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ral European News in Chinese – 中欧与世界新闻 – 中欧社

高华追思会发言: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

p120105103

高华的生命,很可能象征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我们可能被注定了要抱憾终身。但是一代人还是要做一代人的事,对于我们而言,时间紧迫,有想做的事,有想说的话,尽快去做它。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成就永存史卷

我们这一代人在几个历史重大问题上,不能交白卷。在众多答卷中,我以为高华这一份是最为出色者之一。主持人让我总结高华先生的学术成就,我不合适。还是让我作为高华的朋友,一个与他交往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讲高华这个人,讲讲高华这本书。

高华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杰出代表。我们这一代人有两件事无法回避,一是文革,二是改革,这是我们的生命底色。改革的历史,我们可以写,后代人也可以写,但文革的历史,必须由我们自己来交这个答卷,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不能交白卷。

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也通过各种文本、各种方式,陆陆续续地交出了答卷,但在众多答卷中,我以为高华这一份是最为出色者之一。他深刻挖掘了文革得以形成的老根——中共党内生活之渊源。文革发生已经有四十多年来,到现在还是一个聚集风云的话题。在历史上,它还会和法国大革命等重大事件的命运一样,让多少代人持续不断地争论下去。但无论是后面有多少代人参与讨论、争论、辩论,它绕不过我们这一代文革经历者所交出的答卷,绕不过高华这个人。

高华让我最感佩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研究生考试,我们这一代人进入历史系有很多人,但对于党史专业,基本上是回避或拒绝。高华毅然敲门,破门而入。这是需要勇气,需要担当的。20年前,在那个年代选择历史专业,进入这个大门以后,再去敲党史这第二扇门,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他是在怎样一种历史环境下来写那本书的:是收音机里传出苏联八一九政变的广播,在一个与邻居共用的小厨房里摊开稿子,黑夜奋然命笔。今天的学术氛围没有根本的变化,只是各种各样的课题费多了,开始是人抢钱,现在是钱抢人,大学已经被各种各样的课题费其实是人民币淹没,能耐住寂寞不申请那些大大小小的所谓课题的人几乎没有了。2002年我与高华参加夏威夷国际会议,为节省经费,会议安排我们住暑期空出的夏威夷大学学生宿舍。我们俩人住同一房间,曾为此感慨并预感学术氛围在表面繁荣的假象下更为崩坏,80年代最后一年开始形成的“第二学术圈”将逐渐瓦解,被体制内“第一学术圈”分化吸收,我们的日子将更为艰难,只能相互打气,文雅的说法叫“共勉”。但高华坚持下来了,我们可以去查高华在南大的学术履历,在取得如此学术成就、获得海内外高度赞誉的同时,他是否申请过一个“国家课题”?高华留下的这一成就,对那些动辄以是否取得国家课题来量人度己者是一个有力回击。

高华当时进入这一行,我一直觉得很惊讶。太难出成果了!有想法,有书稿,怎么能流传下来?一辈子锁在抽屉里?那实在也于心不甘。高华用他一生的经历,最好不过地回答了我的困惑,第一,在最不可能出成果的地方,他出成果了;第二,还不是一般的成果,一个大大的成果,一鸣惊人!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他没有交白卷,交了一份非常漂亮的答卷。我们今天在追悼会上看到,余英时先生也写了:“读过高华先生的书,很佩服”。

其次,我们今天在这个民间场合,不能不正面谈谈今天上午校方主祭时回避提及的高华这本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的学术成就,上下两代人,同时交口称赞,这是不容易的。上面一代人,我以现在党内所谓“两头真”的代表人物之一何方老先生为例。他最近写了《党史笔记》两本,一而再再二三地引用高华这本书。我与何方老先生有两次交谈,一次在上海交大,一次在北京他寓所,两次都谈到这本书。须知何方先生眼界是非常高的,不用说跟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与他的同代人,他都直言不讳。我就知道他和李慎之通信中,对李慎之先生的一些观点提出坦率批评,慎公是有傲气的人,他对他们同代人非常挑剔,但慎公曾对我说过,党史这一块,他重视何方的意见。而在谈到高华这本书时,何方竖着大拇指,连声说好。让一个延安整风的过来人,而且是有高层阅历的过来人,来承认一个后代人完全靠资料,而且是公开的资料不是什么秘辛传闻,写延安整风,竟是一部信史,靠得住,绕不开,这是不容易的。

