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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我觉得我现在更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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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右派的人还是更好一些,左派没做过什么好事,也从来不进行任何的善举,纯粹是替主子拍马屁的那种。

我有什么看法就说出来,反正我又不怕得罪谁,以前得罪的全是左派,那现在再得罪一些特别右的,比较激进的右派,也没什么问题啊,站中间的都是老百姓,我再得罪点老百姓也无所谓。

只有批评了权贵才有资格批评民众,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不先批评政府就没有资格批评右派。《环球时报》没这个资格。

韩寒再次搅乱了人们的视线。他似乎很久没有这样做了。2011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他在他点击率高达5亿2千万、据说是全球排名第一的博客上,接连抛出了三篇标题磅礴的文章:《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它们和韩寒以往的博客一样,迅速被转到微博上并轻而易举获得超过百万次的点击。但它们又和他以往的博客很不一样:无论是表达方式还是激起的回响。

在此之前,韩寒一直是以一事一议的方式点评时事,五年来在人们记忆中留下印记的公共事件里他的声音几乎从未缺席,从三鹿奶粉到钓鱼执法,从上海大火到动车脱轨,人们习惯了在悲剧和荒唐发生后去看一眼韩寒的博客,看看他又说了些什么。“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这是典型的韩寒式调侃,或可概括为他大部分博文的主题。这些博客包括了对事实真相的梳理,对官场作风的嘲讽,以及对腐朽制度的批判,也表达他对所见悲剧的真实心痛。这一类型的文章在网络上毫不罕见,但韩寒独特的表达方式令它们熠熠生辉。他被称为意见领袖:一方面,他写出的正是大部分人心里想说的;另一方面,他比谁都写得勇敢,并且机智。

但这一次韩寒试图挑战更为宏大的命题。在网络上,这批以革命、民主、自由为题的文章被称为“韩三篇”,韩寒表明了他对某些被广泛谈论的词语的看法。令他的很多读者惊异的是,他并不如大家想象中的激进,甚至被指转为保守派。文中,韩寒指出了这个国家各个不同阶层之间的隔阂,阶层诉求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看似永恒正义的词语诸如“自由”“民主”在不同人理念中的鸿沟。他还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表达他对国民素质的悲观,诸如“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以及“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而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这些观点让很多人哗然。过去,韩寒的激烈言辞一般只扫射权贵和体制,如今他却把枪对准了向来力挺他的民意。而在知识界,很多曾经对韩寒颇为赞赏的学者也表示了对“韩三篇”的失望。韩寒缺乏逻辑,韩寒没有学术素养,韩寒没受过知识训练,这些都是老话题,不过很久不被人提了—如今再次被摆上台面。新问题也有:韩寒被质疑为五毛,这倒是新鲜。

韩寒已经好几年没有受过这样的待遇了。这五年来,博客为他带来了影响力和尊敬,他也以一个“越来越负责任的成年人”姿态,配合地完成着舆论希望他扮演的角色。他被称之为“公民韩寒”,被公盟法律中心颁发过公民责任奖,在每年年底接受多家媒体的轮番致敬。2010年4月,《时代》周刊将韩寒列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候选人。这让人几乎难以想起他最初是以一个顽劣不羁的少年模样登场的。在韩寒这个名字还是叛逆的代名词的那几年,有关他的新闻中布满了辍学,赛车,与文坛老人们的骂战。他有成千上万的粉丝,但在成年人的世界,他备受指责并始终孤独。突然有一天,成年人的世界开始接纳他,他也似乎欣然成为其中的一员。

现在,韩寒似乎准备好了,他要与众人为敌。2012年他的第一篇博客《我的2011》中,他回顾了这几年的心路。最初他写文章,针砭时弊,批评政府,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痛恨,因为他是一个最恨束缚的人。他从批评中获得了巨大的赞誉,他开始在意这些赞誉,并开始不自觉地迎合。凡是不赞同我的人,必然会被民众说成是五毛,是权贵的走狗,民主之敌人。后来,他发现批评他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心翼翼,他开始觉得有些东西不对了。

