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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赛萌:文革,一场远没有结束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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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赛萌,1988年生于皖鄂交界的大别山区,后求学于荆州,获工学学士学位,现在深圳从事行业媒体工作。工作之余偶有小文,奈何金盾高墙,只好流窜外网。不求闻达于庙堂,亦未想扬名于江湖,只求无愧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底线。邮箱:husaimeng@163.com

综合来看,中共近来的系列动作可能是基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是权力的狂妄,这是众多独裁者都固有的“职业病”,因为拥有绝对权力,所以他们过分迷信权力,相信权力可以创造一起、压制一切,临沂政府在囚禁陈光诚事件上把此点展现得淋漓尽致;其次,折射出胡锦涛政府在执政方向上的迷茫,面对风起云涌的民主大潮,中共在慌不择路间出台了一系列的蠢规定,单单一个实名制就足以得罪五亿网民;再者则是出于牵制日渐崛起的自由主义思潮、平衡国内舆论势力的考虑,面对如火如荼的网络议政,网民的政治热情有增无减,尤其是近年来,自由主义思潮盛行,其领军人物和意见领袖发表了多篇有分量的文章。为此,中共不惜通过政令手段,有意无意地扶植左派势力,以此来抗衡自由主义在大陆的崛起;最后,是为下半年的十八大造势、铺路,为这个超级政治patty做舆论准备。

基于以上几个原因,我们基本可以断定,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高层或将全面左转,而以温家宝为代表的党内改良派将彻底失势。

中共中央机关杂志《求是》在2012年第一期刊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稿,直斥敌对势力正加紧西化、分化中国。文章中写道:“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求是》由中共中央主办,是中共最重要的党刊之一,也是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宣扬刊物。杂志集中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是中共意识形态领域极为重要的一个阵地,其作者、撰稿人一向都是中共党内各级干部和军队各层军官,因而其一举一动都备受海内外关注。

胡锦涛作为中国的国家元首和中国执政党的党魁,在原本欢庆祥和的新年发表冷战意味浓厚、对抗思想强烈的文章,不禁让众人大跌眼镜,人们纷纷揣测文章背后的用意及该文所释放出来的某种信号。

法新社、彭博社、美联社和华尔街日报都做了相关报道和评论分析,大陆学者在微博上也就此文展开了批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老师连发几条微博,揶揄道:“一哥说敌对势力在思想文化领域渗透,但不知那些是敌对势力?又说,思想文化上西强中弱。没想到,原来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上这样虚弱,只能人家渗透咱,咱不能渗透回去,咱不是有《建党伟业》吗?毛选四卷不早译成多国文字了吗?还有遍及全国的孔子学院干嘛吃去了?原来红三代和孔子学院一样,都是出去搞文化渗透的。”

自中东爆发茉莉花革命,尤其是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愤怒的民众赶下台后,中共的神经就一直绷得紧紧的,这一点从对异议人士的迅速逮捕和对网络言论的逐步收紧中可以看出。为了严控国内局势,大陆当局一边以行政命令等手段迫使地方政府尽量把社会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一边则以政府文件等方式出台相关政策规定,加紧舆论控制。所以,屡屡作恶的临沂地方政府获得中央文明委授予的“全国文明城市”称号;限娱令、限广令陆续出台,微博实名制也由北京扩大到广州深圳,一张恐怖的巨网正在悄然拉开……

如果说为了十八大的顺利召开,为了稳定起见,大陆当局应该暂时不会有大的折腾,尽量维持一个较为平稳的社会环境。然而今年开年第一天,胡锦涛便在党刊上痛斥敌对势力和思想渗透,言辞之间透着一股与维稳思路极不相配的文革遗风。

自六四后,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彻底破产,为了维持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中共不得不不断调整其意识形态。在机会主义和拜金主义的熏陶下,全国进入了一个利益至上、金钱为先的时代,中共借机把娱乐至死和拜金至上等腐朽思想糅合到新的意识形态之中,以肆无忌惮、毫无底线的娱乐来替代空洞呆板的理论灌输,让民众沉湎于歌声笑语中不能自拔,从而远离政治这根高压线。然而,随着十八大的临近,中共却一反“无为而治”的常态,不断地制造新闻、出台文件,让“不折腾”变成了“要折腾”。

