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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谎言弥漫的社会必然流行犬儒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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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来了的故事告诉我们,说谎会失去别人的信任,因为人的判断需要事实依据;一个医生无法给说谎的病人开药房,开了也是瞎开,因为他无法判断病人的病情。如果一个国家大家都说谎,那么,就会导致谁也不相信谁,大家都无法对国家、对自己、对同伴做出正确的判断。人们失去了把握世界、在世界中定位自己的方向。

阿伦特的《真理与政治》是讨论真理、谎言、政治之间关系的著名文章,对我们认识中国的现实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阿伦特把真理分为事实真理和理性真理。如果说理性真理是逻辑思辨的产物,那么,事实真理则是关于过去发生的事实(人的行动)的记录,比如比如德国在1914年8月入侵比利时。阿伦特说,理性真理的反面是错误(error),幻觉(illusion)或意见(opinion),但事实真理的反面则是谎言,无论错误、幻觉或意见,都不是由于个人缺乏真诚而发生,而谎言,作为“有意为之的假象”,其根本特点就是对事实的主观、故意的编造和篡改(说谎当然是故意的行为)。

因此,说谎是一种主动的行动,具有直接的政治含义。阿伦特说:“说谎者是一个行动者,而无论是理性真理还是事实真理的讲述者,却明显地不能是行动者。”如果真理讲述者想要扮演一种政治角色,也就是说服别人采取行动,他往往就会费尽周折,解释为什么他的特定真理适合某些团体的最佳利益。即使是这个时候,真理虽然被采纳并变成了行动,它的代价也是“降为”一种意见,它必须经过说服而变成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数人同意的意见,而一旦采用了说服手段,就降为意见了。

一个事实陈述(比如德国在1914年8月入侵比利时),只有通过被置入一个解释性的上下文后,才能获得政治意义(亦即转化为行动)。但是相反,谎言却无须任何上下文就可以具有政治的意义,因为谎言显然试图改变历史记录,就此而言,它已经是行动的一种形式。真理和利益(政治)的一致虽然被一些人所坚持(政治家常常把自己的利益诉求包裹在尊重事实的外表下,不能赤裸裸地说自己根本不顾事实),但是这点却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我们现在也认为政治总是骗人的,和真理无关的,政治家是不诚实的)。相反,撒谎者却不需要向事实真理“让步”(“让步”的意思是不能赤裸裸地说自己根本不管事实真理)。“撒谎者本来就是政治舞台上的演员,他具有一种不可比拟的优势,他据事物之所不是而执言,因为他想要事物以与它们的所是不同的面目出现——也就是说,他希望改变世界。”行动的能力是一种自由的能力,是自由的证明,因此阿伦特说:“我们的撒谎的能力,属于证实人类自由的为数不多的几种明显的、可证明的论据之一。”

从这里可以看出,阿伦特虽然很推崇行动和自由,却并不认为所有的行动和自由都是正当的,或者说,她承认自由和行动有被滥用的可能性。撒谎就是这样,它虽然是人的行动能力和自由的表现,但属于对自由的滥用:“我们之所以能够多少改变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是因为我们拥有相对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可能因为恶意而被滥用和歪曲。”这里似乎看出自由、行动等术语在阿伦特那里都不是绝对的褒义词。自由增加了人的摆脱宿命、摆脱条件限制的可能性,但也增加了人作恶(比如说谎)的可能性。

事实真理的讲述与政治

阿伦特认为,谎言的反面,即单纯讲述事实,不导致行动(没有政治意义,也不是政治美德)。她这样说的意思是:政治实践就是改变世界的活动,而谎言也是以特殊的方式改变着世界(篡改了事实真理就是改变了世界,因为事实真理是对人类行动的记录,而“世界”就是人类行动的领域),因此是行动,而说真话,在通常情况下不属于改变世界,它不过是说出世界的真相而已。“真诚(据是执言、说出真相,to say what is)从未被算作一种政治美德,因为一般情况下,它对于世界和环境的改变的贡献确实微乎其微,而这种改变乃政治活动的天职。”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当一个共同体有组织地撒谎、甚至全民撒谎的时候,讲述事实真理就具有了政治意义(可以引发行动、反抗现实,比如讲述“大跃进”大灾难的事实大概就是这样),因为这是改变世界的行动:改变被谎言篡改的世界。只有当一个共同体开始从事一种有组织的谎言(而不仅仅是在具体个别问题上撒谎)的时候,据是执言(讲出事实真相)本身,就变成了一种最重要的政治(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在一个每个人在每一件重要事情上都撒谎的世界上,真理讲述者就开始了改变世界的行动,无论他是否知道自己已经开始了行动,“他同样也是使自己投入了某种政治事业,因为只要他幸运地没有灭亡,他的存在本身就会开始改变这个世界。”

