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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万台湾青年 撼动总统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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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莓运动。

台湾有340万年龄在20到29岁的年轻选民,他们的选择足以摇撼总统大选的结局。

这几天,在台湾Facebook转贴最多的影片是这一支:「期末考后一天爆炸,我要回家投票」。短短三天就有七万次的点阅数。这个鼓励「首投族」返乡投票的影片,制作人不是中选会,不是台湾的两大党,而是一群大学生。台湾有340万年龄在20到29岁的年轻选民,他们的选择足以摇撼总统大选的结局。台湾青年为何关心起政治?又如何影响选情?

我们承认吧,不同时代有它的时代病!

二十年前,台湾解严前后的病是「无知」,好像冲破一党独大的恶魔,世界就解放自由;那时,我们独断地相信世界是简单的黑与白。直到经历两次政党轮替,庸俗化的政治吸纳社会动能,曾经魂牵梦萦的独断理想成了怀疑。台湾的时代病,也从二十年前对政治的「无知」变成现在的「无感」。

带着上一个世代的心情,随着选战,进入新一个世代年轻人的世界里,却也惊讶地发现,年轻人对政治的意向和参与,在「无感」中,悄悄起变化。

民进党执政八年,国民党执政四年,这十二年来台湾大行新自由主义,重发展轻平衡、河流山川持续破坏;倾向富人政策,年轻人目睹他们的父母或辛苦的中产阶级的失落,放着无薪假又挺着过劳的身体;好不容易读了大学研究所,月薪只有22K,他们成了「崩世代」(崩毁的世代)。

他们不再轻易信任政党和政治人物,更有些人开始把政治关怀纳入生活,扭转冷漠与无感。

国立成功大学政治系三年级的学生张芷菱,在总统大选前几天,满二十一岁。她成为首投族,赶上中华民国第十三届总统大选。同学们叽叽喳喳讨论投票行为,其中一位同学说:「我的票被买断了。我妈用中餐、晚餐还有一个计算机包,买了我的总统票、立委票、政党票」。张芷菱一边俏皮答道:「妳妈妈贿选喔!」一边为同学轻易把投票权让渡给父母感到不可思议。她脑中立刻计划起一个运动。她说,要年轻人要拿回自己的公民权。

此次总统大选时间较四年前提前两个月。投票日在1月14日,这对1月13日才刚考完期末考的年轻人来说,要长途跋涉回家选举,是不小的负担。于是,张芷菱拿着摄影机,跟着她成大同学返回家乡花莲,和同学们剪接成一分四十秒的短片——「期末考后一天爆炸」(我要回家投票),放上YouTube。

随着影像的流动,她们的诉求感性又充满力量:「我在台南念书,要回到台东,翻过大武山,越过塔瓦溪,就是家的方向。家不远,离我的梦想却很远。在这样漫长的旅途中,为什么,想决定自己的未来,这么艰难?我想让我的未来有所选择,我想让我的选择充满力量……」

这个作品在学生的Facebook上快速流传,鼓励三十万首投族返乡投票。课业与运动两头烧的张芷菱说,希望年轻人,不要习惯冷漠,要主动参与、勇于表态。

被豢养出的冷漠

这一代对公共事务的冷漠,有价值多元的时代因素,但更多是被豢养出的习惯。

1985年后出生的青年,今年最多才二十六岁。以1985年生为例,台湾经济成长率平均九﹪,人均收入在当年的3045美元,在八年间,快速提高至一万美元。在一个富裕年代长大的他们,对戒严少有感受,自由民主对他们就像呼吸空气一样平常,生活是玫瑰色的。

在他们的年代,政治沦为表演,政治人物像走唱艺人,他们总说,「政治肮脏」,敬而远之是常态。所以,如果你去问大学生,八九六四、或是公投法和ECFA,他们有听没有懂。

不得不承认,这世代被价值虚无和生活琐碎所笼罩。

短短三十年,台湾从威权进入民主,激情回落是常态。但另一面,政权轮替也让台湾公民社会萎缩不见了。

为什么槁木死灰的政治热情,却在沉寂多年后,再度复苏?

一夜被推翻的相信

2008年的陈云林事件,可能是初步的转折点。

当年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访问,当时有民众站在人行道喊着台湾独立,却意外被警察压制地上;合法抗议禁制区在距离陈十公尺以外之处,抗议声进不到他耳里;甚至民众在陈经过的地方拿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也被警察取走。

曾经,抗议和表达自由是台湾人民生活的一部份,那次,却举步维艰。这些画面随着电视与网络不断放送,震撼年轻人的视听。

这事件给大学生很大的冲击。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台湾民主,相信人民不会被暴力对待,相信言论自由。「那让认识世界的基本的价值,一夜被推翻了」,几位学生不约而同表示:「戒严传统,重新感受」。

这事件后来开启了跨校结盟的「野草莓」运动,师生们在自由广场夜宿抗议,诉求集会游行法的修法。学生在BBS呼朋引伴,中南部学生说,北部都声援成那样了,我们还在宿舍里吃泡面?台北都冲了,我们也去集合吧!于是纷纷走出校园上台北。

野草莓运动之外,这几年,台湾也有几个轴线在酝酿公众议题讨论的能量。

包括八零年代,台湾进行的小区总体营造,以及累积出一百多所散布各地的小区大学(每所平均一千名学生),累积了台湾基层社会讨论公共议题的空间,以及龙应台的思沙龙等和之后的青平台等思辨场域;还有05年乐生疗养院事件(因捷运通车而陷入拆迁危机)等,都把那股对公众事务发声的压抑,蓄积成随时释出的能量。

