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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民主,中国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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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不是思想家也不是预言家,他出场的意义在于,以他不容忽视的话语影响力,激活了一个左右两边都感兴趣的老话题。

要避免革命,避免社会按激进的方式演进,坚持改良的改革的路线,只有民主这一路径,别无他途。

民主,决定着中国的前途。

荣剑:民主,中国是时候了
——关于中国下一步的思考之一

韩寒三篇博客论及革命、民主和自由这三个宏大主题,引发学界热议和不同反应。左派看的高兴,以为捡了个漏,可以挽救这个失足青年,其实是拿着自己的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右派照例先在自己圈里互相掐起来,说人读书不够或被收买,岂知人家一个广告一个代言,真金白银好几千万,收买的起吗?韩寒不是思想家也不是预言家,他出场的意义在于,以他不容忽视的话语影响力,激活了一个左右两边都感兴趣的老话题。

这些年来,韩寒之所以能拥有如此之高的点击率,除了长的帅,会开车,再就是会说话。现在说话有标准,学者说要政治正确,宣传部说要有原则,大城管说不能冲着我,结果说话成了一个伤脑筋的事。韩寒聪明,说的比鲁迅巧妙实在,看起来是在捧哏,其实逗你呢。政府和大人一样宽容,反正是个孩子嘛,明知被骂了几句,就当没听见。这回不一样,说的都是大话,教授们听了先不干,以前说原来刘项不读书,现在给一个中学生带上这帽子,也不嫌大?学富不够五车就不能出来逞这个能吗?从明面上看,韩寒说的的确不到位,充其量是赵本山点菜,只有自由可以有,革命和民主这两道菜还是免了吧,因为差点钱,吃不起。这对有钱人来说肯定不公平,革命风险大成本高可以不考虑,民主总的有吧?这道菜不端上来哪吃的好饭。分歧大概就在这里。

韩寒对革命、民主和自由的不同态度,连带着是对改良或改革的诉求,如同粮食没了,有个“瓜菜代”,政治制度的安排也要有替代性方案。从康梁以来,中国的读书人后来的知识分子再后来的学者或文人,大都纠结于革命或改良的选项之间,左右为难。这倒不是斯文在身,知识分子容不下暴力,而是他们都有着和韩寒一样的算计,总是期待社会在变革的过程中付出最小的代价。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革命不断和不断革命,不玩革命的人早早就被淘汰,如康梁,如国共之间的第三方势力,而革命玩的彻底玩的狠的则打下江山。现在再来回味这段历史,诉说革命的不幸后果,由此清算革命谱系,甚至把法兰西都拿来垫背,无异于痴人说梦,大话革命了。聪明的韩寒同学是不会干出这种蠢事的,但不妨他现在就吃下后悔药,提前防着革命的再次来临。于是,他要提醒人们,从白莲教到太平天国,大凡打着革命旗号出来混的人,一旦得势,八成都是独断专横自私狂妄,比要打倒的独裁统治者好不到那里去,后果可能还更严重。

革命不能,改良或改革可以,这个话符合主流意识,挑不出毛病。虽然共产党是通过革命取得其合法性,是在革命中获得人民的支持并由此取得政权,但现在大家都明白,革命可以是意识形态,是正当性叙事,是大修辞,却绝不可以再演化为实际性事件。不管谁执政,没有人愿意成为革命的潜在对象,更没有人愿意在革命中迎来新一轮专制。以暴易暴不是好的选项,这可能是近二十年来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从李泽厚刘再复呼吁告别革命,到这次韩寒再论革命的严重后果,都是基于历史的总结和现实的实际考量。相信这样的言论是站得住的,官方愿意听,民间也愿意听,企业界更愿意听。既然大家都愿意听,不妨以此为前提,再往前走一步,看看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只有找到了革命爆发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找到控制革命的方法和路径。

革命与否都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这么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革命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严重不适应时必然会出现的事情,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内部危机无法控制时必然产生的一种社会变革形式。列宁具体地谈到过革命爆发的三个条件:一是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二是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三是被统治阶级的先进分子已经组织起来。从现在来看,列宁对革命爆发原因的分析依然有效,有普适性,不管是以前东欧的颜色革命,还是现今的阿拉伯革命,究其原因,无出其三者。革命,还是不革命,谁都说了不算,社会自有其运行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按照列宁同志的标准,中国社会远未达到革命的前夜。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国力巨大增长,大多数人搭上了快速发展的便车,程度不同的受益,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尚未受到根本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党内腐败已无可遏制,社会不公日益加剧,侵权行为屡见不鲜,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群体性事件和各类恶性事件此起彼伏。这一次的乌坎事件或许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至少表明,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执政党如果对于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和危机处理不当,或将被迫被裹挟到一个新的革命轨道中。那时,不管是愿意革命的还是不愿意革命的,都只能“被”革命了,革命的后果究竟怎样?是否像韩寒描述的那样?现在无法推演。面对这个巨大的不确定性,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在革命中统治者将付出最大的代价。这是历史的经验,现在还在重演。

