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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重读《纪念刘和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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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則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將來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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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重读了鲁迅《纪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在中学语文课里是读过的。因为是杂文,自然不如小说、散文那样通俗顺畅好读,加上是鲁迅的杂文,更是有点隐晦、艰深。尤其是离开了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缺乏相应知识结构和生活阅历,缺乏对鲁迅所要表达的正气和义愤的理解能力,现在想来这篇文章那时没有读好。但是,文章虽然没有读懂,那并不妨碍我记住了下面这些让心灵和血液激荡的句子: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等。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感觉“五四”以后这100年中国文化人里,鲁迅确实能够称得上是“民族的脊梁”,或者是一个“真的猛士”。回过头去看,在上世纪20、30年代,鲁迅愤世嫉俗的言行恐怕无人能出其右。在那个时代的恶和丑的面前,他抨击、讥笑政府的专制;挖苦、讽刺民族的劣性,他的文字由一种正直的人格力量支撑,从而具有穿透力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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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这些都是从《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直接抄录下来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26年《语丝》杂志上,如果89年天安门事件后有人把里面的姓名场景换一下重新发表,也照样可以一抒胸臆。因为大凡独裁政权,他们使用镇压然后欺骗的手法大抵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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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自任国民军军长兼总司令,并扶植段祺瑞以执政名义集元首和总理于一身,张作霖则与冯反目为仇。26年3月12日冯玉祥部队与奉军作战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守军致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联合英、美等八国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

3月18日,北京各界约5000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联军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会后游行至执政府门前广场请愿,要求段祺瑞、贾德耀(总理)出来和民众代表见面。冲突中军警开枪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一共造成47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死者中就有北京女子大学学生刘和珍。

3月19日,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同声谴责政府公开杀人的行径。随后,段祺瑞召集非常会议,同意对死伤者抚恤,对屠杀事件的首犯作出“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内阁随后引咎辞职。此外,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

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举行万人公祭大会。时任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泪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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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力量来自于它们所承载的思想。鲁迅的杂文除了《纪念刘和珍君》之外,《友邦惊诧论》、《为了忘却的纪念》和《无花的薔薇之二》等也透露着他追求社会公义,执着于对年轻学生生命的怜惜和爱护。我常想,鲁迅嫉恶如仇,一辈子都在用文字去鞭挞他认为的旧势力、恶现象,如果他活在共产党年代会怎么样?其实很多年前就已经有人想到过这样的问题了。

1957年7月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召见科技、教育、文化以及工商界人士。他拿着出席者名单,一个一个地念着并轻松调侃一番。当他念到了罗稷南的名字,罗迎上一步与毛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据在场的黄宗英回忆:“他们一个湘音、一个滇腔,让旁人听到了“苏区一别”的意思。”

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国民第十九路军秘书,在该军被调到福建时,他曾到瑞金与张云逸签订共同反蒋协定,并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急需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当时毛泽东曾设宴款待过陈小航。“你现在怎么样啊?”毛泽东问。目睹、经历了那一系列政治运动,心中对这位湖南山坳里走出来的山大王心存畏惧的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这么样?”

我们知道,毛泽东一辈子都捧鲁迅,他认为鲁迅的事业与共产党的追求是一致的。他虽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1937年10月19日,在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毛泽东说:“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

夺取政权之前,毛泽东是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去推翻旧的制度,这同鲁迅以文字为武器所进行的反抗对象是一致的,所以毛把鲁迅看作是“助力”。可是49年后,毛泽东迅速把对政权的批判、反抗、斗争原则统统收起来,转化成维护自己地位的武器了,而鲁迅呢,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会受权力更替的影响而不再保持批判的锋芒了。显然毛泽东也意识到了那后面的悖论,所以他想了想对罗稷南说:“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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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1936年10月份去世的,那时的红军刚刚到达西北高原,共产党还没有力量让中国人要么闭嘴、要么坐牢。可是49年后他们有了。尤其是在57年之后,毛泽东让“鲁迅”们都闭嘴了,而64镇压,邓小平也不让像《纪念刘和珍君》那样的文字公开发表,所以这几十年来我们只能去重读旧文。

余杰回忆道:“一九八九年秋天,我刚刚上高中一年级,在学习《纪念刘和珍君》一文的时候,老师一边朗读一边落泪,他是用哭腔念完这篇文章的。虽然大部分同学都不明白老师为何如此感动,我却心有戚戚焉。那时,对言行的清查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人人都谨言慎行。语文老师是一位大学刚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惟有讲授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才得以真情流露。”

“三一八”事件发生后,鲁迅称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如果这个评判成立的话,那么25年前的“六四”事件则比那野蛮、黑暗十倍,百倍。段祺瑞政府开枪后尚且还公布死伤人数,实行抚恤,引咎辞职,可是这25年来,共产党连死亡人数都不公布,甚至还把64事件从历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这是屠夫屠杀之后在行使二次暴力——一种不见血的暴力。

这25年来,是非没有甄别,正义不得伸张,每当6月来临之时,有无数中国人要面对道义的责罚,在经受良知的拷打,因为我们想要记住悲痛,我们知道不能忘记悲哀,这时,我发现重读鲁迅旧文会是一种很好的宣泄:

“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則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將來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华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