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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体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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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著有长篇小说《乱弹》、商业管理类《职业人格》、历史类《历史的细节》和《1776:乾隆四十一年》等书。近几年在传统纸媒和网络上发表了大量时评,以及许多颇有影响的文化、经济、社会和历史随笔。

从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的本质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是人性与自由主义,而不是某种简单的政治立场。

虽然当下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有很多,但可以促进中国进步最直接、最有力的推手只有一个,那就是新闻和言论自由。

作为知识分子精神的重要意义,只有实现言论自由,人类社会才可以重新确立良知、找回良心。

一个拒绝良心的社会必然害怕言论自由,从而导致谎言与暴力盛行。

当一个社会消灭了知识分子以后,流氓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力量,他们挟裹着一个社会,绑架了整个国家,向着没有未来和希望的罪恶深处奔去。

对一个流氓来说,不要说正义和良知,连道理都是不存在的,跟不用说法律和程序。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因为他不仅是失败的、孤独的,而且他成为一个笑柄,连同良知、正义、未来、责任、智慧、尊严一起,都沦为一个荒诞的话题。

知识分子的特征有两方面,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哲学家杜威

人类学家常常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暴力的崛起使野蛮代替蒙昧,启蒙运动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如果说暴力是人性恶的泛滥,那么启蒙则是人类理性的滥觞。知识分子作为理性的象征,作为启蒙运动的领导者,无疑是人类摆脱暴力恐怖,走向自由文明的重要力量。如果说成吉思汗和希特勒是野蛮的象征,那么卢梭和哈维尔就是文明的象征。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暴力社会、财富社会和知识社会。早期野蛮时代和极权主义都属于暴力社会,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暴力,国家是暴力的化身,政府是施暴的机器;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代替了暴力,有钱能使鬼推磨,财富是权力主要出处;在后工业时代或者后资本主义时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将成为最大权力。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和世界第二经济体,如果说史蒂夫·乔布斯是美国权力的象征,那么刘志军&张曙光就是中国权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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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中国从远古的酋长时代开始,所谓的氏族部落实行的就是“人治”,到了城邦、国家也仍然是“人治”模式。“人治”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个“人”一般指的是“贤人”。“举贤”的禅让制度拉开了中华文明的序幕,按照《尚书》的记载,尧时已经有羲、和这样专管天象历法的臣子,并广泛地“克朋俊德”即考察举用贤良之才为官员。《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夏禹之后开始权力世袭,依然是“人治”,龙种就可能变异,成为跳蚤,所以出现了夏桀和商纣这样的“恶人”。从此以后,传统的“人治”就被污染了,“人”可能是“贤人”,也可能是“恶人”。

在“人治”传统下,中国历史开始了2000多年的轮回。遇见“贤人”则为盛世,遇见“恶人”则为乱世。如果不幸遭遇“恶人”,中国的传统是“人人得而诛之”。孔子说“伐无道曰仁”;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也。”“杀恶人即是行善”,“邦无道,天下共伐”,这是中国人对恶的抑制。

中国每一个王朝最大的夙愿其实都是为了避免出现“恶人”的出现,“选贤任能”是这个中国传统“人治”体制的核心。英国有句谚语,“良心是柔和的枕头”;中国也有类似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正如哈维尔所说,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它应当是正义和良知的产物。在政治的发展中,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成为人类良知的代言人。因此,知识分子往往扮演着体制牧师的角色,甚至他们构成体制的主要构成。荀子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中国儒教塑造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如顾炎武所说“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中国民间传统认为知识神圣,读书人需要得到敬重,这种感情甚至投注到了知识的载体上,形成“敬惜字纸”的习俗。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后,弘扬良知和正义的知识分子精神一直是体制力量的重要构成。没有文化素养和学理思想的人不能成为帝国的官吏,最多只能成为下贱的“衙役”。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部皇权越来越强而相权越来越弱的历史。依附于相权的知识分子,人格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萎缩。秦汉时代,相权很大,皇帝对丞相相当尊敬。萧和病了,汉惠帝亲自去探望,这在明清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梦话。刘备三顾茅庐,其实在当时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后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会非常羡慕。一直到唐代,丞相还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而进入宋朝,知识分子在皇帝面前便没有了“坐”的权利,只能站着。明清时期,丞相没有了,皇帝高高在上,知识分子连仰望皇帝的权利都没有,成了真正的奴才。当然,在这期间,也不乏脊梁挺得很直的知识分子。