韩寒想了很久,他的结论是: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

他观察世界是扫描仪式的

在巨大的批评和赞誉之间,2011年最后一周的微博无疑成了韩寒的战场。韩寒甚至无须露面,双方早已为他的三篇文章厮杀得你死我活。

对韩寒的批评来自几个方面。知识界广为诟病的首先是韩寒三篇博客中的事实错误和逻辑混乱。旅美学者薛涌指出韩寒把白莲教、太平天国运动称作革命,是将造反与革命混为一谈。而上海学者王晓渔则告诉记者,韩寒最大的问题是逻辑错误。“韩寒把民众素质当做一个原因,而不是当做结果。比如说当下的道德溃败作为一个事实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正是因为道德溃败,我们才更有推动制度改进的必要。而不是说因为素质不高,就不配享有好制度。韩寒完全弄反了。”

王晓渔还指出:“在极权主义下,那乍听起来如此高尚而诱人的‘我们都有罪’的叫喊,实际上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为那些真正有罪的人开脱罪行。在《责任与判断》里,阿伦特反对滥用‘集体责任’的说法,称这是一种虚假感伤。这个批评也适用于韩寒所谓的‘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人民就是体制本身’。”

王晓渔曾经对韩寒身上的“公民精神”大加赞赏,“在当今中国,稀缺的不是文人不是领袖,而是(韩寒这样的)公民。”但如今,他和薛涌一样对谈论宏大命题的韩寒表示了失望。“韩寒不读书”这个判断被反复提起,王晓渔说:“文学创作可以靠天赋,但现在你开始谈论思想了,一个人没有受过基本的知识训练,是没有办法谈论思想的。”

韩寒真的不读书吗?他好像根本不在乎这个质疑,认为这是个“很傻的问题”,而且他对读书有自己的理解—不一定要读学术专著,但一定要读各种各样的资讯。蒋方舟在一次和韩寒的对谈中也对此表示了好奇。“每个人都看到你的‘输出’了,但你的‘输入管道’到底是什么?”韩寒没说,打了个太极。马一木,韩寒的《独唱团》的同事告诉记者:“韩寒确实不看书,他家里的书柜都是用来放赛车头盔的”。但韩寒会半夜给他打电话,抛来一个诸如“你知道事后审查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或“印度民主是什么模式”之类的问题。“很多时候他不是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他会提很细的问题,露出思考的尾巴,但思考的过程我们是不共享的。比如事后审查那次,我当时就找了前苏联的资料,戈尔巴乔夫是怎么通过改变这个制度来实现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这是他获得资料的一个途径。”

“其实韩寒是个好学生,他非常善于学习,一堆材料在他面前,他会在很短时间里捋清。”路金波,韩寒的出版商兼好友说,“有时我觉得他看事情的态度跟个修车师傅一样,非常细,每个部件查得清清楚楚。我跟他讨论过,他观察世界是扫描仪式的。”他承认韩寒没有受过什么理论训练,“所以他不会先拿出一个名词去渲染情绪”。“他有事实考据癖,比如以前博客他写上海钓鱼执法,写那个长江捞尸,这些他都收集了大量资料、事实支持他的结论。但去年钱云会的事情,他本身就是车手,研究了各方面证据后,他得出的真相并非是大家需要的那个真相。他说要杀戮民众,其实从去年这个事就开始了。至于说他不读书,他在文章里表过态的,非常厌恶掉书袋。我认为他并非不读,只是不爱谈。他跟我推荐过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有次看到《民主的细节》他告诉我这书不错。不过他确实不爱学院腔那一套,对名词解释也没兴趣。”

即使和韩寒近乎朝夕相处,在小饭眼里,韩寒有时依然是个谜。《独唱团》尚健在的时候,他们是同事。后来散团了,走了一批人,小饭和马一木等人没走,“就每天陪韩寒玩,有点陪太子读书的意思”,马一木则自我调侃为“韩寒的门客”。韩寒精力旺盛,一群人每天打游戏到凌晨四五点,小饭们回去倒头就睡,早上醒来一看韩寒又发了一篇博客,或者已经在哪儿试车了,此人一天只需要三四个小时睡眠。

最可贵的地方是浑然天成

采访的前一晚,小饭和韩寒用微信争论关于PM2.5的问题争到半夜。还是一个多星期前两人在吃饭时谈到这个话题,说到为何北京PM2.5指数奇高,两人看法不一。“事儿都过去挺久了,但韩寒他都会记着的。他私下里应该找了很多资料吧,证明他是对的。他其实是个挺轴、挺别扭的人。”小饭说。“韩寒可雄辩了,比他写文章雄辩多了,写文章时他都假装很谦虚啦。”