下一代人中,我问过,我教过书的,或者有交往的晚辈,党史这么多书,你们看过哪些?他们不约而同地都说看过《红太阳》(编者注:即《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当然,他们更多的是通过复印,不是看的香港原版。一个人的书虽然是在香港出版,但是能够得到国内年轻读者这样广泛的响应,在我们这一代人,是很罕见的。高华的书虽然是在香港出版,传播发行都受到限制,但在中国大陆,上中下三代人,该看还是都看到了,读过了,多少学党史的后来之辈,都在千百次地引用,仅此一点,作为一个学者,高华就足以自慰,足以傲视体制内那些蝇营狗苟的众多伪学者。

这本书开辟了毛泽东研究的一个崭新的空间。说得低调一点,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说得稍微满一点,在毛泽东研究、延安整风研究,从延安整风到文革的历史研究,这三块当中具有里程碑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高华选择12月26日这个特殊的日子走了,他走而无憾,无论是这个人,还是这本书,都永存史卷。

2011年12月30日下午 南京(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萧功秦(上海交大政治学教授):儒家和自由主义精神结合的典范

我可以说是高华的老朋友了,大概与他交往有33年之久。1980年前后,那时我是南京大学的研究生,高华是本科生。从此以后,我们就一直在交往。我和他在台湾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经常一起去逛重庆南路的书店,几乎是无话不谈。他每一次到上海来,我骑着我的破摩托车,到他那个狭小的阁楼上面去找他,一谈就是三四个小时。然后他把我送到楼底,我就开着摩托车离开。

那么多年来,我觉得高华的身上,他是把儒家的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精神结合得最完美的一个人。他为人处事,充满着儒家的那种风度和风范,既内敛又有非常强的责任感,有“天下为公”的精神,同时在思想上又是充满了宽容。我觉得如果要在中国找一个儒家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和自由主义理想有如此完美结合的人,他是首选,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典范人物。

我要谈一下对他的史学地位的评价,我曾经说过,他和在座的很多学者用自己的一生的努力,形成了一种学派。我把它称为叫“新实证主义”学派。包括杨奎松、沈志华、韩钢各位,他们是在治史过程中当中逐渐形成的相同的研究风格的。高华曾经也偶然说过这个事,他说,实际上我这个研究可以称为“新实证主义”。为什么叫“新实证主义”呢?它反对过度解释。它一定要从材料当中、从史料当中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是反对对它进行教条化的先入之见的过度解释。通过对史实的发掘,将真实的历史呈现出来,用常识的理性去感动人、去说服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华可以说是这一学派中的佼佼者。

不久以前,我在重庆、成都的一个会议上,做一个长篇的关于中国史学的发言,内容就叫做“新时代需要新史学”。我特别提出了“新实证学派”及其重要意义,特别指出了高华本身的作用。我说,高华的这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实际上是我们这一代历史学家,留给一百年以后的子孙的一个礼物,让他们看到我们是怎么反思历史的,我们从历史当中获得了什么,我们感悟到了什么,我们希望什么。

高华那么多年的努力,我把它总结成三点,作为我们历史学者,作为后一代的历史研究生们、大学生们值得吸取的经验,或者说可以从那里得到启示的。

第一点,我觉得,他的成功在于他具有一种超凡的洞察力,我把它称为叫“历史的悟性”。所谓的“悟性”,就是说当你用有限的信息,来还原整体历史的那种能力。你的信息是有限的,但是你是依靠这种感悟,把整体面貌还原出来。这种能力在高华身上是非常突出的。他曾经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杨尚昆的儿子,读了高华在《南方周末》上写的《《初读〈杨尚昆日记〉》)一文以后,就专程到南京来找他,对他说,我到南京来,就是我对你发生好奇心,我完全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怎么对我父亲是如此地了解?我曾经问过我们家族所有的人,他们没有一个认识你,但是你写我的父亲确实非常真实,你把我父亲内心世界点活了。你把我父亲讲到点子上去了。你到底是认识我们什么人?高华说,你们家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就是看你父亲的日记。