毫无疑问,作为“最后的中国”,宋帝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享有着中国历史上最优裕和宽松的环境。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打破了数百年来豪门士族对文化的垄断,如范仲淹吕蒙正都出身寒门。“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宋朝历代皇帝都很重视科举制度。为了保证让家境欠佳的士子赴京应试,赵匡胤在开宝二年就实行了一项旅费补给制度,“往来给券”,由各地驿馆免费接待。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惟一一个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政见的分歧)而屠杀知识分子的朝廷。大约也由于这一点,它才得以达到自己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的“巅峰地位”,使中国一度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从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即是“史官文化”,“留取丹心照汗青”带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可战胜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正义与道德成为传统中国智慧永不磨灭的一部分。这种荣光最后终止于“崖山”。“崖山之后无中国”,蒙古鞑靼和后来的女真鞑靼以野蛮暴力对中国传统文明实现了“肉体消灭”,屠杀与恐怖使中国重新回到一个蛮荒时代的暴力社会,文明已经不复存在,知识分子沦为体制下战战兢兢苟活的犬儒。中国从1000年前的世界文明中心沦落到1000年后的世界流氓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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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曾说:“有史以来的任何地方,凡是掌握和丰富文化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管文化指的是科学、文学或是艺术。……他有权和有能力发表意见,是根据他在一定学科方面拥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鉴于他在精神上的权威,这是他从事的职业以及人们想象他具有的道德或文化赋予的。”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也是一种精英制度,制度的建立者往往是一群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国家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建立的,比如美国的“建国三杰”,民主捷克的哈维尔。就近代中国而言,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无不是知识分子的运动。甚至说,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直到胡耀邦,最终统治中国的社团也是出自一群知识分子之手,并带有革命理想主义这种强烈的知识分子印记。

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中讲到:“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美国精神其实就是自由主义,这与知识分子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美国传统文化充满对权力体制的极度不信任和滥用权力的恐惧。当年,美国人的祖辈因为无法忍受欧洲大陆的专制迫害而背井离乡来到新大陆,虽然美国是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但美国的体制却是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和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用思想创造出了的。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托马斯·杰佛逊当年主持起草了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詹姆斯·麦迪逊则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

从知识分子这一特点上来说,中国传统帝国时代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有相似的一面,就是构成国家体制的官吏群体基本为知识分子组成,即使个人品性不一。从很大程度上,中国儒生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儒学本来是宗法社会的产物,是维护父权制的思想武器,当它延伸到政治领域的时候,只是在原有的框架上,家上升为国,父上升为君。君父一体,构成了社会权力的轴心。服从这一权力体系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在没有选举的古代,中国创造了文明的考试制度,这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显得比世袭或地方推举要公平,也为寒门氏族开了晋升之阶,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协调的一种机制。但是明清两代的八股取士却把知识官僚训练成没有独立思想,只知惟命是从、同上级以至皇上保持完全一致的奴才。

孙中山在游历世界各国后,反复进行了比较,又根据民国初创,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强权决定官员选任的现状,颇为务实的承认考试制度的合理性,“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从某种程度上,民国考试院的建立完全是科举制的复活。事实上,西方大思想家罗素也对中国考试制度赞赏有加:“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别的国家迥然不同,占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国的世袭贵族已消灭了两千多年了,执掌政权的都是考试中的获胜者。这样,受教育的人就掌握了别的国家贵族所掌握的势力。”

