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磬无语:有没有“敌对势力”能搞垮中国?

p20110103

与其定位一个连自己也指认不出具体目标的“国际敌对势力”,还不如真正重视自己本身存在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经济转型,关注民生……很多国内问题的解决都比打败“国际敌对势力”要迫切和严重的多。当有一天中国的软实力提升到人们向往移民,向往居住,向往学习的时候,“西化”、“分化”还是一个问题吗?

有没有“敌对势力”能搞垮中国?
——学习中央文件有感

有没有“敌对势力”能搞垮中国?也许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对敌对势力定义有太多种,在国际上与中国为敌的,跟政府官员作对的,阴谋颠覆共产党政权的,与人民利益为敌的,总之,国家、政府官员、执政党、甚至每个民众都可以判断和决定谁为自己敌人。但是,答案几乎是肯定的,某些敌对势力是可以搞垮中国的。

国际敌对势力

胡锦涛总书记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文中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背景下,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其实“国际敌对势力”这样的威胁就从来没有消失过,“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在吸收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西方各种腐朽思想也乘隙而入;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利用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思想领域的矛盾和斗争更加复杂激烈。”这次由国家最高领导人发文提出,似乎我们的领导高层又敏锐地觉察到有一个确切“国际敌对势力”正在精心策划一场颠覆中国的阴谋,武器就是西方的思想文化。而中国已经明智地预见到这场意识形态战争的严重性,采取的防卫手段就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不光是学习文件中,在很多的群集性事件的原因分析中,“境内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千方百计地插手、利用群体性事件,企图煽动、制造动乱,”总是位列其中。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在12·19乌坎讲话实录中这样描述“境外的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他还说“像这样负责的政府,你不指望,你指望国外几个烂媒体,烂报纸,烂网站,好坏都颠倒了,他们负什麽责啊,啥事干不了,巴不得你们打成一团,社会主义大乱,他们就高兴了。有事找政府,不请外人说短长”。

相信郑书记这种想法在官员中是司空见惯的,西方敌对势力不怀好心,他们的记者总是会千方百计找社会的黑暗面,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更是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但是报道中国社会黑暗面的就是敌对势力吗?陆丰市领导指责村民邀请境外媒体采访,有村民反唇相讥:“心裏没有鬼,你怕境外媒体做什麼?”可能有些官员还是不甘心,就算没鬼,媒体也应该是替党说话,而不是替老百姓说话的,还有些领导甚至认为媒体就是统治者的工具而已。

笔者最近看了关于西方媒体和政府关系的书,体会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中国特色的新闻媒体报道。可能中国会存在“官方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的情况,而西方民众对他们的媒体采取的态度还真是西方的“母猪有时也上树”。

由于西方媒体的参与,汕尾当局便将事件定性为境外势力的干扰。虽然我们看到后来广东的高层已经将原因修改为村内利益纠纷,但我们也很清楚,这只是其中少数被扣上敌对势力而后得以平反的少数案例治理。到底“境外的敌对势力”在乌坎事件中起到多么关键的作用,可能只有扣高帽的当局自己心里清楚。当局也不要太低估了民众的智商和判断力,在后来对事件的原因、过程和结果的分析中,对于乌坎的民众来说,这个“境外敌对势力”只是他们利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而已,而不是相反,民众反被西方媒体所利用。

回到学习文件,笔者认为,与其定位一个连自己也指认不出具体目标的“国际敌对势力”,还不如真正重视自己本身存在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经济转型,关注民生……很多国内问题的解决都比打败“国际敌对势力”要迫切和严重的多。当有一天中国的软实力提升到人们向往移民,向往居住,向往学习的时候,“西化”、“分化”还是一个问题吗?

国内敌对势力

定义国内的敌对势力似乎比国外敌对势力更复杂,国家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达成共识,但个人的利益追求却千差万别。在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三个代表”,党和人民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就算有不一致的时候,个人利益也应该服从集体利益,服从大局。这样一来,人民内部至多只是利益有差异,而敌对势力应该全部是“非人民”。但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却看到党和人民内部的敌对势力也是如此之多。

在希望拥有不受控制的权力的官员眼中,凡是阻挡他们滥用权力的人都可以成为“敌对势力”。去年几个比较典型官员定义的“敌对势力”的案例。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王银峰称“你知道重庆为什么打击黑恶势力不?你知道什么叫恶不?跟政府作对就是恶。”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一位原副区长在大会上就曾说过,对待上京上访人员“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在《人民日报:“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一文中,作者用了“对手思维”,其实当事件被详细曝光之后,村民与村政府和公安派出所之间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两个敌对方,在后者眼中,村民还可能是受到境外敌对势力所支持的“国内敌对势力”。跟政府作对的,上访的,维护公民权利的,只要是挡着了权力的路,一切都被定义为“敌对势力”。

