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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等:推动社会进步是官员的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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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

今天我们为什么强调解放思想?就是遇到了新问题,这些问题过去从未出现。比如说过去我们太穷了,大家都吃不饱,现在不是这样,我们需要解决的是公平公正的问题,包括经济的,教育的、文化的公平。创新观念,大胆改革,就是为了破解这些新问题,如果不改革,就会有危机,同时,改革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年轻人是最有活力,最有胆识的,但现在,老年人特别敢讲,特别是退休的,因为他们没有顾虑。反倒是一些领导干部,他们如果犯错误了,掉乌纱帽了,没官可做了,谁来保障呢?所以我们要创造好的制度环境,宽容改革者。年轻人在解放思想中有非常重要的责任,我们的社会,就是要为年轻人提供更加宽容的环境,让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坚。

南方日报编者按:俞可平第一次到深圳,是28年前,1984年,作为厦门大学的一名年轻教师,来到蛇口海上世界开会。他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到中英街游览,他给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太太买了一只英国产的吹风机。

这些年,俞可平与深圳各界保持着长期合作,多次参加有关深圳发展的各种议题的论坛与活动,身为深圳大学的名誉教授,俞可平对深大的当代中国政府研究所非常关注和支持,而他参与的一个旨在研究和推动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的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奖,深圳市也是获奖最多的城市。深圳的许多创新,已广为人知,并推广到了全国。

丁学良说他来深圳,比俞可平晚了9年,但赶上了小平南方谈话正在深圳“发力”的时候。在丁学良的描述中,当年的深圳到处尘土飞扬,到处是基建,这座城市什么地方的人、什么地方的口音、什么菜系、什么特产都有,他认为深圳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和美国这个移民国家一样,深圳也有开放、包容、敢闯敢试的移民城市特点。

当年,丁在街头买了一本《改革开放中的广东经济》,一直保存至今。为印证深圳在南方谈话20年后的巨变,他一字一句地重读了那本书里记录的1993年深圳的模样:深圳经济特区东西长19公里,南北宽7公里,户籍人口有399000多人,流动人口约50万人,基本建设投资已达182亿人民币……

美国国际管理集团(IMG)亚太区副主席朱亚当说,这5年来,他走了很多地方做调研,很多地方谈要提炼精神、价值之类的东西,“有专家说,最好的观念其实是在老百姓当中,没有必要组织讨论。”朱亚当认为,深圳的十大观念通俗易懂,概括了深圳的概念,非常好。之所以这么好,是因为十大观念是从市民中提炼出来的,而不是专家学者讨论出来的。

24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广邀来自四面八方的专家,齐聚鹏城,重温南方谈话精神,共同探寻当下中国改革发展的路径。而当深圳再次踏上改革创新之旅,我们或许能从这些特殊的声音,独特的视角中,获得启发,感受到前行力量。

深圳十大观念: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敢为天下先

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

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实现市民文化权利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

来了,就是深圳人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
各级干部要为思想解放提供更加宽容的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新旧观念不断碰撞,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引起我思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一些地方,在一些时候,对推动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作用特别明显?我认为,无论从中国的迅速崛起,还是深圳的剧变,我们不仅要解放思想,而且要彻底,只有彻底解放思想,才能最大推动社会进步,思想解放越彻底,社会进步就越深刻。

老年人比青年人思想更解放不正常

解放思想要有境界和高度。新思想、新观念的倡导者需要有一种超越个人利益,推进社会进步的强烈责任。新思想新观念的提出,往往会触动既定的利益格局和传统的保守力量,常常会引起这样那样的抵制和反对,如果没有一种超越个人或集团利益的胸襟,没有一种推动社会进步和为人民谋福利的境界,对于新的思想观念就会患得患失,畏缩不前。这种境界其实是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对于官员而言,就是一种政治责任和政治道德。现在我们十分强调执政能力建设,我们也同样应当十分强调执政道德建设。

