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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正平:风雨如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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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瑞士来旅游、度假或者定居的成名文学家、艺术家基本上都不差钱。大约只有一个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1867年8月,他和妻子安娜来到日内瓦,住了9个月,后又去沃韦(Vevey,卓别林晚年住地)几个月。这段时间对他来说有八个字可以形容:贫病交加,灾难不断。

名人中的例外

到瑞士来旅游、度假或者定居的成名文学家、艺术家基本上都不差钱。举几个十九世纪的例子:拜伦和雪莱1816 年到日内瓦时,住的是当地第一富人区克罗尼(Cologny);巴尔扎克三十年代几次来纽萨泰尔和日内瓦与情人会面,下榻的是皇冠酒店(la Couronne)一类的好饭店;托尔斯泰1854年随英国旅游团到卢塞恩,住在当地第一家5星酒店“瑞士之家”(Schweizerhof);雨果也几次来瑞士,在日内瓦他住贝尔格5星酒店(Les Bergues);瓦格纳在卢塞恩湖边租下一座超级大豪宅,一住6年;乔治• 桑1835年来日内瓦看望李斯特和德•阿古尔特伯爵夫人,顺便做了个在当时算是十分豪华的阿尔卑斯山环游旅行。至于司汤达、大仲马,从他们的瑞士游记中可以看出,他们在那里也都过得悠闲舒适。

大约只有一个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1867年8月,他和妻子安娜来到日内瓦,住了9个月,后又去沃韦(Vevey,卓别林晚年住地)几个月。这段时间对他来说有八个字可以形容:贫病交加,灾难不断。

命运的跌宕

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普希金是俄国文学中领头的三驾马车。这三人中间,谁应当坐第一把交椅?关于这一点,世界各国的说法不一。俄国人自己一般把普希金当作文学皇帝,因为普希金对俄国语言的改造、对俄国文化的开发在时间上是最早的。在中国,托尔斯泰似乎更有优势,他的作品被评介得最多。而对西方人来说,面对谁是俄国文学第一人的问题,在二十世纪初,他们会在托尔斯泰和陀氏之间犹豫,但到如今,从专家的评论来看天平已经偏向陀氏一边;对他们来说,没有一个俄国作家像陀氏那样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带来如此深刻的影响。

陀氏在俄国如日中天的日子是在1871年他从欧洲回国以后的事。但他到日内瓦时也不能说是个无名小卒。当时他已发表大量作品,特别像1866年出版的《罪与罚》和《赌徒》,在俄国反响强烈,他本人也因此声誉鹊起。按理说,这样的身份不应当与挨冻受饿联系起来,但是他当时的境况就是如此。

这里简单概括一下陀氏在这以前的经历:1846年,他发表第一部小说《穷人》,被文坛惊为“又一个果戈理”。之后因参加政治活动被沙皇警察逮捕,初判死刑,在绑赴刑场时才被改判为西伯利亚苦役(他称之为一生中最长的5分钟)。在西伯利亚一待十年,备受折磨。在那里他娶了一个寡妇。1859年,他获大赦,于1860年回到圣彼得堡,这时已经没人认识他了。他开始勤奋写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和《死屋手记》让他重拾昔日光荣。但随后他妻子和兄长相继病逝,留下一个摊子很大的家庭需要他负担。他本人又嗜赌成性,是Casino的常客,仅有的稿费都流进旋转的轮盘里去了。更要命的是他身患癫痫病,经常厥倒,不时复发。虽然托马斯•曼把这种病说成是力量过剩的表现,茨威格更称之为陀氏天才的催化剂,但毫无疑问这严重影响他的写作进度和经济状况。

总之,到1867年时,尽管有名作问世,但陀氏债台高筑,异常窘迫。在医生的劝告下,他决定前往欧洲游历,名为治病,实为躲债。为了路上盘缠,他的新婚第二任妻子安娜典卖了她的所有一切:家具,首饰,衣服,甚至碗具厨具!如果说,昔日西伯利亚是他的政治流放地,这次欧洲之行则成了他的经济流放。茨威格说,陀氏一生中,命运三次把他摆荡到高处,又三次把他拉了下来。这次出走,是他的第二次跌落。

无法适应的现实

1867年4月陀氏夫妇离开莫斯科,口袋里装着所有家产变卖后的1000卢布。先到达德累斯顿,在那里陀氏晚上去汉堡赌了一把,损失惨重。之后辗转法兰克福、巴顿、巴塞尔,于8月到达日内瓦,这时他们身上的钱已所剩无几。住豪华酒店是不可能了,于是找了一家带早晚餐的小客栈,挤在一个小房间里。