标签化、敌对化民间维权,则从来是成本最小而收益最高的选项,因而最为地方政府所乐用。事实上也确实一直管用。一旦贴上这种“敌对势力”的标签,他们就不仅是政府的敌人,还是人民的敌人,对于这样的“全民公敌”,打击的力度当然应该最大最狠。木然老师在敌对势力在哪里?的分析就很透彻,“把权力与权利的矛盾看成是敌我矛盾是权力者或为面子、或为乌纱帽、或为稳定、或为腐败、或为既得利益、或为政治前程编造出来的一个政治名词,是毛泽东专制思想在新时代的延续。权力者也会因此巧立名目,把毛泽东时期的那种专制形式拿来为权力者服务。只要公民反腐败、上访、反强征土地、反强制拆迁、搞民主自治、搞村民自治、搞社会管理创新等权力者都可以视为敌对势力,通过敌对势力的招牌名正言顺地打击公民。”

如果官员改变权力观念和执政思维,这种“被敌对势力”的国内敌对势力原本就不存在,它只是正常社会中的一种公民参与政治的行为。它既不会颠覆政府,更不会搞垮中国,如果批评政府,甚至在法律的框架内维护公民的权利的行为能够被提倡并且健康发展,这只会使国家的政治生态更加良性平衡与和谐。

阴谋颠覆共产党政权的敌对势力……(这个问题目前无解)

然而,笔者认为人民为敌的敌对势力才是中国社会当前最危险的因素,也是最有可能搞垮中国的因素。也许这种敌对的倾向我们可以从当前严重的官民对立、仇官恨官现象中看出端倪,当掌握权力处于强势一方的官员这样肆意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同时还将人民推到自己的对立面时,我们便不难理解这种“敌对势力”的恶劣。记得曾经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国内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金灿荣教授说过,“依中国的实力和块头,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能够搞垮中国,除了中国自己本身。”如果再加上一句,在中国内部,只有那些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根本无视人民权利,甚至牺牲人民利益的“狗官”(汪洋语)才有可能是最终搞垮中国的罪魁祸首。

建设文化强国需不需要树立“国际敌对势力”

胡锦涛总书记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文中分析,“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文化在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我国国际地位还不相称,“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扭转。文章还提出建设文化强国,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笔者很赞同文中分析的中国当前的文化道德状况,甚至认为社会的现实情况比文章所指出的更严重、更糟糕。同时,也觉得中国提出文化强国梦是正当时候,提高国家软实力也是国际舞台上大国纷纷追求的目标。然而,如果真正理解软实力的含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不是一定能实现文化强国梦呢?实现文化强国是不是一定要树立一个“国际敌对势力”假想敌呢?

软实力由约瑟夫·奈提出一直发展现在,已经拥有很丰富的内涵,它的范畴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文化(尤其是通俗文化)的感召力、在国际政治中的结盟能力、利用现有国际组织的能力等。可以看出,这些“软实力”的提升需要扎实的“硬实力”作为基础,世界上没有一个经济落后和缺乏国际地位的国家会拥有强大“软实力”。然而,一个国家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不是依靠宣传就可以提高的。另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文化?它在中国人身上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其他国家如果不反对,那他是否也赞同并且承认这种特色文化对他们有吸引力和感召力?如果没有,我们又如何将它上升为一种软实力?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在外交中,我们一边强调搁置意识形态,提倡文化多元化,所有国家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又高举意识形态的大旗,还树立 “国际敌对势力”这样一个有名无实的假想敌,这样中国式特色思维恐怕别人是很难理解的。我们在世界各地办孔子学院,希望各国人民能够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希望悠久的中国文明能得到发扬光大,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其他国家也将这种文化的传播看成是一种敌对势力的分化和中化企图,我们是不是也会觉得莫名其妙?