在中国专制传统中,知识分子与权力的斗争构成一条历史的主线,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流氓军人的专制权力屡屡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从嵇康到李贽,良心犯思想犯层出不穷。据《国语•楚语》记载,早在距今4500年前的颛顼帝时代,权力就开始严禁民间巫术,巫师全部被权力掌控和垄断。与西方自由传统相比,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传统历史上就显得少有骨气。在传统文化中,人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与才智,而不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或者说,中国一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这种趋势在现代以后更加不可救药。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境遇。特别是在过去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下,一切都被专制权力卑鄙的垄断,只能依靠权力的恩赐和配给,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独立生存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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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京吾先生在《良知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文中写道:“思想进步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人类的每一次前行,都会留下知识分子的足迹:哲学,度量着人类思维的深度;政治学,衡量着人类的组织能力;信仰,使心灵不受国家的制约、良知不受政治的控制;科学,则是人类精神对物质世界的深度回应。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或者缺乏知识分子的世界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世界。”100年前,天朝崩溃。在礼崩乐坏中,中国知识分子扮演起救世主的角色,一场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运动”使中国重新树立起一个社会共识与政治良知。即使在军人当政的数十年里,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国家道义和体制力量的角色。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李泽厚认为,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诞生了,“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刘半农、易白沙、傅斯年、周作人以及罗家伦等人,“他们或终其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但他们却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真理”成为一个时代的女神,一个精英人群将他们的人生目标不再锁定在读书做官、依附政治权力上面,而将学问、文化、求真知本身视为理想和追求。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16名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上共同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份宣言主张“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来奋斗”,并提出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等政治要求,同时对当时北洋政府与南方护法运动之间的南北和谈、裁军等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方案,这也被人们概括为“好政府主义”。“好政府主义”是民国初年一批知识分子在关心政治、跃跃欲试的背景下产生的,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既不是以参与者的身份,也不是以反对者的身份对政府提出政治要求。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知识分子从来不是简单的读书人,即使科学家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自由独立的精神,即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鲁迅的“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知识分子是一批拥有智慧和良知的贤人,他们是“人瑞”,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珍贵礼物,他们是人类的希望,是人类不至于灭亡并保持发展,维持尊严的坚强保证。鲁迅将其称为“中国的脊梁”。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国民参政会上詈骂蒋介石独裁的张奚若何等刚烈,骂倒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的傅斯年何等勇敢,章太炎、黄侃师弟又何等狂傲。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在野”的中共代表团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明确写道:“政府应保障国内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在平时应享受之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苦、免于恐怖等自由。……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大学采取教授治校制度,不受校外不合理之干涉。”作为新中国的合法性基础,由一群知识分子起草确立的《共同纲领》象征着一种正义公平的政治理想。当权力成为一种唯一的目的时,无论建国时代的拉拢引诱,还是政权稳固后的暴力清洗,一切都只是一种手段而已,而与道德无关。对古老的中国传统宫廷政治来说,本来就不存在道德这种概念。历史正如《儒林外史》开篇时王冕说的一句话:“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民国三十八年,在大批知识分子的拥护下,一个强大的流民武装成功地成为新统治者,中国从此进入体制时代。

1951年,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席卷全国。这场暴力化的精神阉割曾出现了不同的民间版本,比如“割尾巴”、“脱裤子”、“洗澡”……等等。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这样形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事实上,人作为地球上唯一一种智慧动物,精神阉割比肉体阉割更加残忍和致命。强权之下,所有读书人不得不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自己当众吃下自己拉的屎、喝下自己撒的尿。

社会学家潘光旦是民国时期有名的独腿硬汉,历任清华和西南联大教务长,从来不向权贵低头。可是这个“民国范儿”到1949年后就彻底否定自己,那种自我糟践与当年的傲骨英风完全使其判若两人。潘光旦一连写了12份检讨,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上万字的长篇自我批判文章——《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把自己的父母、师长、同学、教育和科研逐一否定。与郭沫若等人的彻底堕落相比,潘光旦还算是怯懦而善良的君子。身为社会学家,潘光旦在这种屈辱的环境中,竟然不可思议地总结出了 “3S”求生理论:“Surrender(投降)、Submit(屈从)、Survive(生存)”;当他最后发现“3S”也没法苟活时,他又补上最后一个“S” ——“Succumb(毁灭)”。事实上,对体制下的知识分子来说,有时连死都成为一种奢侈。从老舍、傅雷,到潘光旦,这些中国的文化精英死得没有一丝人的尊严。

