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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介夫: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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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光琰。

我走过了八十多个春夏秋冬,好多事情渐渐淡忘。对有些人与事的记忆,却是越久远越清晰。我想告诉人们,告诉下一代,中国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中国科学界一个不应被遗忘的科学家--萧光琰。

◇ “外行”领导“内行”

1937年卢沟桥事变,我刚好从师范毕业,便跑到西安,想考进国民党办的炮兵学校,又能挣钱,又能抗日。可是我付不起两块大洋的报名费,这时想起学校里曹孟朴老师告诉我们共产党也抗日救国,于是我就转身去了延安。这个偶然选择,决定了我的一生。

到延安时我才十几岁,此后一直接受共产党的教育,从没有怀疑过党的政策,没有怀疑过毛主席。在抗日和土改的队伍里,解放后在政府机关里,我都算是个小知识分子。1957年,在一片“外行”要领导“内行”的呼声中,我被从辽宁省委高教处调到科学院大连石油研究所(后改名为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简称“大化所”)任党委书记,同时兼副所长。这对我来讲,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在一大群学富五车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中,我近乎文盲。“我行吗?”虽然当时只有三十六岁,是以天下为己任,又无所畏惧的年龄,可这种落差还是使我觉得自己很难胜任这个工作。

我没有专业知识,但是有常识。知道要搞好一个研究所,关键就是学术带头人。张大煜当时担任所长,主管科研,我觉得张大煜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带头人,从心里尊重他,明确业务上的事情由张大煜来管,我只是尽量配合他做好科研工作,解决一些思想问题和人事纠纷。我给自己的这种定位虽然部分偏离了党要领导一切的航向,却大大缩小了我和科技人员的距离。

那时候党政人员也常常参加一些决定学术方向的讨论会。例如搞哪种类型的催化剂,怎样寻找新的燃料?由于一些“外行”在场,科学家们常常要用非常通俗的语言解释他们的工作,当然从我们的表情也能判断“外行们”的理解水平。这种尴尬的局面让我很不舒服,试图改变。

我能不能也学学化学?那时候我不知道有个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表,不知道什么是有机化学,什么是无机化学。我找了研究员楼南权来给我补化学课。楼南权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想想那时候他花那么多时间给一个小学生补课,也真是“大炮打蚊子”了。他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我扫化学盲。我很难理解金刚钻和煤炭是由同种元素组成,而碳,氢,氧这三个基本元素,既可以组成糖、面粉、木头,也可以形成油。这些不懂让我感到自然科学的神奇和巨大的吸引力。

我学得越认真、吃力,就越佩服这些科技人员,也由此知道了自己这辈子甚至连化学的皮毛都搞不清楚。这种学习有限地为我增加了一些自然科学的常识,却让我常常想到,一个人能忘我地、充满兴趣地在显微镜下,在枯燥难解的数字间去追求一般人看不见、想不到的真理,不仅需要特殊的智慧,而且需要献身精神。所以那些无论如何搞不明白的理论没有让我觉得丢面子,倒是让我知道培养一个专业人才真不容易,我对科学家们肃然起敬,很希望尽己所能,为他们创造安定的工作环境。

我对科学家十分尊重的态度使我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那时候的人没有什么强烈的物质愿望,最需要的也就是被尊重了。我交了不少知识分子朋友,萧光琰是其中之一。我们年龄相仿,经历完全不同。

◇ 萧光琰的过去

萧光琰1920年生于日本,后移居美国,读完大学,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化学博士学位。

五十多年前美国处在麦卡锡主义笼罩下,围追堵截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追求的就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所以越是压制,越有很多年轻人偏偏向往自己也不很明白的共产主义。美国不希望自己培养的技术人才为新中国服务,据说移民局官员常常坐到博士生毕业典礼的现场,动员你留下。

萧光琰当时在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工作,1949年此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套固定床单铂催化重整装置,应用这种装置可生产芳烃和高辛烷值汽油。萧光琰参与此工作,掌握了一些当时很先进的技术知识,正是英雄想找用武之地的时候。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广招人才。成立了“留美科技工作者协会”,动员留美人才回国参加建设。“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种形势下,很多中国留学生,心急如火地想回国报效。热情浪漫的萧光琰想到为新中国服务。

那时候萧光琰刚刚与甄素辉结婚。萧光琰曾和我说他父亲是汪精卫政府的一个部长,甄素辉的父亲给孙中山当过秘书。两人结婚后感情非常好,问题是甄素辉并没有回中国的打算。

萧光琰曾和夫人对此有过很多争论。甄素辉说:我连中文也不会讲,回中国干什么呢?现在是共产党当政,我们没有为共产党做过贡献,谁欢迎我们回去?萧光琰认为自己并不参与政治,能把美国最先进的技术带回国,就是贡献。至于在中国工作能否如愿,生活能否习惯,各种爱好如何满足,他没有细想。决心已定,谁也改变不了。

萧光琰说,如果你实在不想回中国,我就自己回去。有人说“好的婚姻是男人找到崇拜自己的女人,女人找到自己崇拜的男人”。萧光琰和甄素辉大概就是这种关系吧。在我的记忆中,甄素辉对萧光琰是崇拜的。甄素辉让步了。

1950年12月,这对夫妇满怀年轻人的激情,带着对中国的石油发展事业有用的资料和大批图书,回到了没有朋友,没有亲人的祖国。

来到天安门广场,他们看到巨大的毛泽东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间,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口号到处都是。美国是个强调个体和尊重个体的社会,各持各的观点,中国则是强调集体观念,全民一致,努力表达对共产党,对毛主席的感激和崇拜。对贫穷,对落后,他还有些思想准备,而这种政治气氛,对萧光琰来说有些生疏,有些隔膜,感到要尽快适应这个他了解甚少的社会。

他被分配到石油部(那时叫燃料部)。当时石油部还没有能力成立自己的研究所,就招聘一些科技人才,又送到有研究基础的地方代培。萧光琰是其中之一。他在北京做了短暂的停留,就到了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现在的“大化所”)。石油部鉴定了他带回来的资料,认为对发展当时中国还很落后的石油工业有重大价值,他甚感欣慰。

当萧光琰和甄素辉翻开了在中国生活的第一页时,发现他们面对着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

萧光琰离开学校不久,还很留恋大学的文化生活,刚回国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是太好。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他,觉得人的生活中少了音乐、绘画、体育活动,岂不太枯燥了!甄素辉花了很多时间布置他们的小家,想买幅装饰画挂在墙上,可到处都在卖领袖像,她不明白政治人物怎么能挂在家里呢,美国没人把总统作为装饰挂在家里。

作为一个技术人员,萧光琰在中国受到在美国不曾有过的重视,生活待遇也相当不错。他曾对我说:在美国他是一个一般的技术人员,有工作的时候生活会非常好,房子、汽车随之而来,如果失业,马上会一无所有。在中国生活比较稳定,还可以参与一些技术决策。

