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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监狱学校”学生和他们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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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托起一根木棍,称这是腾教官体罚的工具。

一所浙西山区“文革”期间修建废弃的监狱,很少有人注意到它的价值,腾小虎,“浙江少年行为矫正训练教育接待中心”的教官,他将这里作为训练营地。几位父母对它产生了兴趣,他们把9名十六七岁的孩子和四万到八万元不等的学费交到了这里。直到2012年2月15日,四名学员逃跑,其中两名女生报警称被教官强奸,这座训练中心才被整顿,腾小虎被浙江省浦江县警方刑拘。

从北京首都机场到浙江义乌需要两个小时,义乌的客商们只要两个小时就可以从北京出发,然后飞往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不论是在非洲的好望角,还是在冰岛和格陵兰岛,如果你发现那里有浙江人,也许会“哇”,但对浙江人来说,这实在不是什么新鲜事。

“因为现在的生意真的好难做。”周之前从事的行业利润越来越低,到最后不得不放弃,以前人们去尝试谁都没做过的项目,但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没人做的了,“我终于找到了。”现在他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一种新兴的生物农药上。

但他的农药项目很快就被女儿的电话打断了“爸爸,我被教官强奸了……”

腾教官坐过牢

那是浙西山区废弃的一所监狱,很少有人注意到它的价值,起初是几家电镀厂,然后是被称作教官的腾小虎(又名腾向阳)。这所“文革”期间修建的监狱,门窗早已腐朽,青苔爬满了台阶和墙壁,许多房间内蛛网连连,墙壁斑驳,房间背后,是满布荒草的山峰,偶尔,除了鸟叫,静寂无声。

1972年修建之初就在这里工作的电工一直住在这里,这位姓马的老人大约在三四年前看见腾小虎开始收拾位于门口位置的那两栋房子,那两栋房子算是这座监狱的建筑群里保存相对完好的,曾经还作为外宾来参观的招待所。腾装修期间进进出出,马师傅看着这张似曾相识的脸,一下子想起来,“这个人在这里坐过牢的。”当电工在这个监狱里打转转,上世纪80年代,2000多名犯人,马师傅大都认得。

监狱废弃后归属了开化县的华埠镇政府,腾从那里租到了两栋小楼,很快挂起了“新导航青少年中心”的牌子。

周自己开车,从杭州出发,专门来这里考察过,偏僻的山区,安静的农田,都让周觉得,是个不错的训练场地。周在家里是和女儿最贴心的,为了给懒惰的女儿找一个改变的地方,周还去过湖南长沙的一个训练营考察,发现条件比这里还要简陋。

更早的时候,周曾经把女儿送去江苏无锡的一家训练营,由一位未婚的女大学生创办,周说:“她的手段太柔和了,好像没有什么用,女儿什么也没有学会,倒是学会了怎么玩,怎么花钱,比如上海哪里有滑冰场啊,哪里有好吃的,女儿本来就喜欢吃。”

“教育训练问题孩子的转化工作是一项风险极大的工程,家长认为已无能管教孩子,但又不忍心放弃孩子,那就交给我试试,转化变好的概率很大。”腾小虎在网站上的宣传吸引住周,“为了你们苦心经营的这个家庭的延续,为了你们不再为伤心的逆子流泪,把他交给我,逆子如果执迷不悟想继续在一条道上走到黑,我有偏方治他的坏,如果逆子在我的手上出问题,顶替坐牢我去,没什么大不了的。”

办事细致的周去了腾小虎在浙江浦江县租住的训练营,“浙江少年行为矫正训练教育接待中心”,一个新小区内的三层民宅,位于浦江县第一小学附近,其训练内容包括:行为养成训练、吃苦教育训练、感恩教育训练、生活技能训练等,特约对象是13岁到17岁的少年,叛逆、逃学、网瘾、自闭、早恋、性乱、夜不归宿……腾的获奖证书、心理咨询师证书以及训练的理念,始终给周一个擦边球的感觉,直到腾小虎说,自己的少林寺功夫是从释永信那里学来的。心思细腻的周曾对释永信很感兴趣,“我记得释永信本人并没有什么少林寺武功,他不是去美国学了两年M B A,然后发扬少林寺文化的吗,什么时候收过徒弟?”