在一个强大的体制下,即使潘光旦这样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也被“改造”成一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奴才和僵尸。这无疑是国家的胜利,但却是人类的悲哀。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桀骜不驯杯葛权贵,坚决不肯加入国民党,蒋仍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相反,自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当年拒绝随傅斯年入台,20年后竟被红卫兵活活吓死。梁漱溟曾作打油诗一首: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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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甘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就这样无耻地开始了,“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他暴露,后发制人。”1958年3月22日,毛万岁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300年前,流民武装首领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帝国”。帝国草创,张献忠深知读书人之可怕,遂生一计,以求贤若渴广招天下英才为名,在大悲寺设“特科”考试。张献忠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还规定谁家若有父兄胆敢阻挠子弟赴试,必将受到严惩。普天下应试士子信以为真,趋之若鹜,齐聚大悲寺。张献忠秘密设以伏兵,一举血洗大悲寺,尽灭天下举子。此次大捷成为中国权力史上的“千古佳话”,有幸的是,这个“佳话”在300年后能够以“阳谋”的经典再次重现。

1957年,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未能看清楚毛万岁“引蛇出洞”的“伟大战略部署”,跳出来向党提意见,最后落了个灰头土脸,自己搭上不算,还连累全国至少55万右派与他们一起遭殃。此后,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们果真老老实实地当起了“花瓶”和“鼓掌器”,即使被外界和民众多有讥刺也无怨无悔。倒是毛万岁高踞金銮殿,面对一片高高撅起的屁股颇感无趣,为了展示万岁的胸襟,号召大家学海瑞,“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回被“阳谋”的是彭大元帅,一个万言书使其马上成为资产阶级野心家、反党集团头子,接下来有1000万人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一场人为饥荒下,这些贱民“非正常死亡”者不计其数。聪明的吴晗秉承圣意,大讲“海瑞精神”,结果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的祭坛。仅仅10余年间,思想与文化、智慧与人性在暴力中国遭遇灭顶之灾。

马寅初提倡控制人口,梁思成呼吁保护古城,黄万里反对三门峡上马。结果,马寅初被罢官,梁思成挨批判,黄万里戴了帽。社团斗士李锐更被长期关在秦城监狱。有时候,短寿竟然是一种幸运。1957年正是“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期,罗稷南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回答说:“鲁迅嘛──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邓拓摘抄的这句古老对联成为“公开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证”。对知识分子实行种族灭绝之后,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就可以安全地登场了。无论指鹿为马,还是焚琴烹鹤,在一个永远正确的体制下,都是一件很高明很伟大的壮举。1958的9月5日,毛万岁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得意地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偌大中国如同一个精神病院,“全民炼钢”、“全民打麻雀”、“高产卫星”、“吃饭不要钱”,一出接着一出,最后举国饿殍遍野。不几年,消灭一切文化和知识的“文化大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愚蠢的人越聪明,中国人赛着个儿比谁更愚蠢更低智,学校关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古语云,与虎谋皮。虎有皮,人欲取之为革,必先杀死虎,是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毛万岁的“好学生”柯庆施对知识分子总结了两点:“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毛万岁则总结了四点:“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

在汉字中,“牢”就是“牛棚”的意思;在接下来的日子,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到囚禁。囚禁的地方不叫“牢”,叫做“牛棚”。在传统时代,历代统治者是非常尊重知识分子的,“士可杀不可辱”,但到了牛棚时代,知识分子面对的不是“杀”而是“辱”。摩罗曾在他的《耻辱者手记》中写道:

他们一群一群地被赶进了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实际上就是政治集中营,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了捍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已没有一丝知识分子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自我、没有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

从60年前开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到了边缘化的尽头。”体制试图消灭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精神。不是要杀掉知识分子,而是要打断所有中国人的脊梁,“夹起尾巴”做狗。韦君宜说:“我在年轻时入党时对着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没有想到的是,有时候甚至要牺牲自己的良心。”一旦失去良知,这个知识分子作为个体也就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行尸走肉而已。

