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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军:把握、调整、突破

“筛选、批判、升华”,更侧重于“进攻”;而“把握、调整、突破”,则主要是自我的修炼,是审时度势、把自己的能力用到点子上。

把握、调整、突破
--顾晓军主义:大脑革命.之二千四百七十二

卢德素的《因人而异论学问 支撑学问有风骨》、像勾住了我的魂,不说说我的看法、真心有不甘。张申府(1893-1986),哲学家、数学家、**创始人之一。张中行(1909-2006),哲学家、散文家。周辅成(1911-2009),伦理学家、哲学家。殷海光(1919—1969),逻辑学家、哲学家。王元化(1920-2008),思想家、文学评论家。许良英(1920-2013),科学史学家。

于张申府,卢文道“他晚年遗憾自己没有建立起个人的哲学体系。这一点与顾晓军先生就差远了。”于张中行,卢文道“晚景见晴,且智力没有衰退,基本上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出来了,把自己要写的文章写出来了。他跟顾晓军先生的差别是在思想批判现实方面,创新不够,力度不够。”于周辅成,卢文道“周辅成先生没有将‘公正’理论化,另外,他的‘公正’与‘正义’没有区别(这是个错误,参见顾晓军先生《厘清公正与平等公平正义》一文),所以,他也坐不上谈论公正的第一把交椅。”于殷海光,卢文道“他人生最大的遗憾和张申府一样,没有写下自己独立创造的思想理论著作。缺少原创,可与顾先生比知识,比思想,那就要降级了。”于王元化,卢文道“他至少有两点落后于顾晓军先生,一是很少批评鲁迅,二是推崇十九世纪西方人道主义。总之是精英意识浓厚,没有建立平民主义民主价值观。”于许良英,卢文这样道“许良英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史专家,自然科学知识的渊博是顾晓军先生所不及的。但在读中国社会政治这本大书方面,顾晓军先生要比他读得透彻,抓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本,顾晓军先生也要比他抓得更加准确。许良英先生,讲民主,顾先生讲民主的前提是‘民权至上’,而且,要落实‘民权至上’,必须人人讲‘公正第一’。”

那么,卢德素的比较具不具有准确性、权威性呢?我是这样认为的:一、卢德素“一有空闲就翻书,已经持续三十余年”(摘自《因人而异论学问 支撑学问有风骨》)、且爱做笔记、札记之类,从记忆上而言、准确性是没有问题的。二、我在《筛选、批判、升华》中、已说“卢德素在文中道:‘许良英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史专家,自然科学知识的渊博是顾晓军先生所不及的。’这自然也是卢德素的风骨,决不肯‘媚俗’。”,这至少说明、从主观而言、卢德素是力求客观的、公正的、准确的。至于究竟是否客观、公正,是否具有权威性,则在于有没有后来者在客观、公正、准确上、超越卢德素。

在卢德素的评论的可信性解决之后,就要展开本文了,通过张申府、张中行、周辅成、殷海光、王元化、许良英以及我顾晓军自己、讲“把握、调整、突破”之重要。

在《筛选、批判、升华》中、我已说“读罢阿素的此文、见张申府诸君不是‘晚年遗憾’、就是‘生不逢时’或‘力度不够’……我真的是感触良多。”,这“感触良多”、一是沿着阿素的“晚年遗憾”、“生不逢时”的感触,二是我已在《筛选、批判、升华》中说了“一个学者能有所建树,决不仅仅是知识的渊博,还要动手能力足以突破其瓶颈。”(知识分子、学者,往往最大的弱点就是动手能力差。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有多少学问、就能倒出多少学问来的;尤其是、新学问、纯属自己的,要表达清晰、不是件简单的事),三、就是把握的问题了。

以上,张申府、张中行、周辅成、王元化、许良英都生活在大陆,“生不逢时”、“晚年遗憾”等皆比较容易理解,而如果说殷海光也“生不逢时”、我则不太服了。纵然殷海光死在了蒋介石的前面,没有赶上蒋经国时代、尤其是没有赶上87解严,但、殷海光自己没有把握好,应当也是不争的事实。其一,诚然、百度百科介绍了殷海光的坎坷,可、再坎坷、与大陆的知识分子总是不一样的吧?那刘文典差点踢到老蒋的老二、让老蒋捂着肚子、疼得满脸流汗,也不过按“治安条例”、按斗殴处置、关了七天,丢了安大校长、去清华当国文系主任。而大陆,别说当面、在下面说句对老毛不敬的话、怕也要被整得生不如死。如此,是不是可以说明殷海光自己没有把握好?

