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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娱乐时代的韩寒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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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著有长篇小说《乱弹》、商业管理类《职业人格》、历史类《历史的细节》和《1776:乾隆四十一年》等书。近几年在传统纸媒和网络上发表了大量时评,以及许多颇有影响的文化、经济、社会和历史随笔。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以为韩寒是“皇帝新装”中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如今,在另一种语境中,方舟子——又一个勇敢的“孩子”站了出来,指出韩寒才是那个没穿衣服的“皇帝”。

2011已经成为往事,作为历史,一位中国官方发言人的话语将会永远流传:“这是生命的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在一个神奇的中国,总是不乏“奇迹”。被传为“世界末日”的2012终于来了,“奇迹”仍然在继续。新年伊始,在一个互联网构筑的“社会”上,最引人瞩目的“公共事件”的不是余杰出走,不是杨恒均封博,更不是吴英极刑,甚至不是孔庆东骂人,而是“人造韩寒”事件。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从麦田到方舟子,“韩寒神话”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作为中国最“危险”的“打假斗士”,方舟子以其可怕的专业严谨与勇敢执着,通过清晰的举证论证,屡屡创造“奇迹”。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以为韩寒是“皇帝新装”中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如今,在另一种语境中,方舟子——又一个勇敢的“孩子”站了出来,指出韩寒才是那个没穿衣服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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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韩寒神话是一个中国的“奇迹”。10年来,韩寒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媒体曝光率和公众知名度;与其说他是一位“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天王级”的娱乐明星。无数年轻人为他俊朗叛逆的外形而倾倒,无数愤世嫉俗者为他犀利解气的嘲讽而击节;更多的人,是为一个不读书的“思想家”、一个30岁的人有50岁的深刻而惊叹。人们通过新闻、通过照片、通过文字认识并热爱他。他离大众很近,他关注几乎每一个社会热点;他又离大众很远,没有人真正地了解他。他始终保持一个明星必需的“恰当的神秘”,这种“恰当的神秘”终于成就了一个商业神话——在通俗读物中,韩寒几乎成为最具价值的商业符号。他的博客点击率高达5亿2千万,据说是全球排名第一。从韩寒“悬赏”两千万(富婆范冰冰又追加两千万“共襄盛举”)来说,韩寒已经成为一个财大气粗的“首富”。半年之前,释永信悬赏不过区区五万。

相比静态的平面媒体,视频常常显得过于“可怕”。在一睹韩寒“真面目”的不多的视频中,数年前“凤凰直通车”对韩寒的专访让人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韩寒。这个“韩寒”完全不同于小说和博客中那个才华横溢、机智幽默、知识渊博、尖锐深刻、推理严密的韩寒。在主持人何东面前,这个“韩寒”知识贫乏、粗俗浅薄、虚荣可笑,更谈不上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起码的学识和修养,甚至也没有一个“明星”“范儿”的气质和气场。经过4个小时与韩寒的“面对面”后,何东坦言:“韩寒平时接人待物,完全不同于他文字的锋利和俏皮,他性格内向而且颇为羞涩。”从这段长达90分钟的视频可以看出韩寒与孔庆东有很大不同。或许可以说,孔庆东是装傻装流氓,韩寒则是装酷装公知。一个人可以如此“分裂”,用一句话说,“当时我就惊呆了”。你很难相信,坐在何东面前这个腹中空空、谈吐粗鄙、无知无趣的“富二代”会是那个机敏过人的“天才”韩寒。这个世界就是如此不可思议。

孔子曾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孟子接着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偏颇的言语,你能够知道它片面在哪里;夸张的言语,你能够知道它陷入错误在哪里;诡辩的言语,你能够知道它荒谬在哪里;躲闪的言语,你能够知道它理屈辞穷在哪里)。写作是“上帝神秘的作坊”。写作不是表演,写作的诡异之处在于其间接性,人们只能看到写作的结果,却看不到写作的过程。在文化行业中,“赝品”早已成为一大商业门类。正如中国传统国粹的“双簧”,“假唱”也已成为中国流行文化约定俗成的一种操作方式。据说假唱大多是用本人的录音,但也有他人替唱的。同样,电影更是不乏“替身演员”,而“捉刀”更是代笔的著名典故。当写作成为一种商业事件、当写作者成为一个商业明星的时候,写作与写作者之间的联系就如同一部电影是否使用“替身”一样成为一种商业秘密。从这一点来说,秘密并不一定就是丑闻。文字是语言的视觉化,写作是说话的平面化;当文字与语言、写作与说话发生较大的偏离时,写作与写作者之间的关联就变得扑朔迷离,特别是深陷名利之中的时候。

