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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则征:胡耀邦的担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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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胡耀邦。

大凡有所为者,都有担当;担当需要良知、需要勇气、需要不怕麻烦的细心耐心,需要有坚定的正义追求。政治家的担当尤为值得尊崇。凡为人们景仰的政治家,没有一个是不敢担当不愿担当的势利小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人心思上、意气风发的年代,大家有理想、有奔头,虽是物资相对匮乏,但大家精气神十足,敢说敢做,心情舒畅。这种环境的取得,实赖于敢于担当的胡耀邦。

一、对华国锋不丑化,开创中共历史高层下台受到文明礼遇的先河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可谓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官方有“英明领袖华主席”之说。随着老同志的复出,又经过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反对个人迷信深入人心,大家认为这是造成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认为华照搬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没有主动纠正文革错误,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不适合再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当时,邓小平威望日隆,解决华的问题主要是邓的主意。胡耀邦因年龄、资望、能力、修为等原因,又深受德高望重的叶帅的赏识,成为新一代政治明星。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胡当选为书记处总书记。先造舆论,是我党工作的一贯方法。中央多次召开会议,对华国锋的错误展开批评,形成了华必须下台的共识。

11月19日,胡耀邦在政治局第七次会议发言,指出了华国锋五个方面的错误。但同时纠正了一些对华的不实之词。他说:“国锋同志是一九三八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老同志了。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确是是由区的工作、县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是不妥当。四十多年了,国锋同志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是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同时,也肯定了华四年来所做的有益工作。后来,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十二大后,不再设中央主席一职,胡耀邦任中央总书记。职高位重,他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在一些场合说,对华国锋不要丑化。

1979年1月2日,胡耀邦同时任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交谈全国政治思想动态问题,华说:“要坚定不移地把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起来。这是三中全会决定的一条政治方针,是坚定不移的。这应当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前提。现在我们要避免出现一九五七年那种反复,千万要防止‘翻烧饼’。当发扬民主时,号召大家鸣放,出了问题,接着又来个反无政府主义。”华还说:“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今天看来,这些都是理性之言,呈现出一种开明的意识。也是胡耀邦所高度认同并身体力行的。

我们这个民族,后任否定前任,后任置前任难堪甚至死地,是有传统的。窃认为这是起义造反夺权意识深入骨髓的反映;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也是有传统的;人云亦云,随大流,瞎起哄,也是有传统的。这应看作是鲁迅所痛心疾首的“国民劣根性”。胡耀邦以他的人道主义情怀,以他的理性,以他对历史负责的神圣感,突破了这种劣根性,摒弃其丑陋。成绩是成绩,错误是错误,不适合任职可以调整而不是受到羞辱,维护华国锋的人格尊严。他没有以人废言,更没有构陷污蔑,而是充分肯定其成绩、肯定其健全民主生活的思想。胡耀邦对华国锋的态度,始终成为邓小平对胡耀邦的一个心结。1987年春节,到邓家看望邓小平时,邓仍问胡,你对华国锋还是那么看吗?胡对华的一些肯定性看法,邓一直不满。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胡耀邦没有退缩,是因为他内心有道义上的担当。

二、冒风险抵制非理性指责,抵制左倾思潮

“左”的东西一直笼罩着中国的意识形态。人人知其弊,人人怀揣之。“左”一点保险,“左”一点平安,成为不少人的处事哲学。反思我们的过失,没有一件不是“左”的东西造成的。打右派,大跃进,,砸烂公检法,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极左把中国人民坑苦了。极而言之,“左”为灾难之源。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点进步,每一项成就,每一项得民心的举措,又无不是突破“左”的束缚,战胜“左”的东西的结果。胡耀邦深受极左之害,对此有超乎常人的反思,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中共历史上反“左”的斗士,批“左”的勇士,他的思想中始终贯穿反“左”的理念。而这一些,需冒着风险,顶着指责,没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没有对推动中国走向良治的坚定信念支撑,没有为民请命对历史负责的担当,是万难做到的。

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启了中国人思想解放的大幕,对于冲破极左思潮,冲破个人迷信,唤醒国人的理性思维,功德无量。而发起并推动这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正是胡耀邦。当时,春寒料峭,冷风阵阵。帽子满天飞,棍子随意打。眼看“左”的伪装被戳穿,许多左派人士如丧考妣,纷纷告御状,以为真理标准的讨论在政治上是完全错误的。胡耀邦不为所动,愈挫愈勇,沉着应对,以理服人,毅然将讨论引向深入。

此后,胡耀邦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要把人民群众的幸福,即今天所说的民生问题当作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这同样激怒左派人士。他们指责这样做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在多方干预下,被迫中断了讨论。但其启蒙意义非同小可,今天看来,完全是理性的、建设性的、具有超前性的。

极左造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可用积案如山来形容。大而言之,大伤民族元气,是民族国家的悲剧;小而言之,损害良知无辜,是家庭个人的灾难。当胡耀邦接手这一历史难题时,他想到的是人的尊严,是人心所向,是是非曲直,是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有人说这个案子是毛主席定的不能平反,胡耀邦针锋相对,斩钉截铁地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2006年版,新华出版社,第110页。)他以下地狱、下油锅的决绝,夜以继日,接待来访者,批阅信件,甚至有人找到家里,他告诉警卫不要阻拦。没有心系天下的仁爱之心,是断然做不到的。一般情况,好的官吏能按部就班处理问题,当事人就算烧了高香,谢天谢地;官僚则是推三阻四,敷衍推诿。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

如此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史无前例。全国复查案件涉及近500万人,属于文革中立案审查的案件约290万人,历史遗留案件188万件;平反纠正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复查改正错划右派54.7万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2.5万人;为47万多名中共党员恢复党籍;再加上数以千万计的受牵连的干部、群众及亲属,解决了殃及一亿人的问题。任仲夷说:“平反冤狱……公认除了耀邦,任何人办不到。”连欧洲人都说,胡耀邦真有气魄,实在伟大!任何国家任何领导人也没像胡耀邦这样,一下子能为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平反,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道主义!

1980年代,是中国大陆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各种新思潮不断涌现,年轻人喜欢新事物,探索新事物。知识界更是空前活跃,新理论新思想纷至沓来,也往往为左派人士所诟病,他们把胡耀邦当作年轻人和知识界的保护伞,给予各种责难。整个八十年代,胡耀邦被夹在左右之间,凡讲话报告、举止行动,无不受到左派人物批评告状。《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说,胡耀邦的所有行动,我都派记者跟踪。而有“左王”之称的胡乔木、邓力群,则是处心积虑给耀邦使绊子、设障碍,以“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由,大作“倒胡”文章。而胡耀邦则以他对年轻人的认识、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义无反顾支持他们的探索,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从而赢得令名。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当晚,一位文艺工作者在返京列车上,创作了《好大一棵树》一诗,是对胡耀邦担当意识的形象描述。后谱曲,广为传唱。其中的“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撒给大地多少绿荫,那是爱的音符”“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正是耀邦人格、情怀的生动写照,正是对他忍辱负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道义追求的一曲颂歌。

当今的社会变革进入深水区,需要有如此胸襟如此才干如此担当的政治家。这也是人们持续不断缅怀胡耀邦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写作中,参考《胡耀邦思想年谱》,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满妹著《思念依然无尽》,《炎黄春秋》等书刊)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