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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进斌: 高华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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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先生遗像。

中华民族将来步入真正宪政民主社会,一定要在民族神圣殿堂内,把那些名义上“永垂不朽”实际是劣迹斑斑、血债累累、死有余辜的牌位抛进历史垃圾堆,让顾准、林昭、张志新、遇罗克、蔡定剑、高华等这样名符其实的民族英灵庄严进入。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有资格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高华逝世后,连日来,在选网上读了他生前所有好友满怀深情追忆的回忆文章,心潮起伏、感慨万端。特别是在网上看高华追悼会实况视频时,几次双眼泪湿,只好强制关掉视频,大脑久久不能平静。

我与高华,素昧平生,也无半点信息交流。在他逝世前,甚至不知道他这个人。由于亲身经历及近年来通过多种途径看了一些所谓“异见”人士被禁书和资料,基本大致了解了毛万岁建政后的阴、丑、毒。我逐渐对那段时期一些同类资料文章不在感兴趣。对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部书也没有阅读冲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深入思考、反思)但这丝毫也不影响我对高华的敬仰——一个有良知学者数十年如一日执着坚守自己理想、信念、信仰,并为之付出了宝贵生命的代价。在读了张鸣、杨奎松等个人悼念高华的回忆文章,看了高华生前的半身照片,才清晰地还原了这个早已享誉中外史学界,配称铁肩担道义,秉笔写春秋、顶天立地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写的民族的脊梁。

高华的不幸离世,让我想起了顾准、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中华民族的脊梁们的相同经历,都是在专制独裁狰狞肆虐的黑暗中,他们把自己当火柴,用生命奋力点燃了最后一丝光亮,短暂地划过中国天空,又被黑暗所吞没。

由此我想了一句中国成语——识时务者为俊杰。出自《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晋习凿齿《襄阳记》:“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成语的原义是躬耕于南阳的诸葛亮学富五车,蓄势待发。当时,刘备正依附荆州牧刘表。他觉得要成大事,必须有智谋的人辅佐,因此一直在物色有见识的人才。后来,他听说司马徽在襄阳很有名声,便去拜访他,并问他对当今天下大势的看法。司马微说:“平庸的书生文士怎么会认清天下大势?能认清天下大势的人才是杰出人物。这里的卧龙和凤雏,才是这样的杰出人物。”

时过境迁,随着朱明王朝的高压屠戮,满清王朝的残酷无情的文字狱,这条成语原有内涵早已分崩离析。知识分子先是被迫为稻梁谋后,又潜移默化成知识分子形成要善于、敢于施展头脑灵活、认清时势、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为自己谋得荣华富贵的厚黑学。我不否认中国目前有少数如高华一样专家学者,具有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为人类社会的文明传承,为民族进步、开明,为个人良知操守,艰难困苦地坚守、呼吁、呐喊。但我更明白特色体制强大招降纳叛效忠专制的奖赏力,更多的知识分子乐此不疲、争先恐后地挤进“识时务”的主流,成为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的“俊杰”。看一看时下,满目犬儒类趾高气扬、厚颜无耻地周游于大江南北,在名目繁多冠冕堂皇的三公消费包养的研讨会、论坛、年会中,他们因奴颜媚骨的“识时务”而在核心期刊上刊发论文、著作络绎不绝,他们成为“俊杰”而“荣获”荣誉称号等身,又当婊子又立牌坊。网民们称他们为砖家叫兽。

以高华沉痛、不堪回首的父子被专政改造的社会阅历,他的知识素养,他早已领会到这个成语的含义。以他出色的知识结构悟性的积累,他要“识时务”的随主流,改弦更张是易如反掌。如果那样,他的命运可能是另一种结局。

但高华却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条羊肠小道,无怨无悔十几年如一日独自艰难跋涉,追寻历史真相;以真知灼见近乎于清教徒的献身精神来启蒙愚昧无知,唤起良知,匡扶将倾大厦。看回忆他的文章中写他的生存现状和经历,令我几度唏嘘难过。“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高华当之无愧堪称这样的脊梁!

在杨奎松教授《悼念高华》文章中,在谈到他极力向华师大推荐高华去华师大工作时,有这样一段:

“还记得一切谈妥后高华夫妇一起到华师来的那一次,我领着他们去看了在华师二村定好的临时住房,两口子当时可以说是发自内心的感到高兴。我也以为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为了最后落实高华夫妇调来华师工作的事情,那一年我推迟了去日本的访学。事情办妥后,我即前往日本,并且停留了半年时间。这期间,我得知小刘已经在华师大正式上班;南京大学也同意高华调来上海了;在学校帮助下,高华家已在新校区附近买好了新的房子……

然而,当我再从日本回到上海,却意外得知,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高华无法调入上海,他的工作调动被迫停止了。

我这里不想复述我所得知的导致“不可抗拒的原因”的理由是否成立,我只想说的是,这个消息对华师、对我来说,再难接受,也不致造成怎样的创伤,而对高华来说,这一消息则不啻一种沉重的精神打击。无论我们再做多少补救的工作,如保留他在华师的教职、招生及相关待遇等等,都无法挽回此次挫折对高华身心所造成的伤害。”

读到这里,我的心被狠狠地刺痛了。我坚信,正是这“不可抗拒的原因”是导致高华病情恶化不治的直接诱因。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等级社会制度的无情,权力专制的残酷,独裁者独断专行,使多少英才含冤蒙垢。如今,一脉相承的专制世袭阴霾依然是如影相随。这个“不可抗拒的原因”,表面上是冠冕堂皇的党组织,实际上是阴狠毒辣掌权者个人。改革,改革!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有多少黄钟假汝之名被毁弃,又有多少瓦釜假汝之名在消蚀!