既然自己能在国际上高调宣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那又何来担心在国内传统文化就会被“国际敌对势力”所分化和西化,这表现的不是一种不打自招的不自信吗?文化不是权力和利益,它的非物质化的特性决定了真正优良的文化和文明是不会害怕“国际敌对势力”的诱惑和同化的,它更多地来自于人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支持。

在国家利益的面前要建立同志加兄弟式的“革命友谊”已经很困难,但我们也不能用“国际敌对势力”随意给别人贴标签,更不能再捡起已经放下的意识形态的旗帜强调斗争。文化强国的实现不靠宣传,更不靠斗争,而是依靠自身的建设。如果不是故意转移视线,还希望中国能够将关注的中心放到自身问题的解决上来。

“除了中国自己打败自己,没有人可以摧垮中国”,我始终坚信这一点!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评论

  • 赵进斌 说:

    是公民“要自由”还是执政者归还自由

    韩寒在写《要自由》一文时不知他是否想到过,他要的自由权利,已经早就明文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第四部宪法里,并在1982年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后实施。可以确定地说,国家早已在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里已经给予他了。屈指算来,岂止是韩寒,国家已经无比庄严、神圣地赋予了每个公民这个自由权利整整30年了。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拥有最高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就此神圣不可侵犯的客观地位来说,十三亿公民之所以30年没有享受这个自由,责任不在公民,而在国家执政党、执政者。这就如你借了人家的钱打了欠条,欠条上把你借的金额、还款的时间都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你打完欠条后却翻脸不认人,就是不想还欠条上的钱,百般抵赖,左一个理由右一个理由不想还。不想还还是次要的,反正欠条在对方手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之说,就是目不识丁的老孺也懂得这个道理。公民们无奈拖欠下来。关键是你拖欠得毫无令人信服的理由不说,还动辄凶神恶煞,不时雇用地痞、流氓、打手、杀手,对你的拖欠的公民们大打出手,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法办之、劳教之、判刑之,剥夺众多公民的政治权利之。几十年来,拖欠公民权利归还遥遥无期,还不时恼羞成怒反手云覆手雨,舞刀弄枪,动用、运用公安武警、便衣、特务,把所有侦听、跟踪、恐吓、秘密逮捕、无故失踪等各种阴险卑鄙无耻的手段都用上了。弄得举国鸡飞狗跳、鸡犬不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杯弓蛇影,公民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一个严峻现实问题是,有网友问:国家执政党、执政者对你的要求置之不理、充耳不闻,毫无道理可讲,拳大胳膊粗,你奈何之?
    这就问到了本文问题性质的实质。
    在我们国家,由于没有专门违宪审查的法律和机构,我国违宪审查主体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还有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政府——主体多层次。但这不符合违宪审查机构“一个”主体的要求,因为这容易形成“谁都可以管,但实际上谁都不管”的局面。其次,享有“宪法解释权”是能够成为违宪审查主体的前提。而这些主体当中,只有全国人大(当然享有)及其常委会(宪法规定)享有宪法解释权。一言以蔽之,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够成为违宪审查主体。但是,对于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由谁来审查呢?是由全国人大自己吗?在中国目前的宪政体制中,只有它了。还有谁的权力比它更大,谁的地位比它更高呢。然而,这一事实却又与一项基本的司法原则相背离,即“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谁能够对自己所做之事进行客观公正地判定呢。这表明全国人大也不能成为我国现有制度下的违宪审查主体。正是执政党对最根本大法的这种有意识空缺不添补、行政不作为的执政意识,所以执政党、执政者违宪肆无忌惮、有恃无恐。造成神圣庄严的宪法三十年来纸上谈兵形同虚设的可怜局面。鉴于这种严重危害后果,我们可以明确:一是中国的宪法监督机制存在问题,在客观上需要亟需引入新的违宪审查模式;二是专门机关审查这种模式能够解决中国的违宪问题;三是中国具备接受这一模式的现实条件。既然这样,中国还犹豫什么——为了宪法的最高权威和至尊地位,为了每一位中国人的宪法赋予的平等权利,全体公民应该从现在起就积极呼吁、响应起来,要求全国人大尽快设立违宪机构审查专门委员会,强力推动中国宪政建设的有力推进、执行、落实。
    国家当然也不是没有其它法律法规。宪法规定的权利拒不履行,就构成了失职渎职罪。我国的《刑法》中就有专门条款规定:渎职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所谓国家机关包括各级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各级军事机关。
    渎职行为以“不作为”的形式实施,但无论哪种形式,行为人的行为都与其职务紧密相联。渎职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者徇私舞弊,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严重损失的行为。
    行政不作为。《行政诉讼法》行政不作为违法以行政主体没有履行法定作为义务为必要条件。行政主体的不履行法定义务表现为,行政主体没有作出任何意思表示,或不予接受、迟延办理。如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面临人身权、财产权遭受侵害时,具有相应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予以拒绝或不予答复。再如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方提出的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申请明确表示不履行或虽然未明确表示不履行但超过法定期限仍不履行,即在法定期限内,既不表示履行也不表示不履行。这里的“不履行”不是行政主体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是有履行能力却故意未履行、延迟履行。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行政主体的行政不作为违法事实存在的,可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鉴于此,公民们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宪法中35之规定,即尽快履行此条作出时间保证。