作为韩寒的成名作,《三重门》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对《围城》东施效颦式的拙劣模仿。与学者型作家钱钟书相反,韩寒只是一个连“语文”都不及格的中学生。钱钟书非常低调,“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他把作品比作“鸡蛋”,而把作者比作母鸡。当一只鸡每天叫个不停时,必然会有人怀疑它没时间下蛋,或者不会下蛋,甚至说它只是一只擅长打鸣的“公鸡”。如果说人类发明语言是为了欺骗和说谎,那么人类拥有思想就是为了质疑和批判;因此说,人不仅是最善于欺骗的动物,也是最喜欢怀疑的动物。不应忘记,改写人类历史的启蒙运动就来自于“怀疑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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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承认,韩寒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从事文学的作家,而更像是一个闪亮耀眼的娱乐明星,与书斋的距离很远。韩寒从一出道就星光灿烂,娱乐八卦文化体育兼而有之。这显示其精于媒体运作,非常热衷于成为话题人物。韩寒可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媒体制造”。然而,韩寒毕竟不是周杰伦谢霆锋,更不是徐静蕾范冰冰,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就是作为写作者的韩寒。或者说,他是明星里的作家,是作家里的明星。耐人寻味的是,这个“不读书”的韩寒背后,是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并长期从事写作和媒体的其父韩仁均。从“韩寒”这个极具传播性的名字开始,韩寒就是韩仁均精心打造、最为得意的“作品”。据说早在韩寒出生之前,“韩寒”就已经是韩仁均发表作品的专用笔名。当韩寒因为作品而成为“神话”之后,终于有人将韩寒的“作品”与韩仁均的“作品”联系起来,这种瓜田李下的质疑绝非空穴来风。韩寒的可贵在于他总是以“常识”来审视当下这个社会,而韩寒本人仍然逃脱不了人们以“常识”甚至“偏见”来审视他本人,特别是在一个周老虎和阴谋论的中国。在一个只问结果不问过程(手段)、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时代,任何质疑与审判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写作就是说话,不过是用文字而不是语言。一个普遍的常识是,一个不读书的人是不会“说话”的,更何况写作,就如同一个没有教养的人难以成熟。作为一个生前“失败”死后“成功”的中国文人,孔子就这样教育儿子孔鲤。有一天,孔子独自站在院子里,孔鲤迈着小步恭敬地走过,被孔子叫住,问孔鲤学习《诗经》没有?孔鲤回答说还没有,孔子就对孔鲤说,不学习《诗经》是无法同人交谈的。于是,孔鲤就退回去认真地学习《诗经》。隔了一段时间,孔鲤从院子里经过时又被孔子叫住,问孔鲤学习《礼记》了没有,孔鲤说还没有。孔子又教育说,不学习礼是难于立身做人的。于是,孔鲤就去学习《礼记》。《论语》中原文这样记载:(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对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对曰: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

据说孔子生下儿子时,正好有人送给他一条鲤鱼,因此就将儿子叫做孔鲤,孔鲤的儿子叫孔伋。孔鲤虽然有一个很智慧且很擅长教育人的父亲,但他并没有孔子那样的才华。即使如此,孔俚仍然很认真地对父亲孔子说:“你的儿子不如我的儿子”,又对儿子孔伋说:“你的父亲不如我的父亲”。孔鲤并不算得“英才”,却先孔子而亡。即使如此,所有正统孔家传人都必然是孔鲤和孔伋的后裔。

