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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病人——作曲家王西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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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瑞士演出结束,王西麟谢幕。音乐会演奏了他的新作《黄河协奏曲》和《喜剧的对话》。以“喜剧”命名,其实有一个沉重的主题:“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告状的逻辑在中国几千年没变。

“有人说他是疯子,有人说他的精神处于裂变中;有人说他是海明威式的硬汉,有人说他是孤独的行者。”

” 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好的作曲家;有人说他的音乐一钱不值。很多机构对他的态度有一种默契:“作品可以演,话不要说”。”

” 他是作曲家王西麟,也是一个病人。”

2011年11月19日,第五次个人专场音乐会结束,作曲家王西麟把江南春饭馆的服务员小王送回住处。

这天下午,16岁的小王有一个特别的任务,陪着75岁的作曲家走台。他在北京中山音乐堂的大厅里接人、发票、合影,她替他拎包、拿大衣——王西麟没有学生,惟一的女儿在德国求学。江南春饭馆离他家走路不到3分钟,来北京不到半年的小王是山西长治人。《太谷秧歌交响组曲》是当晚音乐会的压轴之作,太谷和长治离得不远,也是山西的一个县。

送走小王,王西麟拖着患“退形性劳损”的双腿,爬上四楼的家,等着他的是白开水就干饼子——这是他在每场音乐会后的标准食谱。这天晚上,王西麟独坐良久,白开水之外,又喝了两杯红酒。

“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建基于欧洲的先锋派。中国的作曲家和世界隔离了数十年,而王西麟能不受限于他国家的主流乐风找到自己独特的语言,他值得成为格拉维委音乐奖这样严肃奖项的得主。”十年前,当代大师波兰作曲家潘德列斯基曾这样评价王西麟的《第四交响曲》。

“这是大师的作品……充满火焰般的力量。”六年前俄罗斯作曲大师索菲亚·古柏多琳娜对《四重奏》和《铸剑二章》赞不绝口。

但“墙内开花墙外香”、“出口转内销”的成功路径,在王西麟身上并不起作用。

尽管国外乐团不断发出创作邀约,作品演到了罗马、巴塞尔、科隆、柏林、旧金山、福冈、台湾、香港……但在北京,王西麟依旧是个孤独的人,“想找个人说话都难”,最寂寞的时候,他会找出《鲁滨逊漂流记》的碟片,看另外一个孤独的人怎么过活。

《云南音诗》: 引来迟到的伯乐

2010年11月6日,48岁的苏立华在苏黎世听到巴塞尔小交响乐团奏出《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个音符,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一个作曲家用生命谱写的音乐终于可以被世人听到。”

苏立华尤其喜欢《钢琴协奏曲》的第二和第三乐章。“(第二乐章)好像黑暗中有一个人,在离他几百里以外的地方,有针眼那么大的一点亮光,给他无限期待。”第三乐章清澈明亮,钢琴以歌唱的琶音飘在乐队的叹息之上。

2010年8月25日上午,写完第三乐章的最后一个音符,王西麟流下眼泪。四个月的创作时间,好像死过一回。

迟至2008年,在古典音乐界工作多年的苏立华才知道王西麟。德国科隆室内乐团的首席黑管演奏家弗朗茨·奥利弗告诉他:你们中国有个叫王西麟的作曲家,值得关注。

在荷兰音乐频道唱片公司(Channel Classics Records)任驻华首席代表的苏立华马上搜集王西麟的资料,最容易找到的当然是在国内外演奏过几百场的《云南音诗》。一听之下,苏立华相当惊讶:一个从没去过云南,只是听了几首云南民歌的人,却把云南味道抓得那么准确。

见到王西麟,苏立华发现,这位几乎没有公开出版过唱片的作曲家创作过7部交响乐、5部交响组曲、10部交响诗、13部室内乐作品和若干声乐、器乐作品,而按他自己的标准,通俗浅显的《云南音诗》充其量只算“成名作”。王西麟请苏立华听自己8年前创作的《第四交响曲》。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音符充满整个空间,苏立华发现:当年写下《云南音诗》欢快音符的年轻人,已经变成了中国的肖斯塔科维奇。

2009年,瑞士“文化风景线艺术节”艺术总监尤里安·库依曼请苏立华为来年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艺术节推荐一位作曲家,苏立华毫不犹豫地说出了王西麟的名字。尤里安·库依曼听过王西麟作品录音、读过总谱之后,经巴塞尔小交响乐团全员投票,慎重地向王西麟发出创作邀约。