高华这种洞察力我觉得是历史学家最可贵的。人们说。历史学需要史才、史学与史识,而史识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感悟力。当你读了二十本书,就能通过悟性得出人家看一百本书才能得出的结论,那就是你的一种悟性。高华身上这种东西是非常突出的。

第二点,我觉得他有一种儒家所具有的那种边缘化的生活状态。他没有进入体制。他虽然在体制里生活,但是他和体制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从来没有申报过官方的课题。他在这种边缘状态当中,自得其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种在边缘状态那种自得其乐,就是儒家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突出。

第三,他身上表现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是一种口号,而是通过人生的经验,通过自己体认,去追求这个社会的真善美,从而写出他的著作来。

他这种责任感,就是通过他的这种事业表现出来的。那么多年,可以说,我认为他是我一生当中最好的朋友,我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当他到上海来开刀的一天,因为是好朋友嘛,我就干脆把纸捅开了。我说人生来是有限的,也许你可能比我早走,我们很多人比你晚走,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但是,从生命的历史长河来说,按照十亿年这个生命历程来说,十年不过就是一秒钟。我们只是比你晚走一秒钟而已。但是你的这本书,却是有超越一个人的人生生命时间长度的价值。他当时非常感动,他把这句话告诉他的太太。

在他过世的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想像着他在天堂里的样子。我想像着那是天堂里一个朦胧的早晨,他一个人,坐在一张长椅子上,有点孤独。我总觉得我们大概总有一天,会去见他的。我想像着,在这个长椅子上面,继续着我们的长谈。

(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祭高华

我在(2011年12月)24日,高华先生去世的前三天,有幸能和他在一起。我正好来南京,去见他。上午大概九点半到病房,谈到十一点半,聊了很长时间。我对生命有一点敏感,可能是我以前干过兽医,对生命非常敏感。今年年初我已经来过一次了,我感觉高华快不行了,生命似乎正在从他的躯体里离开。那时候我都快控制不住。小刘跟我说你千万别哭,你跟他聊,聊得开心点。在我的感觉,其实高华对自己的走,有感觉,但是他非常坦然。我们聊的时候,他就说,你现在被“五毛”围攻,不要理他们。他说过多次,他一直在看我的微博,看我的博客,每天都看,在病床上,就用手机看。他说你做就行了,别管人家怎么骂。多年以来,我写博客上微博的时候,我都在想,高华在看,高华要看,所以我每天都更新。

我们也讨论了很多学术上的事,现在最新的史料他都知道,学界的事他也都知道。

大家都说好多高华的事,大家对他的评价,我都认同,只补充一点,高华其实在我眼中,是一个挺好玩的人。他有很儒雅的一面,有很严肃的一面,但是他确实是很好玩的人。我记得是2008年还是2009年,熊景明组织了一次活动,有秦晖和章诒和等参加。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高华要拉我表演节目。我说我们唱什么,他说唱“我们是害虫”。我说怎么唱这歌,他说我们现在在某些人眼里,就是害虫。我们唱完了,大家都乐死了。他就是特别好玩的人。

我和他交往,其实很晚的,但确实走得很深。我很看重他,他也比较欣赏我。他有非常童真的一面,他给学生上课也好,讲课也好,甚至谈学术也好,那是另外一个高华,我看到更多的他是一个小孩的形态,特别好玩。我看秦晖也是这样。他完全是一个赤子之心。不是一个胆大的人,但却把天给捅了个窟窿。