怎么办?韩寒说改革,我同意,但不要说成套话。执政党三十年来讲的最多的话就是改革,而且的确是在改革和开放中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重新确立了其执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面对当前诸多问题,下一步怎么改?好像没有方向了。韩寒给人的答案是,民主无所谓,自由多一些。小伙子就是在讨价还价,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能拿到一点是一点。实事求是地说,按照韩寒的清单,现在就给你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给电影松绑,给文化人留个大喘气的地方,真可以握住对方的手,说成交了。拿到这些权利,再按韩寒的方式作出一个承诺,不清算,向前看,未尝不可。三十年来追求的民主和自由不能在一个早上都实现,那是革命的兑现方式,一次性还本付息,压力太大。改革就是讨价还价,是协商妥协,是互相让步彼此吃亏占便宜。所以,我欣赏韩寒的坦诚和实在,要求不高,要求合情合理合法。只是在现行体制下,欠钱的永远是大爷,谁又当不了大英雄,结果是因果错乱,没有了是非。农民工要不到工钱,急着要跳楼,大家都骂黑心老板;韩寒要点自由,被人指责是小家子气,仅盯着自己出版的那点好处。这个板子是不是打错地方了?本来民主和自由是不分家的,尤其是思想的自由,那容得下管制,韩寒想要在这两者之间做个交易,放弃一个,争取一个,恐怕是一厢情愿。搞政治的老板心里其实门清,要么两个都给,要么一个都不给,给了一个肯定是搭上另一个。因此,在革命、民主和自由这些大事上,算小账是不行的,骂街也不行,要有通盘的考量。

政治是比商业交易更复杂的行为,其中不仅仅是利益博弈和交换,还包含着意识形态、政治理念、信仰和价值观等精神性因素,当然也有韩寒所说的对文化和人的素质的要求。韩寒算是把中国人看透了,反正啥毛病都有,但以此证明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那是太不靠谱了。小韩这回得罪了这么多自由派,就是因为他这话太像哪个报的社论了,是不是学习社论多了,慢慢也就信了。民主其实没有门槛,一个大字不识也可以玩。我们执政党还没有执政时,根据地的农民就是在碗里扔个豆子来选出当家人,这60多年过去,人的素质还能不升反降吗?没那事。台湾这回大选,对中国大陆来说,可谓最直观的民主启蒙,马英九再次“冻蒜”,谁都说不出闲话。人民不是傻子,在涉及自己的根本利益时,是不会犯糊涂的。用不着担心那些低素质的人会出来捣乱,或被几个Q币就给收买了,倒是要担心那些高素质的精英们在不经意间会成为麻烦制造者。

民主是个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从上往下走,可能对社会转型避免动荡或革命会更好。所以先要有顶层设计,在精英层应大致有个基本共识,然后才是计划和行动。在形成这个“第一推动”的环节中,执政党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它的取舍和偏好决定了政治变革的具体路径。这三十年来,民间对执政党一直处在喊话状态,呼吁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作为威权人物,内心其实清楚现有党国体制的弊端,和民间有互动,有改革的想法,但受制于实际的党内格局和现实条件,没有迈出这一步。最近十年,中国崛起,政治理念却趋向于更加保守,原来“做错了什么”?变成现在“做对了什么”?中央集权和威权统治不再让精英们脸红,反而成为中国模式的应有之义;“维稳”压倒一切,几个“不搞”,让政治体制改革看起来遥遥无期。经济自由和政治垄断的矛盾,在经济高速增长中被掩盖起来。钱多了,转移支付的能力强了,每年维稳好几千亿。经济为政治买单,一方面是暴力,一方面是货币。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不仅不能指望有民主的红利,像韩寒争取的自由也是非常有限的。说到这,话又得绕回来了,没有了民主和自由,革命还能避免吗?