王西麟决定借这个机会,写一部钢琴协奏曲,献给自己的钢琴老师陆洪恩。这个梦他已经做了好多年。

《钢琴协奏曲》:被枪毙的恩师

1957年在上海军乐学校训练班,陆洪恩教过王西麟半年钢琴课。多年以来,除了谦和之外,王西麟对这位钢琴老师没有更深的印象。1971年,作为“内部专政人员”已经在山西炼狱八年的王西麟“串联”到上海。昔日的同学悄悄告诉他:陆洪恩被枪毙了,死的时候仪态从容,高喊“赫鲁晓夫万岁”。王西麟不敢接话,也不敢深想。

2008年,一个叫刘文忠的陌生人寄来一本陆洪恩传记。不久,王西麟接到陆洪恩长子陆于为的电话,问能不能写回忆父亲的文章。王西麟很为难:我跟陆先生接触不多,恐怕回忆不出太多,×××、×××和×××跟陆先生学过两三年,何不请他们写?

“×××”们都没有写文章。2010年,王西麟却在报上读到陈丹青的一篇短文,回忆15岁时跟几百个同学一起,在电视上看陆洪恩公审,然后跑到延安西路转角,等着刑车开过。刑车被钢板封闭,少年们不知道哪辆车中押着被击落下颌的陆洪恩——他曾冒天下之大不韪直言“工农兵应该向贝多芬学习,而不是贝多芬向工农兵学习”,也曾直抒胸臆大骂“样板戏是破烂女人搞的破烂玩意儿”。

什么样的音乐才配得上陆洪恩强大、纯净的内心?

2009年底和2010年的春夏,王西麟像一个困兽,在家中反复踱步,深夜给远在德国的女儿和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打电话,诉说创作中的焦虑、得失。

林冲是他大脑中的第一道电光石火。林冲误入白虎堂,一边被拷打一边甩着辫子唱“八十军棍打得我冲天愤恨……”他立刻跑到梅兰芳大剧院,买回一大堆京剧带子,看袁世海、李少春,看《野猪林》、《李慧娘》……

秦腔紧跟着也来了。自幼及壮,王西麟在黄河中游的陕甘晋一带生活,看过很多秦腔老戏。年幼的他对《游龙戏凤》一类贵族戏不感兴趣,偏偏对苦戏记忆犹新。

“那些遭罪的人、被陷害的人,哭腔特别厉害。”王西麟印象最深的是《走雪山》。一家人被魏忠贤所害,就剩小姐和老仆曹福,两人爬过大雪山投奔亲戚,老仆冻死了,小姐一声“老曹福……”满腔悲愤从丹田拔入云霄。在另一出戏里,忠臣面对奸臣,步步紧逼:“你……你……你……这个奸臣”,话音未落,奸臣把忠臣杀了。

这让王西麟有了主心骨:“我常想,‘风萧萧兮易水寒’当年是用什么调子唱出来的?今天的语言跟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呼喊是一样的。”

乐队排山倒海地渲染鞭打,钢琴是屈死的冤魂,中国戏曲特有的“复调”——绕弦和紧拉慢唱将两者啮合在一起。

四个月,草稿积了厚厚一叠,橡皮用掉八九块。有时他整天关机,害怕任何打搅;有时他趴在桌上睡着,被钟点工捅起来吃饭。没有钟点工的时候,十根油条、两盒凉面是他一天的伙食。

对于王西麟来讲,《钢琴协奏曲》这个毫无指向性的名字,其实有明确的靶心——创作于1970年的《黄河钢琴协奏曲》。

“黄钢协”从抗战时期广为传唱的《黄河大合唱》改编而来。“创作者做了最大但仍然有限的努力,‘黄钢协’充其量是改编,不是创作。”私下表达对“黄钢协”不屑的不乏其人:原创程度太低,肖邦、柴科夫斯基、拉赫马尼诺夫的影子随处可见。王西麟却把这话大声说出来。

创作“黄钢协”时,《黄河大合唱》的词曲作者冼星海、光未然已经被打成“文艺黑线”。协奏曲既要借鉴《大合唱》的音乐素材,又要跟原作者拉开距离,在第二乐章加入《信天游》的引子,在第四乐章加入《东方红》、《国际歌》的音乐主题。海外媒体或直说它是“可怕的音乐作品”,或揶揄是《华沙协奏曲》的“表兄”。

