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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习近平将怎样治理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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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苿莉,原名莫莉花,在瑞典教育机构任职,兼香港中文杂志专栏撰稿人。二零零一年获纽约「万人杰文化新闻奖」。二零零五年获香港记者协会、外国记者会、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颁发的「人权新闻奖」。

如果特别重视从严教子的习仲勋对其子真有影响,那么,习近平很可能不会像胡锦涛那样头戴钢盔,亲自出来指挥军队镇压藏人的游行示威了。

但是西藏问题不仅是“民生”和“利益问题”,它的内容要深广得多,包括一个独特民族的文化、宗教和人权问题,涉及地理及政治历史等领域。习近平声言要让“西藏各族人民幸福安康”,在他上任之前,需要学习的功课还很多。

预测北京中南海未来的政策动向,大都如“哥德巴赫猜想”一样,有点高深莫测。因为专制政权不按牌理出牌,中南海新任的领导人缺乏透明度。例如十年前中国知识分子曾热切期待“胡温新政”,那种一厢情愿的盼望,在今天看来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那么,为什么我要谈“习近平将怎样治理西藏”的问题呢?无论中国新任领导人多么神秘,他的本质仍然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说明人的社会属性,人都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里的人。而且,习近平不像胡锦涛和温家宝一类“大掌柜”,他是中共高干的第二代,正宗世袭的红色接班人。他的父辈留下的历史资料很多,他本人也长期从政。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习近平的社会关系以及个人经历,去分析推理,预测他的未来。

◎ 习仲勋曾招降西藏反叛首领

在中共高干中,习仲勋是口碑较好的一个。他是陕西人,年轻时就加入共产党,开展农民运动。五十年代中共执政后,习仲勋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这样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却在1962年因为受小说《刘志丹》的牵连,遭受长达十六年的迫害。

在习仲勋的生平中,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在1987年邓小平开会批判胡耀邦时,习仲勋为了维护胡耀邦,当场和薄一波、邓力群等人拍桌子吵架。由于自身遭受迫害的经历,习仲勋对搞改革开放、平反冤假错案的胡耀邦是很有感情的。

二是习仲勋在五十年代任西北局书记时,在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和剿匪、镇反运动中,采取了“慎重稳进”的宽松政策,与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都有过友好交往。当年习仲勋招降西藏第十二代千户项谦的事迹,被毛泽东称赞为“诸葛亮七擒孟获”。其实,习仲勋是按照中国的《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

1950年,青海藏族昂拉部落的第十二代千户项谦,领导当地藏民开展反叛运动。他们凭着险要地势武装自己,拒绝服从汉人的统治。当时,中共青海省军政当局准备用五个团去镇压项谦,习仲勋不同意,他提出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争取项谦的归顺。在两年零七个月时间里,习仲勋先后派出多位官员和藏族首领、活佛等,十几次劝说项谦。最后项谦向中共投降。

胡耀邦在八十年代初要求大多数汉人撤出西藏,给西藏人真正的自治权利,习仲勋似乎没有这样的民主观念和权利意识。但习仲勋参与统治西藏,其做法有其特点。首先,他认识到西藏问题的特殊性,不能用与汉族相同的政策统一执行。他的工作方法比较温和稳当,多少会考虑一点少数民族的利益。

◎ 被利用的“汉藏友谊”与“王道”

习仲勋在西藏工作上的另一特点是:善于争取西藏的上层人士。他和班禅喇嘛的交往长达四十年,已经成为汉藏友谊的佳话美谈。班禅喇嘛去世后,习仲勋于1989年2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深切怀念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班禅大师》,也强调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

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这种“深厚友情”,就可发现,其中明显地带有异族统治者拉拢并利用被统治者的性质。

第一,按照毛泽东指示,扶植班禅喇嘛,以制衡达赖喇嘛的影响力。

1951年4月,应邀前往北京参加谈判的十世班禅喇嘛路经西安,习仲勋代表西北局到机场迎接。那时候,习仲勋看到的是“一个活脱脱的英俊藏族少年活佛形象”。二人一见面似乎就很投缘。

让我们看看在此之前发生了什么。1949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一文,其中谈到:“从西藏统治者内部矛盾来说,是以达赖和班禅的对立为其集中的表现。” 一旦毛泽东等共产党认识到西藏人内部的矛盾,他们就要加以利用了。

