。”上述发改委官员分析。

张耀之算了一笔账:“我们是租来的厂房和摊位,一度电要一块二,一吨水要六块,这个价格是不符合国家规定的,但是租来的房子基本上就是这个价格,由房东来收,房东不让你自己去交,在整个义乌基本都是这样。除此以外,我们的摊位租金7万加税费3万,10万开销雷打不动,搞辆车跑跑生意,一年养车要4万,自己住的房子两室一厅每年1万。厂房的租金也是年年在涨,通常第一年租金比较合理,第二年开始就漫天要价。什么都没做,20多万成本已经先出去了。”

然而产业转型过程中,低端制造业洗牌出局已无法避免。上述义乌市发改委人士还对经济观察报说,一些低端、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被洗牌出局不仅在行业发展中无可规避,事实上,在经济下行风险中通过这种竞争方式重塑产业格局也是政府愿望。在该人士看来,大浪淘沙中剩下的企业,“个转企”、“小升规”才是正道。

除此以外,和所有贸易集散中心一样,义乌一方面靠外来人口支撑发展,一方面对外来人口排斥。外来人口的融入始终存在隐约之困。

工厂撤回安徽以后,张耀之感觉轻松了很多。“之前在义乌,小孩上学也是个问题,现在对外来人口的管控在慢慢变严,在这里小孩上学不容易,回去了小孩上学也容易一些。”张耀之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耀之、金丽为化名。本文首发于5月26日经济观察报,作者李意安,笔名夏木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