当时对石油炼制采用什么催化剂有很多争论,有人主张用钼做催化剂,钼要比铂便宜,不用进口。从最终效果看,铂虽然贵,但催化效率高,收率高。最后还是按着萧光琰的方案,采用了铂重整技术。北京石油炼制所成立后,接着进行铂重整中间放大试验,也很成功,到六十年代,用这个技术建成了大型的工业生产装置,成为当时工业战线上“五朵金花”的新技术之一。我国的石油工业发展到今天,不应该忘记萧光琰的巨大贡献。

就在他刚刚回国九个月,认为自己会大有作为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51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针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批判他们崇美、恐美的思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很多知识分子起到了社会良心的作用,很有声望。为了夺取政权,共产党注意保护和争取人才,在党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各类优秀的知识分子。夺取政权以后,他们有比较优厚的生活待遇,以便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但是不能让思想自由、爱提异议的知识分子翘尾巴,仗着自己懂点儿业务,就忽视党的领导。结果是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识精英,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站出来“脱裤子割尾巴”,当着全国人民的面集体自辱。对这一点,很多知识分子都没有思想准备,萧光琰刚刚回国九个月,对此就更是始料不及。

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

那时抗美援朝已经开始,人们怀疑从美国回来的人成为很自然的事。运动初期,萧光琰隐约感到有些人不敢和他说话,无言中拒他于千里之外。运动深入以后,有人开始在会上质疑他回国的动机。人们当时最不理解的就是“你在美国生活条件那么好,为什么选择回中国?”他平时偶尔谈到自己在美国的工作或者生活情况,被当作崇洋媚外加以批判。

当时萧光琰刚三十出头,从小学到取得博士学位,血气方刚,没有韧性。有人记得有一次在会上,他听着根本听不懂的批判内容,面对着他根本无法理解的革命群众,产生了难以忍耐的愤怒,气得把眼镜都摔了,他这种对抗运动的态度,也让群众对他更有看法。他认为很多批判实在太无理,盼望有人出来澄清事实,可是没有。当时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表达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萧光琰想这也许是下面的人臆想出来的不实之词。遇到不合理的事,要据理力争,不能沉默。他要向上面讲清楚,于是人们经常看到他给领导写信,凡事都要求“有个说法”。他自己说话有理有据,也要求别人有科学态度。

当时的领导碰到这种情况经常是不了了之,不想明确回答,也无法明确回答。运动是他们领导的,他们的责任是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当然向萧光琰没办法解释。

得不到“说法”,萧光琰无法忍受。在美国,得不到回应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罢工或换地方。换工作不容易,于是他就自行“罢工”。有时候好几天都不去上班,在家闹情绪。那时候,人们对美国回来的博士还是两重态度,既觉得政治上比他高一截,心理上又有些敬畏。所以也没人管他,这又引起周围一些人对他更大的不满。

回国时他充满幻想,忽然间一切都破灭了。刚刚三十多岁,下半生就要在这种怀疑中度过。在这种气氛下,科研工作还能出任何成果吗?甄素辉能受得了吗?他变得忧心忡忡,焦躁不安,彻夜难眠。后来的运动中,没人阻止对萧光琰无中生有的批判和怀疑,而这种批判又让他没有任何退路。自己这样千辛万苦回到中国,得到的竟然是怀疑,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萧光琰失去了做研究工作的心态,脑子也闪不出智慧的火花。常常书放在那里,看不进去。有人看到他经常呆坐的样子,就说:萧先生这样下去,可能会自杀。他有科研能力,但现实不要他出力;他有头脑,但必须按特定的方式思考。他只好努力让自己的穿戴、言行都符合大众口味。

有人说那时他曾有过自虐的行为,用自己的头撞暖气片,他用这样的方法惩罚自己,发泄自己极端抑郁的愤怒。为了安静下来,有时他吃很多安眠药。他情绪的波动,给甄素辉很大的压力。可她是一个极其贤惠的夫人,不管萧光琰怎样,她都理解。这对夫妻,回国以后真是相濡以沫。

运动过去,生活恢复了平静。一道深深的伤痕已经在这对夫妇心中留下。本来就没什么朋友,此时变得更加身孤影单,实验室里,萧光琰也更少言寡语了。

运动过去以后,所里的领导认识到思想改造运动对萧光琰的猜测是毫无根据的,使他受伤害不小,向他表示歉意。当时还专门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萧光琰是个非常天真的人,马上不计前嫌,重振情绪,又开始努力工作。不久,他们的生活有了新的生机,女儿出生了,给她起名叫萧洛莲,小名就叫洛洛。

1956年初,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正式成立,希望在大连代培了几年的萧光琰到北京工作。萧光琰感到很矛盾,他虽然在大连受到伤害,但仍然热爱那里。后来他去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想体会一下那里的工作环境,最后觉得还是大连石油所搞基础科研比较多,更适合他,就决定留在大连。在美国,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是再正常也没有的事了,如果有两个地方都要你,当然要反复进行比较。可当时人们要达到的思想境界是“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安,放到天安门城楼上不骄傲,放到厕所里不悲观。”大家都在表示坚决服从分配,即使不服从也都找个说得出口的理由。萧光琰的做法显得很个别,他的犹豫被看成是患得患失,个人主义。而他自己则浑然不知周围人对他的看法,他认为选择到哪里工作,完全是个人行为,自己有选择的权利。

几经周折,他的人事关系正式转到大化所。

◇ 我和萧光琰成为朋友

大概萧光琰看到我不爱喊大口号,比较有人情味,认定我会成为他的朋友。看到我听学术讨论时满头雾水的样子,他没有瞧不起,反而主动用一些通俗语言给我讲解,让我了解什么是催化剂,为什么在各种化学反应中它那么重要。

我们比较熟悉了以后,萧光琰问我是否会打网球。我说我连网球拍子都没有摸过。萧光琰酷爱打网球,说起打网球都兴奋得很,他立刻鼓动我学网球。他说你一定会上瘾,我可以教你。我那时年轻,活跃,这既是消遣娱乐,又是一个和科学家交往的机会,就一口答应了。

受他感染,我也爱上了网球。网球场上龙腾虎跃,没有烦恼,没有伪饰造作,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只有输赢。出一身汗,头脑特别清楚。当时大连市正好有个得天独厚的网球场,离萧光琰家非常近,我们便经常相约周末打网球。网球这个媒介,促进了我们两个人及两家人的频繁来往。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不以利害相交,无拘无束,热爱生活。

◇ 应接不暇的新运动

1957年毛主席发表了“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文章,大鸣大放开始了。人们开始给各级领导提意见。

萧光琰已经有了思想改造运动的教训,言行越来越谨慎。但是当他读了毛主席的文章,还是觉得大大地给自己增长了底气,把这篇文章拿去给支部书记看,要证明一下过去人们对他的态度是不对的,没按毛主席说的办,没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忽然间形势大变,《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说话了》。我们研究所相邻的大连工学院(如今的大连理工大学)和大连海运学院等高等院校,频频向市委报捷,今天抓出几个右派,明天抓出几个右派,唯独我们所无声无息。我觉得研究人员提几条意见,根本不是什么恶意攻击,更没有要推翻共产党,怎么会是右派呢?周围的好心人不断警告我要赶紧跟上形势,我自己也能清楚地嗅到火药味。逼人的形势让我感到再不开始抓右派,自己就要成右派了。无奈之中,我召集党委会,讨论抓右派的问题。那时我到所里刚刚几个月,什么情况都不了解,经过几次党委会讨论,就决定了右派名单,有研究员彭绍逸等,我知道他们是被冤枉的,这是我一生做过的最大的违心事。以后在形势允许时,我尽自己所能尽快帮他们摘掉右派帽子,诚恳地向他们道歉。

