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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小朋:朱镕基时代种下中国累退税率问题的根本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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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罗小朋。(图:高伐林/明镜)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从单一制走向联邦制,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结构和权力格局也有了重大的转变。著名经济学家罗小朋在接受《明镜》采访时表示,如今沿海与内地发展高度不平衡,越发达地区的实际税率越低,越贫困地区的实际税率越高,农民工离乡背景,官民间的关系在贫困县市越来越紧张;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因子,早在朱镕基时代就种下。

罗小朋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取得经济学硕士,为1980年代中国高层经济改革政策研究设计的智囊人物,后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取得农业经济学博士,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问题,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经济制度演变,曾任美国国际发展企业组织(IDE)研究员、IDE中国区代表、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任特聘教授、贵州大学扶贫研究中心主任。罗小朋在《大事件》与明镜网上发表的《重庆模式如成中国模式,是灾难》长文,被中共高级官员称“迄今为止封薄熙来重庆所作所为剖析最为到位的 ”文章。

赵紫阳两原因提“分灶吃饭”

现今中国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与各省市资源分配不均,以及地方政府的逐利行为有着密切关系,改革开放虽然为中国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成就,但也造成沿海与内陆差距拉大与诸侯经济的形成。

1980年中国展开“分灶吃饭” 体制,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划定中央与地方的收支范围与地方财政收支包干基数,自此地方政府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但也加速了地区的差别化。罗小朋对《明镜》解释,“分灶吃饭”是当年赵紫阳到中央以后面临两个问题,因而主张的政策。

第一个问题是以李先念为代表的中央官僚系统不与赵紫阳不合作、令他指挥不动。罗小朋指出,李先念原以为能坐上总理位置,加上李先念在整个文革期间并未下台,对中央各部有着影响力,而中国总理从赵紫阳开始实际上没有任命部长的权力,与华国锋不一样,使得赵紫阳将目标转向地方。

《外参》第3期由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所撰文章,也从李鹏《六四日记》和赵紫阳《改革历程》分析了李先念“把仇恨发泄在赵紫阳身上”、“组织队伍,形成发动倒赵政变领导班子”的原因和过程。除了中央不合作外,财政困难也是提出“分灶吃饭”的因素之一。

罗小朋对《明镜》解释,当时中央为了在文化大革命后让农民修养身息,拿出许多钱增加粮食收购价,并且以外汇从国外购买粮食,由于许多工人的工资10多年来均未提升,因此中央也提高工人工资,种种因素导致中央财政非常困难。

而赵紫阳在地方工作多年,了解若是给地方自主权,将能从地方上挖出许多潜力来;实际上,当时提倡分权的并非只有赵紫阳一个人。“陈云在中央财经方面的影响力很大。三中全会后形成一种分工,陈云管经济,邓小平管军事和外交,陈云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给地方一点自主权,原本就有这想法的赵紫阳就藉陈云的精神,搞了财政包干。”罗小朋说,虽然此政策在当时受到很大压力,但成效可见,加上当时的“包产到户”政策,使得经济联邦制越做越大,地方从此有了新的财政政策,地方对改革的态度也越来越积极。

朱镕基不满意 要地方拿出办法

但地方财力增长快速、中央财力增长缓慢,埋下了危机。罗小朋对《明镜》指出,1985年后,中央财政越来越捉衿见肘,六四事件后经济不佳,中央财政困难到连军队薪水都难以发放,朱镕基主管中国经济后,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成为不可避免的一项。

当时地方也知道中央需要钱,但总是得站在自己的立场与中央博奕。1993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订定从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以广东为首的地方利益自然想方设法给自己今后的财政收入留下增长空间,因此1994年的税改怎么改?中央和地方以什么为基准分税,是当时中央和地方博奕中争论的问题。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暨政治局委员的谢非,曾与朱镕基面对面谈论此问题。为了地方利益,谢非认为1994年的税改只能以1993年为基数;“这主张其实不讲理,因为93年还没过去,怎么能以93年为基数?应该以92年为基数才对。”罗小朋说,朱镕基一开始不同意,谢非便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的话对朱镕基施加压力:“我们是跟小平同志立了军令状的,答应要再翻两翻,如果定93年为基数,我们翻不了两翻、向小平同志交不了差,你负责?”这把朱镕基难住了,朱镕基刚上台,谢非又是政治局委员,因此最后朱镕基同意以1993年为基数。

基数定下后,广东开始做假财政收入,将税收提高。罗小朋对《明镜》解释,谢非的算计是,把与中央共享的收入增加得很高,中央表面上多拿一点,但实际上广东也多拿一点。

但地方税却没收这么多,谢非认为,将来中央和地方共享的收入增长缓慢,地方性收入增长很快,中央就从地方拿不了这么多钱。“朱镕基不懂土地收入会因为城市化等因素会越来越多,所以朱镕基把土地收入完全留给地方。广东民间的钱很多,政府等于借钱作假的财政收入;广东当时由于走私、农村放活资金比较宽裕,造假规模也比较大。广东带头一搞,其他各省也跟着搞。”罗小朋说,这个作法对落后地方非常不利,因为这些地方融不了这么多资,想造假造不了这么高。

1994年7月,朱镕基与主要省份负责财政的副省长、财政厅厅长在北京德宝饭店召开重要会议,朱镕基发现虽然税改可让中央一次性增加300亿的收入,但1995、96年后,中央收入增长的速度就变得很慢,中央留给地方的税种还有很大的余地,因此中央和地方收入的比例无法获得担保。

罗小朋对《明镜》表示,在该次的“定盘子”会议中,朱镕基开始耍赖,如果不拿出办法保证中央的收入就不散会,最后时任浙江省财政厅长的翁礼华提议,每个省跟中央签订秘密协议,不管税收怎么收、收到多少,都确保中央财政收入每年增加18.5%,虽然一开始很多省不同意,但最后大家都接受了。此秘密协议救了朱镕基和该次的税改,但带来非常深远的后果:中央的收入保证了,但地方必须不择手段地拼命找钱。

(范方华/明镜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