“‘文革’已经过去34年了,和‘语录歌’一样代表‘文革’文化的‘黄钢协’至今仍在演奏。中国音乐界40年拿不出一个新作品?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羞耻。”面对不同的听众,王西麟曾大声疾呼。人们要么沉默,要么微笑。

王西麟在下放山西雁北文工团时的留影。身后这间屋子,后来成为夜晚拷打他的地方。 (受访者/供图)

起点“匪窝”:找上门来的音乐

1949年,王西麟跟音乐结缘完全是个偶然。

那年7月,西北野战军向新疆进军,路过甘肃平凉,就地吸收“新鲜血液”。放学回家的平凉中学学生,看见传达室门口站着两个穿黄军装的男人,一个拉提琴,一个拉手风琴,很快围了一圈。王西麟去拨动乐器,他在教会小学玩过手风琴,也识五线谱,格外显眼。两位军人把他带回了兵营。

父亲王缄三当过岐山县县长、胡宗南保安处的处长。1945年,失业的王缄三流落到甘肃平凉。西北赋闲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大多聚集此地——这是王西麟在1964年“社教运动”中知道的,人们挖掘他的反动根子时经常会说“平凉是匪窝”。

“匪窝”有些小书店,王西麟经常去站读契诃夫、高尔基、巴金、胡风、碧野……哥哥是他的第一位文学老师。

在“匪窝”,父亲的营生是贩卖布匹。生意不好,傅作义的堂兄傅静斋从旁指点:何不投奔我堂弟?大家都是山西人,你又做过官……王缄三辗转到了张家口,1948年底终于找到了傅作义。有人说父亲做了县长,但王西麟认为父亲充其量是一名勤杂人员,他寄金圆券回家的信封上印着“张家口敌伪财产管理委员会”。

不久,张家口吃紧,被傅作义派去支援的嫡系35军在新保安被解放军全歼,后勤人员王缄三死在乱枪里。丧父的打击加上失恋,哥哥试图自杀,出院后沉默寡言,后来慢慢痴呆。因为家贫,王西麟也一度失学。

上过一年初中,在部队文工团算高学历,王西麟被委以拉手风琴的重任。1952年,解放军要成立军乐团。西北野战军第11师从冯玉祥旧部里招揽了一批军乐教官。很多军乐是从西方古典乐曲里来的,品质相当纯正。王西麟很快脱颖而出,当上小教员教战友乐理。1955年,解放军在北京成立中央军委军乐指挥专科学校,一个师选一个人入学,19岁的王西麟成为当然的人选。

每有空暇,他就钻进学校资料室,听贝多芬、德沃夏克、格里格……他觉得学校的水平太低。校方一边批评他“个人主义”,一边秉承“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把他送进了水平高一些的上海军乐学校。在那里,王西麟碰到了陆洪恩。

上海军乐学校只上了半年,学校解散,学员各回旧部。王西麟心有不甘:音乐学院的门槛有多高呢?开夜车写出一首《青年战士进行曲》,去投考上海音乐学院,一考即中。

1958年,王西麟是“上音”有名的积极分子。谁都知道作曲系有个穿黄军装的大个儿,劳动卖力,对学校里受旧式教育,穿高跟鞋、抹口红、上台演奏一摆一扭的教员一千个看不惯。

1960年,王西麟的姐姐被打成右派,遣送到新疆劳改,来信里字写得非常潦草,跟弟弟要红糖要草纸。

暑假,学院的两个尖子留下来学琴,不久从国外拿奖回来。王西麟自觉矮了一大截。

王西麟爱上一个钢琴系姑娘,去表白,却被对方一把推开。王西麟在公园淋了一夜雨,进校之后一直膨胀的政治优越感第一次被业务上的自卑感击败——一向被认为技术最强的钢琴系才是“上音之花”。“一定要学技术,没有技术寸步难行!”冷雨钻进脖领的时候,王西麟对自己说。

要写交响乐,先要写一部四重奏。大四下半学期,王西麟用三个月研究四重奏的技术,用25天写出三个乐章的《弦乐四重奏》,虽然水平不比因“梁祝”而名声大噪的何占豪的同类作品低,但何的作品能在全校演出,《弦乐四重奏》却只在系内做了两次讲座。

