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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改革就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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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南都周刊》副总编辑。 他坚信: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与其徒劳地把希望放在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身上,不如一点一滴地积聚公民社会的力量。

无论即将卸任的胡温政权如何满足你九年前的期望,无论即将履职的新一代领导人如何大刀阔斧,你都不必沉浸于改革共识的虚幻图景,而是始终清醒地意识到你作为个体的存在,尽最大可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样,变革才有可能发生,中国才有可能进步。

辞旧迎新的改革希望

虽然现实未有多少改变,但是希望从来也没有远离,这个春天尤其令人浮想联翩。

首先,邓小平南巡20周年,人们像当年一样渴望沉闷中的一声惊雷。这声惊雷原本期待在九年前「胡温新政」伊始响起,却被代之以「和谐社会」,改革的空间不长反消。然而,当人们在不久前听到总理温家宝谈到「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能做的事情绝不拖延,能解决的问题绝不推脱」时,再一次心潮澎湃地,准备原谅九年苦等,对胡温政权的尾声寄予厚望。

其次,继近两年频繁谈论政改之后,温家宝今春再次成为话题明星:首次正面响应阿拉伯之春,称「要尊重各国人民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任何政府的责任都是为人民谋利益,除了这一点以外,它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他还借「南巡」纪念之机,重提邓小平讲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死路一条」。而且,在乌坎村民通过顽强抗争实现民主选举之际,他要求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利,强调「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

再次,打黑唱红之都的英雄——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戏剧性地从成都美国总领馆被解押到北京,让「重庆模式」的前途和中共十八大的人事暗战成为全世界的政治八卦。 而《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文章,大谈「冒风险也要改革」,因为「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被认为是这个八卦的严肃注脚,意味着高层已达成改革共识,十八大之后的新「新政」更值得期待。

至少人民还有期待的自由,任何希望和幻想都值得体谅和尊重。同时为了不让希望再次被「和谐」,不让生命被耗费又一个九年,我们也不妨趁此机会,讨论几个问题。

政治改革必须是死路一条

《人民日报》文章坦率地说,中国的改革改到如今,「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它没有直接说透」硬骨头「所指何物,但我相信在大多数读者的理解中,都是指政治改革。

准确地说,经济体制改革并非「改得差不多了」,而是在金融、财税、地产、国企等等各个领域都问题成堆,甚至不进反退,危机四伏。所有的经济问题都碰触到政治的暗礁。正如邓小平一再表述,温家宝一再重述的那样,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无法深入,而且成果难保。

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执政思想在全球的破产,中共在改革开放以后把经济发展作为事实上的合法基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保,也就意味着中共的统治危机。因此,邓小平和温家宝在谈及深化改革时,都是以一种大声疾呼的语气进行警告:「国家需要改革开放,人民需要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下台!对,不改革开放就下台!下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表示,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中国内地主张政治改革的媒体及民间舆论,也总是一再以借「亡党亡国」相威胁。他们不知道的是,「久经考验」的中共高层,谁也不会被这些话吓倒。邓小平也仅仅以这些警告推动了经济改革,其他人想要以此启动政治改革,让人想起经济学家于光远说过的一句话:「要共产党搞政治体制改革,等于与虎谋皮。」

就个人的政治利益而言,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消说极权专制的毛泽东时代,即便是在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中,事实并非「谁不改革谁下台」,而是恰恰相反,谁改革谁下台——被认为在政改方面不思进取的江泽民,胡锦涛,甚至保守反动的李鹏等中共领导人,都能得以善终,而锐意改革的胡耀邦,赵紫阳,都成为悲剧性的政治人物。

这并非是历史的偶然。从一个想要永远把持统治权力,视任何挑战权威的民间努力为敌对势力的政治集团利益来说,政治改革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甚至就是死路一条——至少对于既有的依靠腐败专制获利者来说,必须是死路一条。

把「长治久安」作为改革的前提,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即便按照邓小平及其他中共领导的论述,政治改革就意味着更多的民主。民主就意味着挑战,意味着公平的竞争,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

一个腐败专制的政治利益集团,经过改造以后是否能够新生?当然有这个可能。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台湾的国民党都是如此。然而,把拒绝统治权力的挑战作为新生的前提,在全世界都还没有先例。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邓小平与胡耀邦改革动机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救党,后者是为了救民。救党者令牌在握,救民者黯然下台。要么胡德华的说法不成立,要么政党利益和人民利益并不像政治宣传中号称的那样始终一致,而且前者大大凌驾于后者之上。

当《人民日报》再次以「救党」的立意谈论深化改革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这一问题:政治改革到底是为了什么,救党还是救民?假如二者发生冲突,应该如何取舍?