有评论人士认为,从中共近来的频频动作可以看出,为了维持党文化的核心地位及对民众的影响力,所以中共不得不祭起文化强国的大旗,为党文化的复兴开路。然而,此类观点有些是似而非,经不起仔细推敲。

中共党文化是一整套语言、思维、文化体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并没有一个很严格的外延和边界。在延安时代,在毛时代,在后毛时代,甚至是在胡温当代,党文化都随着时局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就当前而言,党文化早已不是毛时代恶狠狠地叫嚣和赤裸裸地独裁,而变成了小康时代的温言软语,变成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思潮。如今的党文化早已没有了空洞乏味的理论说教和意识形态灌输,而是杂糅了娱乐至死和拜金至上等一系列具有当代色彩的腐朽文化。因此,如果说要为党文化开道,那么当局是绝不会出台限娱、限广等愚蠢的行政命令。所以,对于近期中共在文化领域的频频动作,我们不能只局限于党文化上的解读。
综合来看,中共近来的系列动作可能是基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是权力的狂妄,这是众多独裁者都固有的“职业病”,因为拥有绝对权力,所以他们过分迷信权力,相信权力可以创造一起、压制一切,临沂政府在囚禁陈光诚事件上把此点展现得淋漓尽致;其次,折射出胡锦涛政府在执政方向上的迷茫,面对风起云涌的民主大潮,中共在慌不择路间出台了一系列的蠢规定,单单一个实名制就足以得罪五亿网民;再者则是出于牵制日渐崛起的自由主义思潮、平衡国内舆论势力的考虑,面对如火如荼的网络议政,网民的政治热情有增无减,尤其是近年来,自由主义思潮盛行,其领军人物和意见领袖发表了多篇有分量的文章。为此,中共不惜通过政令手段,有意无意地扶植左派势力,以此来抗衡自由主义在大陆的崛起;最后,是为下半年的十八大造势、铺路,为这个超级政治patty做舆论准备。

基于以上几个原因,我们基本可以断定,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高层或将全面左转,而以温家宝为代表的党内改良派将彻底失势。为了给政治左转造势,党刊发言配合,敢言的知名媒体也惨遭整肃。仅去年一年就有《新京报》和《京华时报》遭降级处分,《京华周刊》更是被勒令停刊,连一向以敢言著称的《南方周末》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变得谨小慎微。对此,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还做了一首打油诗来批评南方报系的噤若寒蝉——改革船已入险滩,西红市算尽机关。乌有乡猛如饿虎,南方系噤若寒蝉。

就在舆论一片肃杀、政治急遽左转之际,汪洋先后抛出“狗官论”、利益格局阻碍改革等论调,给沉闷呆板的大陆政坛带来丝丝涟漪。团派出身的汪洋是胡锦涛看好并有意培养的得力干将,更是胡用来牵制太子党薄熙来的一张王牌。汪洋主政广东期间,胡两年三次来粤视察,挺汪之意不言自明。如今胡锦涛大谈敌对势力、思想渗透,汪洋不但不紧跟,反而鼓吹改革,而一向备受冷落的薄熙来近日却被中共中央机关报连篇累牍地盛赞,以至于有人发出“大陆的政局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的感叹。

对于汪薄二人的近来所遭遇的不同对待,我们或许可以从刚刚平息的乌坎事件中窥出一些端倪。尽管此事已经平息,相对和平的结果也赢得了舆论的赞许,然而左派和党内保守派却咬住此事死死不放,借此大做文章,称“广东已近走进了资本主义的死胡同”,此上种种言论给以改革著称的“广东模式”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最开始广东地方政府对村民打着“反对独裁”的旗号游行是持容忍的态度,这大大地激怒了党内保守派,认为广东地方政府此举太过软弱,没有把事情控制在萌芽状体,反而让此事成为了境外媒体的头条,让中国政府的形象受损,也让中央政府遭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之后事情便急转直下,广东政府一改之前的软弱,派出武警对乌坎村民进行武力围剿,造成了后来愈演愈烈的“乌坎事件”。尽管此事后来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但这并非表明党内保守派真正同情村民、采取广东地方政府之前较为宽松的做法,而是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暂且隐忍。因此,“雷语阵阵”的郑雁雄,作为事发地的主政官员,不但没有因此受到问责和贬黜,反而受到官媒嘉奖,不久前还兼任汕尾市人大委员长。