除了这些剩余不多的钱,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是从俄国的几家杂志寄来的稿费,差不多每个月一百卢布。和现在相反,卢布在那时很值钱,一个卢布可兑换3.5个瑞士法郎,用这3.5瑞郎在当时可买十公斤水果,或者上诊所看一次病;应当说这一百卢布还能维持生活。

但是这些钱并不准时寄到,经常延迟,害的这夫妇俩三天两头跑去邮局询问。邮局职员哪里知道陀氏的份量,对他们表现得极不耐烦,可怜的陀氏只能忍气吞声,真叫做虎落平阳遭犬欺。

买东西也是这样,为了节省一分钱,陀氏和小摊贩争吵的事经常发生。时值世界和平大会在日内瓦开幕,当雨果作为组织者在那里风光十足地宴请各国要人时,陀氏正在当铺典当结婚戒指。

据陀氏自己的记载,他们原不打算在日内瓦长住,他们的目的地是巴黎。但是考虑到安娜已怀孕多月,不方便长途旅行,加上财力缺乏,他们只能在日内瓦待了下去。事实上,对这个城市,他们一点都不喜欢。

首先是气候对陀氏不适宜。他给朋友写信说:“不管怎么样,日内瓦令人厌恶,我选择它是个错误。…… 这个城市太恐怖了!狂风暴雨能持续一整天,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气候也是一天三次突变。你看,这么个地方对我这个有痔疮和癫痫病的人来说是太不能适应了。”

确实,到日内瓦后,陀氏差不多每星期要发病,厥倒后半个来小时人事不省,然后要好几天才能恢复。天气可能是其诱因,所谓水土不服就是这种情况吧。

其次,可能是最主要的,是日内瓦人让他们失望。在同一封信里,陀氏这样写道:“这里的一切都是可怜凄凉的。人人都在自吹自擂,一副自满自足的样子,实在非常愚蠢。 ……在这里哪怕是一块最简单的石头,对他们说来也是优雅和庄严得不得了。比如问路, ‘请问这条路在哪?’ 回答是: ‘你看,先生,你一直走,当你经过那座庄严而又优美的喷泉时,你顺着它边上的那条漂亮大道再走就到了。’ 你到那里一看,那座所谓庄严优美的喷泉只不过是个非常难看的、最令人倒胃口的、类似洛可可风格的东西。”

他的妻子安娜在日记里也不止一次提及日内瓦人的这种自傲现象:“我们的房东坚信瑞士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它的优越性引起了普遍的妒嫉,所有国家都想占领它。”“他们的话没一句不能不讲到瑞士(的伟大),在他们的观念里,世界上没有比这些傻呼呼的瑞士人更好的人民了。”

日内瓦人,乃至瑞士人是否真是如此?我平时倒没注意到这一点,还一直认为历史上的瑞士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个穷国、弱国,受别国欺负,被别人小瞧,还轮不到它去看不起人家,因此它的人民还比较低调,谈不上骄傲,所以一看陀氏夫妇的话,觉得反差特大。后来一查历史,发现当时的瑞士处在一个特殊时期:在陀氏夫妇到达前五十来年,欧洲列强在维也纳会议上承认了瑞士的永久中立地位,从那以后瑞士再也没打过战;同时日内瓦作为第22个州加入了瑞士联邦,全国上下似乎一片欣欣向荣,人民处于兴奋状态,出现一些自以为是的状况也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在陀氏的话里,我总觉得有一种城里人面对乡下人时不由自主会产生的那种心绪。确切的说,这是深埋在陀氏骨子里的俄国贵族心态遇到瑞士山民朦胧的开化意识时所特有的反映。在这意义上,不是瑞士人在傲,傲的是陀氏本人。

安娜的日记

陀氏在日内瓦期间,尽管身陷困境,但是笔耕不断,主要作品是《白痴》。白天他打草稿,晚上由安娜誊写。关于这部普鲁斯特称之为“最有深度”的不朽作品,不用我在这里多说。我想提及的是安娜在这期间写的文字:她的日记。

安娜原是莫斯科一家速记学校的学生,刚学了半年,速记速度已超过了她的老师。正好陀氏要赶稿子,托速记学校老师给他介绍个速记员。于是安娜被派往陀氏那里,讲好工资是三十卢布(其中10%要作为回扣支付给老师!)。合作期间,就像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的那样,两人好上了。四个月后,1867年2月15日,婚礼进行曲奏响,两人结为夫妇。这年,安娜20岁,陀氏46岁。新婚后才两个月,新婚夫妇便匆匆踏上了西行之路,此时安娜已经怀孕。

