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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淳风:“穷官”廖曜中

廖曜中很可爱。

年过不惑,他身上还保留着一点童稚气息,和他谈话时,总会忍不住想笑,即便他正讲述的是一个艰辛或悲伤的故事。

当下社会不乏天真的成年人,但大多是刻意为之,而在廖曜中身上却是发乎自然。一个混迹官场20多年的人,还有此气质,他的仕途落寞,不亦宜乎?

这种天真,让他听上去很真实。2011年10月10日,在衡阳市司法局副局长任上和局长万春生打了一架,赢得许多舆论的抬举,廖曜中却说,自己并不如外界想象中那样高尚。待下去,或者离开,都是身不由己。

没有什么理想主义,不过离开之后,也感觉“春风拂面”。

老实人吃亏

2003年9月,廖曜中通过干部选拔考试,当上衡阳县副县长,分管发改委、物价局和法制办。

廖副县长当时的工资是1349元,一直过得穷困潦倒。2007年要调他到市里任司法局副局长,他不想去,原因是“房价太高”,“突然调我过去我生存不下去”。事实上,当时衡阳市区房价还是每平方米2000多元。

在衡阳县,他有套二手房,90平方米,4.08万元购入。离开衡阳县的时候,他转手卖出,几年间增值50%,卖了6万多元。“赚了2万块!”说起这个数字,他眉宇间还有点孩子般的兴奋。

这对他而言不是一个小数目,他说自己干了4年副县长,亏了十几万元,离开的时候是负资产。

所谓“亏”,指的是人情往来。每逢年节,给上级或者本地更大的领导送礼是一种风气,对仕途仍有期待的廖曜中也不能不跟风。他的工资加上各种补贴一年是3万元左右,送礼就得花掉一大半。“送的都是血汗钱,送得心疼啊。”

他也是县领导,也能收到一点,但主要是土鸡、草鱼、特产一类,那是因为帮了别人的小忙(如办个低保),他还常常拒绝,让对方送去给实际办事的人。这样,在衡阳县为官4年,他一直是“借债经营”,从亲戚朋友处借了好几万元。

到了衡阳市司法局,工资涨到2888元,廖曜中才“稍感安慰”。

衡阳市新城区有个小楼盘,顶楼是个复式,200多平方米,太大了不好卖,所以价格不高,40.8万元,每平方米折合不到2000元。

廖曜中想买,但囊中羞涩,他想了个办法:先用公积金贷款12万元作为首期,然后再到银行办理余款按揭,两头贷款。于是,廖曜中在衡阳市有了一套大房子。

廖副局长的工资后来涨到3400元,加上做法援律师的差旅补贴每月1000元左右,一年下来能有5万多元,两边按揭,每月还公积金贷款1200元,银行贷款2400元,收入所剩无几。

生存之道

廖曜中家的大房子里没什么高档货,摆设陈旧,物品凌乱。泡茶用的桌子颜色突兀,而且高得过分,坐在沙发上喝茶,几乎要伸长脖子往上望。看到客人不舒服,他一脸歉意。

四五十平方米的天台上种满了菜,冬天大多是小白菜,密密麻麻足有几百棵。

到了夏秋时分,菜的种类就会多起来。瓜棚有冬瓜、丝瓜,冬瓜长到1米长,丝瓜有成年人的小腿这么粗。

“这么大,你信不信?”他比划着,突然转身,快速跑下楼去,抱上来一箩筐晒干了的大丝瓜,证实所言非虚。楼梯底下还存放着四五个大冬瓜,果然也大得惊人,都已开始发霉了还舍不得扔。“去年冬瓜特别多,都吃怕了,现在看到都有点儿反胃。”

楼顶种菜本来成活艰难,而且土层很薄,但似乎天知人困,廖曜中家的瓜菜,一直都是铆足了劲地长,大得吓人,丰产的季节,家里青菜基本不用买。葡萄架子上吊满了葡萄,使劲吃都吃不完。

2月27日晚上,准备做饭,他下楼拿上来一把小锄头,到天台来挖菜。那是一种类似荞头的东西,但味道不一样,廖曜中说,这是自己衡南老家周围数十公里才有的,在别的地方吃不到。

“这东西,用来煮鱼味道特别好。”挖了一会,才想起什么,转头对年幼的女儿说:“去,问问你妈妈家里有没有鱼!”

廖曜中已经不当领导。他的朋友周先生告诉《南风窗》记者,廖曜中法学造诣很高,很早就拿了律师资格证,现在都读到博士后了,不当官可以转行去高校当教授,一样活得好好的。

廖曜中一听就摇头:“不行,收入太低了!”他说自己十几年前就是市委党校的法学讲师,教书是很在行,但耽误太久了;而且他了解过,教授一年也就拿七八万块钱。

女儿在长大,家庭责任在加重,现在的廖曜中确实对挣钱更感兴趣了,他满心希望当律师可以挣到更多的收入。

周先生说他,你这么穷,以前当副县长怎么就不动动脑子,用权力谋点私利?