在毛泽东看来,班禅喇嘛是亲国民党的,国民党虽然是共产党的敌人,但毕竟还是汉族人。中共认为受英美支持的达赖喇嘛比较难以控制,而班禅喇嘛是格鲁派的第二大活佛,在康区有一大批追随者,中共需要班禅喇嘛作为统治西藏的棋子。于是,中共以促进西藏内部团结为名,支持班禅喇嘛重返西藏,以制衡达赖喇嘛。

第二,利用“护送班禅喇嘛回西藏”的旗号,中共重兵进藏兵不血刃。

1951年12月19日,十世班禅喇嘛自青海西宁启程返藏,习仲勋亲往送行。但是,习仲勋送的不只是班禅喇嘛一行,他手下的西北进藏部队打上“护送班禅喇嘛回西藏”的旗号,每人配备两匹马、四条牦牛、一匹骡子,跟随班禅喇嘛进藏。就这样,中国进藏部队兵不血刃地进了拉萨。

应该说,习仲勋“慎重稳进”的政策在当时还比较得人心,这属于中国封建主义统治术中的“王道”。但鲁迅先生就很怀疑王道背后的目的,他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说:“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

事实确实如此。在护送班禅喇嘛回西藏时,习仲勋是让西北部队的重兵跟着进入拉萨的,准备随时实行霸道。从1955年起,藏民自发的起义运动风起云涌,中共不耐烦再讲什么王道了,转而使用赤裸裸的霸道,强横地以军事暴力镇压藏民的反抗。

由此看来,没有基本的民主制度和人权保障,在统治阶级内部偶然出现一个讲“王道”的人,只能短期减轻一点霸道带给人民的痛苦,并不改变专制的根本性质。习仲勋的王道,在当时的少数民族地区,只是对中共的霸道做了一点调济,为专制统治制造了一点人性的光环。

◎ 习近平会像其父一样温和开明吗?

由于习仲勋在西藏问题上曾有过温和开明的态度,因此,国内外很多人对习近平是否会继承其父的温和作风,抱有期望。他们希望习近平如其父一样,对西藏人表现出同情心。

我的看法是,习近平不会像习仲勋那样温和开明,因为习仲勋所有的一些条件,他的儿子并不具备,两人所处的时代也不同。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父子之间的区别。

第一,习仲勋虽然是共产党人,但他从小成长于陕西乡村,受到民间佛教传统的影响,对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怀有敬仰之心。在晚年生病时,习仲勋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保佑他,并长期保存达赖喇嘛多年前送给他的一块金表。这种传统信佛的集体无意识心理,使习仲勋在处理行政事务上,比较尊重藏传佛教领袖,也比较尊重西藏佛教文化。

而习近平从小就是中共高干子弟。虽然曾受父亲“反党问题”的连累,但他仍然在培养红色接班人的北京八一学校读书,接受共产党的无神论教育。习近平下乡时去了共产党的红色圣地延安。在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时,习近平在清华大学在职进修博士,读的是反宗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第二,五十年代中共进藏的艰难险阻,今天不再存在。当年没有汽车、火车和飞机,解放军大兵只能背着干粮徒步进藏。高山缺氧、天寒地冻,营养不良,这种险恶的自然环境造成军队大量的伤亡。据说仅仅是翻越一座唐古拉山,习仲勋的西北支队就死了几十人,骆驼死了上万头。所以习仲勋要尽可能避免与藏民作战,而是争取西藏上层民族、宗教人士的支持,发动藏族人去进行共产党的革命。

后来中共修建了进藏公路。就像红色歌曲里唱的:“一条金色的飘带,把北京和拉萨连起来。”今天更是“天堑变通途”,青藏铁路通车,坐飞机进藏对汉人来说也是家常便饭。六十年的统治,大量中国军队驻扎西藏,西藏已是囊中之物。

因此习近平对西藏的态度比其父要强硬得多。今年8月18日,身为中共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北京与美国副总统拜登举行正式会谈,就中美关系发展提4点建议。重点强调了“台湾、涉藏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警告美国“必须谨慎、妥善处理”。习近平的态度已经非常清楚,西藏问题是一条绝对的“红线”,只要美国触及这根“红线”,就会损害中美关系。

第三,早期共产党人的民族平等思想,当今太子党已经没有了。习仲勋是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时中共成立不久,还非常弱小。他们全面接受列宁主义殖民地学说,提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道路是:实行民族自决,推翻民族压迫,以民族自由联合代替民族的压迫。后来中共建国了,就放弃了民族自决的口号。