他之所以走这条路,真的是驱使于知识分子的良心,这是良知驱使不得不这么做。他身上的恐惧比我们都要多。这种恐惧我有,但恐惧在他身上的影响,比我们大得多。我感觉到这点。他也后悔过。得病之后,他有一次给我说:哎呀,我还是做古代史好,不接触这样惨的材料,不揭露黑暗,可能好一些。我说你已经不可能了。他说,是啊,不可能了,根本不可能去做古代史。

我走到今天,从一个书斋学者变成经常批判现实的人,高华一直在支持我,我只要出了新书,每次都是他第一个给我掌声,包括我对史学界的批评,他也赞同。我只想说,他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那天聊完之后,我回去之后,心情非常不好。我当时就感他真的很快就不行了。以前也想过,高华是不是就要彻底走了,但是这一天到了的时候,还真是受不了。

那天,熊景明老师给我说,你手快,能不能代替大家写一篇祭文。那天晚上,我一宿没睡,就写了。

祭高华

风起钟山,哲人其萎,凛凛雪雨,草木凋零。今我来兮,斯人已去。哭君壮岁,英年早逝,锦绣文章,更待谁书?哀君事业,中道崩殂,历史真相,何由得明?怜君家人,孤孀弱子,大树摧矣,何枝可依?伤君门生,痛失良师,庭训堂听,寂寂无声。忆君,惜君;念君,哀君;思君,痛君;哀哉高华!惜哉高华!痛哉高华!伤哉高华!高华之后,更无高华!君去之后,国有难事,谁与相析?我有佳文,谁其击节?重九登高,使君不在,遍插茱萸,更少一人。雪夜围炉,君其逝矣,促膝晤谈,永稀哲音。君逝之日,天黑如墨,鬼蜮成阵,遍地狼犬,深巷警笛,文网深密,靡有孑遗。无良当道,阿谀成风。良士遭难,佞人乘龙。斯世斯景,君去天堂,我留人境,忍待天明。

天丧英杰兮,上苍不公。朋辈成鬼兮,怒向刀丛。欲聆君教兮,天人永隔。斯人其逝兮,再无知音。长歌当哭兮,泣不成声。天地惨然兮,共我一哭。哭天,哭地,哭南大,哭我良朋。谨以馨香一束,香草几枝,鲜花数瓣,献于君前。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杨奎松(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希望有更多的高华继承我们的工作

我想,高华走了,我们最难受的一点,是跟我同道并且从事同一工作的人,又少了一个。这么说,其实刚才朱学勤也已经讲了,就是我们学历史的人很多,研究历史的大家也很多,但是真正从历史学的方法来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共史,比较系统地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人,却极少极少。到今天为止,我们剩下的人,如果大概计算一下的话,可能也就只剩下三四个,四五个了。而且,剩下的也基本上都五十多岁,后面的年轻人基本上还没有跟上来。多数还只是在做个案研究,或微观研究,或比较小的问题的研究。

刚才和李蓓蓓老师还在讲,我们现在真是很难寄希望于年轻人跟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要谋生活,他们要求他们的学位,求他们的职称,要养他们的家,所以他们很难坐冷板凳,每年必须要想办法发表几篇论文,而且还必须要在国内发表,要发表在什么核心的刊物上,必须申报和完成这样那样的课题,必须要在国内出版通过审查的专著。只有这样,他们在学术上才能得到认可,才能评职称,但这样他们也就首先必须要政治正确。

我们这些人走到今天,现在已经不求这些了,也不怕别人认不认可了,也不担心生存方面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做。但这并不等于我们真的能够改变什么。包括高华先生,我们一直在讲,高华整个的经历,其实和我们在座的同龄人都差不多。我和高华都当过八年工人,也是文革以后上大学的,然后也都一直在做学问。但是大家可以看到,高华的书出得不多,文章也出得不多。《红太阳》这本书是2001年出版的,之前他没有出版过专著。而且这本书也是在香港出的,在大陆只是两三年前才集了一个集子。为什么他出的书和大部分的文章都出在海外,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这说明他研究的那些对象,包括他研究的那些问题,一多半在大陆几乎不能发表,不能出版。

包括《红太阳》这本书出来,对他影响很大,大家刚才也讲了。问题是,它除了带来了学术上的,或者说研究能力上众多的称誉以外,它是不是更多地给他带来的是压力,是精神上的困扰,还有各种各样的麻烦呢?