事实敌不过谎言的原因

阿伦特虽然承认讲述事实真理在特定情况下能够带来政治行动,具有政治意义,但却比较悲观地指出,事实真理常常敌不过谎言。这是因为事实真理常常具有“偶然性”,而且不合“逻辑”,因此不能令人“信服”。由于“事实的偶然存在的特点,事实总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在人的心灵面前并没有任何自明性或合理性。由于一个撒谎者可以随心所欲地修正他的‘事实’以适应他的听众的利益和兴趣,或者只是他们的单纯期望,所以他更有可能比真理讲述者更有说服力。确实,他(撒谎者)通常是站在有道理的一方的,他的论述听上去似乎更为连贯,因为不可预测的成分——所有实际发生的事件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已经仁慈地消失了。”(325-326)。

阿伦特这个观点是值得注意的:谎言的力量在于其“合乎逻辑”,也就是它更加接近所谓的“理性真理”,“花言巧语”总是比赤裸裸的事实更加迷人动听。事实真理就不是这样。因为事实真理是对行动的记录,而行动又具有偶然性、不可预测性和不合逻辑性,因此,因此缺乏“合理性”(伊拉克士兵的虐俘事件,纳粹的大屠杀事件,中国的大饥荒事件,好像都是“不可思议”的)。说谎就不一样,如果说行动、亦即记录行动的事实真理的特点是不合逻辑和偶然性,那么,说谎之所以比事实更加容易被人接受,是因为它是精心编织的,似乎更“有道理”,更“连贯”,更“合乎逻辑”。但是这似乎仍然是夸大了逻辑的力量,低估了事实的力量。这就是谎言的优势。

传统撒谎和现代撒谎的区别

阿伦特认为,在现代政治中,即使是对于大家知道的事实,也可以大规模修改,大规模操纵事实的现象。这种现象体现在重写历史、偶像制造以及实际的政府政策中。

在传统的外交和政治计谋中,被掩盖的东西常常关系到真正的机密:未公开过的资料;而现代政治谎言处理的不是秘密,而是见证过的事实,甚至是在见证者还活着的情况下赤裸裸篡改、重写当代历史。它也表现在所有类型的“偶像制造”中,在这里,“每一种人们知道的和已经确立的事实都可以被忽视或否认,只要这种事实伤害了想要塑造的意象。”(326。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大概就是这样的偶像,他们的很多劣迹丑闻都被媒体精心剔除了。由于这种偶像制造不是修改局部个别的事实,而是全面篡改和捏造事实,因此,这个媒体意象根本不是“被看作是对于现实的美化,而是被看作是提供了对现实的完全替代。”(326)美化还是在基本尊重事实基础上的小修小补,而完全替代就不是了。阿伦特认为,由于现代技术和大众传媒的神奇力量,这种“替代品”比原件有更多的机会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阿伦特深刻地看到了现代传媒篡改事实的力量。

阿伦特指出,传统谎言有两个限定。首先,它只关注个别的东西,是在个别事情上撒谎,其次,传统谎言从来没有打算欺骗每一个人,它的目标是针对敌人的,打算欺骗的也只是为数不多的敌人。由于这两个限定,传统谎言给真理带来的危害就受到了限制。

先说第一个限定。由于传统谎言只是在个别事实上撒谎,即不打算改变“整个情境”。由于事实总是发生在某种情境之中的,因此,一个特定的谎言就像是在事实组成的联系网络中撕开了一个洞。又由于整个网络是完好的,因此这个漏洞是容易发现和修补的。“正如每一个历史学家都知道的,我们可能通过注意不一致的地方、漏洞,或拼凑的接缝而认出一个谎言”,“只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网络织体未受触动,谎言最终总是会仿佛是自动地跃入人们的视域。”(327)举例来说,林彪事件、彭德怀事件发生的当时,我们没办法知道这两个局部事件的真相,因为与之相关的、包裹这两个事件的整个事件网络都被掩盖或者篡改,不是网中出现了几个洞,而是整个网就是谎言编织的,因此你根本无法发现什么漏洞。到了今天,与之相关的很多事实真相已经暴露了,这个孤立的谎言就无法成立的了。斯大林时期的很多谎言也一样。