卢德素的《“自由论”的思想表达和理论阐述》、也可以反证殷海光自己没有把握好,“殷海光1955年1月24日发表在《祖国》周刊上的《自由的真义》,阐发英国罗素的自由定义:‘总而言之,自由,在任何有价值的意义之下,意指我们只要求我们底行为决意是出于我们底欲求,而不是出于外界力量的强制。外界力量强制我们去做我们不愿去做的事,便是不自由。’”、“殷海光此文有这样一句话:‘自由,根本是人类成年的表现。’似乎是说,未成年人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因为他们处于成年人的监护之中。果然如此,照搬照用,学校教育肆意剥夺学生自由就有理论根据了。顾先生对自由属人的理解没有这么狭隘,而是‘自由’属于‘每一个社会人’。这是对自由的更加彻底的理论。”。论自由,在大陆、有的时段、是有限制的,而在自由世界、是从来没有限制的,殷海光、不好好理论,是不是属于自己没有把握好呢?除此之外,还能怎么解释?

于不善把握、没有把握好,不仅是殷海光;身在大陆的张申府、张中行、周辅成、王元化、许良英,同样不善把握、没有把握好,才没有形成建树、才都不如我顾晓军,也才“晚年遗憾”。

张申府,是**创始人之一,是张国焘、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而57年,却混成右派分子。这是没有把握好吧?至少,没有老毛会把握。在79年彻底平反之后,曾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到86年辞世、有七年的时间,真想著书立说、不留遗憾在人间,从时间上说、也是够的。总体而言,环境、确实不好,但、他自己没有把握好、也是不争的事实。

张中行“基本上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出来了,把自己要写的文章写出来了。他跟顾晓军先生的差别是在思想批判现实方面,创新不够,力度不够。”,这已说明,他缺乏把握思想的先进性(这个“先进性”,不是脏话已无法形容的人说的“先进性”,而是像我一样、打破所有框框、去占据人类社会思想的最前沿与制高点);他没有这么个能力,自然、就是没有把握好自己。

周辅成一生没有什么挫折,57年出版《戴震的哲学》、61年出版《论董仲舒思想》、64年编译出版《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66年编译出版《西方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他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一场新道德运动”。说白了,他就是一个垃圾学者。

王元化,相当于“老革命”,在反胡风运动中、受牵连,这属于脏话已无法形容之集团的内部的事。卢德素的评论、不太准确;如用我的话说、王元化充其量算伪民主,是正宗的垃圾学者。

许良英,过去的迷途青年;曾千辛万苦找党,反胡风、肃反、反右都沾了,58年被开除公职、回老家当了20年的农民。在当农民期间,翻译了《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这应该是他做的最了不起的事)。我不忍心多说了,简单一句话、还是自己没有把握好(有的话,就留到下面“调整”部分、再展开)。

总之,把握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我自己、也有很多东西没有把握好,有的、与性格有关、而有的、则与反应等等有关)。把握,有对人类社会大趋势的把握,有对某一时段、社会环境的把握,有对自己的人生的把握、对自己的学问的走向的把握、对著书立说的把握、对著什么样的书与立什么样的说的把握、留什么给自己的历史、留什么在人世间(并不是留下名声就好、也并不是捞到了钞票就好,看看张申府、张中行、周辅成、殷海光、王元化、许良英等,即可知、历史、如烙饼、是翻来翻去地、烙成的),确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意识,从年轻时就有。