右派的名单中没有萧光琰,他暗自庆幸自己没乱说话。当时抓右派是杀鸡给猴看,以一儆百。结果它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 大跃进开始了

到处都是“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当时我家院子和大连工学院化工楼的后院相通。大学生们用耐火砖在院子里盖了个小高炉,所谓的小高炉比农村的灶台大不了多少,连把铁化掉都不可能,更别说炼制成什么有用的东西了。

萧光琰来我家,看着前院的小高炉就问我:炼铁、炼钢不是工厂的事吗?要有专业知识,要有预算,要建厂,炼钢的温度很高,要有特殊设备,怎么能挖个坑就搞全民炼钢?还说:有一天回家,他发现院子门上的门闩没有了,进了家门问保姆,门闩怎么没有了?保姆说,来了一群学生,要找铁锅、铁铲子去炼铁,保姆说锅还要用来做饭呢,学生们就把门闩拆走了。

更可笑的是他家阿姨买了新枕头套,他累了一天,想放松一下,刚要躺下,一看枕头套上印着醒目的大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他说:这是枕头啊,是让人休息睡觉的,要是躺在枕头上都要鼓足干劲,那人也太紧张了!能不失眠吗?我听了也乐了,觉得往枕头上印口号固然可笑,可萧光琰也太认真了,你视而不见不就行了。

很快,大跃进的浪潮也波及到科学界。原来计划三年完成的任务,现在开始用一年、三个月、甚至几个星期来完成。于是接二连三地出“成果”,一有“成果”就敲锣打鼓,连夜到党委报喜。不过以我“外行”的水平,也真是判断不出什么属于真正的“科研成果”,可凭常识就知道三天两头出成果是违反科学规律的,又不能说你们让专家评论评论是不是成果再来报喜。多年“革命经验”告诉我,要维护党的政策,不能打击群众热情,那样就会犯政治错误。

不能直截了当地阻止,无形中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群众争先恐后地报喜。有一个苏联专家找到我说:“白先生,我真不知道你们要把中国的科学事业引向何处去。”

萧光琰忍不住对我说:科研工作怎么能这么个搞法?这简直是儿戏嘛,什么叫成果?合成一个化合物的中间体也是成果?科研怎么可能三天两头出成果?科研工作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要在一个题目上长期下功夫,才有可能有真正成果。

反右运动以后,做事情根据政治需要,不讲科学成了我们的特点。有人是真不懂科学,有人懂,却不敢讲反面意见。每场运动,都有一些知识分子紧跟形势,推波助澜。好多著名科学家出来论证,为什么亩产可以万斤,为什么要消灭麻雀,为什么在毛笔帽上刻个洞,接上自来水,就发出能洗碗的自制超声波。组织上要掌握每个人说过什么,想过什么,行为如何,是否忠于共产党。每个人的政治待遇,工作中的升迁,都赖于这种评价,于是千人一腔,万人一面,趋炎附势成为潮流。

在中国生长的人,顺应潮流比较容易,可对萧光琰来讲真是很困难!他常常找我讲他的不理解。不过萧光琰还是在努力跟上形势。他带着石油所的年轻人,到大连石油七厂,找到当时的总工程师张迁芳,了解工厂对科研工作的需求,想找到既有理论意义又有使用价值的题目。

◇ 与众不同

在那样一个大讲艰苦朴素的年代,萧光琰总是衣冠整洁,头发吹得一丝不乱,戴着金丝眼镜,英气焕发。这使他与众不同。他把美国的工作习惯也搬到中国,工作时要高效严谨,但不认为每天八小时都要高度紧张,必须劳逸结合。他的休息不是悄悄抽只烟,躲到哪里待一会儿,暗自偷点儿懒,而是认真地订出咖啡休息时间,饮茶休息时间。他觉得这是为了养精蓄锐,或在轻松的环境里进行业务交流。可当时的中国,萧光琰的这些做法被认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作风,让很多人看不惯。

萧光琰那时生活水准远远高于一般人。他夫妇俩待人真诚热情,家里招待客人,常常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橙汁、巧克力。当时对大多数人来讲能吃上水果已经是很奢侈了,萧光琰不仅经常吃水果,而且保留了一些他自己的习惯,有时还用酒精擦水果的皮进行消毒。这些事一经传开,群众中再加以渲染、夸张,就成了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时所里偏重应用科学。萧光琰觉得有些题目水平不高,便说有些题目根本就不是搞科研,是测试工作。他对别人工作这种过于直率的评价,也让一些科技人员感到不舒服。萧光琰说话有时充满书生气,有时非常幽默。在那个火药味很浓,大家都认真背口号的年代里,他常常被人误解。

他家阿姨老是蒸不好馒头,他就当成个科学问题来分析:有两个因素决定馒头是否能发好,一是温度,二是压力。都是用开水蒸馒头,可能温度没问题,那问题就出在压力上。于是他的解决办法是:在笼屉里放一个压力表,控制好压力,馒头肯定能蒸好。这其实是一个书生的玩笑,他从来也没让阿姨真在蒸笼里放压力表。但他说的这些话变成很多人的笑料。

那时都是半夜做豆腐,为了新鲜,一大清早卖豆腐的就开始敲梆子叫卖。萧光琰习惯晚上看书,常常睡得很晚,又经常失眠。每天一大早老是被敲梆子声吵醒,很懊恼,就开玩笑说,我真想把所有的豆腐都买下来,这样就不用再敲梆子了。他是用这种方法表示对大清早叫卖的不满,他绝对不可能真去买豆腐,可话一传出来,又成了批判他的把柄。

萧光琰喜欢跳舞。他大概觉得我这个年轻的“老干部”太土了,就不仅教我打网球,还希望我在其他方面也有所提高。他说:你应该好好学跳舞,跳舞时既可以听到优美的音乐,又可以活动身体。我那时很活跃,他一提到学跳舞,我也感兴趣。那时到周末,大连市的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民主人士都会集中在中苏友谊宾馆,那里可以看电影,可以打乒乓球,跳舞,小小的礼堂里还有文艺节目。

萧光琰和他的夫人是一对绝妙的舞伴,每次到了舞厅,当他们夫妇一下场跳,很多人就会停下来看。那时候不管干部当中,还是归国知识分子中都有一些很会跳舞的,但是像萧光琰夫妇跳得这么好的却很少。据说当时高层的干部里跳舞已经很风行,但在中层干部中还刚刚开始。好多人都在追求着新的生活方式。萧光琰看到我跃跃欲试的样子,就说:你可以和我夫人学跳舞,没关系,她可以教你,只有女的才能教男的跳舞。因为男女的步伐不同。

萧光琰还说:你见面时或者告别时可以吻她,或者拥抱她。现在见多了,知道那不过是西方的礼节,可当时我认为很不可思议,从心里知道他和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

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过是增加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话内容,而他急切地把美国规范的实验室管理方法引入自己的实验室,则直接影响到他和周围一些科技人员的关系。他对下面的科技人员要求十分严格。

他曾说:有人做反应,连温度都不记录,这种试验将来不要说别人,就是自己都重复不了。如果不能把实验记录写好,就根本不要浪费这时间和试剂!失败了,找不出原因,成功了,重复不了,这不是完全在作无用功吗?

