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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桂闲人:我是人民,还是人民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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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太在乎什么人民还是人民的敌人,我只希望人家,尤其是那些掌国柄者能把我当成是人,需要吃饭、穿衣、居住、思考、说话、快乐、尊严的人。仅此而已。

落桂闲人:我是人民,还是人民的敌人?
我是什么人?——一位知识分子的现实困惑

虽然学历不是太低(硕士),还算一个知识分子,但我得承认,我经常暗自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蠢笨,以致于经常有些问题搞不明白。比如,多年来我万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是:我是什么人——人民还是人民的敌人?不知您怎么想,反正我觉得这是个必须搞明白的大问题。政治课本告诉我们,我们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毛泽东也早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因此,即使现在不搞“阶级斗争为纲”了,这个问题也是大意不得的。

为了验证我是不是人民,有一天我来到某个人民政府门前,往里走,站岗的武警战士叫住我:“请问,你找谁?”我说:“我不找谁,只是想到里面的假山花园水池边走走,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那武警一指旁边“闲人免进”的牌子,说:“对不起,请您止步。”一般情况下,我会知趣地止步的,否则,附近的警察也会过来干涉,把我带去派出所盘问个一二三的。但今天,为了解答我心中的困惑,就索性冒一下险吧。我说:“我不是闲人,更不是非法上访户,我是人民,这里是人民政府,我当然有权利到里面走走啊,而且我还有权利去办公楼里参观参观人民公仆的办公室。”武警刚要答话,这时正好有一位和蔼可亲,看样子喜欢以理服人的领导正好经过,听了我的话,过来说:“同志,你说的可有点不太对,你只能说是人民的一分子,不能说你是人民。”我说:“领导,您说的是有点道理,可是,您要知道,‘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等于’,比如我是李某某,您是某领导,另一个意思是‘属于’,比如我是人,我是老百姓,您是领导干部等,难道我说我是人民有错吗?再说,一缸水是水,一滴水就不是水了吗?一堆苹果是苹果,一个苹果就不是苹果了吗?‘人民的一分子’与人民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领导说:“你这样看问题是不行的。你想想看,你一个人也称人民,他一个人也称人民,每一个人都来这里闹,那政府怎么办公,天下不就大乱了吗?”说完,领导似乎有点嫌我理解能力有限,不可理喻的样子,笑着摇摇头,走了。我想说我没在这里闹啊,我只是想进去看看,据说人家欧美国家的市政厅门前,并没有挂什么“××人民政府”的字样,也没有岗哨或保安,你想进你就进,也可以旁听政府会议,为什么我们的人民政府进去转转就不可以呢?我还想问:“人民的一分子”与人民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即使有,到底多少“人民的一分子”集合到一起才算人民呢?可那位领导已经走远了,我也只好打道回府。

继续做试验?到大街上邀集若干怀有同样困惑的朋友——我想这样的朋友会有很多,大家一起找找那位讲理的领导再探讨探讨:到底多少“人民的一分子”聚合到一起才有资格称得上人民,三个,五个,十个,二十个?最好不要超过二十个,否则就有非法组织集会游行的嫌疑了。

我看这样的试验也别搞了,这样风险太大。再说,“分子”再多,估计也没有用。记得有一年,成百万上千万“人民的一分子”都到街上表态了,可这么多“人民的一分子”还是没有资格被称为人民,许多人还差一点被定义作“一小撮”!

看来,将所谓“人民的一分子”聚拢成人民的想法是不可能的。“人民的一分子”与人民根本就是两码事。毕竟人家是领导,说话管用,我只能自认为是“人民的一分子”,而不是人民。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所谓“站起来”的意思,当然是“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人民当家作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可是,对于谁是人民公仆谁不是人民公仆我没有投票权。对于贪腐包二奶的人民公仆我没有权利抗议,更没有权力要求其下台,由于害怕被跨省追捕我也不敢举报。我想让包括我在内的民众的工资收入大幅度提高,想让房价、大学高中幼儿园的学费、病人的医疗费以及公务员的“三公支出”(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支出)快些降下来;我想让政府加大对贫困人口、流浪乞讨人员等弱势群体的扶助救济力度,让农民工能过上有尊严的日子;我想让上访的人能依靠法律的帮助来洗清冤情,找回尊严,不希望他们被诬为“非法上访”、“闹访”和“精神不正常”,更不被截访和野蛮对待;我想让那些野蛮拆迁的人、贪污腐化的人、抓捕记者、网民的人受到应有的惩处;我想让那践踏宪法,肆意侵害公民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说这不许那敏感的某部门赶快滚蛋;我想让我们这个社会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从而能有更多的民主、自由与公正;我想让我们国家真正融入到国际主流社会中去,不再与少数臭名昭著的独裁专制政权为伍,甚至充当他们的“黑老大”。我当然不是想当独裁者,我想要的只是对于国家事务的几亿(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除外)分之一、对于所在省的几千万分之一、所在市的几百万分之一、所在区的几十万分之一的决定权——主要是通过选举权、监督权、言论自由权等体现出来。我不希望我的正当言论被封杀,我个人因此被警告、处分,甚至被追捕。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的这些想法注定绝大多数都是空想!