更重要的是,在乌坎事件中,村民们触动了中共最敏感的一根神经——成立村民自治委员会,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基层民众第一次将中共权力排除在基层政治体系之外。以农民运动起家的中共对农民在中国政治版图所占地位自然一清二楚,倘若乌坎村的口子一开,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正因此事涉及中共执政根基的问题,所以党内保守派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而乌坎危机的持续发酵必将深刻影响中国今后的政治走向,薄熙来近日的风光或许正是这种政治转向的某种预兆。
领改革风气之先的广东频频出事,而由唱红打黑的重庆却相对稳定,所谓的“重庆模式”更是引发了学界和政界的热议,两相对比,中共高层左转的信号似乎越来越明显。尽管中共表面上否定文革,但却不彻底清算文革时代的罪恶,并通过设置种种研究禁区等方式有意模糊文革。之所以如此,一是中共担心清算文革会成为推倒其政权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二是中共心存侥幸心理,企图对文革进行机会主义利用。

文革很大的一个遗产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仇视和对自由主义思潮的抵制。如今,面对自由主义学者发出“改革已死”、“石头摸上瘾了,连河都不想过了”的呼喊,在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压力下,在日渐崛起的民间社会的倒逼下,中共企图再次祭起了意识形态的虎皮,大谈敌对势力和思想渗透,试图通过对文革思潮进行机会主义利用,从而抵制日趋强势的民主大潮,达到延续一党专政的目的。

吊诡的是,就在发表胡锦涛十七届六中全会讲话的同期《求是》杂志上,还发表署名秋石(求是)的评论性文章,炮轰总理温家宝提出的“道德滑坡论”,称中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的主流积极进步。中共一向强调团结和集体领导,如今十八大在即,更需给外界营造一个团结一致的形象,而此时党刊高调批评贵为总理的温家宝,实在让人费解。

不过联想到之前温家宝对文革的种种看法,那么此时党刊炮轰温家宝的原因便有迹可循了。去年上半年,温家宝在中南海会见香港左派吴康民时曾说,阻碍中国改革的最大势力之一就是文革遗毒;下半年,温家宝在母校南开中学又讲述自己家人在文革时所受到的冲击,借此指责文革。

由此可以看出,温家宝对于文革是持一贯的反对态度。而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党中央却盘算着如何对文革进行机会主义利用,如此一来,双方的冲突便不可避免,而温家宝的悲剧性结局也早在预料之中。

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搞家天下,为了彻底驯服整个官僚系统,那么胡锦涛打着文化强国的大旗则是为了对文革进行机会主义利用,借此来加强舆论控制,为维护一党专政做最后挣扎。

然而,在中国这么一个信仰真空、道德荒芜、机会主义盛行的国家,执政党可以对文革进行机会主义利用,犬儒化的民众同样可以对文革进行机会主义利用。这一点在乌坎村民身上就有所体现——村民一边与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武警对峙,一边则打着“拥护共产党”的标语;而那些左派们和文革遗老遗少们更是靠不住,他们表面上极力吹捧文革,强烈抨击资本主义,其实是站在伪民间立场来捞取名誉资本和经济利益。他们口口声声地反对资本主义,大骂美国的霸权行径,但自己却过上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的生活,尽管极力推崇朝鲜、古巴等流氓国家,却早早就把子女就送到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上学。

面对这样一个世俗化、利益化、空壳化的社会,无论执政党如何精明,最终都难逃尴尬结局。民众对于文革的怀念并非真正想回到残酷惨烈的毛时代,而是在腐败横行的当下,为了表达对现行制度的不满,所以他们选择站在中共仍没有彻底丢弃的意识形态大旗下痛斥资本权贵主义,以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来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所以说,如果胡锦涛真打算携这股日渐汹涌的“念毛思潮”对文革进行机会主义利用,那必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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