他要求任何试验必须有可重复性,有明确的误差范围。有个人处理试验结果时,在不同的坐标系里把一个数据的位置画错了,萧光琰马上发现,并立即指出,不讲情面。他说科研工作一定要严谨,有时很小的错误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他和我说,有些人做实验像炒菜一样,大概地加点酸加点碱,没有严格的定量概念。他在实验室建立了很多“清规戒律”,常常在给每个人挑毛病。这个瓶子要用蒸馏水冲洗,那个反应加试剂后要充分搅拌。结果组里有的人看到他,有些紧张,因为他几乎是永远能发现操作不严格的问题。中国人讲情面,他的做法让很多人不适应。

萧光琰打算回中国时,曾在美国收集了很多他认为有用的工具书。他一直认为一个好的科技人员就是会利用图书馆的人。他经常去所里的图书馆,发现图书馆里的书虽然不少,但多已过时,而他带回来的书相对讲更新更有价值,所以他决定把这些书交给图书馆,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享用到这些前沿知识。图书馆的人很高兴,就说你把书拿来吧,我们会折价给你一些钱。这完全是客气话,人家并没有认为接受图书还要给钱,当时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应该是毅然决然地拒绝收钱,并表示贡献给国家是最大的快乐。可他径直说:你们看着办吧,象征性地给点就行。美国书非常贵,他当之无愧地接受了他认为是象征性的回报。

因为萧光琰捐献的书和资料很多,结果用他捐的书又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人们可以更经常、更容易地去翻阅那些图书资料,看到那么多人去翻阅他带来的书,萧光琰由衷地感到欣慰。他根本不知道别人对此事另有看法。

1958年,萧光琰所在的“催化过程研究室”要迁到兰州,那里的条件当然远不如大连。萧光琰根本不认为要“哪里艰苦哪安家”,而是“哪里科研条件好,哪里能搞我的催化剂,哪安家”,他要求留在大连。所里研究以后同意萧光琰留在大连。别人认为这是对他的照顾,他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

有些科学家比较容易被公众接受,被社会认同。也有好多科学家有些特定的素质和癖好,他们对化学结构的识别迅速、敏锐,但对人事关系却迟钝、木讷。萧光琰属于后者。他拒绝所有的空话和大话,也不想和不喜欢的人一起假笑。搞政治越中庸越好,越能符合大多数人的想法越好,可搞科学是越能标新立异,越能超逾常人的想法越可能有突破。很多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是科学怪人。

当时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也在我们大化所。有人回忆:“与陈景润同住在一个房间的转业干部,有一次大大咧咧拿他的一盒香烟抽。这件事把陈景润吓坏了,第二天他马上向团总支书记刘宗海汇报,并指出怎么可以不经本人同意,随便拿别人的香烟抽呢?这是一种不道德和偷窃行为,请求组织上对此事严肃处理。”可以想象,陈景润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问题是一个社会不能只让中规中矩的人发挥作用,社会和大众越宽容,越有包容性,越能造就更多的有特长的优秀人才,包括科学家。

◇ 再受伤害

反右斗争、大跃进之后,新的一轮政治运动又开始了。叫“拔白旗,插红旗”。

反右斗争中萧光琰没被打成右派,这次运动中他成了靶子,因为他从没被信任过的回国动机,因为他严肃的工作态度,因为他无法改变的“资产阶级”生活习惯。他这些有懈可击的特点给每一个热爱党的人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

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他学阀作风,在研究工作中不能平等待人,主奴关系,要求苛刻,经常训斥助理人员;批判他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爱跳舞,喜欢音乐,醉心于贵族运动——网球。有的大字报写:你拿着高额工资,几年来没有任何成果,你执行的是挂羊头卖狗肉、唯有理论高的白旗路线。他接受捐书的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体现,很多人认为他是小气鬼,说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贪婪,甚至说他是奸商。

萧光琰气坏了,他找到我说:我哪里知道中国的规矩,不是等价,更不是盈利,而是象征性的收点钱,怎么就成了奸商?在美国好朋友之间,甚至父子一同去吃饭,都经常自己付自己的款……中国人卖破烂不是也收钱吗?怎么我给图书馆真正有价值的书都不可以收钱?你想我在美国买了书,运到中国,送到图书馆,而且都是工作急需的,这完全是象征性的收钱,比我真正应该得的少多了。再说,当时我也没说要钱,我怎么知道他们一方面要给我钱,一方面希望我说不要钱呢?他们觉得我不该拿钱就不要问我。要给我钱,我同意了,怎么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于情于理都不通啊。

我很理解萧光琰的心情,只能劝慰他想开些。我已经忘了和他具体的讲些什么,现在想来一定是些十分苍白无力的话。因为群众也没什么不对的,按当时党的教育,从来没有让不同思想行为的人互相宽容。

萧光琰迎来了新的一年。新年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是活报剧,使用侮辱性语言和动作,把萧光琰搞成小丑模样,把他说过的一些话,做过的一些事儿夸大并加以嘲笑。这种嘲弄和侮辱是任何人都难以承受的。他忍无可忍地说:我这样的人,如果人格被伤了,改造就慢了。可人们认为对资产阶级的侮辱和嘲笑是革命行动。

◇ 他有一个幸福的家

虽然各种运动不停,我和萧光琰仍然一起打球,两家仍然经常来往。各种批判和人身侮辱使他越来越无所适从,刚回国时的热情和自信渐渐消退。他和我讲他的委屈,有时甚至流下眼泪。可贵的是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催化剂,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他在科研上的思路,想让我共享他对催化剂开发和应用的设想。我从心里理解和同情他,可我只能谨慎地用我自己的方式尊重和保护他。

真正给萧光琰生活的力量和勇气的是他的家。他有一个和睦家庭。他自己爱好广泛,对夫人非常体贴。夫人甄素辉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气质高雅,文静宽厚。他们的女儿小洛洛胖乎乎的,一头卷发,聪明天真,又极有教养。那时候萧光琰到我家,每次来都带着他的夫人和宝贝女儿洛洛。我的孩子比洛洛大几岁,他们在一起总是玩儿得很高兴。

他的夫人当时天天挤公共汽车到大连海运学院去教英文,可是她从不抱怨,完全是一副随遇而安的态度。在我家里,我和萧光琰谈话时,他夫人从来不插嘴,如果我有事情问甄素辉,她总是就事论事地回答(不太流利的中文),从不多说。她非常爱丈夫,坦然地接受着现实。回国十年了,萧光琰知道妻子承受委屈的能力远远超过自己,每次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夫人都静静地让他倾吐,然后用女人的柔顺和坚韧来安慰解脱。

