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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刑诉法大修:人权是国家最大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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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因为冤假错案被毁了的人生,只是曝光在公众面前的冰山一角。此时此刻在高墙铁牢之中,还有多少蒙冤者?新的赵作海、佘祥林、杜培武是否还在继续产生?

刑诉法掌握的是国家的刀柄。在人们的印象中,公检法机关称得上真正的强力部门。但是在现代法治理念之下,它们不能为所欲为,一个原则就是:对于国家机关,法无授权即禁止。所以,他们权力再大,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刑诉法正是这至关重要依据的来源。

刑诉法掌握的是国家的刀柄

刑诉法是程序法,与作为实体法的刑法不同。刑法规定的是犯罪与刑罚,刑诉法则规定了国家打击犯罪的程序。

刑诉法第二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简而言之,这句话的含义是,刑诉法的任务是打击犯罪,保护公民人权。

从侦查到审判 :公检法机关的职权由它界定

在人们的印象中,公检法机关称得上真正的强力部门。但是在现代法治理念之下,它们不能为所欲为,一个原则就是:对于国家机关,法无授权即禁止。所以,他们权力再大,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刑诉法正是这至关重要依据的来源。

刑诉法第四条明确对公检法三家的职权作出划分:

“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

“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

“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除了授权,职权划分的意义在于,三家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关系,以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实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从拘传到逮捕:刑事强制措施直接关涉你的人身自由

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中。刑诉法直接规定了这样看得见的枷锁,你说它重要不重要?

刑诉法规定,根据案件情况,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可以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的强制措施。并对这些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相应手续,执行方式,时限,都做出了限制。

这些强制措施作为侦查手段,直接作用于作为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公民的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进退,直接反应法律本身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保护情况。

兹事体大,法网不能不细密编织。

(凤凰网)

刑诉法“大修”五大看点

2011年8月24日上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隔15年,刑事诉讼法——这部与公民权利息息相关、与打击犯罪密切相连的大法迎来了第二次大修。

防止刑讯逼供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冤错案让人们对刑讯逼供深恶痛绝。但刑事司法面临很大的破案社会压力,刑诉法修订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防止和遏制刑讯。”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汪建成说。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在原有“严禁刑讯逼供”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同时还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具有正面宣示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主任王尚新认为。

近亲属不被强制出庭指证与“大义灭亲”关系不大

此次修改的刑诉法就规定了证人强制出庭。草案规定,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

专家指出,因为立法者设计了证人强制出庭制度,但是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罪犯服刑后还是要回归家庭,因此规定了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的例外。如果他们愿意出庭对被告进行指证也可以,这里强调的是不被强制出庭。这是以人为本的制度设计,与我们通常认为父亲将犯罪的儿子扭送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的“大义灭亲”行为关系不大。

死刑复核更慎重落实“少杀、慎杀”原则

作为避免死刑冤错案的最后一道关口,死刑复核的作用可见一斑。为了进一步落实“少杀、慎杀”的原则,进一步保证死刑复核案件的质量,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作了进一步地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作出核准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定。对于不核准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回重新审判或者通过提审予以改判。

北京法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昊对这些修改表示赞同。他认为,从立法规定上看,死刑复核程序过去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带有一定行政化色彩,缺乏公开性、透明性,为保证这类案件的质量,避免错杀,落实“少杀、慎杀”的原则,完全有必要增加这样的规定。

草案同时增加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

增加技侦、密查规定规范侦查措施

侦查活动是刑事诉讼活动刑事诉讼的重要环节,也是准确、及时打击犯罪的重要手段。根据刑侦实践需要,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增加了技术侦查的规定:

——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以及重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公安机关可以决定由特定人员实施秘密侦查,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

赋予律师侦查阶段辩护权扩大法律援助范围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而只有到了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才可以委托辩护人。

“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是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原则。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享有辩护权,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介绍。

对于这一改动,刘昊律师表示,这意味着在侦查阶段,律师的身份由“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转为“辩护人”。“律师在这一阶段除进行从前规定的会见、提供法律咨询、代为申诉控告等工作以外,还可以行使调查取证和提出辩护意见的权利,阅卷权也得到进一步的明确,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益的维护力度将因此得到加强,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刑讯逼供。”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