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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林昭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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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照片:4月29日林昭遇难46周年。

如果共产党过去能够接受批评,中国社会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右派;如果共产党的专政机器没有那么残暴肮脏,林昭的遭遇就不会那么恶劣,如果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放弃独裁专制,用人性取代党性,那么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就不会这样艰难曲折,至少林昭就不必去付出自己的生命。

每年龙华桃花盛开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林昭,让人缅怀林昭,我坚信林昭的血不会白流。

“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更惨痛的死亡。”——林昭狱中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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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伟大的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6-405年)写过120多部戏剧,现存完整的还有7部,《安提戈涅》是他根据神话故事写的“忒拜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剧中描写了俄狄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不顾国王克瑞翁的禁令,为自己的兄长安葬而被处死。

俄狄浦斯娶了自己的生母,然后生下了两男两女四个孩子,安提戈涅是四个孩子中间的一个,所以她既是俄狄浦斯的女儿,又是他的妹妹。俄狄浦斯死后,两个儿子为争夺王位在忒拜城外同归于尽,他们的舅父克瑞翁成了忒拜国王。战火平息之后,新国王下令厚葬为保卫忒拜城而死去的外甥厄忒俄克勒斯,而阻止任何人给攻城而死的另外一个外甥波吕尼刻斯收尸,违抗者死。安提戈涅则甘愿冒着违背国王的命令去埋葬她的哥哥。因为在她看来,掩埋死者是亲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露尸不葬,则有违神谕。

几千年来,这个古典悲剧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在神律和法律面前,究竟应该作怎样的选择?

一个人在自己一生中可能都会有必须在诸如人性和王法之间,道德和法律之间做选择的时候。因为选择任何一方面都有某种合理的成分而让人左右为难,所以围绕《安提戈涅》的哲学、法律、人伦的思考和争辩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为的法律是具体的,实在的,它们可以、而且一直在修订,改变;而人性是自然的,来自上帝,是永恒不变的,所以自然法应该高于实在法。索福克勒斯本人就持这种观点。

索福克勒斯生活在古希腊昌盛的时代,他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歌颂民主,歌颂人的独立性格,歌颂人的创造力。他借安提戈涅之口向国王克瑞翁提出挑战:“我并不认为你的命令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你,一个凡人,竟敢僭越诸神不成文的法,且永恒不衰的法,它们既不属于今天,也不属于昨天,它们永恒地存在着,它们永不消亡,也无人知晓它们在时间上的起源。”这句台词被后世广为传颂,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在文学形式中常常打动观众和读者的心灵,而在生活中,常常激励普通人去挑战强权,去蔑视权威。

“除了把我杀死,你还能给我什么折磨呢?为什么还要拖延呢?我的名字不会因为我被杀而受到玷污。”我觉得拿安提戈涅的这句话来描述林昭的勇气和精神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2

龙华镇位于上海西南郊, 附近有一个曾经是远东最大的机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也在那里,里面设看守所、刑场。从课本、从课外读物中我们知道很多共产党人被杀害在那里,像柔石,澎湃,殷夫等。49年后,共产党在龙华建了一个烈士陵园,多年来,上海很多中小学常常把加入少先队、红卫兵、共青团的宣誓仪式放在那里,所以龙华一直是开展革命历史教育的地方。

但在很长一段年月里,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林昭也是在龙华被枪毙了的,就和当年“革命烈士”一样倒在了跑道的尽头,只不过枪毙林昭的刽子手换成了共产党。尤其残酷的是,枪毙时,林昭嘴里被塞进一个橡皮塞子,它会随口腔挣开程度而自动调节大小,让她无法喊叫;枪毙后,警察上门讨要子弹费,可是尸体却不让家人认领,以致林昭的尸体一直下落不明。那一天是1968年4月29日,三十六岁时林昭的血喷溅在龙华盛开桃花的时候。

我知道林昭的经历和遭遇是在她被枪毙很多年之后了。林昭是共产党统治中国时期的政治犯,1957年她在北大读书时被打成右派,1960年起因“反革命罪”被监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狱中八年,林昭以血为墨,以床单为纸,一刻也没有停止批判、停止揭露,她那时就为中国社会的政治命运提出超越时代的思索。即使用现在的眼光,林昭思想的深度,也远远超过我们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水平。尤其在那整个民族的灵魂湮没于狂热迷信,绝对服从的年代,林昭是一个勇者,是一个先行者。