周心中的疑惑并没有说出来,腾小虎所说的半天文化课半天拉练的内容还是吸引住了他,腾小虎说,要带出去爬山,去大学参观,去野外拉练……这样24小时的高强度的军事化训练,也许真的能让女儿有所改观呢。

很快,周带着女儿来到浦江,和腾小虎签订了协议书,交了4 .5万元。根据协议,头三个月不能见家属。

家在义乌的赵比周还要慎重,他从网站上了解后,又开车到浦江县和腾聊天,聊了两个多钟头,“腾小虎很严肃的,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绝招能让孩子听话,他说有的,我问他会有体罚吗,他说,吓唬一下么肯定是要的,比如说带着电棍。”已经阅人无数的赵从腾小虎的身上,似乎什么也没有看出来。赵又托熟人在浦江县打听,腾小虎的训练营也没有出过什么事。赵带着全家人到开化监狱训练营考察,“环境很好,空气好”。赵又问里面训练的孩子“挨打吗?”

“不挨打。”

赵想起来那些孩子,看上去很有礼貌“我的小孩也能那样多好啊。”

几乎是一样迫切,宁波的吴在网站上查到腾小虎的训练营后,第二天就租了一辆大巴,带着孩子的爷爷奶奶,老老小小十几口人,来到开化的监狱,看完之后,吴对腾小虎说,来宁波接人吧,“得让儿子吃点苦。”

草根创业者心愿

吴的儿子已经骗了不少零花钱,在网吧半个月不回家是常事,他不会知道,他的父亲有时候会为了一分钱,与谈判的外商在肯德基麦当劳或者茶楼磨叽一两个小时。吴和赵一样,改革开放之初,十几岁开始做生意,什么农活都干过的,割草喂牛,下地割稻谷,只上到高中,“中国的企业家大部分都是农民企业家,我也是的,没有什么文化的。”

吴留着棱角分明的寸头,好像总是很紧张,不停地抽烟,中间不停地喝水,他的太太一言不发。“虽然那些外商软硬不吃得,我还是喜欢和他们打交道,我打过交道的欧洲人、美国人,他们比中国人讲诚信,比中国人有文化。”也因为如此,吴更希望儿子能到国外去学习,

吴和太太选的谈话地点在宁波中心大酒店,门前停满了各式豪华汽车。酒店旁边就是劳斯莱斯专卖店,这种豪华汽车以及梅赛德斯奔驰、凯迪拉克、路虎在宁波和义乌都很有市场。

吴的儿子从1995年出生到8岁之前,一直和吴的老母亲在一起,8岁开始,吴把儿子送到了宁波著名的贵族小学,一所名叫智诚的私立学校,“一年几万元,那点钱不算什么的,如果顺利,希望他出国留学。”每隔一两个星期,儿子都会被接回家一趟,“家里还是只有我母亲。”初一,吴又把儿子转到另一所贵族初中。

像吴一样的草根创业者,是中国商业社会中最弱小、最边缘的。在温州和义乌,有很多这样传奇式发家的人物,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和决心都是爆发式的,令人惊叹。赵最初是到上海寻找货源,在义乌搞批发“我什么都卖过。”

浦江县企业注册科的黄建红和吴、赵几乎是同龄人,他说:“改革开放之初,浙江省是一个资源少的省份,政府对中小企业没有有力的扶持,现在这些成功的企业家在完成原始积累的时候,都是非常艰辛的。”

赵的公司现在在国外也有,客人分布在迪拜和突尼斯、伊朗、欧洲。传说他的资产早已经达到了几个亿,赵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真正让他感到自豪的是女儿现在英语顶呱呱,儿子1.8米,赵埋怨自己个字矮小是因为小时候挑猪粪挑得太多,“小时候家里有8头猪”,17岁之前“什么苦都吃过”。46岁的赵有三个孩子,他曾送大女儿去美国读大学,回国后,安排进一家部队下属的单位上班,“只要我还在,就不会让孩子碰生意,那太辛苦了,他们上班就最好,最好是在部队上。”

吴十分佩服的楷模是狼爸爸,狼爸爸用“打”的教育方式,将三个孩子送进北大,跻身成功父母行列,他代表了很多中国父母的梦和中国式的教育。吴说:“古人都说,不打不成器,棍棒底下出孝子,我打过很多次,可是没有用。”

赵也赞同这种说法,“我的小孩需要一种法西斯式的教育,可能那样他才能开悟。”赵最大的梦想是儿子进入军校或者部队,“安全,什么也不用操心,过日子,那样过一辈子不是很好吗?”

赵为儿子请过特级教师,每个寒暑假都让儿子上义乌最好的补习学校,从8岁开始就学习萨克斯的儿子已经考到了A级别。上初中后,为了儿子的厌学,赵和太太看过义乌的心理咨询师,去找过杭州的心理咨询师和教育专家,赵始终想找出问题的关键,“我和他妈妈是不是心理有问题,还是我们真的管得太多?”