有了如上的、对把握的大的考虑,即可进而谈调整了。调整,就是一种重新安排。然,重新安排、又不等于放弃过去;一般而言,调整就是有侧重地坚持过去。调整,是改变原有的计划、方案、步骤、手段等等,以适应新的情况、环境和要求等。调整,是为了达到目的、而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局面。比如,近日、我在群里说、“对了,风北吹等可转评小说,可以像贞云子样、谈美、谈语言,还可以谈哲学、意蕴等,就是我对阿素说的要含蓄……”、“没有要求,但、也得时不时练练兵,别让手艺生疏了。”,这就是调整、对顾粉团的战略方向的调整,以保护顾粉团、度过眼下、中国的这个矛盾的多发与多难的时期,以便、把大家(无损地)都能带到民主的那一天。

调整,自然也会有损失、有牺牲。这些损失与牺牲,是必然的、必须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所有的损失与牺牲、应该控制都在能承受的范围内,而不应该是本末倒置、不应该是损失与牺牲掉本质性的动西。比如,这次、我正在写着的、这本《大脑革命》的书稿,原本的火力很猛、在网络上发表都受到了一些限制,这显然不便于传播、也会影响到日后的出版,于是、我作了一些调整,在“大脑革命”一辑中加入了“顾晓军主义哲学”部分,在整个大格局上、也向“励志”方面作了微调。这样,《大脑革命》就是一部励志的书了,而且、是部高档次的励志书籍,是不是?

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尤其是在中国、现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不调整、能行吗?人的认识,不可能是一般齐的,与其说喝斥民众落后、不如调整自己的方法。当然,调整不等于放弃原则、而是更好地坚持原则(调整,多为方式上的调整,但、也有方向上的调整。事情、是不同的,问题、也是不同的,关键、在于把握),用改变自己(改变自己,总比强行改变对方、要容易得多得多)、改变方法的方式、坚持,使坚持更有意义、使坚持落到实处,而原则也就在其中了。

这说的、就是调整的方法与意义。调整,其实就是生存;调整,也是为了发展。本文、上面所说到的张申府等诸君中、除了周辅成,可以说、都不是很善于调整自己的人。尤其张申府,老毛都称其是“**的老祖宗”、“我的顶头上司”,然、他不懂得有放有收、对旅欧少共指手画脚、结果被人开除。又如,25年、又因讨论党纲发生争执、负气退党。既然如此、49年、就该远渡重洋了,而留下、被长期封杀,也实有他自己不智的因素。凡此种种,皆可称之为、不能与不善于调整自己也。

说张申府,自然就会想到我自己。我是有幸生活在互联网时代,无论脏话已无法形容的人、的网络封杀也罢、不让我出书也罢,都已经无碍我的文章传世了。一、是我调整了火力的杀伤力,我都不求立马毙命的效果了、还能不让我舞刀弄枪地玩玩?这也太没有风度了,是不是?二、是我调整了火力的配系,我已把《顾晓军主义哲学思想》单行本完成了,再着手完成《大脑革命》;而后,再把205篇的“顾晓军小说”、发展到300篇以上,先让那“世界短篇小说三大巨匠”之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的作品数量、跟我差不多(质量他们都不如我,但、我说的不算,得由别人说),而后、留给后人去说。这样的调整,就无所谓诺奖了(当然有更好);这样的调整,就可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本文中,我比较强调“调整”,不知会不会因此、有人就把我当五毛看、或者说我变了?但、至少是、我没有鼓励别人去当五毛。我只是希望,自己的宁折不弯的秉性,少传导一些、给我周围的年轻人,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会变通、而走向成功。中国的非主流学者,应该是可以成功的;因为,我们才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一种突破了、且是突破了所有的封锁。不是不让我出书吗?好,那我就不出;我死后,人们会说、如此一代巨匠、生前竟不让他出一本书。好,让他们去背骂名吧!他们背的骂名越多、不就越显得我越伟大吗?是不是这样的道理?而且,我还是搞“阳谋”(“阳谋”者,图大胜;阴谋者,则自以为得计也)、把这道理公开说出来,由他们自己去掂量、自己去衡量。

突破,就可以这样去突破。于突破,人们常常在意实际形式上的突破、小格局上的突破,而忘了思维方式上的突破、大布局上的突破。而真正能有重大突破的人或事,则往往都是在思维方式上的突破;也只有在大格局上、得到了突破,才是些真正的突破、彻底的突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摘自《寤言二迁都建藩议》陈澹然[清]),说得就是这么个意思。