她对萧光琰照顾得无微不至。当天气骤然变冷时,她会变出一件毛衣,而萧光琰就像听话的孩子,把毛衣穿上。你觉得他们之间非常和谐温馨。萧光琰对夫人的关爱无处不在。他会先走一步去给夫人开门,进了门如果夫人要脱外衣,他马上从后面把衣服拿好,出门前他会先一步把夫人的外衣撑开,帮夫人穿上。有西方“妇女先行”的君子风度。他和夫人说话也非常客气,从来没有中国男人对待“屋里的”那种命令式。我看到这些,觉得很新鲜,也很欣赏。

萧光琰和洛洛讨论功课,做游戏。洛洛很争气,从上学就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那时候我家里养了一盆君子兰,正值盛开之际,洛洛的可爱激起了我的艺术灵感。我叫她坐在君子兰前面,要给她照相。萧光琰竟然认真地问六七岁的女儿,你说坐在花的旁边好还是坐在花的后面好?洛洛有自己的主意,坐在花的旁边,眼睛看着花,我给她照了一张我自己很满意的艺术照,可惜在动乱中丢失了。前几天,女儿打电话高兴地说,无意中,她发现了一张一寸的小照片,是我家三个小孩与洛洛的合影。洛洛举着小手,乐呵呵地招呼人。

有了这个给萧光琰安慰和幸福的家,不管外界的形势如何,他都努力保
持积极的生活态度。不仅永远注重自己的仪表,家里也布置得极具艺术感。当外界的压力越来越大时,萧光琰所有的欢乐越来越寄托在自己温暖的小家里,寄托在孩子身上。接触过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好丈夫,是一个好父亲。他说有这么可爱的女儿,有这么漂亮温顺的妻子,还图什么呢?

◇ 两极对话

我和萧光琰的经历、背景完全不同,很多观点也不同,进行的常常是两极对话。其实这些不同,开阔了我的眼界,向他学了很多东西。

他常说:工作和娱乐之间要有个平衡,只会工作,不讲究一点娱乐和享受,也是人生的遗憾。人追求的不是工作的完美,而是人生的完美。他对别人批判他爱打球、爱跳舞大惑不解,他问我人如果不会休息和娱乐,工作有什么意义呢?工作不就是为了人们更好的休息和娱乐吗?

那个年代,很多科技人员都想入团、入党,一些研究人员非常注意搞好群众关系,争着做收拾卫生、打热水之类的事,群众的反映不错。可萧光琰不仅从来不做扫地清洁这些事,还说这应该是清洁工的事。

我对他说: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你得入乡随俗,随大流,不能轻易得罪周围的人,对下属的科技人员的要求不能太高,更不能为了工作上的事发脾气。脾气倔强的人常常质地脆弱,愿望达不到还毁了自己。要有点儿遇水则柔,遇铁则钢的韧性。有人觉得你有博士架子,那你以后做事就注意点群众影响,比如多和工人打招呼,帮助清理卫生,和工人打成一片。他会很奇怪地问:为什么?

萧光琰的动手能力很强,为了试验,他能自己吹出各种试验用的精密玻璃仪器,还经常教工人一些吹玻璃的特殊技巧,老玻璃工都很佩服他。他说那是工作需要,我可以做。可我的工资比一般工人高很多,让我总和工人打成一片,去干工人的活,那不是浪费吗?人是有分工的。

虽然他知道自己得到了不少物质上的照顾,可这些并不能改变一个有责任心的优秀知识分子心灵中的某些遗憾,他一直认为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应该改变,最近看到有文章提到他曾写信给妹妹说:“我曾经为党对领导科学缺乏经验而造成的一些缺点和损失而痛惜过,但是,我相信党的领导会从经验中逐渐懂得领导科学工作的规律。缺点是暂时的。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就是尽力帮助党了解科学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他的一片真诚。我想他当时与我的很多谈话,是希望我这个难得的知己能冲破思想束缚,更好地理解科研工作规律。

中国文化叫人隐讳的保护自己,“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冤家宜解不易结”,“好汉不吃眼前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道理却很难让从小生长在美国的萧光琰明白或接受。而他的很多观念,对我来讲也很生疏,很难解,有些我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理解。

成年累月,在强烈的政治氛围中,萧光琰已经逐渐失去了自我,他也认为自己应该接受改造了。那么多人都说党是对的,在这巨大的多数面前,他感到必须怀疑自己,否定自己,可他又觉得,怎么可能所有的人都一样,让一个人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如果没有能独立思考的个人,社会能发展吗?科学家即使已经尽量感受和运用自由的力量,思维也还是在种种习惯的束缚中,如果每天接受各种框框,必须往东想或往西想,能有突破吗?

“拔白旗”运动更拉开了他和周围人的距离。他不再轻易发表不同意见,改变了刚回国时,一有想不通的问题,就要打报告,要说清楚的态度。

现在想来,他经常对我诉说他对现实的不解和无奈,有些是很有道理的,他也希望从我这里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作为一个基层领导,我已经习惯了和党步调一致,对他的想法,不敢做深入思考,只是想让环境尽量减少对他的伤害,让他学会保护自己。可我们的私人友情无法改变大环境。我在承担一个基层领导的责任,要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从不敢和他说得太深。这种有所保留的交往虽然温热过他因不断的运动而灰冷的心,但却无法解除他的痛苦和迷茫,无法改变他的命运。有些时候,理解一个人就是创造一个人,可惜在那个时代自己也怕犯政治错误,有些事情即使知道他说得对,也不敢给予大胆支持,潜意识当中,也在适应环境保护自己。所以直到现在,作为一个被萧光琰真诚信任的朋友,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他。

◇ 我被停职反省

即使我很谨慎,也没保住自己,更没保护好很多需要保护的知识分子。不久我自己也成了在党内被批判的对象。因为我的很多想法与那个时代不一致,同时也有很多非常个人化的因素。

大跃进运动之后,从轻工业部调来了大连市委新书记。他的夫人原来是国家石油局的副局长,调到石油研究所任党委副书记。我那时老是觉得自己水平不够,心想从石油局来的人,水平一定比我高,正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来石油所,我就主动提出让她担任党委书记,我担任党委副书记。科学院党委经过研究,同意了我的要求。

新书记工作努力,但正襟危坐,常用独得天下真理的样子去教训别人。知识分子不太吃这一套,所里的很多人有事不去找她汇报,而老是来找我谈。群众对她的不满,在她那里就转化成对我的不满。她给我的工作设置障碍,甚至不让我到北京去参加我应该出席的科学院的会议。

开始我还是很想迁就她,但是有太多的观点不一致,我对知识分子的爱护被认为立场站在“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一边。她是一个坚定的左派。