这就是所谓“整体说谎”。这个时候,判断谎言的真实标准不存在了。这是阿伦特担心的情况:“如果现代政治谎言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们要求整个事实脉络的一个完全的创新安排,——仿佛是另一个现实的制造,在这个现实中,它们感到如鱼得水,天衣无缝,正如事实在它们原来的世界中之如鱼得水,天衣无缝,又有什么能够防止这些新的故事、意象和非事实成为现实和事实的一种充分替代呢?”(328)这就像我们如果我们知道东南西三个方向,那么,我们就能判断北,但是如果东、南、西三个方向全部不知道,或者被混淆了,颠倒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自己判断哪个方向是北。我们的参照点没有了。

这样一种现代谎言,似乎就是阿伦特说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它对于这个世界的解释完全是假的,这使得我们完全生活在一个虚幻的“现实”之中。看过电影《楚门的世界》的朋友,对此大约会有体会:这个所谓“楚门的世界”就是一个完全由谎言编织的“另一个现实”。

第二个限定关系到那些从事欺骗的人。在传统的谎言中,撒谎者常常是政治家和外交家这个小圈子,他们自己的圈子中人仍然知道并可以保存真理,他们不大可能成为他们自己谎言的牺牲品(即自己也对自己的谎言信以为真),这些人被称为“冷漠的撒谎者”,“他们可以在欺骗他人的同时并不欺骗自己。”(328)而现代的谎言在阿伦特看来似乎不是这样,说谎者自己也被自己的谎言欺骗,比如极权主义的政治家也相信自己的意识形态,陷于狂热,积极投入而不再冷漠(亦即旁观)。

阿伦特说:冷漠的撒谎者至少自己还知道自己在撒谎,仍然知道“真理”和“谎言”的区别,真理就存在在这个撒谎者本人身上:“冷漠的撒谎者仍然意识到真理和虚假之间的区别,因此他对其他人隐藏起来的真理并没有完全从这个世界出走;它在他这个人身上找到了最后的避难所。对于实在的伤害既不全面的也不是最后的,以及由于同样的原因,对于撒谎者本人所造成的伤害同样也不是全面的或最后的。他(冷漠的撒谎者)撒谎(lied),但他还不是说谎者(liar)。无论是他还是他所欺骗的世界都仍然是——用长老的话说——‘可拯救的’。”(329)

说谎者之所以被自己的谎言欺骗,是因为全盘的谎言毒化了公共世界,使得所有人,包括说谎者,都失去了辨别能力。她举例(小镇瞭望塔的故事,328)说明了谎言成为大家的“事实”共识以后,就会对说谎者本人产生影响(328),这是因为我们对现实的理解要依赖于“我们和邻人共同享有的世男”(328)。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坚持真理和辨别谎言所需要的不知是一个人自己的判断力,或者说判断力不是孤立存在的某种神秘能力。这说明,“一个说谎者越是成功,他就越可能陷入他自己编造的谎言当中。”(王寅丽,237页)

现代的彻底而全面的虚假世界,产生于对事实的操纵,政府主导的、和商业机构、传媒合谋的全国范围的“宣传”和造假,这里,阿伦特意想中的全国范围的虚假,是和消费主义相关的,因为她提到了广告关系和公关事务所等消费时代的商业机构,提到了为了消费而制作的虚幻现实的危害。阿伦特心目中具有彻底摧毁人的现实感东西有两个:一个是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一个是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

全国范围造假的结果,是全国范围的丧失辨别能力,“一整个集团的人民,甚至整个国家,都会投入到他们的领袖希望用来对付他们的对手的谎言的罗网之中。”(王寅丽,238)这个时候,被欺骗的群体和欺骗者自己都孜孜以求保持自己的假象不受触动,而对这一假象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敌人和真正敌对的利益,而是来自群体内部的一些人,也就是一些说真话者,他们试图逃脱谎言的魔力,坚持谈论“那些与形象不符的事实或事件真相的人。”(王寅丽,239)当代历史充满了这样的事例,其中,事实真理的讲述者被认为是比真正的反对者更加危险的,甚至更有敌意。这个分析非常适合中国。

