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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进斌:是公民“要自由”还是执政者归还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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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中选网专栏作家赵进斌先生。

韩寒在写《要自由》一文时不知他是否想到过,他要的自由权利,已经早就明文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第四部宪法里,并在1982年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后实施。

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拥有最高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就此神圣不可侵犯的客观地位来说,十三亿公民之所以30年没有享受这个自由,责任不在公民,而在国家执政党、执政者。

所有公民依据宪法35条之神圣规定,都能理直气壮地要求国家拖欠拒不归还的这自由之权利。当前十三亿公民最直接、最现实、最紧迫的权利,是兑现朝不保夕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权利。

韩寒在写《要自由》一文时不知他是否想到过,他要的自由权利,已经早就明文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第四部宪法里,并在1982年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后实施。

可以确定地说,国家早已在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里已经给予他了。屈指算来,岂止是韩寒,国家已经无比庄严、神圣地赋予了每个公民这个自由权利整整30年了。

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拥有最高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就此神圣不可侵犯的客观地位来说,十三亿公民之所以30年没有享受这个自由,责任不在公民,而在国家执政党、执政者。

这就如你借了人家的钱打了欠条,欠条上把你借的金额、还款的时间都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你打完欠条后却翻脸不认人,就是不想还欠条上的钱,百般抵赖,左一个理由右一个理由不想还。

不想还还是次要的,反正欠条在对方手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之说,就是目不识丁的老孺也懂得这个道理。公民们无奈拖欠下来。

关键是你拖欠得毫无令人信服的理由不说,还动辄凶神恶煞,不时雇用地痞、流氓、打手、杀手,对你的拖欠的公民们大打出手,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法办之、劳教之、判刑之,剥夺众多公民的政治权利之。

几十年来,拖欠公民权利归还遥遥无期,还不时恼羞成怒反手云覆手雨,舞刀弄枪,动用、运用公安武警、便衣、特务,把所有侦听、跟踪、恐吓、秘密逮捕、无故失踪等各种阴险卑鄙无耻的手段都用上了。弄得举国鸡飞狗跳、鸡犬不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杯弓蛇影,公民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一个严峻现实问题是,有网友问:国家执政党、执政者对你的要求置之不理、充耳不闻,毫无道理可讲,拳大胳膊粗,你奈何之?

这就问到了本文问题性质的实质。

在我们国家,由于没有专门违宪审查的法律和机构,我国违宪审查主体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还有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政府——主体多层次。但这不符合违宪审查机构“一个”主体的要求,因为这容易形成“谁都可以管,但实际上谁都不管”的局面。

其次,享有“宪法解释权”是能够成为违宪审查主体的前提。而这些主体当中,只有全国人大(当然享有)及其常委会(宪法规定)享有宪法解释权。

一言以蔽之,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够成为违宪审查主体。但是,对于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由谁来审查呢?是由全国人大自己吗?在中国目前的宪政体制中,只有它了。还有谁的权力比它更大,谁的地位比它更高呢。

然而,这一事实却又与一项基本的司法原则相背离,即“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谁能够对自己所做之事进行客观公正地判定呢。这表明全国人大也不能成为我国现有制度下的违宪审查主体。

正是执政党对最根本大法的这种有意识空缺不添补、行政不作为的执政意识,所以执政党、执政者违宪肆无忌惮、有恃无恐。造成神圣庄严的宪法三十年来纸上谈兵形同虚设的可怜局面。

鉴于这种严重危害后果,我们可以明确:一是中国的宪法监督机制存在问题,在客观上需要亟需引入新的违宪审查模式;二是专门机关审查这种模式能够解决中国的违宪问题;三是中国具备接受这一模式的现实条件。

既然这样,中国还犹豫什么——为了宪法的最高权威和至尊地位,为了每一位中国人的宪法赋予的平等权利,全体公民应该从现在起就积极呼吁、响应起来,要求全国人大尽快设立违宪机构审查专门委员会,强力推动中国宪政建设的有力推进、执行、落实。

国家当然也不是没有其它法律法规。宪法规定的权利拒不履行,就构成了失职渎职罪。我国的《刑法》中就有专门条款规定:渎职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所谓国家机关包括各级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各级军事机关。

渎职行为以“不作为”的形式实施,但无论哪种形式,行为人的行为都与其职务紧密相联。渎职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者徇私舞弊,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严重损失的行为。

行政不作为。《行政诉讼法》行政不作为违法以行政主体没有履行法定作为义务为必要条件。行政主体的不履行法定义务表现为,行政主体没有作出任何意思表示,或不予接受、迟延办理。如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面临人身权、财产权遭受侵害时,具有相应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予以拒绝或不予答复。再如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方提出的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申请明确表示不履行或虽然未明确表示不履行但超过法定期限仍不履行,即在法定期限内,既不表示履行也不表示不履行。这里的“不履行”不是行政主体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是有履行能力却故意未履行、延迟履行。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行政主体的行政不作为违法事实存在的,可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鉴于此,公民们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宪法中35之规定,即尽快履行此条作出时间保证。