从我18岁成人到现在已经22年了,我从没有见过哪个领导像宪法说的那样来与我,或其他和我一样的人“联系”,寻求我们的“支持”,如给我们发表施政演讲,做出承诺,呼吁我投他的票等,我也没有权利对国家和社会的各项事务发表议论——当然歌颂可以,批评是绝对不行的。我觉得“毛伟大”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宣布是庄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是神圣的,现任领导人关于“保障人民的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承诺是严肃的,那么怎么解决它们和现实的差距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我不是人民。

左思右想,我实在找不到我能位列于人民之中的理由。就拿所谓“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来说吧。首先,这种“选择”远远超出我所能理解的有限范围——看来我真的可能有点蠢笨:它既非真正的投票选举,更非全民公决,还是一锤子的买卖——广大老百姓只有一次“选择”,不论对错,终身管用,不许反悔;而且,这一“选择”对他们的千万代子孙也有约束力。用句通俗的话说,对“选择”者来说,那是“从一而终”,对包括我们这一代在内的子孙万代来说,那叫“指腹为婚”。以前党向我们解释不宜实行民主的理由时,总是说中国民众的素质很低,但我觉得1949年前后那几代人虽然文盲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可是他们的素质还是非常高的,因为他们为我们子孙后代作出的“选择”是万分之万的永远正确。

其次,对这种“选择”,我只能遗憾地说,对不起,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个制度和发展道路已经存在21年了,我怎么可能选择一种“先在”的东西呢?我父亲和母亲也不可能“选择”,那时他们都才四、五岁(我家乡周口“解放”时他们才两、三岁),即使有人让他们“选择”,他们也没有那个能力。我爷爷和他大哥倒是处于可以“选择”的年龄,可是似乎也没有人让他们“选择”。据说国民党快倒台那阵子,爷爷和他大哥两人赶着马车去给人家拉货,辛辛苦苦赚了一笔银元,买了一些地,刚由贫下中农当上富农或地主,解放军就来了,于是他们辛苦挣来的地没有了,他们哥俩勤劳致富的梦想也就只能到此为止了。我推测我爷爷和他大哥肯定是不乐意的,说他们心甘情愿地进行“选择”,我觉得于情于理不通。

因此,从所谓“选择”的意义上说,我爷爷和他父亲(我太爷)、他大哥,还有我父母,似乎都够不上人民的资格,说我是人民,那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媒体往往报道,西方国家(以前也被称为帝国主义国家)经常“无端指责”、“恶意攻击”我们伟大的党、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干涉我国内政,比如通过“反华决议”,比如向某罪犯颁奖,因而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和坚决反对”。不过,我也注意到,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也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比如多次发动武装叛乱的孙文,1896年10月被我大清国驻伦敦使馆捕获,很快就要被押往国内伏法,不料不仅英国外交部抗议,警察出动干涉,新闻界跟踪采访,就连当地市民竟然也有几千人来我使馆门前抗议,致使孙犯再次逍遥法外。两年后,图谋颠覆我大清国政治制度,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竟在英、日外交人员的庇护下潜逃。当时的最高领袖慈禧太后打算废掉对康梁变法负有领导责任的光绪皇帝,这本来纯属中国内政,没想到也引起了那些帝国主义分子的粗暴干涉——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公使竟相继声明,只承认光绪帝。

可是,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我却没有感觉这些英美帝国主义伤害了我的感情,我也很少感到“无比愤慨和坚决反对”,历史上的那些事情如此,现在那些事情也是如此。