1968年12月20日,70岁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自杀,当局从他的口袋中找到一个纸条遗书:“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即使死,他依然要向权力效忠。同样一个翦伯赞,他在40年代强烈批判蒋介石政权说:“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章诒和这样评价道:“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苏联帝国覆灭之后,随着大量尘封的档案公开,这个红色政权的暴力恐怖程度令人毛骨悚然,正如法捷耶夫自杀前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所说:“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在一个依靠权力和暴力支撑罪恶体制下,作为知识分子不仅是困难的,更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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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巴黎人在凯旋门送走了拿破仑,一个站在云端的“伟人”;45年后,他们又在凯旋门送走了雨果的,一个为法国所有弱者呐喊的作家。几千年欧洲文明的积累,才最后在法国完成这样一个转变。从这一天起,法国人终于明白,不是因为有了拿破仑,而是因为有了雨果,巴黎才得救了,法国才得救了。拿破仑说过,世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暴力,一种是精神。如果说拿破仑是前者,那么雨果就是后者。

回顾中国现代史,不得不承认一种可怕的事实,作为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列宁),毛万岁借助现代国家机器,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这是传统君主做梦都想不到的。如果说从前一个遭到迫害的人还有来自民间的慰藉的话,那么现在他却成了“全民公敌”。当一个国家彻底消灭了高贵和骨气、批判和智慧之后,一个完美的和谐社会就完成了,放眼望去,都是无边无际奴颜婢膝的奴才和蠢材。正如古希腊智者托拉休马可斯所说,“所谓正义,除了强者的利益,别无其他。”人作为一种智力型动物,知识分子象征着人类的希望,一个没有知识分子的国家和民族必将沦为人类的次品和耻辱。

如果说暴力是军人的产物,那么法律就是知识分子的产物。与暴力相比,法律无疑是人类的文明的象征,因为即使兽类,也懂得暴力的意义,但只有人类才会制定法律。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法律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第一尺度。《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民国时期,《观察》杂志扮演起中国知识分子陪审团的道义角色,可以说,这是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第一次滥觞。他们奋笔直书,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毫不留情的杯葛与批判。朱自清、向达等13位教授联名以“保障人权”为题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肆行搜捕”,并要求“将无辜被捕之人民从速释放。如果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也应从速移送法院,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次年,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对此,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等48位教授公开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从法律的角度批评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法性,指出“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坦陈自己的合理意见,以此要求政府改变错误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大学教授的这些集体抗争,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化宣泄,建言立论均以法理精神为前提,折射出他们建立在深厚专业能力上的对社会弊端的诊断能力与主持公平、公正的理性批判能力,这是教授自信的基础。其次,这些批评立论体现了教授忧国忧民的人格品质,映衬出他们不愧是公共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带头人。

即使进入新中国之后,一批经历过现代宪政法治精神锻炼的新型官员同样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当时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就反复强调:“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 毫无疑问,在一个反正常的体制下,贾潜希望将中国建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的梦想很快就成为一场噩梦,这些充满诚意的忠告立即被认为是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从而遭到猛烈的批判,他本人更是遭遇到无尽的残酷迫害。

作为一种反衬,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曾直言不讳地说:“文化部就是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公安部!”思想警察的面目昭然若揭,这一切似乎都印证了奥威尔《1984》的不幸预言。这部写于1949年的小说中,“老大哥”无处不在,“老大哥”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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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顾炎武曾经说过:亡国必先亡士。古代的“士”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代表国家的智力水平,也代表国家的精神高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反右到文革,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官方到民间,中国几乎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肉体消灭殆尽,也将知识分子精神彻底摧毁。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可怕境地,直到毛万岁的生理死亡。

从1976年的清明节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的小草开始钻出寒冬的土地,接下来“春风吹又生”。近乎崩溃的体制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来获取民众的谅解和合法性,这一做法无疑是有效的,从文艺界到思想领域,劫后余生的知识分子精神开始复苏,进而将中国带入一个万象更新的1980年代,“文化热”的背后是一场充满希望的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刚从“牛棚”里爬出来的学者、专家、教授们又一个个衣冠楚楚、风度矜持,俨然都是社会中坚、国家良器,再加上几篇文章一鼓吹,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图书馆座无虚席,书店里人满为患。

对中国来说,仅有知识分子是不够,还要有广泛的知识分子精神,让中国恢复正义和良知。这一切社会变迁得益于构成新体制力量的知识分子。朱镕基、王蒙、费孝通和钱伟长等都是那一时期咸鱼翻身被重新启用的知识分子。

在70年代末期,北京出现了著名的民主墙,人们甚至可以张贴批评政府及其政策的大字报。在80年代,抗议行为的最公开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的集中批评和学生的一系列游行示威行动。