作为早期共产党人,习仲勋多少还保留了一点民族平等的理念。而他的儿子在红旗下长大,满脑子大中国思想。在与美国副总统拜登的谈话中,习近平以十三亿人的代表自居,说“台湾、涉藏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事关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他把六百万西藏人的民族感情,统统以十三亿人的感情代替了。

◎ 难实行改革却会避免严酷镇压

由此可以预见,在习近平掌握中国政权之后,他很难在中国和西藏实行真正的改革,但在另一方面,他可能会想办法避免严酷的镇压。

什么叫西藏问题上的改革?即中国政府给予西藏地区政治上的自治权,给西藏人民言论、宗教自由,停止侵犯人权,停止向西藏移民,保护西藏环境。这就类似胡耀邦在八十年代所提出的西藏发展必须解决的“六件大事”,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让西藏人自己管理自己。

胡耀邦之所以要在西藏问题上改革,有内外多重原因:胡耀邦本人是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愿意实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他认清了历史潮流,因此不遗余力地坚持政治改革;他看到中共政策的弊病以及给藏人带来的痛苦;他认识到西藏的特殊性,重视国际影响。

然而,八十年代胡耀邦改革的理由,习近平一代太子党已经完全不在乎了。这些太子党是非常功利的实用主义者,不再在乎意识形态。当今欧美发生经济危机,而中国经济却比较繁荣,中国甚至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因此,民主制度已经不被一些中国人认为是历史潮流,中国政府也不再在乎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

当年,正是由于胡耀邦、赵紫阳试图改变中共的专制制度,因此先后被赶下台。“六四”后,中共老军头王震对邓小平说:“选来选去,还是我们自己的孩子靠得住。保卫红色江山还是要靠我们的孩子。”从那之后,中共各家元老都有子女得到迅速提拔。

作为“红二代”接班人,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非常忠诚。即使在他的父亲习仲勋遭受迫害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忠诚,曾十次写申请书要求入党。在习近平步步高升的过程中,中共党内不少高级干部给予他很多帮助,一路关照他,提拔他。

因此,习近平大权在握之后要做的,就是回报那些提拔他的人,保卫共产党的红色江山。据北京消息人士介绍,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与中央军委开会讨论外交事务时,还是满口“要加紧提防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等陈词滥调。在一次访问墨西哥会见华侨时,习近平甚至骄横地批评少数外国人干涉中国事务是“吃饱了没事干”。

◎ 西藏问题不仅是民生和利益问题

那么,不会实行真正改革的习近平,为什么有可能会避免严酷的镇压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看。

首先是其父习仲勋的言传身教。五十年代初期,习仲勋曾处理了多起少数民族暴动事件,包括甘肃省大规模的回民暴动,当时习仲勋请伊斯兰教上层人士组织代表团,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了问题。在土改镇压反革命时,习仲勋也曾向毛泽东请求,减少西北民族地区的杀人指标。

习近平曾回忆其父说:“记得父亲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如果特别重视从严教子的习仲勋对其子真有影响,那么,习近平很可能不会像胡锦涛那样头戴钢盔,亲自出来指挥军队镇压藏人的游行示威了。

其次,我们可以从习近平从政之后的表现来看。习近平曾经在举目无亲的陕北下乡七年,和当地农民关系不错。他从政之后也比较低调。根据习近平在福建和浙江十五年的执政方式和经历,美国媒体常用“务实、严肃、审慎、低调”等字眼形容他。

因此,习近平看不上恶行恶状的驻藏大臣张庆黎,他批评张庆黎等驻藏汉族干部都是“吃白饭的”、“不会治藏”。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共中央就于今年八月把张庆黎调走了。

那么,习近平将怎样治理西藏呢?他叫喊着:“深入开展反对达赖集团分裂祖国活动的斗争”,而藏人却一个接一个地自焚抗争,习近平要怎样才能“团结”西藏人呢?在“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庆典”时,习近平发表讲话说:“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谈到教育、医疗和扶贫,强调要解决“西藏各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看来,这就是习近平为治理西藏开出的药方了。但是西藏问题不仅是“民生”和“利益问题”,它的内容要深广得多,包括一个独特民族的文化、宗教和人权问题,涉及地理及政治历史等领域。习近平声言要让“西藏各族人民幸福安康”,在他上任之前,需要学习的功课还很多。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2年1月号,发表时有删节。
瑞典茉莉—新浪博客网址: http://blog.sina.com.cn/u/2354541040

海岛逐客
——斯特林堡的足迹

在瑞典,百年前的伟大作家斯特林堡永不过时。每年八月,斯德哥尔摩都举行“斯特林堡戏剧节”,各国剧坛精英前来献艺。除了戏剧之外,还有以斯特林堡为主题的电影、音乐会、舞蹈表演、艺术展览和学术研讨会。