不管从政治学的原理来看,还是从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来看,面向现代化的各种威权型体制,本质上都是一种过渡性体制,它们最终都要被民主的宪政的政治制度所取代。在过渡期里,执政党和民间都会面临转型的痛苦和焦虑,当然痛苦和焦虑的侧重点不一样。执政党必须考虑威权化的治理能否长期有效,前所未有的社会矛盾能否按以往的方式加以化解,以及如何在旧制度失效的前提下寻求新的制度安排;而民间的力量则必须考虑在现有威权体制下如何促成新的制度要素的生长,以何种方式构建社会良性互动的格局。如果两者思考的方向是一致的,社会的转型将自然导向改良的或改革的方式,否则,执政党和民间力量的双重失控必将为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台湾的民主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这是威权主义体制在执政党的主动开放和引领下,逐步从一党专制转变为宪政体制,经过两轮政党轮替,已基本确立了民主的政治制度安排和社会秩序,期间建立了对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补偿机制,鼓励社会和族群的和解,避免社会陷入清算和报复的轨道,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政治权力的来源和制约等根本性问题。当然,台湾的经验不可能现成地搬到中国大陆,中国的确存在着其它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无法构成的特殊性:广大的国土,众多的人口,发展不平衡的区域,复杂的民族关系,脆弱的资源条件,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关系。除此之外,最大的特殊性在于,执政党由历史、意识形态和特定利益诉求共同构成的执政基础,已经不是由一个政党、一个阶级或一个家族所能涵盖,其中已客观形成了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商业精英的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韩寒说的,执政党八千万,亲属三个亿,我补充一句,加上利益相关者,可能就是大半个中国了。这的确是现实,谁都无法回避。强调这些特殊性,是试图在中国的现有条件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民主建设的现实途径。为此,我谈几个原则性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1、要避免革命,避免社会按激进的方式演进,坚持改良的改革的路线,只有民主这一路径,别无他途。用孙中山的说法,民主已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以前以革命叙事来建构执政的合法性,以威权的方式来管理社会,在现在的时代条件下,已走到尽头了。执政党要从根本上认清这一大趋势,要积极引领民主潮流,主动促进执政方式的改变,按宪政要求真正建设现代民主国家。

2、中国的民主建设,是现有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不是现有制度的根本性革命。这意味着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对执政党革命历史的正当性和执政历史的合法性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尊重,任何改革和变革都不是以颠覆这段历史为宗旨,相反,是以此为前提来认同和共同建设新的宪政国家体制。

3、建立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价值观的政治理念,是宪政制度建设的根本依据,也是执政党在革命历史和执政历史中曾经对人民反复作出过的庄严承诺。按照大多数的人的意志、要求和利益来领导中国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执政党必须真正建立起“权为民所赋”的制度安排,人民主权作为国家一切权力之源,应当成为现实政治制度的基石。

4、民主的政治理念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制度安排,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从顶层设计逐步向现实各个层面展开的过程。在这里,决不能摸着石头过河,也不能以机会主义的态度,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而是应该有明确的方向,坚定的信念,通过广泛的社会协商,寻求符合中国实际的最佳改革路径。

5、超越左右的意识形态,建构中国最广泛的社会共识,以建设性思维代替批判性思维,积极倡导理性的宽松的社会协商和讨论,进一步开放言论、新闻、出版、集会和结社等自由,落实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权利,充分尊重民意,鼓励社会和解,营造全民祥和气氛,为改革的深入发展创造良好的精神氛围。

6、在社会协商的基础上,通过的党的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形成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明确改革的方向,落实改革的方案,确立改革逐步展开的时间表。本着先易后难、由上到下、积极稳妥、有序进行的原则,先行在党内实行民主制,建立领导干部选举、使用、监督、罢免的民主机制,从根本上遏制党内腐败根源,重塑执政党形象。同时,以党内民主引领社会民主,积极规划和建设民主试点或实验区,由点到面,争取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国家民主转型。

7、维护民权,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是要维护工人和农民的各项权利。国家已经拥有巨大的财政能力,有责任有义务回报社会。土地应该归农民所有,进行第二轮土地改革,真正实行耕者有其田,对于国家已经低价征用的农民土地酌情给予补偿,坚决制止以任何名义对农民土地的不法征用;对于在国企改制中的下岗职工,给予特殊的社会保障待遇,从经济上落实工人阶级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对于在历次运动中遭遇过不法迫害或不公待遇的国家公民,均给予国家赔偿,以此构建社会对历史问题的妥协机制,实行民族和解。

8、发展社会自主组织,壮大民营经济,培养公民社会,是建设现代民主国家的基础,也是避免社会陷入无序暴力状态的根本保证。社会的自组织化程度,是社会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它标志着社会以理性的契约的精神来行使自我管理,在法律的轨道中解决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用协商、妥协与和解的方式化解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如果社会在政治的高压下始终处在碎片状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就无从谈起,社会无组织化恰恰是政治动荡和革命的温床。

9、民主的政治制度安排,不管是否采用三权分立还是五权分立,在权力配置上,均应着眼于权力的产生、权力的制约和权力的归宿这三大政治元问题的解决。中国可以尝试创立区别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权力应当有来自于人民的授权,权力应当有来自于人民的直接和间接制约,权力应当有最终归还给人民的意愿,应该是中国式民主的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核心思想。围绕着这三个政治元问题的解决,必然涉及到人民的选举权、监督权和自治权等政治制度的安排,没有这些相应的政治制度设置,民主只是一句空话。民主的制度建设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10、民主是中国目前的惟一选项。是否实行民主制度,决定了中国执政党是否能够继续拥有执政合法性和人心向背;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和未来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以和平的方式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统一中国;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以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的方式彻底解决民族矛盾;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以一个民主国家的形象真正承担起主持国际正义和道义的历史责任。

民主,决定着中国的前途。

(湖边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