近些年读了一些林昭用血写下的文字,在四月缅怀她的时候再次读她的故事,每次都会被她在监狱里受到的虐待和特殊遭遇所刺痛。中国监管场所对在押人犯施虐的事情并没有少闻,但是对林昭这样一个女政治犯,因为“不服从改造”就连续反铐,即使是女人生理期间也仍然不给她一点便利而感到震惊。提篮桥监狱夏天溽热潮湿,冬天阴冷黑暗,环境条件十分恶劣。后来我们知道,每个月都有几天,林昭就坐在自己的经血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诚如林昭在血书里写道:“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更惨痛的死亡。”

这里最让人不解的是:本来,监禁是通过剥夺人的行动自由来达到惩罚的一种形式,监狱看守的职责是提供人犯生活的必要条件以及维持监管场所内的秩序,如果一个人的脚已经被限制在一个特点空间了,那么一般来说惩罚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时,如果监房内没有暴力现象,看守人员没有必要,也不可以使用武器或者刑具,尤其是对非暴力的政治犯。为什么共产党的看守这么残酷?其实,看守在监狱就是上班,看守人犯只是他们的工作,虽然他们的工作对象是“犯人”,但是“看守”这个职业本身并不是具有施加刑罚这种属性。所以,撇开“看守”、“人犯”这种法律关系,女监房的看守是女人,关押的犯人也是女人,女人体贴一下女人的生理特性完全属于人道,或者说出于人性的范畴,可是,为什么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人性那么缺失?

不管是神话还是戏剧,古希腊人创造了安提戈涅这么一个人物形象,让她甘愿受王法处置,也要去掩埋自己的亲人,让我们后人看到了人性的饱满和光辉。而在20世纪的中国,那个号称具有人类世界最崇高理想的政权组织,它的成员连让狱中女犯及时清洁身体的同情和良知都没有,那是为什么?难道中国人从来就不通人情,不讲人性,还是因为中国人的人性在共产党的党性前面会变得模糊,甚至消失掉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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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又说:“仁义礼智信,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已”。王阳明则把良知概括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人对善与恶、是与非、同情与厌恶的一种道德意识。

1907年,在距离上海龙华二百公里外的绍兴府山阴县, 秋瑾在老家谋图反清而被朝廷拘捕,时山阴县令叫李忠岳。李县令18岁中秀才,39岁中举人,光绪二十四年,也就是1898年43岁时中了进士。然后就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先后任至浙江江山、山阴县令。由于他为官体恤民情,所到之处深得民心,离任迁移时民众自发相聚送别。

据傅国涌《秋瑾被杀害之后》文章引用秋瑾弟弟秋宗章在《国闻周报》上撰文介绍:秋瑾被捕后,绍兴知府贵福(满族人)要知县(当时绍兴下辖会籍、山阴两县)李忠岳严刑拷打逼供,但李忠岳拒绝对秋瑾用刑,而是把纸和笔给秋瑾让她自己写供词,于是有了秋瑾“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笔传世。贵福接着传巡抚之令,要李忠岳“将秋瑾先行正法”,李据理反问:“供、证两无,安能杀人?”

李忠岳是吃朝廷俸禄的人,他既是地方行政首脑又是司法长官。他想要保护秋瑾,可举事反清是杀无赦的死罪,李自知无力回天。当最后一次提审秋瑾时,李忠岳说:“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亮之也。”然后当场泪随声堕,身边的吏役也都相顾恻然。

秋瑾死后李随即被朝廷撤职。在赋闲之际,他对秋瑾之死深感内疚、痛苦,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注视默诵,并为此泣下。甚至到了一天三五次、以至七八次的地步。在良心的自责下,他最终自缢于屋旁,终年53岁,离秋瑾被害还不到一百天。噩耗传出,无论识与不识,都为他叹息。