到日内瓦住下后,安娜从9月开始,用速记方式写日记,几乎没有间断地写到12月底临产前。

安娜晚年时曾留下遗言,要求把她的这些日记在她身后毁掉,因为她不想让人们太深入到他们夫妇私人生活的内部。但是好奇心促使大家最后不顾作者的遗愿,于1960年把这本日记从速记体译成普通文字本。出版后又被译成多种文字。我读的法文版是1978年出版的,离作者撰写的时代已经一百多年了。

既然不愿意让别人读,说明日记不是为发表而写的。再从内容上来看,安娜什么都写,什么都记,没有任何顾忌,显然也没打算公开。这样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有关陀氏在日内瓦期间私生活的真实记录。

日记的大部分篇幅是夫妇俩日常琐事和作者本人心情的描述。前者包括购物、散步、吃饭、典当、就医、阅读、写作,还有信件来往,夫妻吵架,可谓五花八门。后者则主要是对陀氏在夫妇关系方面的表现所作的观察和体会。

我在这里摘引几段:

星期六, 9月14日:“费迪亚(陀氏的昵称)最近经常唠叨说,我妈现在应该帮助我们。但是如果她没有钱呢?我们总不能就此饿死吧?每当我们没有收入时,总要发生同样的事情:他说妈妈应当救一下我们的急。……可怜的妈妈!我们一直让她难受,而费迪亚从来没想过给她寄个礼物。我觉得在他这方面来说简直太不公平了:他认为我妈应当跪在他的脚下,而他却用不着体会她因此受到的痛苦!”

星期一, 9月16日:“我们去邮局,收到妈妈的一封信。费迪亚为此付了90生丁,因为这封信没贴邮票。他马上向我指出了这个问题。我回答说,平时妈妈都是贴邮票的。但他又重复了好几次:他为此要付1块法郎。好像这很了不起似的。我真的很难过,但我什么也没说。”

星期三,9月25日:“今天我九点醒来,看了一眼费迪亚;他脸色苍白,一动不动,看起来很不正常。我从床上一跃而起,来到他身边。为了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捏住他的鼻子;我感觉是冰凉的。我正惊慌的时候,他却睁开了眼睛,证明他还活着。看到我捏住他的鼻子,他大为惊奇,问我想干什么。……(晚上)他向我宣布说,他最难以接受的是被人牵着鼻子走,就像早上发生的那样。他无任如何要有个好鼻子(“有个好鼻子”意为嗅觉灵敏、有远见),等等。加上别的一些傻事,我们俩笑得像疯子。平时他每次发病,我总要承受他的坏脾气,但这次,感谢上帝,一切都很好。”

星期四,10月17日:“……看完医生后,费迪亚顺路去当铺把他的结婚金戒指当了;回家后,他脾气很坏。强盗!以前一对结婚戒指可以当24法郎,而现在,他这个大戒指人家只给11法郎(本来还只想给10法郎)。特别是,(当铺的人)还带着极端的蔑视和傲慢!”

星期三,10月23日:“……不知道为什么,房东老太把费迪亚看成是什么都不可能弄明白的人。有一次,她对我说:(有什么事)我只对你讲, ‘因为他什么都不懂。’这句话让我笑了好半天。”

在安娜记载的所有这些琐事中,最吸引人的事件大约是陀氏去Casino赌钱的事。尽管囊中羞涩,但陀氏只要收到一笔数目稍大的钱,他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去赌一把。那时日内瓦没赌场,需要乘七个小时的火车到瓦莱州的一个小城去,那里有个Casino。他每次都把带在身边的钱输个精光,每次要当掉大衣或戒指才能回到日内瓦。安娜在日记里记载了两次这样的事件。每次从陀氏的一闪念,夫妇之间的讨论争执,双方心理活动的变化,到出发赴赌场的道别,最后返回时的沮丧心情和神态,都写得非常到位。所有这些都是分成好几天的即时实录,因此读起来就像一篇事先没有规划的小说,其中有跌宕,有悬念,表现出作者惊人的文学才能。法语版出版者在为这本日记写的前言里说:这位小秘书原来自己也是个作家。

与陀氏那些厚重的作品和那些有关他的非常严肃的评论、传记相比,安娜这些日记小片段,显得没有多少份量,但我们从中得到的却是一个有血有肉、更加真实的陀氏形象。这个形象虽说不那么光辉,但却显得更容易接近。同时它也印证了一条真理:名人的背面都有一张普通人的脸。

孩子的悲剧

日记中还有一小段像宿命预言般让我惊骇:

星期五,9月20日:“我脑子突然来了个念头:去看一下位于三角广场那边的墓地,在它边上有一座出色的教堂。墓地的环境使我感到舒服,真的,如果必须死在国外,那么这个墓地是我想被安葬的地方。一切是那样的祥和宁静。我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一段时间,然后仔细观察了一些墓碑,它们都很简单,用常春藤和鲜花装饰。我在那里又散了半小时的步才回家。”