韩仁均韩寒父子不同于孔子孔鲤父子,也完全不同于郑渊洁郑亚旗父子。从某种意义上,“儿子韩寒”不过是“我爸是李刚”的另一版本。对一个曾经狂热的老文青来说,望子成龙,培养一个“神童”或许是一种最大补偿。韩寒的“价值”在于其秀外慧中、博学多产、才思敏捷、多才多艺,最为重要的是他年纪轻轻,几乎是“乳臭未干”,而且还弃学、不读书,如此“浑然天成”“与生俱来”,简直赛过3岁会打枪的金正恩那样的“天才”。可以想象,在“天才”和“神童”如此少见却具有极大市场需求的娱乐时代,“人造天才”必然会成为一条屡试不爽的终南捷径。“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当人们为之倾倒和疯狂的“天才”“神童”成为神话之后,紧接着就是一场无法避免的质疑或者惊叹——就像黄健翔脱口而出的“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更不幸的是,或许会有那么一天,人们惊奇地发现,制造“天才”神话的竟是一只“上帝之手”。客观的说,韩寒的文章并不令人惊奇,如果这些文章出自一个中年的读书人之手的话;唯一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文章出自一个涉世未深且“不学无术”的“小屁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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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卷英雄”张铁生开始,反体制在中国就成为一种难能可贵的英雄之举。这种“反偶像”以偶像的身份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学而知之者都是些庸庸之辈,生而知之才是真正的天才。“我的胜利就是教育的失败,我的失败却并不是教育的胜利”。当公共教育被贬低之后,甚至整个教育与读书亦被否定,一切都是个“屁”。唯一剩下的就是“天才”和“庸才”,而学习与教育都失去意义。韩寒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天才’,以狂放不羁的叛逆者姿态横扫中国文坛,造成独一无二的偶像崇拜现象,这个力量巨大的思想上帝,同时创造了点石成金的商业奇迹,这种偶像文化—经济一体化模式,让操纵者日进斗金,‘韩寒’载体名利双收。一个文化英雄站起来,无数人成为庸众,一个号称不读书的领袖,缔造出思想贫乏的一代粉丝”(老愚)。

物质的极度丰裕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娱乐时代。从芙蓉姐姐到凤姐,从孔庆东到韩寒,名与利成为这个时代最为醒目的标志。狂热的群氓与反叛的大众创造了所谓的眼球经济和注意力经济,关注与围观营造了一个永不落幕的“皇帝新装”游戏;人们等待着一个个“皇帝”的登场,等待着一个个“孩子”的断喝。在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封面上,“韩寒”与“喊”叠加在一起。喊与被喊,已经分不清谁是皇帝,谁是孩子,唯一感到“娱乐”的就是大众。无论韩寒还是方舟子,都只是一个娱乐时代的大众消费品。如今回头看过去,韩寒的“形象”竟然是那么完美,完美得令人不忍怀疑,甚至也不能容忍丝毫怀疑。作为一个公知,韩寒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勇敢的质疑。吊诡的是,如今他也遭遇到了“勇敢的质疑”,用韩寒的话来说,这是“一场灾难”。

“那个获誉无数的公民韩寒,某种意义上,还真可能是一个被社会被大众特别是被知识界精英幻化出的一个精神偶像”(李晓亮)。在“皇帝新装”的围观困境中,乌合之众的群氓常常希望有一个孩子出现;希望这个孩子喊出他想喊却不敢喊的声音,愤青韩寒就这样不失时机地出现了;所谓“公知韩寒”、“公民韩寒”或者“公敌韩寒”承载的不只是韩仁均一个人的梦想,他身上落满了大众怯弱无助的目光……