突破,不是凭空的,往往是由很多小的突破的积累、酿成的大的突破。我到我们单位时,很多高级知识分子都还是“四类分子”、“五类分子”,还都在劳动改造中。许处于对知识的崇拜、我突破交往的常规、给他们敬烟,他们中抽烟的、自然受宠若惊,不抽烟的、也自然对我有了好感。进而,我有什么不懂的、去问他们,自然也有问必答;熟悉点了后,我就称他们“先生”。而当时他们的政治地位低下、就还我个“先生”,我的“顾先生”、就是这么叫开的。

有一时说不清的问题,他们会告诉我单位的图书馆里有本什么书、可以看一看。知道了单位里有图书馆,我就成了那里的常客;能借出的、借出来看,不能借的、就泡在里面看。单位有熄灯制度,我就经常替别人站岗、在站岗时或交岗后偷看一会。看书,可以在路灯下、在走廊、在厕所。为了看书,想办法突破纪律、搬到了广播站(播音员是男的、是我的好友)、搬到了气体库(危险场所)。

这些几类分子、都是辛亥革命前后出生的人,与本文开头提到的张中行、周辅成、殷海光、王元化、许良英都差不多大;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只讲知识、不谈观点(所以,我能理解张申府等诸君、为什么没有什么建树;事实上,不谈观点的久而久之的结果,就是没有了观点或即使有、也谈不上犀利)。

我们单位的几类分子主要是些“臭老九”,既没有什么“现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历史问题”,不久就渐渐“解放”了(可能与我主动接触、造成的氛围也有点关系)。成了正常人之后,因我与他们有很好的关系的基础,他们也会私下与我说些自己的看法;久而久之,我对很多问题的看法、自然就高出我的同龄人。这就是小突破积累的大突破。

突破,就是打开缺口,与突围大同小异(我说过与人合作、被杨白冰毙了的舞剧《突围》,说过“突围”也是个哲学命题。简单说,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在突围,一次又一次的突围。走仕途的,要突破同僚的包围、想办法升上去;做学问的,要突破各种瓶颈、把著作写出来……即使混日子,也要突破油盐酱醋、找一份安逸。这就是一种哲学意义)。突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突破以后一看、简单,而突破的过程中、太难。如,卢德素在《两个平民思想家,一个走了,一个健在》中说、“张中行先生的《顺生论》,推陈出新的成分不多,主要的内容是儒释道的打通和弗洛伊德、罗素、爱因斯坦思想的汲取。顾晓军先生站在时代的高度上,博采众家之长而新意迭出,如上所述公正第一、民权至上、自由永恒三种价值观的阐幽抉微,就是例证。”。简单地、从本质上讲,我们都可以凭籍自己的能力、让社会捧着慌玩,然、这个社会不正常、迫使我们走向民间,因此、就都成了所谓“平民思想家”。张中行,实际上是以学识表达思想、没有形成突破;而我,则以“公众认为正、方为正”支撑“民权至上”、用“公众认为自由、方为自由”重释被无数人解释过的“自由”。这,就是突破了。

突破,更是一种内在的动力、内在的爆发的需要,如井喷、如火山爆发。卢德素在《当代中国三大思想家之我见》中、叹息许良英和夫人王来棣合著的《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没写完。其实、我觉得,写出来、若读“民主的历史”、没有问题,若谈“民主的理论”、只怕是又是滥竽充数、或伪民主了。我看了下百度百科,觉得83年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论文选》等的她,若是能有民主的理论、可真是奇了怪了。

“把握、调整、突破”,同样也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系统”链。“把握、调整、突破”与上篇“筛选、批判、升华”,有相近、亦有不同。“筛选、批判、升华”,更侧重于“进攻”;而“把握、调整、突破”,则主要是自我的修炼,是审时度势、把自己的能力用到点子上。如果一个学者的准备充足了,且“把握、调整、突破”的好,那么、就是不想成就什么、恐怕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顾晓军 2014-4-3~4 南京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