赵回忆起来,“起源也许是那一次,他母亲不让他和小学同学一起打篮球,儿子趴在窗户上,看别人在楼下打篮球。”

与赵和吴、周相比,邹家夫妇做的是小户生意。他们在常山县城经营的电器五金店,是经过十几年打拼成就的,从儿子出生到7岁之前,母亲和儿子呆过一年,“那时候要盖房子,都是借的钱。”邹的太太在安徽以及杭州打工,邹在上海打工,他们用7年的时间还账,然后用积蓄开店。但邹的儿子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意,“每天进货,烦死了,要是我呀,开个理发店就好了。”

邹的亲戚在学校当老师,从网站上找到腾小虎的学校之后,邹先是自己开车去开化监狱考察,当天下午就把厌学的孩子送到了腾小虎那里,邹的太太说:“孩子调皮肯定是要挨打的,我想,总不会打死吧?”

孩子们的“磨砺”

腾小虎所在的浦江县城尽管离义乌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但经济明显落后于义乌。与外商频繁出现的义乌相比,40万人口的浦江,很少有外国人的面孔出现,但除了外国人的稀少之外,这个小县城几乎已经被全球化改造了,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小型水晶作坊。中国水晶之城,这个美丽的称呼也意味着更多的硅污染,这使得浦江市政府对其他的创业有着相对宽松的态度,“私人公司,只有一块钱人民币,也可以创业。”浦江县工商局企业注册科科长黄建红说。

腾小虎的咨询工作室不属于教育部门管理,其注册的企业对工商部门来说也比较“冷门”,黄建红说:“我们把排查的重点放在食品和印刷上,一年会不定期排查四次,腾的学校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一年检查一次。”

这个国家有那么多东西是假的,冒牌的服装,垃圾油,乒乓球鸡蛋……但网站的宣传却被当成了真的,甚至比真的还要影响力持久———让家长们产生信任的首先是腾小虎为自己的训练营办的网站,“互联网的网址是自愿提交的,腾从来没有给我们交过,再说仅仅靠几个网监,怎么看得过来呢。”有关互联网相关的法规尚且模糊,黄建红感到无法回答蜂拥而至的记者提出的问题,“要我说什么好呢,如果换了我,交四五万块钱,把孩子交给别人去管,我是不放心的。”

黄建红四十多岁,他的工作被他的同龄人羡慕,黄建红说,在义乌,即使是交通协管员,也有开着宝马来上班的年轻人,“协管员的工资是一年万把块钱,只要上班8个小时、家里希望管着点,不然很容易走上邪路。”

腾小虎选择的小区,几乎都是新的住户,大家互不相识,开家庭作坊的人们埋头做自己的单,腾也很少带孩子出来。即使是紧挨腾小虎的邻居,也不知道腾小虎带着学生在里面做什么。

腾小虎每个月都带学员到开化监狱训练一周左右。小邹进去的第一天,就被桌子腿打了120下屁股。接着,小邹用十天的时间背下了《弟子规》和《腾教官经典语录》:“如果可能,建议那些六亲不认又拒绝沟通的人进一次监狱;如果不能进监狱,建议你进军营;如果不能进军营,建议你像泰国人那样,到寺庙修行一年;如果上述途径都做不到,建议你假期先到浙江滕向阳魔鬼训练营苦修六个月至一年。成才必须经过磨砺!也许中国应该多造一些类似监狱的学院!这是成才的最佳捷径。”

比小邹晚进训练营一个月的小吴,很快就被打得大小便失禁,右手折断。身为班长的小邹在腾的命令下,要看着小吴把床单上的大小便吃干净“否则我自己就要吃掉。”

在开化训练正是春节期间,大年初一,正在下雪,小邹给腾小虎按摩的时候放了一个屁,被泼了5桶冷水,只穿着短裤跪在瓷砖地上,“胳膊上很快就有小冰粒。”赵的儿子因为弟子规背错了两个字,被泼了7桶,接着又用电棍打。赵的儿子身上至今留有电棍击伤之后的黑点。

一直到2月初,小周给大家说,教官把她单独叫出去,强奸了,小邹十分愤怒,“我们都是像兄妹一样的。”因为没有手机,又可能随时被搜身,小邹和其他的学员开始互相背Q Q号,准备随时逃跑,然后报警。但没隔几天,另一个女孩小梅也被叫了出去,“然后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我们就商量好了,跑。如果这次跑不了,就联合起来攻击他,我们加起来力气很大。”2月15日,腾小虎带着这些貌似平静的学员在浦江风荷路的小区拉练,学员们突然跑散,腾小虎开着面包车去追其中五个,小邹和另一位学员逃脱,小周和小梅跑到派出所报警。