讲到这里,我不能不说到高华的病。高华是我推介,包括帮助引进到华东师大去的,我做了很多工作,他也确实一度正式在华东师大上班了。但是,我最后悔的也是……也是这件事最后没办成。所有都成了,但最后又失败了。以至于他回去没多久,就病了……

所以,今天在这里纪念高华,我个人最希望的是我们还能有年轻人,来继承我们未完成和无法完成的工作。

谢谢大家。(抽泣)

(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许纪霖(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一介书生的高华

我认识高华已经二十多年了,1989年之后,在大家最绝望的时候,我们一群朋友聚集在一起撰写《中国现代化史》高华作为重要的作者之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期间,他告诉我,他已经开始在默默搜集资料,要写一本关于延安整风的书,这就是《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这是一本写给历史看的书。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出版,也不知道是否会带来麻烦。90年代不像今天,已经有了比较成规模的民间社会,有媒体参与,有民间出版,有海外渠道,还有网络空间,可你写什么东西大家都能读到。高华在动手写《红太阳》的时候,是孤身一人、他默默无闻,生活艰辛。他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在做一件不知道结果的事情。

高华不是一个无畏无惧的战士,他从小是在阴影里面长大,父亲是右派,文革的时候,为了躲避杀身之祸,一度逃亡,家门口贴满了通缉他父亲的通缉令。高华的一生都生活在莫名的恐惧感之中,这种恐惧感笼罩了他的一生的。他有一种天生的自我保护意识。他太懂中国历史了,在政治上比一般人还要谨慎。他对政治本身没有兴趣,但他有良知,有学术上的担当,有说真话、揭穿历史真相的内心冲动。这种冲动超越了功利,不追求任何世俗的回报。

写《红太阳》时候的高华,几乎一贫如洗,只是一个副教授,在学术界很边缘,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应该尽快解决职称、拿几个课题、赚些小钱。但高华真正关怀的,却是历史真相。他明白书出版之后可能会面对什么,有过一些犹豫,但最后决定还是要写。写的时候不再考虑出版,作好了为抽屉写作的准备,反而可以秉笔直书。稿子出来之后,在很小的朋友圈中传阅,大家一看,非常震撼,这就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高华以自己出色的历史理解和想象力,还原出权力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对已有的历史正当性是摧毁性的。我最先推荐给香港的天地图书公司,天地公司虽然知道是好书,但觉得过于学术化,有点犹豫。书稿到了金观涛先生这里,他领导的香港中大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刚刚开始以香港中大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图书,虽然经费困难,但马上拍板决定出版,我至今还记得观涛当年说的一句话:从此大家会知道谁是高华。

《红太阳》的出版给高华带来巨大的荣誉,同时也带来难以想象的压力,后来发生的一连串结果,比他想象的还要更严峻。他后来的处境,对他最具有杀伤力的,还不是有形的那些被体制边缘化,而是无形的恐惧感,我觉得他后来的得病是与这种压力直接相关的。但高华都承受了,他患病以后精神上有一种很大的超越,眼神越来越明亮和坚定,不仅是面对死神,而且也淡看了人间风雨。高华本不是一个豪杰,他只是一介书生,但他内心里面有书生的纯粹和意志的韧劲。

他走了,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向这位老朋友致敬。

(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坚守和超越

我和高华认识有27年了,当时他刚刚进入南大历史系,我也进入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那时他还住在上海路那个小房子里,厨房是公用的,我去他家的时候,孩子还很小,他自己的书桌也非常小。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楼板上全是堆满了报纸,旧的报纸和书籍。他在《红太阳》后记中谈到的一些经历,当时他就给我们谈了一些。