1986年11月,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费孝通接邀请之后,严令“民盟”成员“汲取1957年的教训”,禁止参与此类活动,并立即向社团揭发……事实上,从1957年镇压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集体失去了自五四以来建立起来的正义话语权。在后毛时代,新生代的知识分子作为良知和正义的代表,无疑与既得利益发生了冲突。知识分子遭遇到了来自体制毫不留情的残酷暴力。秀才遇到兵,淑女遭遇莽夫,暴力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直面对的困境。暴力的作用在于“虽然不能解决问题,但能取消问题”。此次灾难之后,体制再次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大规模地清洗,知识分子全部被驱逐到媒体和学校,然后以酷吏组成的权力来进行严厉的控制。

经过净化的体制完全“去知识分子化”,一个反良知反正义的纯净利益集团打造成功,他们垄断了一切暴力和权力,甚至话语权。“囚禁”或者“圈养”知识分子的媒体与学校遭到酷吏的严厉监视审查和打压。人类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体制,知识分子沦为被劫掠到山寨的“账房先生”。正如雷蒙·阿隆所说,“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人员”,其“研究或思维不再是无偿的活动,而是谋生的手段。”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强烈批评了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业余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存在。他把业余性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业余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他们的动力来自兴趣、普遍的关怀,而不是利益和专业化。而专业的知识分子总是遵从体制,缺乏批判精神,著书只为稻粱谋。

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典范,鲁迅被权力逐出中国孩子的教科书,钱钟书与季羡林的走红标志中国一个犬儒时代的来临。一个研究梵文的普通学者因其效忠权力,因此获得了权力给予的万般荣誉。温家宝表扬到:“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这个“国学大师”的名言是:“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他在《牛棚杂忆》中甚至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我们把这个阶级(知识分子)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在物质利诱和暴力威胁下,知识分子精神在中国不断的泄散和萎缩,虽然还有苦苦坚持者,他们不是被赶到外国,就是呆着监狱。剩余的基本都被“软禁”在体制的角落,被彻底边缘化,沦为倡优般考据苟蝇的犬儒。国学热的兴起与学术界万马齐喑正是知识分子被打压消解的结果。余杰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90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尊严的丧失,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灵魂的缺席。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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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先驱胡适先生在台湾时,每天都要收到无数来自另一个体制的辱骂攻击的信件,他试图一一回复,别人劝他说:一个处女怎么能跟一群流氓恶棍搏斗呢?2012年1月11日,颇有胡适之风的知识分子余杰携全家从北京国际机场出境,据称几年内可能不会再回中国,这实则是一种政治逃亡。作为独立作家,余杰秉承自由主义精神,以批判暴力杯葛权力为己任,著作颇丰,包括《火与冰》《铁屋里的呐喊》《香草山》和《中国影帝》等。毫无疑问,余杰比“特立独行”的王小波走得更远,他遭遇到的已不是“被设置”的困惑,而是“被捶”的灾难。据说他在此前的软禁期间“差点被秘密警察活活打死”,这种悲惨遭遇艾未未早已领教过。暴力的用处在于通过伤害一个人的身体,以此报复其思想,而思想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独特标志。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所有权力都离不开其最原始的出处——暴力,失去暴力的支持,权力就不复存在,但暴力永远无法替代权力。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指出:“暴力总是能够摧毁权力;一只枪管所发出的命令是最有效的命令,带来的是最及时的和最完全的服从。永远不会从枪管中生长出来的是权力。”权力的暴力化不仅取消了权力的合法性,也取消政治本身,所谓政客不过都是些恶棍和流氓,他们依靠谎言和恐怖维持非法的权力。政治暴力使社会走向暴力化,知识分子沦为苟且的犬儒,道德沦丧使整个社会走向溃败和解体。