犬儒主义:谎言的政治后果

谎言的最重要的政治后果是:“人们经常注意到,洗脑的最确实的长期的结果乃是某种特定种类的犬儒主义——绝对拒绝相信任何事情的真实性。无论这种真实性是怎样完满地得到了证明。换言之,长期和全面地用谎言代替真理的结果不是谎言现在被接受为真理,而真理现在被诋毁为谎言,而是我们据以在真实的世界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感觉——真假范畴乃是达到这一目的的精神手段之一——被摧毁了。”

这个观点是非常深刻的,也是与阿伦特上面关于谎言毒化了公共世界、摧毁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方位感的论断一致的。真理和谎言离开了公共世界是没有意义的。显然,这个意义上的真理,是阿伦特说的事实真理,而不是理性真理。在一个失去了判断真假标准的世界,人们会采取拒绝相信一切的态度、懒得去分辨真假的态度、真假都无所谓的态度,或者自己也加入造假者的队伍。

谎言的自我毁灭

但是阿伦特认为,谎言的无处不在也会导致其自我毁灭。由于人类事务领域中实际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即每一个事实,都完全可以不同于它们现在所发生的样子,这样,使用谎言骗人的可能性就是无限的,而这种无限性导致了谎言的自我挫败。你这样说谎我也可以那样说谎,你说白就是黑,我也可以说白就是蓝,结果是大家都不知道白色到底是什么颜色。你说大跃进没有死人,他说死了一千万,他说死了一亿,大家都胡说呗。随着形势的变化,必须不断地修改谎言,互相冲突的谎言就这样相互抵消。因此,如果要让自己的谎言被长久相信,就不能自己老是修改自己的谎言,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垄断说谎的权利,只许自己说谎,不许别人说谎,自己也只能说一次谎(林彪事件后,很多关于林彪的谎言就变得相互拆台)。“只有偶而为之的撒谎者才会觉得有可能以一种不动摇的坚定性坚持某一特定的假话。而那些根据永远变化的形势调整意象和故事的人,将发现自己漂流在可能性的无边无际的大海上,从一种可能性漂到另一种可能性,不能在他们自己的任何一种虚构上立足。”

在这点上,事实和事件的事实性(factuality of facts and events)就比谎言有优势,事实的最可靠标志,正是它通过特定的方式确实发生了,它就这样顽固地在那里存在着。这一“在那里”既是偶然的(就其发生前而言),也是顽固的(就其发生后而言)。如果一个人改变了这个事实,等于是返回到行动的“无穷可能的潜在性”,也就是谁都可以就这个事实说谎。于是“击败了所有作出结论性的解释的企图。”阿伦特事实上是通过追溯到事实、事件和行动在发生前的不可预测性不可控制性,来说明谎言不能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作为篡改行动的行动,它自己也有不可控制性和无限可能性。但是,我这里仍然无法搞清楚的是:事实、事件(行动)的未发生时的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性,和它发生后的无限可篡改性是一回事么?谎言的自我挫败,会不会导致一个后现代式的结论:这个世界没有真理?

因此,在阿伦特看来,谎言与行动、与改变世界、与政治的紧密关系因行动的开放性而受到了限制,也就是受到了说谎的无限可能性的限制:谎言的自我解构。说谎者要永远固定自己的谎言是不可能的,因为说谎是无限可能的。但说谎可以破坏事实,却不能确立事实。让过去的事实向行动——谎言——开放是非常危险的,它会导致犬儒主义(参见上文),“向行动开放的不是过去,当然也不是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真理,或作为过去的产物的现在,而是未来。如果过去和现在被作为未来的部分对待,也就是被送回到它们从前曾经处于的潜在的存在状态,政治领域就不仅被剥夺了它的主要的稳定性的力量,而且也被剥夺了它据以改变事物,据以开始某些新的东西的出发点。由此开始的是不断的空洞的转变和变换,这种转变和变幻乃是许多不幸生于一个宣传的时代的新的民族的特征。”(333)这里显然表明阿伦特并不肯定这种不稳定性和变化性。过去是无法向潜在性开放的,因为它已经过去,但是它又没有完全过去,因为变成了各种事实(历史),成为一种稳定性的力量,不仅如此,它还是此后开新行动的出发点,摧毁了事实,不仅摧毁了稳定性,而且也摧毁了开新的出发点。以“文革”为例,如果我们忠实地记录“文革”的事实,认真地反思“文革”,那么,我们就有了重新开始的可能性,如果着意掩盖事实,或者用谎言篡改文革事实,那么,我们只能永远在黑暗中瞎摸,永远找不到方向。

(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