我觉得,我和他能走得近,可能就是价值观相同。我们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但都有一个情结。这个情结就是虽然文革过去了,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远了,但是好像永远都缠绕在我们心头。就是说这是一笔账,也是一个金矿,要把它挖出来。那个时候,中国开始传进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我们有时候在一起谈,中国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东西,我们这代人对不起中国这段历史,也对不起中国十几亿人民。所以他一直做这个,是令人感佩的。我后来心里也有一个感叹,就是古人说的“察见渊鱼者不祥”。他做的这个工作,除了材料的问题,其实是研究一个非常黑暗的东西。他这样一个善良的人去做这个东西,人格上的冲突和矛盾,我觉得是非常难。我自己就躲避了,读研究生的时候,读古代文学去了,逃避了。而他却能够直面这段现实,直面我们共同经历的文革历史。所以我觉得他后来生这个病和这个还是有关系的,长期地研究这些东西,身心会交瘁,我自问是受不了,可能要崩溃的。

所以,他的书出来以后,我觉得就是做了一种,可以称得上非常伟大的工作。就是捍卫记忆,寻求真相。而这个恰恰是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人,包括60年代出生的那批人,包括现在这些年轻人,这几代人应该继续做下去的工作。

刚才也有老师谈到,我们现在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盛世时代。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需要我们面对很多当下的事情。应该说,对年轻人来说,要不断地积累知识、开阔视野,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应该是把自己长期思考的东西赶快吐出来。

高华我知道他的性格,也能感觉到,刚才许纪霖老师说得好,这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有一种无端的恐惧感。我和他谈话时,能够感觉到。他如果做别的研究,也会做得很好,但最后,他为了他所钟爱的事业还是坚持做下去,这仿佛是他的使命,是飞蛾扑火般的运命,实际上他写出来的东西证明他超越了自我,超越了他本来的那种性格。

最近两年,我们还偶尔见见面喝喝茶,他那时候都是对自己的病有信心,实际上是对年轻人有信心。他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史识,都是值得感佩的。对我个人而言,我自己也要抓紧时间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最近又在悼念哈维尔,他们那一代人当时提出来“现代最大的危机是意义的危机。”这是一个意义消失的时代,而知识分子则应当要坚守意义。他们那代人坚守了意义,而且他们看到了成功。所以我相信我们坚守意义,我想几十年,几百年,哪怕就是在等待戈多吧,还是会等来的。

(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严搏非(上海出版人):最好的纪念

前两天,就是高华去世的那天早晨,他的学生打电话来。(高华走了)虽然早有预料,但还是非常突然的一件事。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开始在走向死亡。最近这两年,走的人越来越多。这意味着我们的时间不多,我们很快就要走向生命终点。

高华的出现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中国近当代历史领域,尤其是在中共党史这一块,会出现像高华、奎松、志华这样出色的研究群体,出现这样几个人,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和高华也认识很久,有二十来年。最早是在八十年代,高华到上海来,当时上海还有一些朋友也是在做党史研究,但是这一群人后来真正留下来,一直往前走的,就这么几个人。就像刚才奎松讲的,真的是“空前绝后”。但这样的工作对于我们是何等重要,它告诉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样一个时代是怎么来的。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能够往前走?

我记得前两年,好像是2008年,高华在上海,我们一起吃饭、谈事情。那时候他已经确认得病了,他放弃了他的《国史》的写作。那个《国史》他已经写了两万多字,但是他不准备再进行下去了。他说,他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要重新修订《红太阳》。他说大致有三分之一的篇幅需要改动,已经准备了十几万字的材料,而且不仅是简单的修订,不仅是增加材料,还包括一部分叙述的改变。但是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到今天为止,好像还没有做。

最近这两年,我跟高华通的电话也不多,每年也就是两三个电话。我注意到他这两年,是在努力地把他想说的话讲出来。他不断地有文章出来,尽管还是在谈历史,但是整个关怀全在当下,立场和思想非常清楚。但修订《红太阳》这件事却还没有做。我相信这个稿子已经在了,尽管不一定完整,这个工作,希望有人能做下去,把他这部分稿子整理出来。这将是一个对高华最好的纪念。