廖曜中说,那是因为没有机会。一方面,自己分管的部门没什么实际权力,无法给人带来好处,自然无人相求。另一方面是,自己一直没能和本地干部“打到一起”,衡南县人,在衡阳县为官,是个外地人,总被提防着,官场的圈子早已成形,就像洋葱,层层互相包裹着,圈子外的人挤不进去。

廖曜中不想冒充圣人,他说如果自己有机会,也会以权谋私,只是违法程度会低一点,也不会那么张扬。官场中人,抨击腐败者常常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腐败,这是现实,“如果能腐败,可能就觉得腐败也无伤大雅了”。

现在的廖曜中则庆幸当年自己“没机会”,否则今天怎能坦坦荡荡面对记者?

以前他也想走“领导路线”,去送送礼,拉拉关系,他的确这么干过。只是自己钱太少,“丢到水里都不响一声”,不起作用。常识是,权钱交易让腐败成为一个不断循环的怪圈,想搞关系往上走,得有钱,要有钱,得先腐败,廖曜中却像是经过多年实践才摸清楚这个道理。

“混官场,并没外面想的好。”廖曜中说,跟自己同级别的一些官场朋友,经济上一样很艰难,那些不腐败官员的生活其实是值得同情的。

现在反腐如台风,许多公务员叫苦连天,社会则反唇相讥。作为一个同样痛恨腐败的人,廖曜中却为一般基层公务员群体鸣不平。“我们单位(衡阳市司法局)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就是2500元,我做副局长有些补贴,加起来也就4000多元,生存确实是很艰难的。”

廖曜中身为副局长,也要出去“赚外快”才能维持生存。他是近水楼台,接近案源,同时精熟法条,深谙诉讼,可以帮人代理官司,从中获得一些报酬,一年下来,收入也有数万元。

民事、刑事、维权,他都愿意接,但原则是不枉法。去年春天,他帮宁乡县大屯营乡梅湖村荷叶组村民代理土地维权,另一方试图买通他,送来5000元红包、一箱酒、一条烟,廖曜中转手就将钱物交到村民手中,作为证据。

代理官司,有时他也不为钱,看到底层者遭受不公,也会仗义出手,分文不取。

或许是担心记者不相信,他又跑下楼去,找来一些卷宗,指着一个叫“邓老四”的名字说:“这是郴州桂阳县的一个可怜人,义务给他代理,来回几趟我还花了千把块钱路费。”

局长打架

本来仕途平淡,默默无闻,让廖曜中为世人所知的,是他与时任衡阳市司法局局长万春生打了一架。

那是2011年10月10日,局领导班子开会,万春生提出要让一名女性进入法援中心,而法援中心是由廖曜中分管。

廖曜中认为程序上不妥,法援中心历来逢进必考,而这名女性没有经过正常考试、考察程序,为此提出了反对意见。

万春生很生气地拍了桌子,廖曜中也拍桌子。吵了一会儿,廖曜中拿起茶杯,起身离座,万春生问他去哪里,他说要去纪委告状。

“他知道我说了就会做,所以把我拦住,跟我继续吵。”廖曜中描述,吵的时候,万春生指手画脚,手指点到了自己的头发。“我以为他要打我,顺手把他一推,他就倒在地上了。”

万春生爬起来,当头就是一拳。廖曜中说自己书呆子一个,被逼急了也不是好惹的,马上揪住他的衣领就要动手。谁知此时门口冲进来几个人,其中一个科长紧紧抱住他。万春生趁机拳如鼓点,招招直取头部,打得自己的眼睛肿起来老高,好几天都闪个不停。万春生还踢了他好几脚,他被人抱住,只还了一脚。

“还好这家伙没什么力气,否则我该被打瞎了。”

媒体报道中,那是因为一件具体的人事安排抵牾导致的不理智行为,但其实是经年累月的矛盾积累所致。

廖曜中是2007年10月23日进的司法局,万春生则是在2008年6月4日。廖曜中说,他一来就太霸道,拉起一个小圈子,把其他局领导架空。“他本人霸道也就算了,连他的司机都气势汹汹,一个司机,也敢管副局长、局党委的事情,监视着我们的言行。”

“在4个副局长中,我还算是尽量迁就他的。胡、单、曾三位副局长,对他更不满,最后才轮到我,但他们比较能忍,我忍不住。”

廖曜中介绍,曾姓副局长是一位女性,有一次因为财务问题提了反对意见,被万春生拍桌子大骂。曾副局长一介妇人,受此委屈,把手里的杯子扔在地上。万春生当着局班子成员的面,把办公桌上别人的茶杯一一抓起来,摔得粉碎,吓得大家心惊肉跳。

廖曜中说,自己曾是一头“官场绵羊”,从不张牙舞爪,对于腐败行为,并不会主动介入。曾有人跟他举报,某某财务干部贪了多少钱,他只是叹口气,官场之大,我能奈何?为求自保,“不损害我的利益,他把单位的保险柜抱回家去我也没办法啊”。