中国历史向来都是权谋的历史,人的遗憾在于无法选择历史。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韩寒从10几岁就弃学,转眼已到而立之年,为人之父。10余年春风得意马蹄疾,这样的“好运”和“幸运”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孔夫子曾经非常世故地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无论作为写作者还是“公知”,韩寒表达的不过只是一些可怜的“常识”,而他扮演的是一个脆弱可疑的群氓“代言人”;不幸的是,这种爱屋及乌的“代言”始终面临着身份的质疑和信任的瓦解。名利场中,怎么得到的还要怎么失去。所谓“明星”不过只是一种大众即时消费品,再美丽的包装背后都会印上一个小小的“保质期”——即使这个“保质期”长达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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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韩寒的反义词,“好熊熊逸”——一个与韩寒几乎同样“才貌双全”的早熟“80后”,每天读书思考写作批判,唯一的区别是他始终与狂热的大众保持着距离。低调不是退让,而是一个知识分子最起码的自持自信与超脱感。在娱乐至死的当下,这种对名利的警惕与淡泊印证了智慧的力量与人格的自省。熊逸在《春秋大义》的题记中写道:“历史似乎总是这样的:是权力选择思想,而非思想获取权力。”韩寒并不喜欢权力,但他也不喜欢思想。王小波40岁以后才开始写作,并将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即使无人喝彩。他曾经说,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如果说王小波体现的是思维的精英,那么韩寒展现就是道德的精英——他已经成为底层道德的代言人。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道德提供给韩寒无尽的话题与力量,甚至不需要任何学理和逻辑;借用他的一句话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韩寒逻辑。韩寒在“凤凰直通车”的访谈中毫不遮掩地说:他没有什么信仰,所以也没有什么底线……在一种相似的道德语境中,韩寒“关公战秦琼”地遇到了方舟子。

“韩寒神话”主要来自于“全球点击量第一”的博客,但这种数字泡沫与媒体高烧背后总躲不开巨大的商业利益,韩寒最终成为一个完美的媒体制造的神话。作为一个娱乐时代的传说,韩寒重要的已经不是文字,更不是思想,而是姿态与旗帜。作为“公众人物”的韩寒不是王小波,也不是王朔,更不是鲁迅;甚至说,他不是一个作家,也不是演员,而只是一个不错的模特,他最真实的或许是那些被定格的超酷的POSE。作为娱乐时代的一种时尚,与其说人们崇拜韩寒,不如说人们需要韩寒,就如同人们需要芙蓉凤姐和孔庆东,或者LV和iPhone 4S。人们需要的并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标签,这就是偶像的意义。世界上本没有偶像,傻瓜多了,就会产生偶像。无论偶像还是反偶像,无论精英还是反精英,对芸芸大众来说,当这种需要变成需求时,一切就进入商业模式,这样就没有什么道理和常识可讲,只剩下唯一重要的就是利润。换言之,娱乐时代的韩寒作为一个鲜亮的黄金LOGO,完全是一场造星造神运动的产物。在一个无信仰的国度,偶像崇拜常常变成一种宗教,粉丝就是教徒,韩寒与苹果一样成为一种消费社会的“奢侈品”。

不经历风雨,哪里有彩虹。这场“风雨”对韩寒未必就是坏事。曾几何时,小韩寒也是以刻薄诛心地批判“名人”而暴得大名,可谓是“遇神杀神,遇佛杀佛”。风水轮流转,如今韩寒将方舟子的质疑和指责归结为“仇恨”,这种“仇富”式论断多少有些想象力的贫乏。互联网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大众化时代,偶像永远只是一些匆匆过客。这注定是一个偶像坍塌的时代,也是诸神的黄昏。从造星到造神,名利场最高处是一个高处不胜寒的神坛,而神坛的后面就是祭坛。作为“一个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韩寒如今“很受伤”地说,“写作太危险”,他甚至后悔当初当了作家。事实上,“危险”的不是写作,而是名利场,这是娱乐和金钱本身注定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写作只是一种自我的表达,而不是大众的表演;对写作来说,只要能耐住孤独与清贫就足够了,而表演则恰恰相反。