我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市委只好派统战部的人来调查。统战部的人在石油所召集了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奇怪的是竟然所有的人异口同声,认为责任在她,不在我,所有的人都为我说话。她继续呆在石油所已经毫无意义,只好把她调走。我又恢复了正书记的职务。后来她连续换了几次工作,都搞不好关系。我那时还不知道,她的走,其实已经为我自己种下了未来挨整的种子。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批判以后,党内开始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我成了在劫难逃的被批判对象。大跃进之后,市场物品紧缺,货架上往往是空的。我家阿姨到市场买不到菜,回家说:外面到处是标语,搞除四害,搞六无六净(已经不记得其定义),搞什么六无六净,大连市场的货架子上才是六无六净,什么都没有。我觉得阿姨形容得很形象,就在党内的会上说了。

综观我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斗争不力,妥协退让,加上“六无六净”的“右倾言论”,市委领导就把我定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连市委让我停职反省,每天在家写检查。当时整我的势头很大,我心里清楚这里的内在起因:得罪了市委书记夫人。虽然心中无愧,失去工作,停职在家写检查,也还是有很大精神压力。

在自己对党的事业充满热情的不惑之年,无端挨整,使我对于“右派”、“白旗”被整的心态滋味,对萧光琰和其他在运动中挨整的人有了更多的理解。更加了解了在由上而下的政治漩涡里,人们对自己的命运是何等地无能为力!表面上每个人的批判都是从革命事业,党的利益出发,其实政治清算背后,掺杂了数不清的个人恩怨,好多人是利用把自己装扮得大公无私来悄悄地获得私利。

我被停职这段时间里,没再去打网球,和萧光琰在一段时间里就没有了多少联系。

◇ 又见光明

当我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报到省委以后,省里派人下来调查,发现实在是没有什么事实,下面的人都替我说话,所以就决定不给我戴帽子,只算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大约在家里呆了半年以后,恢复了我的职务。这次停职反省,使本来个性不强的我变得更加谨慎。

我恢复工作以后,很珍惜工作机会,和张大煜所长的配合也愈加默契,一心想把研究所搞好。

张大煜长在中国,到德国留学四年,基本上接受的是中国文化。他工资很高,可十分节约。工作中他个性随和,能变通顺应,迂回解决问题,逆境也在他身上留下印记,却不会留下难以弥合的创伤。张大煜勤奋刻苦,对化学领域里的科学前沿非常熟悉,在研究方向和选题上很有前瞻性,广招人才,尊重人才,知人善任。除了研究学问以外,他没有很多其它的个人爱好,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科研工作中。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优秀知识分子。大化所至今能在很多领域里保持领先的学术地位,张大煜功不可没,是一个经得起时代考验的科学奠基人。

当时张大煜有很多想法,他曾提出把“大连石油研究所”的名字改成“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从名字上就不再是完全搞实用科学,科学家们可以更放心大胆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目,我给与全力支持。这在当时对科学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那时我受科学家们的熏陶,产生了一个基本思想,就是科研工作一方面要有明确的学科方向,这样在基础理论上才能有突破,真正推动科学事业;另一方面,必须有结合实际的题目和项目,这样科技人员才会更直接地看到自己社会价值,产生更大的科研热情。

我和张大煜交流了这些想法,决定和一些技术骨干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于是1962年大连化物所在青岛开了一次会议,解决大化所科学研究的大方向问题。这就是对大化所的未来有重大影响的“青岛会议”。这次会上,我们还明确提出要培养年轻人。在科学领域里,很多重大发现都出自年轻人。当时选了10个年轻科学家作为技术骨干和重点培养对象(他们中有六个后来当了科学院院士),提供了必要的人员和设备,让青年科学家放手干。同时确定了党政工作人员要为科研人员服务的指导思想。

那时从上到下还是提倡自我批评。所里进行了“解疙瘩”等拨乱反正的活动,对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中的一些过火做法进行纠偏,运动中有些有过激言行的人还诚心诚意地向萧光琰赔礼道歉。我也很真诚地向在过去的运动中挨整的人道歉,当然包括萧光琰,希望他们不计较运动中的过火行动。萧光琰很兴奋。

萧光琰是个不掩饰自己情绪的人。当他感到作为一个人受到应有的尊重后,心情十分愉快。他又开始常常邀请一些年轻人到他的家里,用水果、点心和糖款待他们,和他们谈工作,谈学习。

他请年轻人教他夫人学中文,让他夫人教年轻人学英文。看到有的年轻人的英文不好,买来英文小字典送给他们,让他们多背多记一些单词。他认为做科研前提是掌握信息,要掌握信息必须学好英文。他努力用实际行动改变和周围的关系,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则是无意识的。人总是会被潮流裹挟的,萧光琰在慢慢地改变自己,试着融入这个社会。

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什么运动,萧光琰的失眠也奇迹般地好了。心情的舒畅使他恢复了科研热情,产生了很多创造性的思维,又开始专注地搞他的催化剂。当他读到很多生物酶的催化作用时,立即联想到化学催化剂,想到是否可以把一些生物酶用于体外的生物或化学反应。这个想法,使他很激动。当时在大化所没有搞生物催化剂的条件,当他知道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有可能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时,就要求兼任那里的研究员,以满足他对催化剂事业的追求。

最近几十年,新的生物催化剂--各种酶--不断被发现,成为现代生物化学的重要领域。在日常生活中,酶也有了愈来愈广泛的应用,例如用蛋白酶或脂肪酶清理下水管道,大量的工业污水处理,等等。这证明萧光琰在六十年代初对未来的学科方向看得非常准,相当有预见性。

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中,萧光琰焕发出极大的科研热情和聪明才智,他努力工作,这期间完成了很多论文。1964年大化所承担国家急需的“大庆中油加氢裂化制取航空煤油和低凝柴油”的课题攻关任务,萧光琰为催化剂最后研制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工作成绩很快得到了肯定。不久他当了侨联的副主席。1964年大化所成立了三室,他当了室主任。

那时他曾经找到我,说他想见一见已经十年没见面的哥哥,如果他哥哥不能来中国见面,是否可以到香港见面?他希望他的哥哥也能来中国工作(他哥哥当时在美国的保密单位任职)。我当时听了,很感动。在历尽人世沧桑的今天,我觉得他在多次挨整之后,还想让他的哥哥也来中国工作,太天真了。

1964年末,我离开大化所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工作。那时候的通讯条件和现在没法比,此后,和萧光琰的直接来往就很少了,只是从到北京开会、办事的人那里听到些零星的情况。

◇ 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中国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伤害,走向极点。我很快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每天挨斗。

我经常被拉出去游街。一次造反派把我拉到街上时,给我挂个大牌子,我们手里还拿着盆,拿着棍,一边敲一边跟着喊打倒自己。人群中的女儿看到了我,我心中嘀咕着回家怎么向他们解释。回家后夫人、孩子像迎接“英雄凯旋”一样,准备了好饭好菜,想用这种办法安慰我,我知道瞒也瞒不住干脆直话直说,“今天我被游街了,给我挂个大牌子,写着‘打倒铁杆保皇派白介夫’,不过我一看,旁边那人挂的牌子上写的是‘打倒钢杆保皇派×××’,心里想,还有比我硬的呢!”全家大笑起来。