王晓渔认为“韩三篇”中第三篇《要自由》稍有可取之处,但“明显看得出是写完前两篇后的补救”。小饭则告诉记者,“韩三篇”几个月前就写好了。“韩寒是个很能自省的人。虽然嘴上不说,要面子。但其实别人的意见他都在听。”“韩三篇”为什么一篇一篇发,“其实韩寒有在一边发,一边检查自己的观点。”

“有人说韩寒变得保守了,其实他一直都比较保守,相比之下我比较激进。”小饭说,随即他又修正,不叫保守,而是现实。“韩寒一直是挺现实的,尤其是在做杂志的过程中”。一个真正想做成一件事的人必然是现实的,他得学会妥协,愿意弯下身来讨价还价。这看上去和所谓的理想主义是个悖论,但或许这才是真的有理想。

“一个小镇青年,没受过很多教育,辍学之后他也没工作,没同事,没有接触竞争环境。他在这个世界上几乎一直是单打独斗的。”路金波说。这令韩寒把他的智慧 “节省”了下来,没有用在“中国人常用的那些地方”。“中国人不管是打麻将,还是《孙子兵法》,还是为人处世的君子之道,还是曾国藩家书,都是跟人打交道的学问。而韩寒没学这些,他十几岁就在外面玩,没有稳定的圈子,一个人长大,还得学会养活自己。他保持了他的某种浑然天成,他为什么是个彻底独立的人,这是根源。”

而这个被称做“彻底独立的人”,却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他的文章是由路金波代笔的,他不过是路金波出版帝国所包装的产品中的一个。理由是韩寒博文关于时政内容的突然增多,以及此次一反常态抛出三论。路金波否认了这种说法,“我怀着颇有点不好意思的心态,假装漫不经心和韩寒提起,韩寒却大大方方地答,这玩意咱没法证明啊。刚出道时还有人说我书是我爸写的呢”。而韩寒在采访时说,自己是一个无法容忍雷同的人,如果他在外地赛车,看到某某标语或者某句话跟自己的博文相似,都会立马打电话给父亲帮忙删掉,“更别说人家帮我写文章了,我肯定得崩溃。”

南都周刊x韩寒

南都周刊:你之前给大家的印象是比较锋利的,现在似乎变温和了,这种转变跟你个人的成长或者是成为父亲有没有关系?

韩寒:我觉得没有。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成为父亲了以后应该会更加的无所顾忌,因为已经完成了人类学跟生物学上的任务,已经把自己的基因留在了这个世界上,那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去做自己的事情了。很多人觉得这是我保守的一个表现,其实我觉得这是我激进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会得罪更多人,这才是激进。而无论我在他们以前认为的激进道路上走多远,我只要不去做一些突破对方底线的事,都不会有人来把我如何如何。那种状态我反而是保守的。就每天在那里骂骂执政党,骂骂政府,然后拍拍老百姓的马屁,捧捧公知的臭脚。我现在得罪了更多的人,右派、左派、老百姓。

南都周刊:现在很多人会把你划为保守派。

韩寒:很多人觉得中国走得很保守,其实我认为中国是很激进的,他们在人类各种制度的实验上,比很多国家都激进很多。我不希望看到社会在一个很激进的氛围里面。当然我也热爱民主热爱自由,我比谁都热爱这些东西,但你真说一夜之间,大家一人一张选票选总统,或者说一夜之间就必须多党轮流执政,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这种怀疑可能会让自由主义者觉得很不爽。

南都周刊:你对知识分子派系的左右划分怎么看?

韩寒:总体来说右派的人还是更好一些,左派没做过什么好事,也从来不进行任何的善举,纯粹是替主子拍马屁的那种。但右派又有很多的缺点,你看左派永远很团结,傻归傻,团结啊;但右派,永远是自己先窝里斗的那种,所以人家会说,书生造反,十年不成。观点是一样的,但细微看法上有出入,就跟你拼个你死我活,一定要把你一棍子打死,或者你把我一棍子打死为止,这就是右派的不足。

南都周刊:那你在哪里啊?

韩寒:管我在哪里呢,我反正和他们不一样。我有什么看法就说出来,反正我又不怕得罪谁,以前得罪的全是左派,那现在再得罪一些特别右的,比较激进的右派,也没什么问题啊,站中间的都是老百姓,我再得罪点老百姓也无所谓。

南都周刊:《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以及《人民日报》都公开表达了对你的赞赏。

韩寒:这是他们自作多情,明显会错意了。只有批评了权贵才有资格批评民众,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不先批评政府就没有资格批评右派。《环球时报》没这个资格。

南都周刊:你1月8日的博客《我的2011》,是不是三论发表后针对外界的回应?

