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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中国改革不能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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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男,现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银行董事长;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国企业协会会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兼职教授。

经济危机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蔓延,使人们对自由市场的未来命运产生了怀疑。然而,中国的故事并不能成为反对自由市场制度的理由。相反,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是由于实行市场改革的缘故。要继续前进,中国现在必须转变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继续朝着建设自由市场体制的方向推进改革。这是一项未竞的使命。

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政府是穷人的救星,而自由市场则会危害社会。然而,60年代末被下放到内蒙古农村接受再教育时,我认识到,这种意识形态狂热掩盖了我们计划经济的内在缺陷。这正是我要讲述的中国故事的开端。

作为一名企业领导,我亲身经历了过去30年的改革,对中国必须应对的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目前,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后期阶段——我们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讨论,与那些具备成熟市场体制的国家大不相同。

即使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我们的辩论仍围绕着以下问题:这样的成功是政府控制的结果,还是自由市场的作用?对这个关键性问题的回答,将决定中国的未来。中国将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自由市场改革,还是就此结束历时30年的转型?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社会摩擦是源自于市场改革本身,还是改革进程中的瓶颈和倒退所致?中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究竟是一种已实现目的的转型安排,还是一种应进一步深化的创新?

在解决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民主政府由于受到选民偏好和党派斗争的束缚,可能会牺牲效率、或是做出过度反应。现代民主体制和市场机制并不总是理想的搭档。然而,世上没有乌托邦,也不存在完美的体制。这些体制能否自我维系、并为社会所接受,关键在于它们能否避免犯重大错误、具备纠错机制,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在历史上,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曾寻找过现代市场体制的替代模式。主要的两项试验是苏联时代的“列宁-斯大林模式”和“东亚模式”,前者是毛泽东时代中国计划经济的基础,而后者则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为代表,这种模式在日本和一些东亚国家创造了经济奇迹。

上世纪30年代,当西方经济体陷入“大萧条”之际,列宁-斯大林模式推动苏联经济迅速增长,在经济学家中间引发了热议。三、四十年后,日本模式引起了另一场热烈的辩论。然而,历史已经宣判了这两种模式的失败。前者是一种僵化的模式,以牺牲个人权利为代价,竭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后者则导致价格扭曲、资源错配和官商勾结。

现代民主和市场体制需要进一步改善,但它们仍然是可行的,而且人类迄今尚未找到更好的选择。

那么,这带给中国什么教训呢?中国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的进程,随后放弃了计划经济,转而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这使中国经济得以避免崩溃并迅速增长。在转型的初期阶段,由于市场尚不发达,政府有必要发挥主导作用,因此产生了与东亚或日本模式类似的政府主导型体制。如今,这种政府主导型模式的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应该摆脱特殊利益团体的掣肘,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推进市场改革。

当前有两项任务必须完成。第一,政府必须把重点从发展经济,转向完善法治和提供公共服务。第二,经济体制必须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政府则发挥监管的职能。

要实现上述目标,政府必须废除各类经济和市场活动的审批程序(有必要实施监管的行业除外)。必须停止干预市场价格和交易,逐步废除对土地、劳动力、能源、矿物以及资本价格(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政府必须改革垄断企业;对国有资产实施公平有效的私有化;改革税收制度,以全面落实改善社会福利的目标。此外,必须增加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和环境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支。

经济危机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蔓延,使人们对自由市场的未来命运产生了怀疑。然而,中国的故事并不能成为反对自由市场制度的理由。相反,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是由于实行市场改革的缘故。要继续前进,中国现在必须转变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继续朝着建设自由市场体制的方向推进改革。这是一项未竞的使命。

(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