政治改革就是民主革命

改革与革命的新争论,自去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开始,至今还余波未了。

很多人都认为区分改革与革命至关重要,但是很少有人作出清晰的论证。甚至用暴力来区别,都遇到了这样的难题:戊戌变法磨刀霍霍,六四民运血染广场,反右和文革死伤无数,辛亥革命却并未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更不用说和平的天鹅绒革命。

这些争论者似乎都不知道,邓小平早很早开始就一再断言:改革就是革命。

从 1978年开始,邓小平就一再宣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 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同样强调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因此改革就是革命。

这并非因为邓小平作为职业革命家偏爱「革命」一词,而是他比现在的很多人更明白改革的意思。真正的改革跟革命是一回事,就是要进行性质上的实质性改变。政治改革就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就意味着权力竞争,专制不再。

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改革是一个含义很多、容量极大的字眼。但是,如果要从它的许多同义词中找出一个最能表达它的本质的关键词,那么可以说,改革就是革命。」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从来没有下定决心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他的确多次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意义,他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至今被都认为也包括政治改革。然而,当他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改革的前提时,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任何革命性质,甚至是一个文字游戏了。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

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说:「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有两点共识:一是坚持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不能改变;二是必须改变毛泽东留下的经济现状,即经济体制改革。」并认为南巡谈话强化和固定了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的模式。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 20 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 20 年。」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滞后,造成官员滥权,腐败丛生,法治倒退。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像有些主张改革的人士所抱怨的那样,是因为中共领导人没有遵循邓小平理论思想。事实上,这正是他们严格执行邓小平路线的结果。

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的差异,都是不同版本的邓小平模式,也就是让全世界都受到困扰的中国模式。

没有共识才有变革

很多有志于推进改革的人士,虽然了解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矛盾之处,但是他们故意视而不见,而且把彻底的政治改革的愿望强加到邓小平的头上,希望借助这位已逝者的声威,说服民众,施压中央,从而达成全社会的改革共识。他们以为有了改革共识,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这些借南巡纪念而寻求改革共识的人们忽略了基本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当年如果形成了改革共识,就不会有南巡这件事情了。此前,邓小平试图通过上海《解放日报》 发表的署名「皇甫平」的系统文章制造舆论。据作者之一周瑞金回忆说,这些文章遭到来自北京一年左右的批判,由此可见分歧与斗争之严重。

由此上溯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是否因为全社会形成了改革的共识,随后改革就发生了呢?当时的大多数民众,和权力中心根本信息不对称,没有任何可能和斗得你死我活的当权者达成共识。安徽小岗村的村民,也不是因为要和别的什么人达成改革共识,所以才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

在一个政治资源统治者彻底控制的社会,假如说统治者内部达成某种共识尚有可能的话,那么民间社会根本没有管道,也没有资格去寻求这样的共识。尤其是一方要追求民主政治,一方要把专制作为前提时,共识只会是一个谎言。当人们津津乐道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共识」时,他们俨然忘记了八九民运的存在。统治者不惜以坦克和枪炮来对准示威民众,足见「共识」之虚幻。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共识本身没有必要。

人类历史上的变革,很少是因为共识而发生,更多恰好是冲突的结果。

今天广东的乌坎,就是当年安徽的小岗村。正如小岗村人争取到经济权利一样,乌坎人争取到了自己的政治权利。乌坎人也曾试图通过上访去和当局达成改革的共识, 然而并未如愿。最后,他们和当年的小岗村人一样,冒着生命危险,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终于获得成功,载入中国改革的史册。

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共识是统一思想的另外一种表述,统一思想只会限制自由,而不能促成改革,尤其不能促成包含思想自由的政治改革。

与其寻求全社会的改革共识,不如鼓励每一个人都了解自己的权利。

与其徒劳地把希望放在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身上,不如一点一滴地积聚公民社会的力量。

无论即将卸任的胡温政权如何满足你九年前的期望,无论即将履职的新一代领导人如何大刀阔斧,你都不必沉浸于改革共识的虚幻图景,而是始终清醒地意识到你作为个体的存在,尽最大可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样,变革才有可能发生,中国才有可能进步。

(《阳光时务》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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