    从上述法律法规可以明确得知,全国人大、中共中央委员会、国务院,都是公民就35条权利拒不履行、归还的行为,成为公民起诉、控告的主体对象。
    还有其他法律可以引申援助。为了保护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25日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其中规定“恶意欠薪”入罪。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国家主体本来有义务、有权利、有能力履行,却主观故意拖欠、这就构成了主观恶意拖欠罪。对照、引申这条法律规定,公民们可以到各级人民法院,凭白纸黑字的宪法35条欠条,以拒不履行法定义务、职责,故意恶意拖欠罪,来进行控告。
    又有网友问,各级法院均不受理,你到哪儿去告?
    这还真有法理依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符合下列条件:
      (1)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有明确的被告;
      (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4)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显然公民的起诉符合上述四条之规定。如果说法院不受理,最高人民法院还公布了“民告官”司法解释十一大焦点,并明确了逐案落实责任领导包案到人:“要实行包案责任制,包案到省、包案到院、包案到人。逐案落实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员。”
    又有网友问,法院就是不受理,自古以来“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行政机构也不理睬,你连大门都甭想进去。你又会怎么办?
    这就问倒我了。试想,当一个人欠你的债、欠钱不还,死猪不怕开烫。死乞白赖、厚颜无耻,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且没有部门敢受理,到处讲理没人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这还算是人吗?这不白披一张人皮吗?冠以人民的各种办公楼都进不去,这哪有半点王法?几千年封建社会尚且允许草民拦轿喊冤、击鼓升堂。
    你摊上了这样一个欠主,最后,你只能问苍天了。是苍天无道?还是前世造孽、投胎无眼?你只能自怨祖宗、父母,将你生在这个国家。你不得不一遍遍悲愤填膺地自问:要不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为何偏生在这样的国家?
    面对这种国情,公民们要么通过各种各样合法手段、措施,奋起抗争,尽快要回早就属于自己的权利,要么沉默不语、甚至甘当帮凶、助纣为虐,甘愿受奴役、压榨、盘剥,做一只吃饱喝足了快乐的猪。二者必居其一。鲁东曾在他的文章中曾说到:毫无疑问,国家局势能够败坏到何等地步,取决于国民性究竟恶劣到什么程度,也标志着国民性究竟恶劣到什么程度,因而国家状况既是显示与反映国民性普遍形态的指针,也是检验与测试国民性真实状态的尺度。只要民众安于接受或甘于忍受自身公然被置于某种不幸处境的情形不变,那就表明其不配享有比现实遭遇更好的命运。此一生存法则与生活原理,不止适用于群体,同样也适用于个体。
    所以,韩寒“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作为交换条件“要自由”。本来,国家欠下你的自由权利你要求归还是天经地义,何来你又承诺“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你的债主拖欠你的自由权利不还,你不但不理直气壮地声讨、起诉,反而还可怜恳求地说“但是,如果两三年后情况没有改善,我将在每届作协或文联开会时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韩寒小老弟你应该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通过的关于在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五条第一款增加一项,作为第四项依法查验:“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或者在重大活动期间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场所,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这个条款已经生效实施了。依照这个条例,人民不出门便罢,只要出门在外,你随时都可能被警察以“重大活动”期间为由,被迫出示、被录像身份证,在警察冷漠敌意地盘问、拷问中,稍有言语不慎,极有可能被依法拘留、拘役。你去这项国家重大“文化艺术盛会”现场去抗议,恐怕还未到红场,就极有可能被“失踪”了。你提出这样请求,不是自寻毁灭吗?
    家国、家国。没有一个个家哪来一个个国,家庭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国家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从1982年起,中国人在执政党的眼里,在宪法中,就已经成为公民了。中国历史曾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叫风水轮流转。2012年,恰巧是公民们被拖欠自由权利三十年。从大处说,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我凭一个人、公民最起码的人性良知小处上说,执政党、执政者啊,什么辉煌啊,一贯的伟大、光明、正确啊,什么同心同德啊,团结一致啊动听的玩意先放一放,当务之急先把欠公民三十年这个欠条如数完整地归还给公民,然后才有资格谈别的。你欠了别人一屁股债,死乞白赖地不归还、不清欠,天天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你还有脸说这样那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吗?我认为,所有公民依据宪法35条之神圣规定,都能理直气壮地要求国家拖欠拒不归还的这自由之权利。当前十三亿公民最直接、最现实、最紧迫的权利,是兑现朝不保夕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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