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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方时评:沉舟侧畔千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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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匈牙利联合报总编方庸骏先生。(摄影:黄频/中欧社)

我们可以批评西班牙当局或西班牙主流社会,在这场执法行动中存在着举措过激、言辞过激等问题。

我们也可以质疑“帝王行动”,是否包含诸如“排华”等不良动机。

但是我们却无法改变“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这样一个事实。

当自身有确凿罪据被人家拿住时,这时候哪怕你有世界上第一流辯才,只要推翻不了证据,便都是无用之辞。

试问,有什么理由将“帝王行动”与“反华”、“排华”作联系?

世界上有哪国政府能允许外国人在本国自由犯罪?

沉舟侧畔千帆过
——西班牙“帝王行动”启示录
匈牙利 庸骏

以打击华人经济弊点为目标,规格空前的西班牙“帝王行动”,已于日前落下帷幕。据10月23日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董玉山参赞通报,西班牙政府告知使馆:“帝王行动”已基本结束,行动打击目标将不再扩大。

然而,这场由西班牙当局策划、刻意显示国家铁腕威力的飓风式执法行动,给西班牙乃至全欧洲华商的生态环境、经营观念所造成的冲击,却远未随“帝王行动”的结束而结束。反之,在更深的层次,多元地拷问着整个广大华商赖以生存的欧洲中国商品市场及经营体系;督促着人们是否已亡羊补牢重新审视以往经营模式,对其中已不被形势所容的部份作果断调整;强迫着人们翻新思维,力图在经营上开疆拓土,另辟蹊径,以适应日显严峻的欧洲经济形势。

“帝王行动”的由来

发端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华人经营为主体的欧洲中国商品市场,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目前已在欧洲许多国家形成初具规模的华人经济体。

这些经济体给各所在国带来的社会繁荣已毋庸置疑。

但该经济体从业者总体经营素质的落后,也已广为人知。其中,尤其是一些经营商的经营模式不规范,更是长期为所在国主流社会所诟病。

虽然各国的海关、税警在对待华商经营违规问题上也经常采取整治措施,但多数时候都属较温和的例行检查。并且即便被查出毛病,通常也只是按个案处理,最多罚点款便能匆匆了事。极少遇到如“帝王行动”般的手术式打击。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在同一市场、以同一种模式经营的同一家公司,过去能相安无事,现在却会被严惩呢?

我认为有以下三条理由可供参考:

首当其冲的是,长期以来,以经营中国商品为主体的华人经济体,经济量一直太小。小到甚至其在所在国国民经济占比中,都可不计。正是因为太无足轻重了,所以华商在经营中表现出的违规,只要不出大格,一般情况下都会被忽略。

其次,海外华人的生活和经营多是自成体系。加之文化背景与所在国很难兼容,于是便使得主流社会与华人族群之间,至目前为止一直存在雾中看花的隔层。而正因为沟通的不便,便自然引起管理的不便。所以在许多日常问题上,当局对华人经营商的管理,更多的时候都是老虎打盹——开一只眼,闭一只眼。

其三,正因为华人经济体的经济量太小,所以一般的经营违规案件就性质而言,多数情况下都属违法。而违法与犯罪区别是很大的,对二者的执法形式和执法内容完全不一样。比如,对一般违法案件就不宜采用“帝王行动”。所谓的杀鸡不用牛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层意思。

在以上阐述的三条理由中,第一条理由是起主导作用的。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向华人提供宽松的经营环境,并不是表明政府对华人缺乏管理能力,更不可以把这种宽松,理解成政府允许中国人可以在本国国土上视政府法令法规为无物。

正如此次“帝王行动”,它向我们明确地诠释了西方社会法律的威严。

而且以此次“帝王行动”为标志,说明西班牙政府已下决心,将要对华商经营活动的管理纳入国家法制轨道。

在许多华人眼中,这次“帝王行动”似乎有些突然。但纵观事件始末,并对相关案例进行剖析以后,你会发觉,这次突然的行动,其实是有规律轨迹可循的。
大约在2004年前后,欧洲很多华商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期。一些原来经营业绩较一般的公司,在短时间内,业务量急剧扩大(甚至增长数十倍),使得一批较大的华人公司在社区涌现。这批颇具营业规模公司的形成,一方面提高了华人在所在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壮大了华人的社会声势。而另一方面也应着“树大招风”这么一句中国老话,引得主流社会对华人经济体的关注度在显著提升。诚如上文所述,当华人经济体尚处在微量资本经营时,由于目标过小,经营上出现一些违规陋习,往往不会被人注意。但一旦你的公司规模实力已足以引起人重视时,那么,此刻的管理水平高低、法制操守优劣、商业诚信与否,就完全有可能被人拿到显微镜下放大几十倍研究。而事实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这时公司经营的正反结果,都会对社会带来地震般的影响。

很不幸,我们中的一些华人经营商,虽然有本事使公司业务规模在短时间内呈几何级数扩张,但在经营模式上却没有与时俱进,仍顽固地坚持着公司在原始时代的经营体制。殊不知,你的身价已今非昔比——如今巨大的经济量早已把你推向与国家经济秩序对立的深渊。