一个人的智慧其实是极其有限的,所以人类至今无法完成启蒙。傲慢与偏见,注定成为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的悲哀。虽然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30岁的韩寒已经长大了,30岁的韩寒还很年轻,后生可畏,犹未可知。李宁公司有句广告词:一切皆有可能。苹果公司有句广告词:这仅是一个开始。人生是一个舞台,社会是一个舞台,名利场更是一个舞台;一个人只能选择一个舞台,是要演好自己,还是要演好一个“英雄”,拯救世界还是拯救自己,做一个人还是做一个上帝,每个人都不得不做出选择;唯一的遗憾在于,这种选择有时候并不来自自己,而是来自别人。在电影《因父之名》中,父亲对儿子说:“我希望你能表现出一些尊敬。”儿子问:“对谁?”父亲说:“对你自己。”在一种传说中,王朔这样“骂韩寒”:“信任你的人那么多,没见你客气几句。诋毁你的人才那么几个,你就蹦出来给人家脸,说你什么好。什么这是一个作家的尊严,什么这是一个人的名誉……如果你的尊严和名誉这样轻易被摧毁,那你觉得这样的尊严跟名誉要来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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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个人总要长大,即使天才。韩寒是作为“神童”而闻名的,但今天的韩寒已经长大成人,从一个儿子变成一个父亲。就如同一个轻量级选手已经“发胖”,在一个“不分重量级”的成人社会中,缺乏专业训练和知识积累的韩寒或许将如《伤仲永》所说,其最终结局亦不免“泯然众人矣”。在过去的日子里,关于“韩寒神话”破灭的预言从未间断过。很多年前,就曾有人在文章中写道:“韩寒或许是个悲剧,一个原本常识性的话题,一个原本人人可以公开讨论的公共事件,因为韩寒的渲染竟使之成为所谓的偶像与明星——当韩寒泯然众人时,或许,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才是一种常态”(《一个文人的神话》)。事实上,即使韩寒自己,随着心智的成熟,亦不免“江郎才尽”的焦虑。

颇为讽刺的是,在公共话语空间逼仄的中国,一个不读书的韩寒竟然常常被很多学者教授们引为“公知”。孔庆东之后,在缺乏理性伦理的公共话语体系下,“韩寒神话”似乎正成为一场“公知”危机的序幕。徐贲撰文说:“最让人震惊的是,一些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言辞之粗野、心灵之蛮荒,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与粉丝相互激励,他们彼此之间也相互激发,而共同向下堕落,让诸多‘神话’破灭。”精英与大众,傲慢与偏见,谁有资格代表真正的民意?不过在思想上,从来没有什么“偶像”。韩愈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反过来就是“道之不存,师之不存也。”法国后现代思想家波德里亚指出,我们并不是活在真实的世界中,而是活在各种各样的媒介为我们编织的虚拟世界中;真实的世界实际上已经由于一次没有罪犯没有做案工具的“完美的罪行”而不存在了。从某种程度上,韩寒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机器新娘”,“有出息的作家经过培养电影明星的方式被培养出来,然后让公众消费”。有些黑色幽默的是,“人造韩寒”原本只是一个平庸的娱乐事件,但却引得无数人浮想联翩。

一生流浪的卢梭嘲讽说:人们宁愿死掉也不愿意去思考。事实上,人类可以没有思想,但却不能没有上帝。米兰昆德拉就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韩寒说过,他只是“灯光下的一个小人物”,但当他遇见麦田和方舟子时,他却坚信自己是天才。即使不乏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对其进行“举烛”式的过度政治解读,韩寒神话注定只是一场早晚要落幕的大众狂欢;神话过后,或许人们将会看到一个更加真实和成熟的韩寒。在一种狂欢与狂热之下,只会有无数拒绝思想的“粉丝”和“大众”,而韩寒就是他们的“上帝”。面对“人类”,“天才”一般的“上帝”所面临的唯一的问题是,“上帝”是否思考过?或者说,“上帝”是否也有一个“上帝”?再或者说,“上帝”是否会像尼采说的那样死去?

“作品见。”这是韩寒的最后一句话,他宣布退出与方舟子的论战。在一个“真相”稀缺的时代,无论韩寒的粉丝还是方舟子的粉丝,人们仍在像等“第二只靴子”一样等待一个“答案”。答案在哪里?作为一个与韩寒类似,以反判言行介入现实的写作者和歌唱者,鲍勃迪伦的不同与超脱,在于他一意孤行地拒绝和抵触所有别人加在他身上的标签,比如摇滚天才、抗议歌手、民权代言人等等。他在22岁时曾经写了一首满是沧桑与无奈的歌,叫《答案在风中》——

一个人要经历多少才能成为男人

海鸥要飞越多少海洋才能在沙滩上入眠

流弹要飞多少次才能在天空中消失

我亲爱的朋友,答案在风中……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