最后我想说,高华的生命,很可能象征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我们可能被注定了要抱憾终身。但是一代人还是要做一代人的事,对于我们而言,时间紧迫,有想做的事,有想说的话,尽快去做它。

(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熊景明(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助理主任):拂去历史的尘埃

高华走了。圣诞假日最后一天早晨,打开邮箱,竟有五封邮件带来这同一噩耗。他的学生传来记录他最后几天的日记:“高老师今天精神很好,头发也整整齐齐,也许是便血之后,高热退掉了,肚子也没有原来疼了,人反而精神。我在高老师旁边,轻声读圣严法师《智慧100》中解法句经的一小则文字,经文曰:无乐小乐、小辩小慧,观求大者,乃获大安。我对高老师说,高老师一直持大历史观,注意历史的延续性,从大处着眼看透历史,难怪内心比一般的人要安静坚强得多,是有大智慧的人,正所谓‘乃获大安’。高老师躺在那里笑了。”

高华在这个与他的研究工作极为相关的日子——12月26日去世,让人感慨。他1954年出生于南京,“文革”期间做过八年工人,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此后便留校任教。他的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八次印刷,2011年还出了简体字版。他的研究完全取材于公开出版的资料,众多学者公认,这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反思的一项重大成果。

正如该书封底的提要所概括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而高华此书,借他在前言里面的说法,志在于“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这本书是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之作,学者陈彦曾撰文称,“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收集、考辨各种残缺不全的档案材料和零散的个人回忆,他善于从大量点滴事实中捕捉其间的内在联系,他的每一重要论据都有来源引证……这种严肃、实证的学风为此书奠定了信史的基础,而这也正是其力量所在。”

2010年1月,高华的史学随笔集《革命年代》经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近年来撰写的35篇有关民国十年、革命词语等问题的研究文章。

高华认为,如果只是把握历史细节,最多只是个史料专家,而探索历史后面的思想,建立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更有意义的追求。但显而易见,他对历史的通达,他对资料的把握,他的天赋和努力,缺一不可。那年,海外出版了一本讲述一位领导人物最后几年的书。我请教他对此人的看法,他答,此人臣服于他的上司。如果上司认为某人好到70分,他按80分来利用;上司觉得坏到70分,他会以坏到100分来对待。对历史人物的剖析别具一格,是高华的特长。

和高华聊天就像与历史对话,不明白他如何可以将当代中国的每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弄得清清楚楚,将每个历史人物还原,并活灵活现地描述出来。一次他在我书架上看到一位朋友父亲的诗集,说,此人在山东某县做官时,给共产党捐了多少大洋,后来如何如何。这些情节,此书并无记载,都是高华储存在大脑中用之不竭的历史素材。

2006年高华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访问教授期间,参加了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频频举办的午餐研讨会。如果题目涉及民国以还的历史,坐在听众席上的高华会提出问题和评论,知识不亚于台上讲者,见解则往往更胜一筹。有一次,一位研究福建“文革”时期农民造反派的学者来演讲,高华与她对话,列举农民造反派几个“战斗队”,语惊四座。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十分照顾讲者的反应,态度谦卑,善于肯定别人。

高华在南京大学十分“卖座”,还因为他是出色的讲者。他能将研究和演说能力集于一身,如同会写剧本也会演戏。开夜课,南大政治、哲学、法律等系的学生,外校的理工文科,从学飞机设计到学服装设计的各色人物,都有来南大串堂听课的。我最后一次听高华演讲,是200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两岸三地历史学家聚一堂。高华没有半点病容,一贯地抑扬顿挫有节,时间把握得恰到好处。大概由于多年教学的习惯,重要的字句他会重复一次。会后,台湾学者陈永发感叹道:大家就是大家。