100多年前,一个封建朝代的官员在做本职工作时,用他的良知去拒绝恶法,用他的良心来审视他人的生命,用他的良心来拷问自己,并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良心。这就是王阳明说的一种道德意识,是人性,是良知。相比之下,共产党时期的的监狱,对林昭施以酷刑的狱警,他们简单地遵循共产党的恶法而让人性丧失殆尽,他们比阿伦特笔下描述的平庸的罪恶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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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是美国犹太裔政治思想家,“平庸的罪恶”是她提出来的一个哲学术语。

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一书中,阿伦特描述1962年以色列审判前纳粹党徒艾希曼时的情景:他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他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接受绞刑。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阿伦特以艾希曼的行为方式来阐释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这种恶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这种恶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

平庸的罪恶在我们中国人生活中并不少见。没有它,就不会有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又一次扼杀思想的蘖杀,就形成不了一次又一次涂炭生灵的恶斗。据提篮桥监狱里曾经给林昭送过饭的人告诉《寻找林昭的灵魂》制片人胡杰说:在林昭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狱方把她单独囚禁在监狱最角落的3号楼,还给她特制了一个只露出眼睛的人造革头罩,除了吃饭时拿掉,其余时间内她既不能说话,连呼吸都不容易。执政的党不会设计出这种办法,这个主意一定是具体的人想出来的。

在中国的政治字典里还没有“平庸的罪恶”这个概念。当年参与杀害犹太人的纳粹受到了审判,射杀翻越柏林墙的东德士兵也被判了刑,可中国那些曾经负责审理、监管、虐待过林昭的人,没有一个受到任何外在形式的责罚,就连他们自己的良心都没有任何忏悔。林昭案“平反”了,可是没有一个当事人愿意接受采访,提供林昭当时的情况。前些年,一个当年参与审理林昭案子的法官在电话里回答了记者的问题,他说“我是凭着我的良心……”,“凭着我的党性……”,这完全是1962年艾希曼在审判厅上的辩解在中国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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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原来并不缺乏人性,只是1921年以来,确切地说,1949年以来,在共产党统治下,这个社会越来越不讲人性了。那是因为,共产党的党性和一个人的人性是相互矛盾和对立的两个方面,一个人人性多了,则党性自然就少了。那个审判林昭的法官,他可以声称自己有党性,也可以告诉人们,当年他无法凭他的良心,但是他不能说,他过去既有良心又有党性。

那么,共产党的党性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说到底,那是共产党希图维持他们一党统治的纪律。从这60多年的情况看说,这是一种罪恶,是一种比“平庸的罪恶”更加丑恶的罪恶。

林昭说过, “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成为反抗丑恶的战士当然高尚,可是,如果共产党过去能够接受批评,中国社会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右派;如果共产党的专政机器没有那么残暴肮脏,林昭的遭遇就不会那么恶劣,如果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放弃独裁专制,用人性取代党性,那么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就不会这样艰难曲折,至少林昭就不必去付出自己的生命。

每年龙华桃花盛开的时候,就让我想起林昭,让人缅怀林昭,我坚信林昭的血不会白流。

成文于2013年 2014年4月修改

(作者博客)

评论

  • 不具名 说:

    愚蠢的“敌我分明”(无法无天,不讲法律,不讲是非,只要定你为“敌”,你对也是错;只要是“我”,我错也是对),是中共最根本的癌症毒瘤。这个毒瘤,“胡赵新政”时期有了诊治的开端(表现为大量的平反),但经过六四,疗程打断,旧病十倍百倍地复发。

    本来林昭一案,后来已经体制内天良未泯、有点依法办事精神的法官两次好容易才纠正平反(第一次不够彻底也可以理解)。现在的当权者如果聪明些,按理大可以顺水推舟,掠人之美,贪天之功,对此加以进一步肯定(譬如派个官员到坟前献束鲜花),不难博取民心(老百姓是善良的,不为已甚的)。

    但是,习近平的方针是“打通”前后两个三十年(也就是以本来干净之身跳进污泥粪坑之中,自甘堕落,向毛泽东时期的暴政看齐)。这次当局悍然派出大批鹰犬恶警阻止祭奠林昭,大打出手,就等于推翻了两次平反的良好效应,重新与当年草菅人命的那些狗官暴吏及其主子为伍。自作孽,不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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