潘多拉的盒子就此打开。王西麟迷上了作曲,他相信只有个人奋斗才能自己救自己。“四重奏”证明,在创作前先独立解剖大师的作品是切实可行的。王西麟一生的苦修从此开始。

落难山西:管不住的嘴

四支竹竿立起,破布周遭一围,几盏汽灯在风中摇曳。台下两堆火,看戏的人坐在土疙瘩上,前心烟熏火燎,后心被山风吹得冰凉。1970年代的山西,白天只能唱样板戏,老百姓不爱听。土剧团要吃饭,只能钻到山沟里,半夜搭台;只要有戏听,下大雨老百姓都不走。

“一颗明珠土内藏,千年未曾放豪光,我是南朝一员将,大破幽州落番邦。”《乾坤带》里杨八郎的唱腔让王西麟悲从中来。他钻出人群,裹紧破大衣,爬到附近的山包上。向下看,铿锵的锣歌被风吹得走了样,鬼火一样的汽灯仿佛随时都会熄灭,台上的悲欢离合让台下看得发痴。

“陈子昂就是这样‘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关汉卿大概也这样吧。”那一刻,王西麟觉得一千年的悲怆都在自己身上。转眼已是下放山西的第十个年头,自己刚过而立之年,牙已经掉了一颗,希望尚不知在几千几万里以外的地方。

1962年,王西麟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央广播交响乐团。到岗即失望,乐团以伴奏和为广播节目配乐为主,根本不搞交响乐。1964年,“给领导干部下楼洗澡”的“社教运动”进入尾声。经领导一再启发,年轻的创作员终于没忍住,自以为有理有据地批评中央广播局“民族化、群众化、广播电视化”的文艺方针。

厥词一出,先是开除共青团,下放郊区劳动一个月,继而被定性为“内部专政人员”。28岁的王西麟吓得瑟瑟发抖,自觉自愿地深挖“阴暗心理”:看到红色和毛主席像都害怕,睡梦中父亲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床头……越交代越糟糕:此人不能在北京的喉舌部门工作,下放山西。

“三千个农民才能培养一个大学生,我太糟糕了!”带着洗心革面的决心,王西麟来到只有三四十人的雁北文工团。没有钢琴,没人识五线谱,王西麟重新拉起手风琴,无非《十二把镰刀》、《大海航行靠舵手》。

王西麟实心实意要把每个人当作好人,给他们讲课、打饭、打洗脚水、扫地、扫厕所,扛最沉的道具箱子,爬上浮土寸许的土礼堂横梁挂幕,争当“五好”队员……白天干苦活赎罪,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做复调习题。“业务千万不能丢。”王西麟告诉自己。

批评交响乐“民族化”的王西麟,此时认真学起民间音乐,用以歌颂“三面红旗”和当地先进。《藏寨大合唱》共七个乐章,有前奏、有尾声,配器讲究,旋律雄浑,在当地传唱一时,它的作者却越来越看不到希望。1965年冬天,下放已整整一年,回北京的事却没人提,王西麟开始整宿说胡话,大喊大叫,被确诊为“神经官能症”,住进医院。

住院第六个月,“文革”开始,王西麟的档案公布。人们很快知道他攻击过党的文艺方针,是被北京的单位开除的。一队人马冲到医院,戴高帽、挂黑牌、大会小会、文斗武斗,折腾半年,大串联开始,王西麟被革命群众暂时遗忘。他趁乱坐火车跑到太原,土黄色的大街小巷满是国家副主席被极度丑化的长脸漫画。

省歌舞团的革命群众发现一个不知从哪里跑来的大个子,会拉手风琴,能指挥,会作曲,在派系争斗中为本派说话,拉他入了伙。王西麟风光了好一阵,他甚至调出了自己的档案。1955年“肃反”的结论写道:王西麟同志1949年9月参加我军,工作积极肯干,对他的父亲的历史并不清楚,是逐渐了解,逐渐交代的……

档案在手,隐瞒成分的说法不攻自破,王西麟拿着这份法宝回到北京要求平反。可“清理阶级队伍”在这时开始了,王西麟又被卷回大同。

1968年秋,工宣队进驻文工团,大字报再一次铺天盖地:王西麟写的《藏寨大合唱》是毒草,把劳动人民愉快的劳动写得沉重不堪;王西麟教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让我对着空虚的茫茫大海歌唱……

1968年10月28日,夜里11点左右,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王西麟出来!