有人将2011年称为“文革元年”,“三妈的”不仅象征着知识分子精神的没落,更预示着野蛮与暴力的“王者归来”。以孔庆东周其凤为标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聚集地的北大已经沦为社团的“党校”,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北大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中国重新回到军人体制下的酷吏时代,从一个城管、警察、街道办主任、局长、市长到封疆大吏,无一不是军人出身或者流氓酷吏出身。暴力镇压以“刚性维稳”的国家制度甚嚣尘上,实名制将全体国民置于一个强大的监狱管理体制下,“老大哥在看着你”。干部学校成为一个效忠和洗脑的车间。体制拒绝一切关于良知和正义的想象,暴力和金钱成为体制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民众只有在暴力和金钱层面才有意义,民众的存在不过是权力的对象。

余英时先生说:“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作为知识分子,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痛苦是难免的,因为他们都将遭到体制的严厉打压和摧残,体制不需要良知与正义。体制也不是没有思想,体制的思想依然停留在100年前的法西斯时代。当时的世界是一个丛林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四处弥漫,弱肉强食,强权就是公理,落后就要挨打,枪杆子里出政权……当人们嘲笑北朝鲜还停留在冷战时代时,其实当下中国比它兄弟更古老。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这个体制需要的不是智慧和良知,而是一群娼妓、鹰犬和打手。

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说:“体制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开始你抗拒它,然后习惯它,最后离不开它。”体制的存在本身就是反思想的,它拒绝一切关于人类传统和良知的想象,权力规则或者说暴力规则(血酬定律)是它运行的唯一动力。对这个时代的中国来说,谈民主谈人权谈启蒙都是荒诞不经的,因为连人类基本的常识和良知都已经不存在了。一个失去知识分子的国家不过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而已,如同一个植物人,你甚至无法断定它是否还是一个人,更不用说它是否还有生命。

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人文主义者拉波哀西在《自愿奴役论》中曾说:“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前辈只是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绁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作自然状态。他不清楚遗留给他的权利,不知道自己或者他前辈剥夺了什么东西。”“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在一个犬儒时代,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曾经创造了一个奇怪的经济学理论,叫“钻狗洞”。“钻狗洞理论”是说:“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可能会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不知这个“钻狗洞理论”是否有望获得诺贝尔奖。另一个被称为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曾经预言中国将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他对了一半,一个中国罪犯获得了和平奖。

1957年,老舍在《创作与自由》一文中鼓吹作家的写作自由;转眼反右开始,老舍立即识时务地对胡风展开毫不留情的批判。结果老舍仍然在劫难逃。听到老舍自杀的噩耗,胡风愤慨道:“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许纪霖先生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有“外圆内方”的特点:“现实是如此的恐怖,统治者是如此的残忍,人们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没有顾虑,……于是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喻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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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真正的本质和意义就在于从心里厌恶一切肮脏的、卑鄙的、虚伪的、粗俗的东西,一切贬低人和迫使人痛苦的东西。”这句话出自高尔基。在俄语中,“高尔基”的意思是最大的痛苦。这个“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有一部少为人知的文集,叫做《不合时宜的思想》。在一种野蛮体制下,思想必然“不合时宜”,知识分子必然“不识时务”。作为蒙古帝国和沙皇极权的继承者,暴力化的苏维埃帝国从1922年起,就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驱逐知识分子,100余名俄罗斯精英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离开祖国,投向西方——只有清除他们,才能“净化俄罗斯”。这就是著名的“哲学船事件”。事实上,列宁时代的“哲学船”比起斯大林时代的“古拉格群岛”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一个集权的暴力国家里面,作为社会良心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始终是有一种犬儒化趋势。对于伟大的索尔仁尼琴来说,即使他曾经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憧憬而使他对政府的暴行保持了沉默的态度,但一部厚重的《古拉格群岛》足以证明他的勇敢。索尔仁尼琴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

独立作家黎学文在他的微博中写道:“去年几次聚会,朋友们都说余杰张大军在准备移民,我还疑惑:会让他们走吗?这次他们都走了。良心知识分子纷纷用脚选择离开,类似逃亡,当一个政权用暴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的时候,精英只有被迫离开,尽管他的末日还在持续,丧钟其实已经敲响。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黎学文的另一则微博则说:“清华大学的‘转型陷阱’研讨会上,感受最深的是知识界的绝望情绪;孙立平教授说:我内心的绝望比我的文字还要绝望。郑也夫教授说:谁都不是傻逼,上层更不是傻逼,大家一起玩完吧,这是国民性决定的。汪玉凯教授说: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体制了。”著名的中国当代史学家高华先生去世之所以在网络上成为一个颇为悲情的公共事件,是因为他焚膏继晷呕心沥血的研究和作品竟然成为体制下的“禁书”。这个体制内一生坚守研究中共党史的知识分子,直到临死前才勉强出版了一本书。