为政之德,最重要的是“执政为民”,即为公众谋利益。之所以现在许多官员不敢讲真话,不敢提出自己的独立主张,就是怕得罪上级,怕犯“错误”,怕自己的仕途受到影响。以至于出现老年人比青年人思想更解放的不正常现象。邓小平以及深圳的改革者提出的新思想新观念,其中有不少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当然会有极大阻力。之所以“敢为天下先”,首先是因为胸中装有“天下先”。如果没有一种为“天下”谋事,为百姓谋利,为党和国家尽职的境界和胸怀,仅仅为自己的安身立命或升官发财,是断不可能的。

思想解放是为了人民更加幸福和自由

为什么要解放思想?为什么要推行社会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从基本上来讲,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是为国家更加富强,社会更加公平和正义,人民更加幸福和自由。我们不是为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也是实现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任何思想、制度、政治,只要使人民更加幸福,国家更加民主富强,就值得我们去追寻和实践。因此,看待一种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制度和政策,应当看他是不是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中国。

解放思想不是凭空乱想,而是根据社会的需求,这些新的观念通常超越传统的框架,其中有一些可能是,或者往往是传统历史、旧的观念不能接受的,甚至是旧观念的对立面,因此有一些新的观念很快会受到大家欢迎,因为他们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但也有一些新思想观念常常会遭到一些势力的抵制和反对,新观念的倡导者甚至会因此而遭受政治上的批判和压制,然后由于这些新观念反映了现实的需求,符合社会的要求,因此他们会被传播,并且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巨大的引领作为,一旦获得官方的认可就会产生的推动作用。无论在政界还是在学界,只有具备勇气和远见的人才能提出前瞻性的、符合时代进步的新观念和新思想。

实践也是检验思想解放的唯一标准

解放思想不是无的放矢,要从实际出发,具有针对性,要解决眼前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否则解放思想只会是空谈。

解放思想是为了行动,是为了改变现状,解决思想绝不是简单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新理论、新观念,解放思想是针对新的挑战,提出新的思路,新的办法,解决一个又一个的新问题,一点一滴推动社会的进步。

改革的行动需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如果现成的制度环境不是鼓励而是束缚改革,那么解放思想最终也不会有实际效果。此外一些大的改革和探索需要规范和引导,需要上升到制度层面,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被推广,也只有上升到制度层面的改革才能持续发展。

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制度的改革和创新,解放思想要求我们,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必须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创新的举措,解放思想必须去做,必须实践,必须体现在制度的改革创新。最终要看它是否增加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否则,解放思想也只是空话,所以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思想解放的唯一标准。

解放思想最终需要全民族的思想解放,观念的创新是文明的进步。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解放思想,才能成为解放思想的表率,在这一点上,小平同志以及深圳特区建立之初的那些领导们,树立了榜样。但是,解放思想,绝不仅仅是领导干部的事,而是全民族的事,全民族都需要解放思想,树立新观念,新思想,新文化。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自己要解放思想,而且有责任推动全民族的思想解放,所以党和政府要提供更加宽容的各种环境,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思想解放的过程当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过程,是中华文明的进步过程。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
只有依托公平正义 才能达成改革共识

观念影响中国这一点也不夸大,而且从深圳的角度来说,改革开放30年这样一个时刻,我们讨论观念的变革非常有意义,这种意义同时还表现在现在还需要一次新的观念变革,需要一个新的观念形成的时刻。

80年代整个社会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活力,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已经越来越让人觉得死气沉沉,概括去年我用了一个词“酝酿”,好的东西在酝酿,坏的东西也在酝酿,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社会在酝酿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得变革,这样下去不行。

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是转型限制,就是在改革走了几十年之后,在改革当中获得巨大利益的集团,他要求不要再往前走,就停在这儿吧,它要求一些体制性的因素定型,我们过去把他当做是一个过渡性的东西,但是现在有一种很明显的力量要求把这个东西定型下来。回想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巡的魄力,就是推动历史往前走。

今天的中国有三种选择,一个是往前走,一个是往后退,一个是原地别动,维持现状,而从目前来说,维持现状是一个主导性的力量。停在原地不动这部分的力量要比主张往前走的力量大得多,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现在真正成为改革阻力的是我们过去在30年改革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割据,还有一个方面的阻力就是改革共识的破裂。

