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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赛萌:人民日报“变脸”不“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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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赛萌,1988年生于皖鄂交界的大别山区,后求学于荆州,获工学学士学位,现在深圳从事行业媒体工作。工作之余偶有小文,奈何金盾高墙,只好流窜外网。不求闻达于庙堂,亦未想扬名于江湖,只求无愧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底线。邮箱:husaimeng@163.com

退一万步来说,就算《人民日报》的这种改变是真诚的,并非为了延续一党独裁,但这种有限的自由是来源于中南海独裁者自上而下的恩赐,这种微乎其微的自由随时都有可能被独裁者剥夺。风筝飞得再高,它也是不自由的;小鸟飞得再低,它也是自由的。所以,与其期待着官媒的转变,还不如致力于民间健康舆论的壮大和发展,以强大的民间舆论来迫使官媒的蜕变,并最终实现全民的、真正的言论自由!

在2011年年末,蜚声海内的《南方周末》发表了《人民日报评论员:为党立言的人性温度》的评论文章,力挺中国最大党报的人性化。《南方周末》在中国发行量巨大,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推崇,被视为中国最坦率和敢言的报纸之一,美国《纽约时报》亦曾将《南方周末》形容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报纸”。然而,就是这样一份自由敢言的报纸,在年末盘点的时候却发文盛赞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这不禁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舆论的热议。

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被称为中共官方三大喉舌传媒之一,号称是中国第一大报。作为中共中央的传话筒,《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向外界表达对世界及中国大陆事件的观点、角度的宣传工具,其社论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大陆政治都有着决定性的指导作用,有着绝对地政治正确,还曾多次改变中国大陆的政治局势和历史走向。

1949年以后,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都是以《人民日报》的社论为事件发生的起点,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六四事件等社论震惊中外。许多中共党内领导人的升降,对领导人的评价也是由《人民日报》发表的。《人民日报》除了为外界提供中共的政策及观点等直接信息外,其社论亦反映了中共中央对事件的处理意见。因此,《人民日报》一向都被外界视为揣摩北京政府及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与决策的少数渠道之一,国内外政情观察家亦从《人民日报》文中的一字一句探求中共中央想表达的真正含义以及某些中国所独有的政治信息。

正因如此,《人民日报》不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在中国政坛也一直扮演着举足重轻的角色。然现如今,这份极具官方和政党色彩的报纸开始了令人惊叹的大“变脸”。诚如《南方周末》文中所言,自2011年以来,《人民日报》的文章不但在评论风格上一改过去的凝重,在语言特色上更是趋于轻快活泼,尤其是在评论内容上更是屡屡革新,大胆突破往日诸多限制,一系列评论采用朴实的平民化语言和诚恳平和的文风,直接就贫富差距、弱势群体、官民关系等诸多较为敏感的社会焦点问题频频发言。

在以前,《人民日报》基本都是充斥着“光伟正”等官话,在大跃进期间更是满版面的“卫星”;现如今,《人民日报》也谈“政治责任”,也说“异质思维”,甚至连“淡定”、“鸭梨”等网络语言也频频现身其上。以此观之,《人民日报》此次的变脸不可谓不大,一向有着自由主义倾向的《南方周末》此次对党报人性化变脸给予盛赞似乎也无可厚非。然而,《人民日报》一贯强调党性,此次变脸的背后究竟是何缘由?有着哪些难言之隐?“变脸”过后会“变性”吗,会由党性变成人民性,由党的报纸变成人民的报纸吗?

就目前而言,在思想受钳制、舆论受监控、言论受打压的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份真正意义上人民的报纸,而所谓的敢言报纸也是在勇敢媒体人员的不懈努力和开明官员的极力保护下才得以生存。而且,此类媒体的对于敏感事件的报道也仅限于打擦边球而已,对于六四、法轮功等震惊中外的历史性事件只得集体噤声,甚至是连稍有高层背景的案件、新闻也会因各种原因而不能刊登。因此,在这样一个糟糕的舆论生态环境下,期待中共最大的党报“变性”为人民报纸的愿望注定要落空。

据实而言,今日中国的言论环境较之于极权毛时代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尤其是在非政治领域和私底下甚至已经到了“言论自由”的地步。就算是在敏感的政治领域,官方的言论边界也是一直在不断地收缩,民众的舆论边界却在艰难中缓慢扩张。出现这种现象并非因为中共良心发现,开始逐渐返还民众的言论自由权,乃是在全球一体化、经济多元化的冲击下,一党独裁面临着愈来愈大的内外压力而不得不做出的有限退让,尤其是在微博等互联网新兴媒体的冲击下,依靠官媒党报生硬地意识形态灌输更是越来越难以为继,其劝诱力和麻痹性日益削弱。