一直以来,他都希望以屈从换得风平浪静。矛盾最终公开化,是因为他的确受到了直接损害。他说,很早以前市里就已经有意擢升自己,打过招呼,然而万春生一直拦着不放。“意思是说,无论再大的领导要提拔你,在局里你过不了我这一关。”

廖曜中自己认为掏几万块钱可能也就摆平了,但他心中不服。到司法局之前,廖是衡阳县副县长,万是南岳区区委副书记,两人平级,南岳区一共5万多人,衡阳县一个乡就十几万人,廖曜中认为自己的能力、经验一点不比万春生差。然而,“我靠学历、能力和与领导的君子之交求得升迁,却被耍手段的人紧紧压制住”。

他认为继续屈从没有任何意义,点头哈腰,不断丧失尊严,但别人根本不领情,反而觉得你有求于他,变本加厉。所以,以后万春生提出的任何事项,他都坚持按规定办,不符合规定决不同意。

为此,打架之前,两人的关系已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

出走官场

打架之后,万春生被调去市政协做副秘书长,而廖曜中则去了市贸促会做副会长。他提出,贸促会与自己的专业毫不相干,想去市委党校继续当教书匠,但市委组织部一名副部长说,党校不敢要。退而求其次,电大也可以,但电大也不要。

廖曜中性格温和,在以嗓门大著称的湖南人中,他细声细气,还带着点儒雅,他说自己一直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然而“一打成名”,在旁人看来,他成了官场异类。媒体报道之后,廖曜中更有了“刺头官员”的名声,还被网友认作“反腐英雄”,为官者敬而远之,躲着他走。

此事之后,廖曜中在衡阳体制圈子内的生存环境迅速恶化。在衡阳县做副县长的时候,他是个外地人,而现在在整个衡阳官场,他似乎都成了“外地人”。

他的为人,让他在衡阳官场有很多朋友,他相信彼此感情依旧,所以,当问及衡阳贿选案的时候,他不想多谈,因为其中牵涉的许多人,都是自己的朋友或者熟人。他相信,自己在朋友圈子内仍然可以得到公正的评价。

然而官场总归是现实的。《南风窗》记者让廖曜中提供一个体制内朋友的电话,以便了解圈子里对他的印象。上午打过去,对方简单听取了采访意向之后,就说在开会,开完回电话,然后没了音信,下午再打,再也没人接听。

不过当时的廖曜中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变化,依然天真地相信“规矩”,继续与组织部门讲着那些他信奉的大道理。

“单位难道不是国家的,是个人的?组织部门安排工作还安排不动?我一没腐败,二没犯错,凭什么不要我?”他气愤难平。

副部长无奈地说,没办法,现在就剩下市贸促会要你,这还是因为会长是你的同学。

廖曜中听了更冒火,又和副部长顶撞起来。“就算事实是这样,你也不要这样说嘛,我一个大人,怎么听起来像是个没人要的孩子?大不了我不干了。”

他有了辞职的意向,但家里人不同意。出身农村,官本位的思想在亲属脑中根深蒂固,一人为官,全家荣耀。上世纪90年代初当乡团委书记,他不想干了,去考读中央党校的法学研究生,家人就曾强烈反对。

廖曜中的妻子华亚萍告诉《南风窗》记者,丈夫辞职的想法只有自己支持,除了她,家里谁都不理解。“我觉得当年他去北京读研究生,读完就不应该回来,官场根本就不适合他。”

2012年2月,廖曜中打定主意辞职,然而此时身体出了问题,现实让他再次妥协—待在体制内,还有公费医疗。一病经年,廖曜中在病中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也没必要辞职了,等死算了。

2013年春节后,去北京接受中医治疗,病情好转,辞职之意再次浮上脑际。他承认自己“绝对不是理想主义者”,此时依然很现实,5月份他还主动和组织部门沟通,希望解决正处级待遇,将来若能重回体制内,也有个好的起点,不过最后无果而终。

2013年12月10日,廖曜中离开了盘桓20余年的官场,去了北京,在中国社科院旁以3000元一个月的价格租下一间房子,一边做博士后研究,一边当律师。

深圳一家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老板李小平是衡阳人,有个案子正由廖曜中代理,他说,廖律师十分敬业。

离开了,也就解脱了,形容现在的感受,他说是“春风拂面”。(南风窗)

评论

  • 匿名 说:

    中国的政府官场与封建王朝无异,只是家天下成了党天下而已,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封建社会历史太长相关。中国反封建还没完成,仍然需要反封建。老毛的很多做法其实是想改造或否定中国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文化,但他自己又以一个封建皇帝的模式来行事,最后无功而死。老邓根本就没远见去考虑封建历史影响问题,只想把经济搞好点。共产党搞了几十年,最后在政治上又回到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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