王西麟穿上裤子趿拉着鞋,刚走到门口,就被黑布蒙上眼睛,毛巾塞进嘴里,麻绳反绑双手。三五个人推搡着王西麟走进一个房间。“脱裤子,脸贴墙站好!”一声大喝,审讯开始:王西麟!最近团里丢了一个箱子,里头有你的档案,是不是你偷的?

王西麟反而不怕了:偷箱子纯属子虚乌有。对方使出杀手锏:“为什么你听《东方红》、看见毛主席像和红色就害怕?”王西麟百口莫辩,只能挨打,两个小时后,下肢皮开肉绽。

大同呆不住了。王西麟把从北京带来的四个喇叭的收音机60块钱卖给一个罪状略轻的“牛鬼蛇神”,穿上最结实的一双破皮靴,准备伺机而逃。逃到哪里去?十几岁当兵归了组织,一想到要当盲流,王西麟心惊肉跳。

从1968年底到1969年底,整整一年,“地富反坏右”们胸前挂着黑牌,一根绳子牵着,从一村跋涉到另一村。天还没亮,大地一片肃杀,方圆几公里只有一列蝼蚁一样的人在冰封的河流上徐行。每到一处,先关进一间小屋,在满屋臭屁味中等待凌辱。批斗时的经典站姿是“喷气式”。一个小时,三个小时,六个小时,汗水吧嗒吧嗒掉在地上,冷不防后面人踢膝盖窝,坏分子一下子趴在地上。

没过多久,跟王西麟一起被揪出的一个人精神失常。王西麟的门牙被打掉,左耳丧失了30%的高频听力。

王西麟(左上)与哥哥、姐姐、妈妈在一起。姐姐后来到新疆劳改,哥哥精神失常。这是全家人为数不多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

长治方舟:千重万重的门

1970年底,命运的手翻云覆雨,晋东南地区的司令员要跟着大形势搞样板戏。但晋东南歌舞团没一个人会看谱,有人点拨:大同有个能人……司令员手一挥:这个人我们要了!

临近年关,雁北文工团去平陆县办学习班的卡车即将出发,连人带行李已经装车完毕。突然有人面无表情地在车下喊:王西麟!下车!

王西麟的调令在最后一分钟来了。他被压在一层层的岩石底下,不知道怎样才能透一口气,有人却一句话就把千重万重的门打开。从大同到长治,要坐一天火车、一天汽车。到站时,王西麟蹲在路边失声痛哭。

王西麟成了样板芭蕾舞剧《白毛女》的乐队指挥。经他一阵点拨,过去发不出声音的乐队很快就吹出响亮的曲子。灰头土脸了7年,王西麟又在人群中找到了跌碎已久的尊严。

1970年前后,一批有音乐才能的“破落子弟飘零户”汇集到长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的侄孙,阎锡山大老婆的外孙,各地乐团的下放子弟,能拉提琴、五线谱看得很溜的知青……王西麟是他们的头。

排练小型歌舞演出,排练样板戏,创作若干后来看是“说假话的音乐”,王西麟忙得不亦乐乎。他又能搞业务了,还能跑到北京、上海去看样板戏,甚至有权把会拉大提琴的“反革命分子”后代调进歌舞团。

丁玲也在长治,崇拜者去看她,带回一张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旧唱片。王西麟已经是“自由民”了,丁玲还是反党分子。听着原本属于丁玲的“贝九”,王西麟心头一阵热一阵冷。

很快,团里一位上海姑娘对王西麟表示出明显的好感。但王西麟不想谈婚论嫁,拖拖拉拉三四年,有人来通风报信:王老师,她和别人往大街上去了。王西麟急了,找姑娘谈话,“一说,她马上就过来了。”

这时中央广播乐团的指挥聂中民介绍王西麟认识了李德伦。李德伦读了王西麟在六七年前创作的《云南音诗》和《第一交响曲》,有意把他调到太原或西安大一些的歌舞团去。

1972年到1977年,王西麟的档案在西安、太原的文艺团体转了好几圈,没人愿意接收一个“内专分子”。

王西麟彻底绝望:“算了算了,哪儿也不去了,不让我搞交响乐就算了,我就在长治当中学教师好了。”

在心如死灰的38岁,王西麟结婚了。几天后,夫妻俩就开始吵架,丈夫还是想走,妻子却觉得:长治不错,自己已经是舞蹈队的小头目,丈夫在团里也受尊重,何必折腾?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一人独坐,背着庄子的《逍遥游》,王西麟经常流下又咸又凉的眼泪。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