青年的公民能量因网络和高铁的出现,跨域,跨界。

过去三年间,从北到南的大学里,出现各种对公众题材关注的社团。他们不再仅止于法学院或社科院学生,医学院、艺术学院、传播学院、文学院都加入,背景多元;活动也不局限在北部,空间的改变让他们快速串连。这些都截然不同于二十年前。

他们的命名也很富有叛逆与活力。「台大意识报」是台大校内报,鼓励学生参与公众事务的可能;政大「返谷社」、台大「谷雨社」、交大「农学社」、清华「头前溪社」是护卫农田环境;成大「零貮社」是取名台语谐音「抗议」,而北艺大的「干扰学院」(对真实社会进行文化干扰),都是对公众事务的讨论与行动方案。

从菁英政治到生活政治

但对网络的宅世代而言,要使学生公民意识遍地开花,靠的不是殿堂里的知识或冰冷书本,而是真实体验。

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在台湾以实作运动著名。助理教授蔡培慧认为,这一代是原子化的世代,普遍缺乏对土地的感受与经验,没有机会感受不同阶级的处境。她的反省是,运动不能老去,必须更多生力军加入。

但青年世代对政治的关注,显然不同以往。

前几个世代有族群与政党包袱,但青年世代却丝亳没有。他们觉得,两党都很邪恶,于是保持大的警觉心,拒被收编。最明显的例子是,在他们运动的场子里,不愿意政治人物上台发言;他们的职涯规划中,也很少以成为政治人物为标竿。

以往相信选对人就可以改变一切的单纯也被打破。阿扁和老马的两次政党轮替,已让大家看到政治人物不可靠,必须把权力与责任拿回来,实质参与政治。这一代对政治的关怀主轴是「公平」,回归到贴近己身的生活政治。

以农村运动为例,蔡培慧连续三年举办了「夏耘农村草根调查营队」。营队在农村举行,近百位学生必须参与田间劳动,并对农村和农民们进行田野访调,写成文章。老师们并将他们的文章发表,为的是要学生看到农村的现实,真实的体会与认同,让他们从空中楼阁走下来行动。

台大法研所学生陈平轩是其中一位。他在前年暑假,参与由台湾农村阵线所举办的「夏耘农村草根调查营队」,实地走访彰化县,认识当地乃至贡献全国经济的「蚵经济链」;他并透过耳朵、眼睛和身体,实际去倾听农民的声音,感受土地带来的温暖与感动。

陈平轩写着:在那里有长达六公里的潮间带,放眼望去尽是白色招潮蟹窜动的画面,蚵田里的蚵农背着器具、提着采收的牡蛎,站在潮间带的背影……脑海里怎么也忘不了潮间带的自然和玩耍的孩子。

生活原本处处充斥政治与政策的轨迹,扩大学生的经验值后,自然会关注公共事务。

所以当政府准备在彰化县海岸开发「国光石化」厂(这项计划准备开发两千七百公顷的土地,日产三十万桶原油的炼油厂、年产一百二十万公吨乙烯的轻油裂解中心。但石化厂的高碳排不但破坏湿地,也影响当地农渔业和白海豚的生存。)这群有过农村调研经验的学生,就在短时间内,起而行动,甚至阻止政府的政策。

他们的抗议方式与以往学运世代不同,从实体到虚拟社区,严肃中带有游戏味道。

青年们成立「全国青年反国光石化联盟」,为避免国光石化环评通过,先在网络串连人群,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到环保署前静坐并投书,守夜抗议。

几所学校学生则串连印报纸,用不到三天的时间,从发想创意到执行,模仿台湾四大报,印出五千份的「中国蚵报」、「苹果蚵报」等,就像正式报纸那样在捷运站发送,预测政府为维持当地的蚵经济和生态,决定停建国光石化。当时《中国时报》还以半版的篇幅特别报道:学生的KUSO(注:恶搞文化,来源于日本)展现力量,反攻主体媒体。而学生更把国光石化制作成台版《阿凡达》影片(纳美族被现代世界破坏),讽刺国家政策,遍传网络世界。

这些能量最后汇集,促成总统马英九出面允诺,停止该开发案。

而2010年的的苗栗大埔事件(苗栗县为科学园区土地征收,强行强挖农民农地),当公民记者与农民把现场影像传上YouTube,学生们目睹怪手开进农田,把秧苗挖倒,铲掉整片田;以及农民阿妈饮农药自杀的消息传来,这些感官上的冲击,让学生们愤而起身行动。

法律系学生也关心起土地征收条例的修法及案例的研究,到各地方法院调出判例,去了解农民过往被征收的恶况,拟订更完善的修法内容,甚至制作广告品反对支持立法的立委;农村武装青年用音乐控诉对土地的不公。学生们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声援农民,她们知道农民阿姨的蕃薯得收成,于是学生留守,让农民先回去,彼此支持。

对政策和价值表态

青年看到「态度」和「表态」可能带来的改变。但他们不再单纯向政党倾向或政治人物表态,而是对政策和价值表态。

他们意识到,人权、民主、土地、环境的价值,得在一次次的事件中,被重述和强调。

所以,在这次总统大选里,他们从总统候选人的政策支票裹剖析,谁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候选人;网络原生世代还会运用「懒人包」,在Facebook上分享解读过后的政策。

从无知到无感,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时代症候群。台湾不再能回到二十年前那个纯真、黑白清晰的年代;但去中心化的多元,以及年轻社群的跨界跨域,使他们站在比以往都大的平台上,「交叉持股」式的关心议题,分享资源。

当然,带动改变的青年还是少数的孤独者。

就像美国诗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 )的诗,Road Not Taken(无人迹的路):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两条路在林间相叉,我,
我选择人迹罕至的那一条,
而那使一切多么不同。

总统大选无论结果如何,但台湾年轻人对公共事务的关怀火光已悄然亮起。

(阳光时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