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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军:台湾学运与民主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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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钱文军。

台湾的民主确实只是初级阶段,尤为欠缺的还是法治观念。宪政不能确立,民主只会是误区。学运领袖若果真如其所述那般忧国忧民,当壮士断腕立即回到遵纪守法的轨道上来;台湾当局若确实想执政为民,当尽快恢复社会秩序,保障民众有正常的生活环境。至于那个“服贸”之是是非非,充其量不过闹事的噱头而已,它只有在一个安宁祥和的环境下才有可能权衡利弊,斟酌其条文取舍。马政府心急也是没用的,倘无正常环境,即使生效,能执行下去吗?

因为东半球的都在关注找马航飞机,西半球都在关注普京吞并克里米亚,许多事情就被忽视了,比如台湾的一群学生占领立法院,还起了一个名字:“太阳花学运”,跟我们当红卫兵时“朵朵向太阳”的花色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头一天民进党议员就预演了强占立法院主席台事件,第二天学生们就干脆占领整个立法会堂,说巧合恐怕太牵强。更何况,这回闹事的领袖:林飞帆、陈为廷,堪称“职业革命家”,在台湾的绿营背景十分清晰,已经屡次三番挑起学生运动冲击法治的。无论怎样刻意淡化此次学运之政治背景,都给人以欲盖弥彰的印象。

说实话,我对此事的第一印象就是想起我们当年做“红卫兵”时那些事儿,无怪乎这回会有“绿卫兵”之称谓。当年反思后的认识是:只有一个病态的社会,才会有学生运动。有道是“学生运动天然合理”,我认为学生运动天然不合理!因为学生不是社会的正式成员,这个群体尚属社会的寄生阶层,不是纳税人,学生没有资格跑上街头寻衅闹事,搅乱社会的井然有序,更没有理由让让整个社会服从其意志!学生们跑去强占立法机关,这不是什么民主,而是暴力行径,因为它触犯了法律底线,没有任何可资谅解的理由。

而只有当社会的正式成员不负责时,这些非正式成员才有机会被运动,全都是受到某些别有用心的社会正式成员唆使,借以达到他们无法达到或者不愿意弄脏手就能达到之目的。梁文道、余英时都发了文字对这次台湾学运辩解,我想对这两位可尊敬的学者说声“不”,你们如果真的夸赞哪怕一次破坏法治的行为,都只能给中国的宪政民主进程泼凉水!强占立法机关滥施破坏,甭管能列出多少条理由,也甭管它们如何头头是道,就算是有理取闹,它也是践踏法律破坏社会秩序之罪行,理应依法惩治,任何诡辩之词尽可留给辩护律师去说。否则就是社会整体堕落,后果更加严重。

环顾世界,学生运动可谓中国特色,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政治变局靠“娃娃兵”打头阵的。壮族学者黄现璠著《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一书,劈头便曰:“我国大学生之救国运动,始于汉,盛于宋,而复兴于现代,史迹昭然”,显然古为今用,顺应毛朝腔调之颂辞。郭沫若甚至说屈原就是学生运动领袖。大清国著名的“公车上书”,康有为、梁启超因组织闹事而成历史名人,给后世留下“榜样的力量”。到了民国,首当其冲便是“五四运动”,打人烧房子,于是成了新时代的楷模。鲁迅说:“我们只看见点灯是平凡的,放火是雄壮的,所以点灯就被禁止,放火就受供养。”我的理解他正是挖苦那次学生运动。但老毛不这么看,不但五四时就写《民众的大联合》予以鼓吹,后来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直白地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就连此文标题所主张的主义,也是五四时学生领袖罗家伦首先翻译引进的。

不过我们也可以借毛论观察判断:既然五四是“革命的一部分”,那么凭什么要妄断学运是民主呢?我在《普金之得与失》里说:“如何区别民主的示威活动与‘广场革命’?托克维尔早在《论美国的民主》里就告诉我们:‘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社会的井然有序。’也即遵循宪政规则在法律范畴以内行事才可算是民主”。窃以为据此以为观察判断的准则,一般不易犯糊涂。

五四以后,中国的学生运动亦可谓一浪高过一浪,打毛朝开始,歌颂五四调门也越唱越高。大量评功摆好自吹自擂的介绍与回忆文章出来,人们才知道民国年代那些学生运动,最辉煌的莫过于“129”,以及抗战胜利后那一连串的学运,全都是中共在后面策动的,是其夺取政权的手段之一。就连共和国开光之后整肃那些自以为搞垮旧朝廷有大功的知识分子,依旧利用学生打头阵,玩到最后就是文革,红卫兵把学生运动玩到极致,所造成的灾难也跟着演绎到极致。

即使毛以后那次导致血光之灾的学运,以柴玲为符号的学运领袖也难辞其咎。柴玲对美国记者康宁汉那个表白:“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这份歹毒或多或少在学运领袖的脑子里存在,否则他们不会声嘶力竭激励大家坚持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其真实的结果恰是彻底断送中国的民主进程,至今只有倒退没有进步。

任何一次学运都会有一群领袖人物,这些领袖人物大抵都是值得怀疑的,如上述之柴玲。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不排斥其中会有理性思考者,而这类人物必将被淘汰,狂躁的人群一定会被更偏狭的人物所感动,如恩格斯所断言:“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信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欺蒙”,这也是所谓“个人崇拜”之本源,它只能引领“广大的人民群众”沿着铺满鲜花的道路走向地狱。

这回台湾的学生闹事,仍是典型的“一犬吠形,百犬吠声”。香港卫视播放了对台湾的媒体人的采访,那位女士告知:所有被问到的闹事学生,没有一个知道“服贸”的内容什么;半年多各路传媒对这个协议的讨论,仅马政府的公议就达20多次,他们竟然毫不知情!却不妨碍他们跟着瞎起哄,乌合之众图的只是一次宣泄,霸占了立法院还嫌不过瘾,进而又去霸占行政院。总之,不搅个天翻地覆,似乎难以宣泄他们的青春期躁动症。

一个问题很快又被提了出来:台湾的民主被搞砸了。窃以为这个认识是模糊的,甚至可以说是被扭曲了的。蒋经国先生以独裁者身份否定了专制制度,开放党禁、报禁、实行自主选举等举措。或许包括我在内,对这次政治转型的功德估计过高,忘记了英国人说的那句话:“议会不是一天开成的。”悠久的专制文化遗传,以及长期的一党专制统治,兼之还有险恶的外部环境干扰,台湾社会公民意识与政治生活都属于严重匮乏状态。“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只能是愿景,不可能成现实。国民党要荡涤多年养成的迂腐官僚气息需要时间,民进党要改变其市井流痞禀性更需要煎熬,看看那些立法会上俗不可耐的对骂甚至打斗,理当明白台湾的民主确实只是初级阶段,尤为欠缺的还是法治观念。宪政不能确立,民主只会是误区。

这次学运恰恰打击的正是台湾民主社会之“七寸”,它的可恶之处首当其冲便是破坏法治。要维护台湾的民主进程,根本不是那些絮絮叨叨所描述的“妥协”、“让步”之类鸟叫。学运领袖若果真如其所述那般忧国忧民,当壮士断腕立即回到遵纪守法的轨道上来;台湾当局若确实想执政为民,当尽快恢复社会秩序,保障民众有正常的生活环境。至于那个“服贸”之是是非非,充其量不过闹事的噱头而已,它只有在一个安宁祥和的环境下才有可能权衡利弊,斟酌其条文取舍。马政府心急也是没用的,倘无正常环境,即使生效,能执行下去吗?

(2014-3-25)

(华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