韩寒:算不上回应,我可能未来会写一个总体的回应,因为这种回应本身会很麻烦,从站在我的对立面的角度来讲,他们会是比较危险的。

南都周刊:他们是谁?对立面的危险是指什么?

韩寒:就是说,有些人会很不赞同我,而且会执著于推行自己的普世价值,我当然是特别赞同他们的那些观点,但问题是这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如果你特别执著于推行完美的普世价值,那意味着要推翻执政党,这样对他们来说比较危险,会陷他们于不义之地,所以我没有继续跟进讨论,我只说我自己的观点而已。

南都周刊:所以你觉得这个社会的进步,不能靠人民,而是需要精英知识分子去争取。

韩寒:对。但现在的问题是,精英跟知识分子有时候比人民更傻,只是读了几本书而已,除此以外他们连人民是什么,人民在哪里都不知道。他们研究法国大革命,研究光荣革命,研究捷克,研究美国的民主,但唯独不知道中国的人民是谁,在哪里,也没有耐心去和中国的人民对话。

研究民主这些东西,自然大家都叫好,因为是无错的,是无可辩驳的,代表着正义和人类的普世价值,你不可以批判我,你批判我你就是五毛党,我成了正义的和正确的化身。当然,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正确,不是某些执政党的那种自己说自己的正确。但事实上,我觉得还是脱离了中国的现实。普世价值怎么个操作法,还是得结合一个地方的现状,英国有英国的操作法,美国有美国的操作法,中国也得有符合现状的一个操作法。普世价值没有错,我们更应该去研究怎样才能达到它。在达到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妥协,你不可能一步就让统治者自杀,把钱全给老百姓的。

南都周刊:那你就是安全的。

韩寒:对,因为他们都痛恨权贵,批评政府,这些事本质上都是没错的。但在钱云会事件上,我有了一些改变,因为从我自己对于政府的判断,对交通的了解,包括我研究那些图片,虽然我很尊敬钱云会这位村长,但我始终觉得这个八成或者九成就是一个交通事故。但是当时被社会精英们潜意识地抹杀了。到后来,很多人在那里推测汽车怎么怎么样,从我的角度来讲他们完全不专业,因为我对汽车的运动轨迹比他们了解。这时我就发现了知识分子的另外一个局限性,他们都是做“有罪推论”,并不能很客观。这件事对我产生挺大改变。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我觉得激进的右派需要“符合他们需要的真相”,而那和政府造假有什么区别呢?以前和他们在一起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大家的观点是一样的,都是要自由、要民主,但是后来我发现在要自由、要民主的过程当中他们往往不妥协、不协商、有时甚至是不客观的。

南都周刊:你目前跟国内哪些“相对温和的右派”有交流?

韩寒:没有。我本身就不喜欢跟人吃饭啊、见人啊之类的,一上来就是那种我要推翻政权,你推不推翻?我说哎呀,我要考虑一下……这样就没法谈话了啊,他们先把自己放在一个代表普世价值的正义一方。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说这些人是好的,但这些好人有缺点。

南都周刊:你自己的文章中也说到接下来要躺着、坐着去实现自己的权利。但你写自由的那篇文章,被外界总结为“自由需施舍”,是要跪着要的。

韩寒:我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挑战言论的边界,因为言论空间是要靠“撑”才能够撑大的。对一个写文章的人来说,你自己内心不设自我审查,你已经是对这个东西的藐视,当世界上所有的人写文章都不设自我审查的时候,那言论审查其实已经失效了嘛。我其实一直是那么做的,我在言论上其实已经比很多人自由了,我真的不是为我自己去要这个绝对自由,只是觉得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媒体人啊、电影制作人啊,是否有机会大家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团结起来向执政者施加压力。

你说我是站着要啊,还是跪着要,或者怎么样要,往往是怂的。比如我去静坐,我到了文化部,你说干吗不去中宣部;到了中宣部,又说干吗不去天安门……我觉得这种态度才是最猥琐的。这些人自己什么都不做。我很讨厌这样的“口贩子”,而且口贩子很多时候还披着道德的外衣,占据道德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