“我不能和我爸妈说,如果他们以为我吃不了苦,又把我送回来,会被打得更惨。”小邹说。因此,即使逃跑回到家乡,他也先躲到了同学那里。同学见到他的时候,他还在发抖。

55岁的腾小虎身高1.7米左右,体重至少170多斤,小周和小梅体重均在90斤左右。而就在小周被单独叫出去的前几天,2月2日,腾小虎还到浦江市工商局变更了咨询工作室的名字,“春雷”,改成了“警龙”。腾小虎在开化县还有个80岁的干娘,一直到腾被刑拘,老人仍不知情,“小鬼很皮的,可是哪里舍得打呦,都是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心疼都来不及的呦。”

“钱没有用”

如果你到小城或者小镇上去,时不时会碰到小邹这样的孩子,伶牙俐齿,有见识,并且对小城以外的事情着迷。他穿着背面绘动画片人物海绵宝宝的套头衫,正面则是很多只大嘴猴子,“我回来之后突然觉得同学们好幼稚,有一天,他们在讨论歌星的八卦,我觉得,他们都是小孩子。我要尽快上学。”

腾被刑拘后,腾被媒体形容成魔鬼教官,义乌、浦江和衢州、宁波当地的出租车上,你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这件事的报道,“我得说,腾的教育还是有他的作用。”交给腾蒙近10万元的赵说,“至少我的儿子这几天都是自己收拾被子,自己洗衣服,说话也有礼貌,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赵的儿子甚至说,想考军校或者参军,这是赵高兴的事。他曾经给训练营里的儿子不断送去土鸡、老虎肉,给腾小虎送去好烟,就是希望儿子有一天能懂事。

2012年2月16日,在浦江县公安局,隔着几米远,见到腾小虎,周的妻子把手里的手机当成了刀子,朝腾狠狠地砸了过去。

“她整天都想着杀了姓腾的。”

女儿做菜的时候,周的心里是又暖又酸的。女儿回家后,天天抢着做饭,“爸爸,我给你们做饭”,周说,女儿炒菜的味道很不错。20日那天,女儿和母亲去洗桑拿浴,女儿高兴地拉着妈妈说,妈妈,我们也开个这样的洗澡的地方,好舒服。

但惟独到了晚上,女儿一个人不敢睡,就算小弟弟和爸爸妈妈都躺在身边,她梦里都在发抖,突然会哇的喊起来,老婆和周商量好,在女儿面前,装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让女儿尽快地忘掉。

但到昨天晚上,老婆实在忍不了了,周说,你要是实在气得受不了,哪怕你咬我一口呢,只要你能解气。老婆真的一口咬了下来,周的胳膊皮肉都被咬破了,周说,我们不能去拼命,腾已经被抓起来了,我们不能和这种下三滥的人较劲。

“孩子在那里是受害者,但是首先是我们父母的失职。”吴说,“每个孩子生下来都是一张白纸。我们有我们的错,不能光指责别人。”吴的儿子手被打断,邹的儿子说,首先是因为吴17岁的儿子自己不会洗脸。

吴的眼睛看上去非常疲惫,他的太太不停为他倒茶水喝,“孩子杀人放火也还是我的孩子,孩子没有错,腾小虎是很坏的,但他的教育方法的确是有效的,这个我要说实话。孩子现在勤快了,一回来马上要去学校念书。”但吴也担心孩子的心理,这个月他打算带孩子去做心理评估。

中国大陆在20世纪的80-90年代是生育的高峰,30到45岁的人正顶着生活的压力。“如果我和老婆还是30多岁,我们一定会再生一个孩子,而且一直带在身边。”吴曾经期望孩子出国留学,现在只希望他能上个一般的大学,将来能上班,“生意是绝对不会让他做的,这种酸甜苦辣,只要我们自己知道就好了。”

“其实最关键的十几年我们没有和孩子在一起,这是我们最失败的地方,”吴继续不停地抽烟,“首先是我们的失职,如果我们在浦江住两三天,呆在那里打听一下,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即使重新回到学校,小吴也很难明白,中东动荡的局势和习近平访美对自己的家庭生活有着怎样大的影响,不会体会到他的父母亲在生意场上每天承担着怎样的巨大风险。

赵的初衷曾经是让孩子来吃苦,“现在家里的生活太好了,没有地方吃苦,”当然,他不会再让儿子去挑猪粪,他最不能忍受的是腾小虎让儿子饿肚子,用电棍打孩子。说起吴的儿子出来的那一幕———小吴抱着妈妈喊:“对不起,妈妈我错了,我们回家”,赵的眼泪突然涌出来,之前他一直抽烟,噙着泪水,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我宁愿没有现在这些钱,没有这种生活,钱没有用,我只要小孩好好的。”他用纸巾捂住了眼睛。

“你们谁家里有漂亮的小妹妹或者姐姐,下次让家长带来一起合影呀。”腾小虎经常对学员说,腾的话始终没有引起孩子们的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