近几年夏天,瑞典人推出一项新的人文旅游节目:沿着斯特林堡的足迹漫步。我考察了这条远足的路线,是乘船在波罗的海上的斯德哥尔摩群岛周游,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从农庄到森林,遍访斯特林堡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旅游节目简单地告诉我们一件旧事:斯德哥尔摩群岛中有一个叫做“Kymmendo”的岛屿,那个岛的主人曾下过一道逐客令,禁止斯特林堡再次登上该岛。我对斯特林堡被逐的这段遭遇产生了兴趣,于是就去查历史资料。从1871年到1883年间,斯特林堡曾几次去到那个芬芳满浦的小岛,租房子度过夏天。

最初,斯特林堡在Kymmendo岛的居民眼里,算得上模范房客。他像一位绅士,安安静静,勤奋写作,按时交纳房租。当斯特林堡后来带着妻子再去小岛时,漂亮小姐的花边阳伞,闪闪发光的长统靴,令岛民目瞪口呆。其时,斯特林堡的神经变得不安起来,他在草地上摸爬滚打,看书养鸟,采蘑菇,和他的画家朋友吵架。他们的狗闯坏了邻居家花园里的草莓。

岛民乐于跟斯特林堡聊天,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对一个作家无拘无束地谈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会有什么后果。1887年,斯特林堡出版了小说《海姆斯岛居民》,Kymmendo岛的居民这才发现,他们已成了小说中的人物,举国闻名。这令他们后悔不已。

这个被斯特林堡视为“快乐天堂”的小岛,在那时刮起了愤怒的飓风。岛上的十五个居民属于同一家族,他们很容易就做出了不欢迎斯特林堡再去的决定。斯特林堡究竟在小说中写了什么,以致于令昔日友好的邻居怨恨不已?

其实,这部中篇小说是以描写岛屿自然风光而著名的。1886年,斯特林堡栖居在德国巴伐利亚农庄,怀着征服世界的雄心,希望在国际上建立自己的作家声誉,他在那里埋头写作。但是,斯特林堡有一颗骚动不安的痛苦灵魂,思乡之情令他饱受折磨,于是,他开始回忆在斯德哥尔摩群岛度过的那些难忘的日子。

《海姆斯岛居民》就像是一首轻松愉快的谐谑曲,其中没有斯特林堡作品中常有的倾向性和愤怒,因此被视为他生平最明朗最谐和的一篇小说。作家以Kymmendo岛为背景,使用了自然主义的写作技巧,把海岛上一大堆渔樵耕读的趣事记录于笔端。他描绘收割牧草的快乐情景,戏剧性的婚礼插曲,甚至细致地列出一长串鸟类、鱼类的名字。

麻烦就出在这部写实作品中的人物描写,其故事原型来自岛民的真实生活。小说的主人公卡尔松来到海姆斯岛,帮助寡妇福罗德照料她的农场,给她出谋划策,把房间租出去赚钱。在岛上,卡尔松爱上了女佣艾达,但他觉得这种爱情很不合算,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他决定与寡妇福罗德结婚。婚后不久,福罗德就明白了,卡尔松爱的不是她而是女佣。一个寒冷的冬夜,福罗德在雪地里跟踪卡尔松,结果染上了肺炎一命呜呼。最后,卡尔松也丧失了自己的一切。

该小说令Kymmendo的岛民很生气,除了因为斯特林堡写出他们不太光彩的故事之外,小说中还有一些对宗教不敬的描写,例如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穿插了一些性爱的镜头。在斯特林堡笔下,岛民对宗教信仰,只是一种传统而已。

其实斯特林堡并无意伤害那些岛民。作为作家,他的天职就是在生活的大门背后窥视,窥视人间的一切崇高和卑琐,一切需要宽恕的罪过。在描写和嘲讽笔下的人物时,作家并非一味窃笑,他同时也在为人自身的脆弱而叹息。

今天,一批又一批的游客怀着景仰之心,沿着斯特林堡的足迹,前来Kymmendo岛做人文旅行。他们在斯特林堡亲手建筑的诗歌小木屋前驻足,在庄园的草地上留连忘返。当年曾向斯特林堡发出逐客令的岛民早已去世,现在是他们的第三代、第四代生活在岛上。每个夏季,这里的旅游业旺盛,怀旧的人们在小岛上闻到波罗的海扑鼻的暗香。

原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20110925,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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