另一次斗争会上,造反派给我带了顶常见的很高很尖的纸帽子。不知谁想出来新花样,给我旁边那个挨斗的人戴了顶老戏里县官戴的帽子。两边有两个大耳朵,斗他时一按他的头,两个大耳朵就跟着一煽一煽的,我看着觉得很可笑,虽然在挨斗,心情并不坏。这时候,突然有个造反派党委副书记,年纪比我还大,上台狠狠煽了我两巴掌,以表现他的革命精神。那时有很多这样的人。

人有群胆没有孤胆。那时候被打倒的人很多,心里不太紧张。在挨斗时,周围很多人,特别是所里的工人对我仍然特别好。一次斗争会上,造反派把我按到地上跪下。这时一个外号叫唐二愣的工人,对着造反派大叫了一声:“别让他跪着,他跪着也比你们站着高。”我当时心里真是感动。唐二愣马上也进了专政队,他出身好,什么也不怕,造反派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不久,造反派让我收拾东西,我知道以后就不许我回家了。那时候周围已经有不少人自杀,包括我的好朋友王志华(科学院的副秘书长)。我曾参加抗日,有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历史背景,记得当群众敲锣打鼓开除我党籍的时候,我很自信地对家人说,如果我被开除,那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得被开除。我长期做人的工作,知道怎样在尽量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保护自己,本身性格也比较平和,不很激烈,总是相信这种情况会改变。这些因素都使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猛烈冲击有较强的耐受力,即使这样,有时候我也觉得很难熬,很理解人为什么会想到自杀。

我被关在专政队时,常常会想到过去在一起的同事都怎么样了?我常常想到萧光琰,很为他担心。萧光琰的历史背景不能给他任何保护,他的思想行为和当时的社会有如此之多的格格不入,他性情急躁,有人说他像个玻璃制品,透明,坚硬,很容易破碎。他夫人中国话都讲不流利,他们一家怎么度过这场灾难?他们挺得住吗?

我被放出来不久,就听说了萧光琰的遭遇。我这么不爱激动的人,却久久地,久久地不能平静下来。

◇ 走向深渊

根据我对萧光琰的了解,和他周围人陆陆续续的述说,他生活的最后片断,在我面前一幕一幕地闪现。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萧光琰像当时中国无数的臭老九一样,成了被打倒的对象。他家也像我家一样,挤进其他几家人。住进来的人要共用厨房、厕所。这对很习惯保护隐私的萧光琰来讲,是太不习惯了,突然,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下。

他和他夫人本来就不太会做饭,这时候几家人挤在一个厨房,常常没有空间轮上他们做饭。在外面挨了批斗回家,只能喝口水,吃几块饼干。周围的人都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自我保护意识,对他们一家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谁也不敢理他们,冷眼和歧视包围着他们。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以及过去那些对他生活作风、工作作风的批判已经太不够分量了。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一个最专制同时也是最自由的空间,只要你出身好,或暂时属于“革命群众”,那你就可以发挥自己最丰富的想像力去臆测别人的心理,去给别人扣帽子。所里的大字报又再次推断萧光琰回中国是想当特务。

尽管萧光琰想努力适应中国的环境,到头来还只能当个反面教员。他回中国以后除了给哥哥写写信,从没和其他在国外的人来往过,他心里清楚自己不是特务。至于其它问题,其实大多是学术问题,因为接受了一套美国实验室和公司的管理方法,在中国不适用,因此得罪了一些人。自己原本不参与政治,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哪里有能力去反党。

文革开始时,萧光琰还能承受。起码他每天还能回家。洛洛生在中国,文革开始时她只有十四岁,当时学校里开始把同学分成“黑五类,红五类”,她当然属于“黑五类”,压力很大。因此也清楚地感到爸爸的心理压力,

萧光琰一家一直在互相安慰,互相支持,盼望情况起变化。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他们全家都挺住了。可形势愈加恶化。工宣队又进驻了大化所。萧光琰意识到,自己遇到比以往更大的危机。

工宣队有个人老是戴着八角帽,大家都叫他“八角帽”,是大连电磁厂的工人。态度很凶狠,动辄就动手打人。1968年10月5日,工宣队派人把萧光琰抓进“牛棚”,与其他?鬼蛇神集中在一起。同时,抄了萧光琰的家。抄走了他家一切值钱的财物,其中包括甄素辉父亲给她留下的家传的戒指(有人说是孙中山送给她家的)。

在中国这个环境中,萧光琰特殊的经历,使他比一般人更依赖他的家,突然进了专政队,离开了夫人,离开了女儿,他感到失去了一切。前面一片黑暗。

人们在努力证明他是特务,不管有没有根据。工宣队希望工作有成绩,能抓出美国特务,在当时多荣耀啊。于是萧光琰被搞成有背景、有组织的特务机构的成员。人们不去追究这特务是真是假。当时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片。”其实是“打击一小撮,吓倒一大片。”大多数群众是顺应潮流的,也形成一种可怕的力量。

“八角帽”的功劳越来越大。在他眼里,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教育”都不过分,他们没有什么功劳,却过着比工人好得多的生活。他们用当地人发“博士”的谐音给萧光琰起了个外号叫“白屎”。从萧光琰的交代里得不到更多的特务活动信息,为了扩大战果,有人开始动武,特别是“八角帽”,认为这样才可能让他彻底交待问题。每天拳打脚踢,甚至用“三角带”这种特制的刑具来鞭打。严厉的、无休止的“审讯”周而复始:你在美国挣那么多钱,生活那么好,为什么回到中国?你能把美国的资料弄到中国来,一定也能把中国的资料弄到美国去,你为美帝国主义搞了多少情报?

萧光琰不断地写检查,写揭发材料,回答他永远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他写出来的东西不能让工宣队满意,他们需要的是有轰动效果的揭发材料。他们逼他一遍遍地写。

四顾无援,遍体鳞伤的他,在经历了世道人心,生死荣辱之后,心如死灰。刚归国的时候受到怀疑,五年,十年还在怀疑,回国服务快二十年了,还在怀疑。他面对着一个他无法理解、也无法理解他的世界。

1968年12月6日,工宣队的“八角帽”又对萧光琰进行体罚。他精神特别坏,喃喃自语:“共产党的政策是给出路的……”在这段时间里,他一定反复想过自己的出路,寻找过生存下去的理由。可是,他看不到出路。他不想连累家人,不想辜负甄素辉的感情,更不想对不起孩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留下,让他们更容易划清界限。这几乎是文革中自杀的人的共同特点,要么不留遗嘱,要么留遗嘱把自己大骂一顿,为的是不牵连家人。

12月11日晨,当专政队员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时,萧光琰终于不必再起来,面对这个丑恶的世界了。验尸结果:服过量安眠药--巴比妥自杀。他走了,带着满身的伤痕。他刚刚四十八岁。