从上述法律法规可以明确得知,全国人大、中共中央委员会、国务院,都是公民就35条权利拒不履行、归还的行为,成为公民起诉、控告的主体对象。

还有其他法律可以引申援助。为了保护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25日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其中规定“恶意欠薪”入罪。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国家主体本来有义务、有权利、有能力履行,却主观故意拖欠、这就构成了主观恶意拖欠罪。对照、引申这条法律规定,公民们可以到各级人民法院,凭白纸黑字的宪法35条欠条,以拒不履行法定义务、职责,故意恶意拖欠罪,来进行控告。

又有网友问,各级法院均不受理,你到哪儿去告?

这还真有法理依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符合下列条件:
(1)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有明确的被告;
(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4)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显然公民的起诉符合上述四条之规定。如果说法院不受理,最高人民法院还公布了“民告官”司法解释十一大焦点,并明确了逐案落实责任领导包案到人:“要实行包案责任制,包案到省、包案到院、包案到人。逐案落实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员。”

又有网友问,法院就是不受理,自古以来“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行政机构也不理睬,你连大门都甭想进去。你又会怎么办?

这就问倒我了。试想,当一个人欠你的债、欠钱不还,死猪不怕开烫。死乞白赖、厚颜无耻,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且没有部门敢受理,到处讲理没人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这还算是人吗?这不白披一张人皮吗?冠以人民的各种办公楼都进不去,这哪有半点王法?几千年封建社会尚且允许草民拦轿喊冤、击鼓升堂。

你摊上了这样一个欠主,最后,你只能问苍天了。是苍天无道?还是前世造孽、投胎无眼?你只能自怨祖宗、父母,将你生在这个国家。你不得不一遍遍悲愤填膺地自问:要不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为何偏生在这样的国家?

面对这种国情,公民们要么通过各种各样合法手段、措施,奋起抗争,尽快要回早就属于自己的权利,要么沉默不语、甚至甘当帮凶、助纣为虐,甘愿受奴役、压榨、盘剥,做一只吃饱喝足了快乐的猪。二者必居其一。

鲁东曾在他的文章中曾说到:毫无疑问,国家局势能够败坏到何等地步,取决于国民性究竟恶劣到什么程度,也标志着国民性究竟恶劣到什么程度,因而国家状况既是显示与反映国民性普遍形态的指针,也是检验与测试国民性真实状态的尺度。只要民众安于接受或甘于忍受自身公然被置于某种不幸处境的情形不变,那就表明其不配享有比现实遭遇更好的命运。此一生存法则与生活原理,不止适用于群体,同样也适用于个体。

所以,韩寒“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作为交换条件“要自由”。本来,国家欠下你的自由权利你要求归还是天经地义,何来你又承诺“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你的债主拖欠你的自由权利不还,你不但不理直气壮地声讨、起诉,反而还可怜恳求地说“但是,如果两三年后情况没有改善,我将在每届作协或文联开会时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

韩寒小老弟你应该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通过的关于在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五条第一款增加一项,作为第四项依法查验:“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或者在重大活动期间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场所,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这个条款已经生效实施了。

依照这个条例,人民不出门便罢,只要出门在外,你随时都可能被警察以“重大活动”期间为由,被迫出示、被录像身份证,在警察冷漠敌意地盘问、拷问中,稍有言语不慎,极有可能被依法拘留、拘役。你去这项国家重大“文化艺术盛会”现场去抗议,恐怕还未到红场,就极有可能被“失踪”了。你提出这样请求,不是自寻毁灭吗?

家国、家国。没有一个个家哪来一个个国,家庭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国家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

从1982年起,中国人在执政党的眼里,在宪法中,就已经成为公民了。中国历史曾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叫风水轮流转。2012年,恰巧是公民们被拖欠自由权利三十年。

从大处说,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我凭一个人、公民最起码的人性良知小处上说,执政党、执政者啊,什么辉煌啊,一贯的伟大、光明、正确啊,什么同心同德啊,团结一致啊动听的玩意先放一放,当务之急先把欠公民三十年这个欠条如数完整地归还给公民,然后才有资格谈别的。你欠了别人一屁股债,死乞白赖地不归还、不清欠,天天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你还有脸说这样那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吗?

我认为,所有公民依据宪法35条之神圣规定,都能理直气壮地要求国家拖欠拒不归还的这自由之权利。当前十三亿公民最直接、最现实、最紧迫的权利,是兑现朝不保夕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权利。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