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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不批评就不要做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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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批评的,如果他不批评他就不要做知识分子。

现在中国讲真话的人太少了,太多的知识分子都是犬儒主义,我认为犬儒主义是社会进步的头号敌人,甚至比贪官还可怕。贪官是加速体制衰落,犬儒则让体制得以残存。

他敢为敢言,看似惊人的言论之下,隐藏着经济学家的独立精神和最朴实的市场经济道理。甚至引来质疑谩骂,他也并不以此为虑。他曾经做到投行高管,但出于对独立性的追求,转身投入学术领域。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许小年。也许有一天,历史最终会证明他确实是这个时代的先行者

如果给许小年画一幅素描,那一定是最容易不过的。但凡见过他本人的,纵使只有短短几秒钟,也一定难忘他极富特征的脸:紧锁的川字眉、锐利的鹰眼、深刻的法令纹和清瘦的脸庞。

若要为他的思想做一幅素描像,也并非难事。许小年是国内众多经济学家中少有的“专一”者,以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坚持闻名圈内。逻辑严密、理论完整是他最突出的特色之一,一如他的鲜明个性。

一个财经会议上,许小年重申:改革开放后十年是改革基本停滞甚至倒退的阶段。保持现状是政府的最优博弈策略。

短暂的沉默后,台下掌声雷动。

坚持

事实上,许小年的这些观点都不新鲜。

2004年离开中金之后,许小年作为学者的形象逐渐鲜明起来。从一开始关注股市动态,到解析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最近到传统文化、宗教和经济改革,他扩大了视野,同时也把批判的鞭子抽向了更多领域。他从关注经济现象和经济政策,转向剖析更深层次的体制弊病、改革的历史定位等等。从“千点论”的漩涡中走出来的许小年,用更激烈的言辞、更尖锐的批判、更深刻的反思,再一次成为焦点,甚至有人称他为“刀锋经济学家”。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批评的,如果他不批评他就不要做知识分子。”许小年对“是否批判过度”这一说法不屑一顾。

他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便撰文强烈反对放宽流动性的政策。危机爆发后,一片批评之声都将矛头对准华尔街的欲壑难填,三年之后,欧美经济再次陷入困顿,华尔街被反对者占领。许小年坚持当时的观点:金融危机是美联储失误政策所造成的。

2007年A股欣欣向荣,国内掀起全民炒股的狂潮,许小年却“不合时宜”地在博客上指出股市的泡沫风险,并明确反对政策救市,他甚至提出根本就不需要中央银行,政府的救市政策只会扰乱经济规律,加剧经济的波动。每篇博客都引来数百人的围观和点评,其中以批评的声音居多。

但他并不以此为虑。

2011年初,北京市实行房屋限购政策,规定非京籍户口者不得购房。许小年最先跳起来反对,甚至在微博上公开讽刺某支持限购政策的经济学者,批评其“斯文扫地,学界悲哀”。“其实许小年和那位学者并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大多数人即使有不愉快也不会点名批评(别人)的。但许小年认为事实大于个人关系,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也会放弃私人关系。”一位与许小年相熟的同事表示。

直言不讳的语言风格让许小年得罪了很多人,他对媒体的苛刻是出了名的,不止一位记者朋友告诉我,许小年的脾气实在是太差了。

在提及许小年的语言风格时,耶鲁大学金融教授陈志武爽朗地笑了:“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也许小年是想通过比较激烈的批评,把他的观点更旗帜鲜明地表现出来吧。”

回归

提到当初为何放弃国内令人羡慕的工作,选择艰苦的留学生活时,许小年思索了两秒钟,说:“金融学上有一个很知名的定理,叫做随机行走。我这辈子好像都在随机行走。”

1999年许小年加盟创立不久的中金公司,彼时,中金作为国内第一家合资投行,正迎来最辉煌的时期。许小年担任中金研究部主管,白手起家创建中金第一支研究团队,在各个场合代表中金公司发言,风光一时。

虽然后来许多人以“千点论”来说明许小年的研究水平,他本人却十分讨厌这一说法。他更看重的,是自己致力提倡的价值投资理念,终于被证券市场慢慢接受和认可。

离开中金后,许小年这样评价自己:“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我认为自己还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自由的、批判的、独立的、先行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注定会被人们误解,起码在初期,注定会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为社会所接受。”

在对独立性的追求中,许小年最终彻底放弃投资银行,转身退入学术领域。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学院副院长刘胜军评价许小年的授课风格是:讲课像针灸,句句带刺但都扎中穴位。许也因此成为中欧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与在外界眼中的形象不同,学员们则认为许小年没有那么难接触,一位中欧的学员说:“喜欢许教授的平易近人,曾记得他特地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跟我们学生坐一起,鼓励我们多读好书。”

重建

也有许多人对许小年“永恒的批判”表示质疑,认为其只有解构,没有建构。“其实批评就是最大的建设。”刘胜军对此并不认同,“比如许小年建议取消发改委,减少政府管制,这些不都是建设性的吗?可惜政府不接受。”所以,许小年是在用极端的市场的观点来把政府的力量往后拉。从这个角度讲,许小年并不极端。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许小年最推崇的是孔子。他曾在一个学校的讲座中,对着满堂学子谆谆教诲:“孔子孟子的问题几乎就是无用的,有用的似乎是商鞅、韩非,但今天看,真正有用的却是孔子、孟子。”孔子的形而上理论、忧患意识、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他试图在乱世中建立社会秩序的态度,都让他找到了一种共鸣。

虽然“一个人能做的事情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但许小年依然在用一个知识分子最大的能量来力图推动社会的变革。他并不认同庄子那种逃避的态度,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有限的“能做”,来推动这个社会“朝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发展”,从而避免“其他民族走过的弯路”。

“现在中国讲真话的人太少了,太多的知识分子都是犬儒主义,我认为犬儒主义是社会进步的头号敌人,甚至比贪官还可怕。贪官是加速体制衰落,犬儒则让体制得以残存。”刘胜军说,“一个许小年还不够,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许小年。”

微语录

政企不分是中国成功的原因?若此说成立,计划经济岂不应该是最成功的?改革开放前20年,政府逐步退出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撤消计委、经委、各工业部。政府管少了,民间放开手脚创造财富,经济才繁荣。过去10年中改变了方向,国进民退,靠花钱、印钞维持增长,这也叫“成功”?
2011年12月6日

抽鸦片上瘾,通胀刚刚回落,手就伸去摸烟枪,戒毒的事儿(结构改革)交给下届政府。如果就此抽下去,通胀将卷土重来。
2011年11月30日

飞了十几小时,着陆打开手机,得知乔布斯去世。一位创新奇才,耗尽了生命。机舱门打开,廊桥里站了一排人,恭迎要客。两相对比,不禁唏嘘。创造财富、造福人类者,英年早逝;终日拍马钻营,谋高位以刮取民脂者,锦衣鼎食,往往得享天年。哀哉。
2011年10月6日

当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当中国的银行贷款/GDP比率超过了泡沫高峰期的日本时,当脱鞋晾脚的中国游客在伦敦、巴黎取代了摇小旗的日本人时,当中国买家在艺术和奢侈品上的风头盖过日本人时,我就祷告,中国不要成为第二个日本。
2011年9月2日

(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