我们现在改革要再出发,就是要有改革新的目标,新的共识,新的共识就是要有公平正义。无论把改革提到多高,如果没有一个普通民众对改革的认同,这个改革就是不成功的,能获得这种认同最基本的就是公平正义。30年的时间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也就是说,30年前变还是很容易变,现在变都很难了,要意识到,现在这个社会跟原来不一样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心在变,社会在定型,如果不能用公平正义来打破日益定型的割据,我觉得改革新的共识是很难建立起来的。再者,也只有公平正义,才会为社会奠定更稳固的基础。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
深圳要以穿草鞋的心态搞改革

丁学良说,20年后回顾小平南方谈话,意义非同寻常,最令他难忘的,是南方谈话彻底改革了深圳,改变了中国,而且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没有南方谈话,不会有现在的深圳,今天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绝不会是现在这样。而南方谈话中最让他震撼的,是小平同志过人的胆略和见识。

丁学良表示,像邓小平这样政治上三起三落的经历,放在一般人身上,再回到政坛,肯定很小心,但小平同志最了不起的素质,就是有胆识,它不仅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重要性,而且敢在历史进程的重要关头,以洪亮的声音讲出来,没有改革,就没有出路。放在当时来看,南方谈话的内容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它打破了当时一些领域的彷徨,跨越了重重障碍。如果没有南方谈话,可能深圳的今天跟20年前的深圳差不多。

丁学良说,小平南方谈话中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性想法,不仅仅基于他本人在中国领导的经验,也基于他对世界大局势的观察,即便从全球的视野来看,小平南方谈话的思想也具有前瞻性。

“每一个城市,都应该像人一样有个性,如果哪一个城市可以用模式来贴标签的话,深圳最有资格,因为深圳诞生了许多有争议的观念,许多有争议的做法”,丁学良说,深圳过去的成就靠的是有胆有识,随着深圳的发展,原来穿草鞋去闯的精神有点退化,未来,深圳应该继续以穿草鞋搞改革的勇气,去破解发展的难题,走错了大不了把草鞋扔了。

靠什么培养胆识?丁学良建议,深圳市民包括政府,要多读书、多学习,不断进行交流,启发整个深圳的群体智慧。对于致力于打造国际化都市的深圳而言,应该将攀比的对象对准伦敦、纽约、波士顿、柏林、巴黎、东京这些最有竞争力的城市,没有最敢于创新的城市,一个国家不管多大,都不可能成为国际竞争舞台上的先行者,而深圳就应该把自己定位为这样的城市,至少要成为东亚最富吸引力的城市。

同时,深圳市政府应该创造扶持创新的软环境,深圳的绿化很好、餐馆很多,但最重要的,是要打造最宽容、最多元、最睿智,最具开放胸怀和事业的城市,只有这样,深圳才能实现国际化城市的目标。

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
十大观念是深圳的一部发展史

“深圳以包容、开放的态度欢迎来这里的人,到了深圳工作、生活的人们也应形成一种对‘深圳人’观念的共识,找到自己对于这个城市的认同感,从而激发出干事、创业的激情。”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认为深圳评选出来的十大观念是深圳人不断追求的缩影,从不同方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解释,它也不该仅仅属于深圳。

1992年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时,李凤亮在江苏的一所大学读书,刚刚20岁。“(南方谈话)让我感觉到一个新的、不沉闷、思想解放的时代到来了,年轻人干事、创业发挥才能的机会到来了。”李凤亮说,像他这样的一个年轻知识分子,所有重要记忆都关乎改革开放。

1994年李凤亮从江苏的一所大学毕业,在一个同学的纪念册上写下了“愿相约在深圳”,“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影响最大的就是深圳。在我们那个关注国家发展活跃的年龄,感觉深圳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力,深圳是我们当时所能理解的一个现代化的符号,对于追求现代化的年轻人来讲,至少一定要去深圳看一看。”李凤亮说。