而在党国特色体制内,到处是这样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他们深谙“识时务”、“成俊杰”之精髓,大权独揽、党权在握,他们指鹿为马、欺上瞒下、两面三刀,在各个一亩三分地内,以冠冕堂皇之名义,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以种种莫须有的条件、借口、意见,对权贵子弟的世袭不遗余力地固若金汤,对真正平民百姓的才俊,他们想方设法排斥之、扼杀之、毁灭之。他们是这个民族名符其实的汉奸、卖国贼、刽子手。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一天不对毛万岁建政后,以六十年“神圣”之名义,新老权贵们为自己荣华富贵,用尽告密、出卖、栽赃陷害等卑鄙无耻的手法,用无所不用其极的阴狠毒辣手段、心计,擅长窝里斗,用非黑即白、非乱即友、你死我活的反间计、离间计,无数次突破摧毁人类道德良知的底线,踏着别人肩膀往上爬,导致无数善良同胞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尸首不全,至今或含恨于黄土之下或渺杳于荒野之中的无数英灵们,不对这些民族的毒瘤、霉菌、败类进行彻底清算,把他们押上正义历史审判台,让他们伏罪伏法,让他们如秦桧式永远跪伏于正义英灵前,这个民族就永远无法卸下历史沉重包袱,无法达成共识,更遑论什么民族复兴。只要看一看乌有之乡这类网站上,那些浑身染满、沾满历史血债,而逍遥法外的封建世袭遗老遗少、文革余孽至今沉浸在文攻武卫氛围沉渣中不能自拔,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之恶毒咒语,在看一看世界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正义对邪恶的彻底清算史,不对中华民族当代这样令人憎恶的历史进行彻底清算,这个民族就永远无法真正崛起。

时下的中华大地,尽管作为政权形式的封建专制制度消亡了,但悠久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儒家伦理思想的浸渍,造就了利于产生新的封建专制的温床,也造就了无数贫弱不堪的平民,奴颜婢膝的犬儒。那些依靠原有的血统优势居于统治地位的人,充分品尝了在弱民头上为所欲为的滋味。那些依靠专制投机奋进而成为强人的人也更能把握住只有专断,才能驱使一批又一批畏强凌弱、在专制下俯首帖耳、而在自由气氛中便散沙一盘的百姓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那些丧失脊梁的儒伥,软软的骨子里装着的尽是依靠专制以寄生的髓液。专制的管理方式——独断式、家长式、命令式几乎原封不动地铸入了每一个由人组成的社会肌体中,还在吞噬和残杀着人们的锐气和活力;成为个人生长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生长和发展的体制性黑洞。令人怵目惊心地大的祭献场面不会再发生了,但那些小的、零散的祭献几乎无时无处都在发生:青春活力被压抑、创变新精神遭摧残,进取锐气受窒息。如果将这些细微的祭献叠加起来,我们也许会发现,这里的牺牲远远比封建社会祭坛上的流血更为代价惨痛,这是无声的流血和祭献。(有时有声,但声音早被高科技手段的消音装置给抹掉了)高华的英年早逝,可以肯定地说,就是这种体制戕害的又一牺牲品。而高华,决不是最后一个。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封建祭坛上,第一个用人在国家祭坛上作为祭牲品的,就是商鞅。司马迁在《史记》中真切地记录下当时的场景,并两次用“殡葬者”或“秦的殡难者”的说法,准确地概括了其死的悲壮意义。其后的晁错、王叔文、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家又何尝不是?改革家付出惨痛的余悸至今令我们不寒而栗。正是封建制度造就的至高无上的专制与独裁、权力和私欲,不受约束的权力的疯狂、荒诞,才使一次次改革总是以失败告终,才使一个个出类拔萃的英才英年早逝。每一次失败后,威权统治者们都是用牺牲者的生命来祭奠自己祖宗牌位。用“多难兴邦”惺惺相惜,抛出几个底层无根的替罪羊,来撇清、洗净自身的罪恶滔天。动车追尾事故的“问责”,这边辞职那边复出的特色体制官场惯例,最明白无误地诠释了威权统治的一样残酷无情。但愿我们想到这几千年民族历史的悲哀根源时,能保持清醒的思考反思,坚定从体制上摈弃令人诅咒的专制威权社会,为推动社会向民主宪政社会转型,珍惜并捍卫来之不易的现代社会的一点点进步,为真正建立宪政民主自由的社会国家而尽一份公民的义务和责任。

我想,中华民族将来步入真正宪政民主社会,一定要在民族神圣殿堂内,把那些名义上“永垂不朽”实际是劣迹斑斑、血债累累、死有余辜的牌位抛进历史垃圾堆,让顾准、林昭、张志新、遇罗克、蔡定剑、高华等这样名符其实的民族英灵庄严进入。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有资格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高华永垂不朽!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