犹太人的塔木德经上说:一个出身卑贱的学者比一个不学无术的祭司更加伟大。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事实上,中国从来不乏傲骨铮铮的知识分子。在郭沫若钱学森们曲迎圣意春风得意时,出身名门的黄万里与梁思成马寅初等一代正直学者宁愿承受打击迫害也不愿放弃良知。从早先的反对三门峡大坝到后来的反对三峡大坝,直到去世,黄万里所有的诚恳建议几乎从未受到官方的重视,更不用说被听取和采纳,而他的许多作品也一直都无法在与时俱进的中国被准许发表或出版。2001年8月20日,黄万里的学生们将他的文章汇编整理自费印刷了500本没有书号的《黄万里文集》,作为他90华诞的纪念。7天之后,被中国民间誉为“当代大禹”的黄万里逝世。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文字本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常常会沦为一场暴力灾难,中国历史因此充斥着数不清的“文字狱”。梁文道近日的一篇专栏文章称:有一次他搭机从香港去南京演讲,入境时被神色紧张的边检人员叫到一边开箱检查。梁文道开玩笑说:“怎么啦?看到一包包粉末?”这位敬业的中国执法者说:“不,一样严重。你带了很多书。”梁文道由此感叹:“书的危险程度原来和毒品差不多!”正如摧残、囚禁和消灭一个知识分子身体(“坑儒”)是为了扼杀思想,同样禁书焚书同样也是为了消灭思想,特别是异端。在思想和良心都成为一种犯罪行为时,真正的知识分子便沦为思想犯和良心犯,从而遭到暴力迫害和打压。因此在东欧和前苏联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没有坐过监狱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知识分子是真理的孩子,而不是权力的宠臣,在很多时候,真理常常成为权力和暴力的公敌,知识分子沦为权力与暴力的祭品。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激愤地写道:“在一个监禁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之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

辛亥百年如同一场轮回,2011年已成往事,2012年拉开帷幕,中国又回到了一个龙年。当启蒙成为一种禁忌,从体制内的高华黄万里到体制外的王小波余杰,知识分子在中国不仅愈来愈边缘化,其生存空间日益逼仄,甚至连存在本身都越来越成为问题。失控的权力暴力在消灭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消灭了常识与良知,所以“文明”与“和谐”完全依赖谎言的裱糊。暴力法则与血酬定律使中国继续在蒙古鞑靼开创的野蛮与蒙昧中滑行。

“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而对待农民的态度则可考验这个民族的良心。”中国传统社会,士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他们在政治、文化与道德上都占据着社会中心的位置。“士”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孟子对其的定义是“无恒产而有恒心”,有别于普通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鲍曼曾说:“在这样的一种消费文化的背景下,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没有立锥之地。”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医;失去知识分子的精神,就如同一个人丧失了免疫功能,电脑卸载了防火墙;人性就失去美德至善和公正,只有自私自利和伪善;恶必然战胜善,邪恶战胜正义,每个人都陷入对每个人的战争。所谓流氓,就是丧失精神家园和道德感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流氓是知识分子的反义词。

从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的本质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是人性与自由主义,而不是某种简单的政治立场。虽然当下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有很多,但可以促进中国进步最直接、最有力的推手只有一个,那就是新闻和言论自由。作为知识分子精神的重要意义,只有实现言论自由,人类社会才可以重新确立良知、找回良心。一个拒绝良心的社会必然害怕言论自由,从而导致谎言与暴力盛行。当一个社会消灭了知识分子以后,流氓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力量,他们挟裹着一个社会,绑架了整个国家,向着没有未来和希望的罪恶深处奔去。对一个流氓来说,不要说正义和良知,连道理都是不存在的,跟不用说法律和程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因为他不仅是失败的、孤独的,而且他成为一个笑柄,连同良知、正义、未来、责任、智慧、尊严一起,都沦为一个荒诞的话题。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