李凤亮认为,正是因为南方谈话催生出深圳观念,在南方谈话的影响下,深圳创造了经济、文化发展的奇迹,包括具有深圳特色的深圳观念文化,“深圳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对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生动阐述,十大观念中的‘敢为天下先’是对小平‘杀出一条血路’的生动回答,深圳30年的改革实践,践行了小平提出的这些朴素理念。可以说,小平的思想,尤其是南方谈话,激发出特区的活力,催生特区一系列发展理念。”

“深圳十大观念是深圳人不断追求的缩影,同时也是深圳的一部发展史,这些观念引领了改革的历程”,李凤亮表示,深圳十大观念并不全面,但反映了深圳这些年来最具核心、最具影响力的一些思想理念,不仅从横向上涉及深圳发展方方面面,也从纵向上体现了发展的逻辑。

李凤亮坦陈,在评选出来的深圳十大观念中,他对“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最情有独钟。“有人说落叶归根是永恒的情感,还有人说,年轻的深圳是最没有根的城市。这些话有些道理,但三十而立的深圳早就意识到了这种身份、家园意识的缺乏,自我认同感也在一天天强化”,李凤亮说,去年刚刚结束的大运会就表现出深圳人的责任感和家园意识。

那么又该如何践行“来了,就是深圳人”的观念呢?他还认为,执政者、制度设计者也要兼顾到不同层次、不同背景、职业的深圳人的需求,尤其要关注原特区外的低收入群体的深圳人,使深圳的社会福利、经济福利、文化福利能够让这些人共享。

现场问答
“深圳改革要做得好,应该向外看,向下看”

问:深圳评选十大观念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怎样的关系,它的现实意义在哪里?

俞可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人担忧,整个民族理想信念缺失,会不会对转型期的中国产生风险。事实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确立,需要全国所有地方,各个领域共同接受才行,所以,十大观念的评选,有助于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其次,深圳十大观念的提炼,回顾总结了改革开放的过程,反映了深圳的变迁,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为深化改革提供了指引。第三,通过开展这样的活动,全市市民都能思考,参与讨论,这个活动本身就是民主的实践,因为民主的本质就是公民参与。在这个活动中,政府没有说我来定,也没有说哪个部门来定,而是将决定权交给公众,这个过程将会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

问: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阶段,从两年前开始,深圳就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目的就是解决问题。但现在,这个改革措施本身也遇到了一些争议,这个问题该怎么看待?现在年轻人改革的胆识比较小,如何让他们能够积极解放思想?

俞可平:今天我们为什么强调解放思想?就是遇到了新问题,这些问题过去从未出现。比如说过去我们太穷了,大家都吃不饱,现在不是这样,我们需要解决的是公平公正的问题,包括经济的,教育的、文化的公平。创新观念,大胆改革,就是为了破解这些新问题,如果不改革,就会有危机,同时,改革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年轻人是最有活力,最有胆识的,但现在,老年人特别敢讲,特别是退休的,因为他们没有顾虑。反倒是一些领导干部,他们如果犯错误了,掉乌纱帽了,没官可做了,谁来保障呢?所以我们要创造好的制度环境,宽容改革者。深圳之所以有活力,就是因为深圳的青年人有活力,特别有想法。年轻人在解放思想中有非常重要的责任,我们的社会,就是要为年轻人提供更加宽容的环境,让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坚。

问:2009年,深圳推出了大部制改革,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专家们如何看待这项改革出现的问题?大部制改革要遵循什么原则?

丁学良:深圳想要做得更好,一个是要眼睛向外看,看看发达国家是如何架构行政体系的,看看他们的行政资源是如何配置的。另外,眼睛要向下看,哪些政府部门要合并,哪些部门要拆分,听听公众的意见。现在的网络技术也很发达,政府可以把民众好的建议提炼出来,然后公开讨论,放到网上投票。现在的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有问题,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改革的视角是向上的,尽管行政体制庞大,但解决问题的效率却不高。

(杨磊 孙颖 曲广宁 李晓敏/南方日报)

评论

  • ABC 说:

    深圳就是在特殊政策下用来自全国的钱制造出来的一个怪物!无论从科技上、文化上、还是政治上,它有什么创新、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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