同属不规范的经营模式,彼时,只是违规;此刻,已构成犯罪。究其原因就是:经济案件在许多时候,均以涉案金额以及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而定性的。

“帝王行动”就是在此社会背景下的产物。

十年不鸣,一鸣惊人。

当然,我们可以批评西班牙当局或西班牙主流社会,在这场执法行动中存在着举措过激、言辞过激等问题。

我们也可以质疑“帝王行动”,是否包含诸如“排华”等不良动机。

但是我们却无法改变“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这样一个事实。

当自身有确凿罪据被人家拿住时,这时候哪怕你有世界上第一流辯才,只要推翻不了证据,便都是无用之辞。

试问,有什么理由将“帝王行动”与“反华”、“排华”作联系?

世界上有哪国政府能允许外国人在本国自由犯罪?

有关纳税的几个观点

人们许多社会习惯的形成,总是与其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欧洲国家里,希腊人的逃、避税功夫最有传统也最为著称。但其文化源头,却可追溯至十五世纪以后五百余年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领希腊期间。当时的希腊人,为反抗异族统治,把不向当局交税作为斗争手段之一。以至十九世纪把土耳其人赶走重新复国以后,尽管此时的逃、避税行为已与爱国绝对划不上等号,但已形成的文化却一直得到沿袭……

中国人大约从明朝开始,就很不情愿向政府交税了。明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就是打着“不纳粮”(即不交税)旗号而沿途受百姓欢迎的。当时的一句“吃他娘,用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民谣,曾风靡全国。

而当代中国人比西方人纳税意识要差,则完全与中国国家的体制、文化有着很大的关联。

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是社会服务型的。因此,他们每年都得向纳税人公布年度税金的收入和逐项用途分配。并且自动接受纳税人对税金收支的监督和使用建议。因此,这些国家供公民享受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总能不断的得到建设和改善。而对税金的贪渎浪费,则寸步难行。

如美国,它的许多城市基础建设十分壮观、市容整洁漂亮。但其市政厅却往往简陋无比。

但中国的纳税人却只有缴税的义务。税金的用途则全由政府一手支配。普通纳税人不要说监督,连半点知情权也不会有。于是便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贫困县,一边发不出学校老师的工资,一边却在用纳税人的钱,为县府建造超豪华的办公大楼。

由于纳税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长此以往后,便形成了“我向政府纳税,税金与我无关”的概念,于是在思维习惯上,也就完全没有了主动纳税的意识,自然也会把纳税当成自身的额外负担。

受此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到了海外后,纳税的槪念空白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但换而言之,不太愿意纳税的也不仅限于希腊人和中国人。事实上世界上的企业主,都是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的。美国总统奧巴马就说过,“没有人喜欢多纳税。”

然而,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纳与不纳又是另外一回事。

且不说西方国家的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作为已受惠于社会的现代人来说,以纳税形式回馈社会应是理所当然的;也不用去唱诸如如何维护海外华人形象等高调;单是从我们个人的风险成本估算和利弊轻重考量,我们也要忌惮不要与所在国税务部门虎口夺食。须知我们这些在别人国土上生活的外国人,社会根基本来就十分脆弱,有什么本钱以身试法?倘若被当局拎住,且不说会不会坐牢,届时你的半生积蓄在转眼间化为云烟,则是不用怀疑的。

美国算是当今世界最讲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国家了,但只要你偷税,除非你水平高不被发现,倘若败露,税警肯定会整得你倾家荡产,净身出户。

所以我们祖宗把“平安是福”这句吉言留传给我们。的确,值此多事之秋,对我们这些海外华人而言,已没有比“平安”两字更珍贵了。

象这次“帝王行动”从涉案华人处缴获的、已被媒体大力渲染的所谓巨额“黑钱”,其实绝大多数都应该是归还国内的货款。就是因为事主为逃关税,才把这些好端端的钱给弄黑了。

事实上,无论东西方,商人避税都是极正常的现象。一位匈牙利企业家就对我说过,他不喜欢纳税。但他主张合理避税(即在受税警检查时在法律上能辯得过去),而绝不是去冒偷关税的风险。他说,有必要以吃官司和牺牲公司巨大利益作为代价吗?而且,只要公司想上规模,灰色账目的存在便会使公司日常管理永无秩序,永远不安宁!它会使公司的发展形成很难突破的畸型瓶颈,使企业永远做不大。

之所以将这些赘言串成本章节,是因为我实在不愿意看到还有同胞去步“帝王行动”中涉案华人的后尘了。尽管无知无畏者仍大有人在,但我们中的精英阶层,总应记住此前车之鉴吧!

当前,摆在我们欧洲华商面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或微观经济形势,都不容人乐观。特别是欧洲各类社会矛盾,正呈日趋激烈之势。所以,作为欧洲主流社会边缘的华人群体,我们要加倍谨慎地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根据自身实际,调整经营思路和经营格局,力争沉舟侧畔千帆过。以此规避“帝王行动”在可见的时间和区域内卷土重来。

愿飓风过后的这片狼藉,能成为我们永远的记忆。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