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ral European News in Chinese – 中欧与世界新闻 – 中欧社

解平:让我们共同擦去母亲25年的眼泪

p140608101
1989年6月4日,遇难者母亲抱尸痛哭。

一件大事的是非曲直,即不由舆论而导向,也不由强权做决定,更不因主观意志而忘却。是非好坏自然在普通人的心中。

政府有意抹去记忆极其愚蠢。历史上用烧书的方式去除异己观点、档案、记录,结果引来历史的特别关注,后人更加有兴趣了解历史真相。

不要让我们后代在写历史时,把我们今天描绘成中世纪的欧洲。

25年前的今天,北京发生了6.4事件。它将被永远记入史册。人类文明的进程是何等的艰难,即使在20世纪后期。

在信息化时代,想让人们忘却大事件是不可能的。作为个体,人对震撼心灵的事情记忆会非常深刻,越不能公开,越不能讲,就记得越深。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重大事件更不可能消失,集体记忆能力是延续到,会以各种方式延续下去。1/4世纪的重大事件对人类的记忆来说,只是昨天。

6.4是值得记忆的大事件吗?极端反对和极端支持的,也许会使没有经过的年轻一代迷惑。到底发生了什么,孰是孰非?

判断是非,有时要看普通人的行为和态度。这些人一般没有强烈的观点或极端的行为,只是凭他们的直觉和良心表达自己的观点。我25年没公开说什么,但我没有忘记。时间越长,我记得越深,我越想把当年的所见所闻说出来,我想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体会或心情。我所说的是几件亲身经历的事,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但我仍然不能指名道姓。

总理代表政府对学生并不过分的要求一概不接受的的强硬态度,使得普通民众非常看不惯。戒严使事态更加激化,全国各地的学生都起来了,我所在城市各大专院校都动起来了,声援北京学运。我举几个事例来说明普通人的心态。

事例1:我校的学生也到广场静坐,有的还绝食。我们当老师心着急,就自发的到沿街单位去募捐。我们那条街机关单位、研究所居多,几个小时后就募了数千元。大家知道,当时的几千元是个大数字,万元户在当时可是大富翁。记得,当我们到了一个研究所的门口,说明募捐原因,一位中年男子说,你们稍等一下。不一会他拿来500元,说,这是我们科室本月奖金,大家同意都捐出去。我们在沿途的小卖店买了一些食品饮料。当我们在一家个体户的小店买软包装饮料时,店主是个一个年轻小伙。当他知道我们是为广场学生买的,他说,我一分钱不赚你们,进价卖给你们。从他的眼睛里,我们看出他并非卖乖,价格的确比我们知道的平常价低了许多。这里我想说的是,那时已经是“一切向钱看”的年代,普通的职工和小贩均能慷慨解囊,这只能说明善良的人们,在关键时刻都不糊涂,人的良心驱使着人们的作出自己的选择。

事例2:学生整夜的不归校,睡在广场。我们到国营商店去购买气垫床之类的东西,害怕他们把身体搞坏。当老师的都知道他们是国家的未来,是建设祖国的栋梁,我们成年人有责任爱护他们。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国营商店营业员的服务态度比爷还牛,对顾客爱理不理。而那天,为我们服务的两个女售货员简直就是天使,她们为我们不厌其烦地解答,挑货,包装。因为东西太多,她们主动提出商店派三轮车同我们一起将货物送到广场。我想说,普通人在一个政治事件里,虽然不一定能搞定清复杂背景,但凭直觉都会对事情有一个基本判断和倾向。心灵是最敏感的。

事例3:我们的校长是个好人。虽然他不好公开表态,但他关心学生,让食堂做了大量的包子送到广场。同时叮咛我们老师要关心自己的学生,不要出事。为表示老师对学生正义行动的支持,我们有二百多教师组成了声援团,上了大街游行。到街上一看,几乎各学校都有教师声援团,很多熟人同学在大街不期而遇,激动的场面就像井冈山会师一样。我并非想用我参加了游行来证明我的正确,因为我是卷入学运的一员。我要说的是镇压后我校所发生的事情。6.4镇压后,北京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但外地学生并没罢休,继续抗争。直到邓小平6.9在电视露面,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学生们像是有了命令一样,一下都不见了。他们没有返校,都回家了。我们当老师的心里凉到了底,他们并不相信学校可以保护他们。家,永远是最安全的地方,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你有了多大的麻烦或委屈,家是永久的避风港。学生有千千万,这里就有千千万个家,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的记忆会代代相传。

事例4:再后来就是“清理清查”工作,人人过关。问题的严重性分以“戒严前”、“戒严后”和“6.4前”,“6.4后”划线,大有白色恐怖之势。可是,普通人尽管心里害怕,但不失良知。我校的“清理清查”中,只有一个教师揭发别人参与了某某活动,而更多同事勇敢站出作反证,保护自己的同事。这个“甫志高”反倒臭名全校。学校当时有一张巨大的标语,省里要求彻查。贴标语时正值上班时间,知道的人不在少数。但清查结论是,本校查无此人,是外来人所为。教师们也自发而默契地保护着校领导。“清理清查”工作在本校以失败而告终。我想,我校并非有什么特殊性,全国大体一样,少数人秋后算帐的企图彻底落空。可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看来,一件大事的是非曲直,即不由舆论而导向,也不由强权做决定,更不因主观意志而忘却。是非自好坏然在普通人的心中。有人说,政府有意的抹去记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是极其愚蠢的。历史上用烧书的方式去除异己观点,档案,记录。结果是引来历史的特别关注,后人更加有兴趣了解历史真相。我倒认为,后来的执政者的确知道前任犯了大错,非常不愿提起这个目前不知如何解决的难题。6.4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对当局和民族都是,而且越来越重。

“平反6.4”的呼吁会永远喊下去,也没人怀疑会有这么一天。“平反”的真正意思不是要求政府承认6.4民运是合理的、正义的(本来如此),而是要求政府承认错误的。因此,这里有个民族利益和政党利益的冲突。问题是在这个冲突暂时不可解决时,有没有一个平衡点?政府能不能先做一点小小的让步?我认为可从“天安门母亲”这件事做起。母爱是不会枯竭的。满足母亲的一点要求,比如政府官员以个人名义给她们的一封信,给一些经济补偿以表歉意。一些天安门母亲已经带着她们最后的遗憾地离去了,不要等她们都走了,留下一个民族的历史遗憾。不要让我们在后代在写历史时,把我们今天描绘成中世纪的欧洲。中华民族,无论什么时代,什么制度,什么政府,面对母亲眼里的最后祈求,这点仁义道德和胸怀应该会有的。让我们共同擦去母亲25年的眼泪。(BBC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