改革开放最大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告别了闭关锁国的孤立政策,通过经济贸易往来,中国越来越与世界联为一体,使得一党专政的独裁制度面临越来越大的制度压力。伴随着西方产品涌入中国的还有自由、民主、人权等一系列西方价值理念及其制度安排,这些都使中国之前的官权社会逐步走向瓦解,利益主体的分化和价值观念的碰撞推动着社会的多元化,僵硬的一元化政治体制正在被日益多元的社会所蚕食。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人价值观念发生极大变化,在民众的社会评价系统中,官媒上的语言变成了大话、空话、套话和假话的代名词,成了被调侃、讽刺、挖苦的对象,官方发布信息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受到普遍质疑。在中国娱乐圈极具影响力的海派青口创始人周立波曾在其节目中调侃道:“报纸除了日期可以相信,其他的你们看着办吧”,民众对传统媒体官腔的反感由此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统治,如今的中共政权早已不是陕西穷山沟里的在野党,而成为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独裁执政党,其应对危机和镇压民众的手段日趋成熟,渐入化境。《人民日报》这种或主动或被动的“变脸”正是种种手段之一,其对民生的关注并非真正在意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更大程度上是中共高层的一种故作姿态而已。

因为,谁都知道,如今的中共维持权力垄断早已不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是为了更长久地霸占、搜刮民间财富;在中国,民生之艰难并非其他原因,其归根结底在于权贵集团对民间的疯狂掠夺,在于底层民众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换言之,中国民生之艰难,不是因为经济发展不够,而是因为社会公正饥渴。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人民日报》加大了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度,但却有意忽视民生艰难的真正原因,而只是在一些并不敏感的政策上做文章。这正体现了《人民日报》所谓“人性温度”的虚伪性,其“变脸”是让了给中共政权塑造一个正视危机并积极解决危机的负责任政党形象,此举也正是为了延长这个垂死专制制度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有如下判断:在原本官方话语体系破产之后,面对官方和民间两个截然不同且尖锐对立的舆论场,为了维持党报在民间的权威,也为了保持其对民众的劝诱力和迷惑性,官媒开始尝试着做出某些改变,以此来迎合民智渐开的大众,希望借此来打通两个舆论场,重新夺回舆论霸权。

《人民日报》以极富网络气息的平民语言来报道一些敏感事件和社会阴暗面,其出发点也只有一个,即维持党报在民众中的话语权和劝诱力,并积极维护现存最大秩序,为其稳定献计献策。即便慑于社会危机的严重而建议执政者善待底层民众,把肆无忌惮的掠夺变成有节制的巧取,其目的也仅仅是为了维护精英同盟的特权和利益,对弱势群体更缺少真正的关怀。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断定,作为中共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只可能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变脸”,而不会进行彻底的“变性”。

到目前为止,中共还没有表现出改革“党权至上”体制的任何诚意,更没有推出任何举措。恰恰相反,中共三十年的改革,主要是为了应对党权权威的流失和统治效力下降的执政危机而进行的局部调整,其改革的目标,绝非创建一个自由中国,而是维持党权体制下的奴役中国。只不过,现在的奴役不再如毛时代面目狰狞,而是戴上了盛世小康的笑面,把刻板空洞的宣传换做平实亲近的交流。经过毛时代的中共已经学会了如何以机会主义的灵活态度应对一切危机,而《人民日报》的这次“变脸”正是这种机会主义的极佳展现。

因此,只要是一党专政的独裁制度没有废除,只要是敌视人权的专制制度没有被推翻,中国人就永远不可能有新闻自由,《人民日报》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民报纸。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犬儒化日渐盛行的中国,随着中共意识形态的调整,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精英阶层之间的联盟日益牢固,而被社会精英把持的传统媒体,本来就具有信息垄断的优势和舆论监督的权威性,一旦它们取得民众的信任,那这些媒体很多是似而非的观点极容易就迅速蜕变为新的官方意识,而且以更巧妙更精致更技术化的包装来履行喉舌功能,其“寓教于乐”和“小骂大帮忙”的技巧也日趋娴熟。

如果为延续独裁制度鼓与呼的报纸,不是“变脸”之后有着些许人性温情的《人民日报》,而是之前那个一脸刻板,满版“党和国家”的《人民日报》,那么,不仅会引起民间舆论的极大的反感,而且对民众的迷惑力和劝诱力也将大大降低。因此,在愚民和维稳这方面,一份有着些许人性温度的党报远比一份充斥着空洞说教的党报更具迷惑性。

退一万步来说,就算《人民日报》的这种改变是真诚的,并非为了延续一党独裁,但这种有限的自由是来源于中南海独裁者自上而下的恩赐,这种微乎其微的自由随时都有可能被独裁者剥夺。风筝飞得再高,它也是不自由的;小鸟飞得再低,它也是自由的。所以,与其期待着官媒的转变,还不如致力于民间健康舆论的壮大和发展,以强大的民间舆论来迫使官媒的蜕变,并最终实现全民的、真正的言论自由!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