这是“八角帽”没有想到的,也是工宣队的头头没有想到的。他们不知道灵魂高贵的人往往脆弱。据说工宣队也感到紧张,他们加紧搜查了每个被专政的人,防止再有“畏罪自杀”的。可见他们知道把人逼上绝路是错误的。但工宣队同时宣布这是阶级敌人走投无路时的选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工宣队的人贴出了“特大喜讯”晓喻全科学院,决定“乘胜前进,深挖一切阶级敌人”。

他们确实取得了伟大成果。由大连化学物理所,大连海运学院,大连运输公司、大连妇产医院组成了联合专案组,并命名编号,把以萧光琰为中心的(三○一)特务集团案列为重点大案,进行紧张的内查外调,株连所及达十一个单位二十六人,其中包括和萧光琰交换过热带鱼的老理发员,以至给萧博士打过针的护士。当然,他们说这是“清队的重大收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可惜的是,任你怎样政策攻心,棍棒启口,硬是搞不到一点像样的证据。所以,“三○一”一案实质上毫无结果,以至不了了之。可恶的是,“专政队”的暴徒及其幕后指使人的功劳却不减。大连化学物理所已经得到上级的重视,不久,他们就成为毛远新亲自抓的典型,作为“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的活样板,把他们的‘经验’赫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 九泉相会

在萧光琰已经长眠不醒时,甄素辉正在营城子农场劳动改造。当天下午大化所工宣队的人把她叫到大化所。严肃地宣布:“反革命特务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他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你要继续交待。”

甄素辉异常安静。她甚至失去了女人痛哭的本能。她看着丈夫的遗体,提出了任何人都没法拒绝的要求:准许她请两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见的孩子,她的请求被批准。她当天就回家了。自从他们夫妇俩被关起来,十四岁的洛洛就开始孤身一人,无人照料。

甄素辉天性柔弱,却善解人意,在萧光琰心情恶劣时,她总是轻声细语地给他安慰。她外圆内方,有自己生活的原则,做人的原则。萧光琰多次挨批判,甄素辉永远站在他身边。可是萧光琰悄悄地走了,没留下一句话。出于母亲的本能,甄素辉不能不想,如果她随萧光琰走,洛洛怎么办?洛洛没有成熟到能像成人一样为自己负责,又不是幼稚的不懂事的小孩子,我想甄素辉一定和女儿进行过一场世界上最艰难的谈话,进行了外人无法判断的生死抉择。洛洛曾把自己的一张照片留给了同学,小小的孩子在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永久的纪念。看来她对一切是有准备的。

甄素辉和洛洛一起包了饺子,一起吃了饺子。几天后,当人们发现她们的尸体时,母女俩紧紧地相拥,凄然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多少年来洛洛可爱的样子一直在我面前晃动,无法忘却的可爱、弱小与无辜!刚刚十六岁,正值对未来充满美好幻想的花样年华。我也一直想为什么甄素辉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唯一的解释是她心中充满太深切的爱与太彻底的绝望!

据说周总理知道了这件事,而且亲自过问,追究责任。当年毒打萧光琰的“八角帽”和工宣队的头头都受到了处罚。

我不能说萧光琰是一个没有弱点的人,但我可以说,我自己,我周围的很多人,愧对萧光琰的赤子之心,愧对萧光琰对我们党、我们国家、和对我们的信任。他曾怀着怎样的热情踏上这片土地,又怀着怎样的绝望无声离去?历尽凄风苦雨之后,他的一家竟选择了这样的方法驶进人生避风的港湾,这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 愧对萧光琰的亲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萧光琰的哥哥萧光灏从美国回到中国,他要求和我见面。我当时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见我呢?萧光琰去世时,我离开大化所已经三年多了。我的印象中,他的哥哥应该比我大几岁,但看上去挺年轻。他一下失去几个亲人,却仍不失其温和善良。见到他,我除了寒暄,竟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心中涌起的全部是难过和惭愧。

萧光灏话还没开始,已是老泪纵横。

他说他很后悔,那时候萧光琰多次写信想见见他,来中国也可以,到香港见面也可以,他对中国的一些情况也有所闻,但自己的工作放不下,一直没回来。总以为都还年轻,将来见面的机会很多。实在没想到此生不能再见。每当想到这里,他就觉得没有尽到当哥哥的责任,萧光琰一定是有难处才多次写信想见他。可萧光琰在信里从没讲过他的真实处境。他怪罪自己为什么就没早一点儿想到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美国也有报道,那时能设想萧光琰的处境,可已经无法联系,现在来了,可是太晚了!什么也不能为他做了。

萧光灏说他很早以前就从光琰的信中知道,我和萧光琰关系很好,给了他很多关照和帮助,他这次来一个是想看看弟弟、妹妹生活过的环境,看看他们走过的街道,他们工作过的地方,做点生者还能为他们做的事;另外就是想来看看萧光琰的朋友,也表示一点谢意。他说萧光琰在回中国这段时间里,除了家庭之外,总还尝到了一些人间温暖。

不是指责,不是声讨和愤怒,而是感谢,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其实很多批判打击萧光琰的运动都是我领导的。虽然有很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这毕竟有一份我的责任。听到这里我实在有些听不下去了。我很想说“对不起”。

我不记得当时我都对他说了些什么,可我记得自己历经劫难,刚刚在走上坡路,还心有余悸。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心中有再多的不满也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敢否定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我不想去说空话大话,也不敢说出自己真正想说的话,那种惶惑和尴尬的心境至今记忆犹新。听说他来中国还有一件事,就是想找到当时孙中山送的那个戒指,对他来讲,这个戒指有太多的纪念意义。后来调查,这个戒指被当时抄萧光琰家的人卖了,最后也没有找到。

现在的中国我以为可以讲真话了,可是与萧光灏天各一方,也许我们永远失去了交谈的机会。我已经八十多岁,一直坚持打网球,挥拍之间,我常常想到萧光琰,想到他说要练好基本功,想到我们曾经的友谊。到现在我也打听不到萧光琰一家的骨灰在哪里。这样一个和睦的家,以这样惨烈的形式写下了这样的悲剧,是我们民族的不幸。那个荒诞的岁月的形成,应该反省的不仅仅是上层领导,也包括我们基层领导。每一层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份责任。萧光灏也快九十岁了,我希望他能知道,我们没有忘记萧光琰,没有忘记这个充满爱国热情的科学家的毅然选择,没有忘记他对中国石油工业的贡献,没有忘记我们给他造成的致命伤害。

历史常常会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期盼“萧光琰”式的家庭悲剧不以任何方式再现。我们急需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不靠英雄人物来扭转乾坤,使这个国家即使有错误,也行而不远。我们也要完善我们的文化,增强其包容性,容纳不同的习俗及思维方式。

不能从苦难中汲取教训的民族,一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

注:我年事已高,记忆会有很多的不准确和疏漏,可自己已经没有精力去找人核实。若有当事人了解更详细、准确的情况,我希望本文有机会得到补充和修改。文章大概成稿后,让女儿去大连,找当年与萧光琰共事的人核实和补充了一些情况,他们是陈庆道、李文钊、刘宗海、陈怡萱。另外关力、刘秋荣、杨海平对本文进行了一些文字修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系北京市前副市长、北京市政协第六届、第七届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