陀氏和安娜都没有死在国外,所以这座墓地和他俩无关;但是他们的女儿,不到3个月的索尼娅却葬在了这座墓地里。这是他们夫妇俩在日内瓦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

前面已经说到,安娜从俄国出行时已经怀孕。在日内瓦期间,对孩子降临的期待,成为夫妇俩精神生活中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乐趣。未来爸爸经常亲吻未来妈妈的肚子,表现出少有的温柔。

第二年3月5日,安娜在居所产下一个女儿,取名索尼娅。欣喜若狂的父亲,赶到户籍登记处去申报出生证。接待的人说,办出生证需要2位证人才行。陀氏一时想不起找谁好,于是跑到大街上,拦住两个正在巡逻的警察,请他们帮忙做证人。面对这个衣衫不整的外国人,两位警察本要拒绝,但经不住再三恳求,加上此时他们大约正好心情不错,终于应允,跟着陀氏进了登记处,签下他们的大名:一个叫Samuel Victor Blanc , 另一个叫François Pierre Glardon。他们做梦也没想到,随着陀氏的永垂不朽,他们的名字也被荣幸地刻在了历史上。

孩子的降临一改家里的气氛。安娜自不用说,陀氏是一有空就围着孩子转,跟她说话,对她唱俄罗斯歌曲。两个月后,索尼娅在日内瓦的俄国教堂受洗;为此庆典,安娜的母亲特地从莫斯科长途跋涉来到日内瓦。

这时已经是5月,日内瓦湖边春色无限。夫妇俩带着索尼娅天天到英国花园散步。不料有一天天气骤变,刮起了瑞士山区特有的凛冽寒风(法语叫bise)。小索尼娅着了凉,回家后高烧不退。于是赶紧找大夫看。当时儿科刚刚独立成科,日内瓦儿科医生不多,夫妇俩找了其中据称是“最好”的一个。医生检查后说,问题不大,已经在好转了。

其实,索尼娅得的是支气管和肺部的双重炎症,在当时是重症病人,可叹没得到及时的救治。第二天,夫妇俩去常去的咖啡馆看了会俄国报纸,等到回到家里,索尼娅已经气绝身亡!顿时,一切都崩溃了。

陀氏蒙住自己的脸,眼泪哗哗流了下来,继而哭出了声,声音越来越大,变成嚎啕。响声惊动邻居,有人上门抱怨,说是“喧嚣”吵扰了他们。陀氏在以后给友人的信里多次提及这种冷漠。

几天后,在俄国教堂为来到人世不到3个月的小索尼娅举行了葬礼,棺木下埋在三角广场墓地,号码是1009号。墓碑非常小,才20来公分,象征着死者的幼小。

CND名人杜欣欣几年前来日内瓦时曾去访问过这个公墓,那里有加尔文等不少名人的墓穴;出来时因时间晚了些,大门已关,她只得翻墙而出,颇有女侠风采。但她大概没注意到索尼娅的墓,因为在她的游记里没有提到它。

对于索尼娅的夭折,陀氏始终无法接受。他把这归结为两个原因:日内瓦的天气和日内瓦的庸医。加上别的一些不愉快的遭遇,陀氏原来的不满现在变成了对日内瓦、对日内瓦人的仇恨。这在他的书信和一些著作中表现得很充分。

陀氏夫妇再无法忍受在日内瓦的生活。某天早晨他们突然离开了日内瓦,去了沃韦。在那里住到秋天,然后去了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和德国游历,于1871年回到俄国。在那里,陀氏苦尽甘来,迎来了他人生辉煌的顶峰。

1874年,陀氏利用出外度假的机会,再次来到日内瓦,专程看望索尼娅。他两次来到三角广场墓地,在女儿墓前沉默致哀。最后他在墓旁的柏树上折下一个小树枝,把它带回俄国,作为对女儿的永恒纪念。

陀氏这段9个月的经历在日内瓦很出名,人们把它作为对外接待失败的例子;作为补偿,政府在陀氏夫妇住过的楼房墙上安上了大理石纪念牌,索尼娅的墓地也被日内瓦旅游局列为景点之一。有位搞医学史研究的博士还特地做了个调查,想搞清楚那个对索尼娅之死有责任的庸医究竟是谁,但没有成功。

不过,也有人对陀氏的责难不以为然,说我们没做错什么啊,他们遇到的事在哪儿都可能发生,陀氏对我们城市的评价太不公正了。

有个研究陀氏的教授点出了问题的关键:这对夫妇实在太穷了,谁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寸步难行;陀氏自己不是说过“钱是自由的化身”吗?(华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