高华没有获得过一分钱的研究经费。他白天看书、构思,晚上写作,为了不影响入睡的妻儿,每天坐在厨房的一张小桌子前奋笔疾书。桌上不放参考资料或笔记,他说,“这样避免抄任何人的思想或文字”。没暖气,窗不严,一件军用棉大衣,抵御不了南京冬夜的寒风。深深进入写作状态的人,就像舞台上进入角色的演员,凛冽寒意被排在感官之外,身体则吃不消。几个冬天,高华均感冒不愈,之后心脏受损,之后肝脏受损。

他在书出版前,受邀请到香港来,顺便做最后校对。要不是约他周末去行山,他说爬高坡走远路不行,谁也看不出他的健康有问题。两年前,他已病入膏肓,香港一位治疗肝癌的医生见到他说,旁人看到我们俩,一定以为我是病人,你是医生。

高华太不像病人了。他对待疾病冷静镇定,就像对他的历史研究。肝癌病人平均寿命六个月,但高华这个历程艰难的“项目”延续了将近五年,令医生惊讶赞叹。平日打电话如果聊到病情、治疗方案,末了,他经常会问:“你看,我是不是很平静?”“对,你完全像是和我讨论学术问题。”

2010年深秋,高华在上海做手术,切除近一半肝脏。回到南京,写成1.6万字的长文,题为“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且评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且谈历史。文中说,“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这本书“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这其实是高华自己做学问的态度,他从来带着感情走进历史,怀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揭示史实真相。

过去两年中,高华接受了几次访问,最后一次是对《中国改革》记者刘芳的长谈。高华以革命话语为线索,将纷杂、生动的历史事实串起来,清晰地展现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侧面。他分析了党派之争中,武力与计谋外决定胜负的民心归依的可悲的事实,即渴望变革的知识分子如何掉进乌托邦的陷阱,然后不由自主充当了欺骗大众的角色。他自自然然地将无数历史细节信手拈来,将观点分解在冷静客观的学术论证之中,思维如此精妙,哪有一点病人的影子?

去世前一周,高华开始便血,他调侃地对太太小刘讲史,叙述孙中山抵北京后,在医院连续出血好几天,有天突然不出血了,部下都很高兴,其实是大崩溃的前兆。六天之后,又大出血,溘然逝世。一贯与他驳嘴的小刘说,“你怎么读历史其他不好好看,却记住这一段呢?”“我也不是特意看的,不过顺便眼睛扫到了。”学生日记里说,“很是佩服高老师的镇定和超然,虽然便血不止,到第六次的时候,还在与儿子高欣和我开玩笑:‘又来了,又来了,还来势汹汹……呵呵!’他精神很好,一边在床上便血,还一边就正在播出的《新亮剑》和我们讨论东北战役国军的失败,陈辞修的清廉和迂腐。”

两周前,高华家属几次接到病危通知,他特意不让告诉朋友。我心里明白,打电话讲讲八卦新闻。有时打电话到医院,高华身边常常有他的学生,许多特意从外地回到南京来陪伴他,有的十多二十年前就毕业了。高华对我最后的嘱托,是替他一个刚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留意工作。他的学生周孜正在日记提到:“聊天到6时许,高华催我们回去……在南京—无锡的火车上,我总是在想着这18年来那些往事,和高老师一起去买书、看电影、听讲座,历历在目,心情沉重,不能平复。”

有人预言:高华离去,未来一年,对他的思想的整理必然形成气候。这件事,只能指望这些多年追随他的学生去完成。有人致敬:高华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历史真相的追求者,他的精神永存。在海外中国学术研究的网上平台C-Pol上,有教授发布消息说:中国最伟大的一位社会科学家高华逝世。

高华的人格魅力在于,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孝顺父母,关心身边的人,尤其是他的学生。所有高尚的理想、理念都须由个人的具体行为、点点滴滴去检验,去分辨真伪。高华不是完人,他性急,为人与行文有时过于谨慎(其他缺点得由他太太补充)。有朋友道,高华的学术成就可谓立言立功,而他对待疾病的超强意志和冷静,立大德也。

(凯迪社区《猫眼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