相反,对于苏俄1949年前在中国的“输出革命”,如扶持代理人,提供金钱和枪支弹药等,反叛当时得到国际社会和国内百姓普遍承认和认可的合法政府,则持强烈批判态度,我认为就苏俄七十多年的所作所为,如侵略芬兰、罗马尼亚和中国(扶持外蒙古的分裂势力,制造中东路事件等),吞并波罗的海三国,伙同希特勒瓜分波兰,扶植傀儡政权奴役东欧人民,1945年在德国和中国东北大肆强奸妇女(尤其是在德国,堪比南京大屠杀时日军的性犯罪),等等,称之为“红色帝国主义”可谓恰如其分。加上它对内的大规模镇压和专制独裁,其侵略性残暴性与纳粹政权相比毫无二致。我这种观点当然又是与人民的观点完全相左的。在此情况下,我若自称人民,岂不是有“披着羊皮的狼”之嫌?

从上小学的时候,我就被教育,劳动人民是最有智慧、最聪明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等等。我小时候倒是曾幻想自己能成为叱咤风云的大英雄,但很遗憾,长大了却发现自己是个很平庸的人,有很多愿望不能实现,看到生活中许多不平之事也常常有无能为力之感。我倒是常有一些“创造”,但这些“创造的结晶”——一些文章却常常莫名其妙地被删被退被“隐藏”,所谓“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对我来说岂不是很滑稽?

再者,我本来就不是很聪明的人,从小到现在又被人捂着眼睛堵着耳朵塞着鼻子,吃的都是一些别人为我精心选择好的、调配好的食物——至于营养是否全面,是否有利于我的智商发展,就非我所知了。比如当年我学的历史中就只有八国联军侵华和庚子赔款,而没有清华大学就是美国的庚子退款建立起来的;只有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而没有国民党为抗日所做的各种努力和准备,没有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民众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要救中国、要抗日,必须要推翻国民党”(愚钝的我实在搞不清楚这与反动卖国的“攘外必先安内”有何区别),事实上最早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是中间派的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等组织(1932年5月25日,详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P264-273);只有平型关大捷、地道战地雷战,而没有规模和战果与之不可同日而语的台儿庄会战、上高会战、第三次长沙大捷等;只有美国扶持蒋介石打内战,而没有苏军在东北给解放军的扶持和军事支援(关于苏军援助的情况可参阅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第五章“走向新中国”相关内容)。所以很多年以来,我头脑中就只有蒋介石一贯卖国,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不时地想着妥协投降,抗战胜利后还无耻地“下山摘桃子”,在敌后搞游击的八路军新四军才是中流砥柱;美英等帝国主义一贯不安好心,一直想着侵略中国,只有斯大林和苏联才是真心帮助中国人民等等。

作为历史爱好者,我很想查阅新中国,尤其是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时的有关档案,很想阅读到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中国六十代大饥荒纪实》、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以及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写的回忆录;据说,某罪犯20多年前就曾鼓吹“三百年殖民地”的卖国言论,最近又搞了个什么“宪章”,在国际上又被授了奖,我倒很想原汁原味地研读一下该人的反动言论,以便看清该人的卖国嘴脸;“人权卫士”美国每年都要发布一个《国别人权报告》,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指手划脚,我一直好奇,想看看那些西方政客是怎么抱着冷战思维,不顾我们伟大祖国的人权状况“已经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事实”,而横加指责的。可是,我的所有这些愿望,事实上都不可能达到,为什么?当然是领导们认为我心智发育不全,真相不明,是非不分,极易受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盅惑。

在这种情况下,我硬要说我是人民,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是充满智慧和创造力的,是历史的火车头云云,岂不要让人笑掉大牙?

我反复地想,这“最有智慧的”,“眼睛最雪亮的”,又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的人民,到底是哪些人呢?其他人我不敢说,我最知根知底的一些人,比如我的父母、岳父母、老婆孩子,我大哥大嫂弟弟弟媳,我那个刚刚成人的侄子,还有我周围的许多朋友、同事,他们似乎并不比我聪明多少,前面说的我那些情况对他们来说似乎也是适合的,所以说他们是人民,似乎也很牵强。那么,这样“最有智慧的”、“眼睛最雪亮的”,又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的人民——简直是人类精华中的精华,他(或他们)到底是哪些人呢?

我反复地苦思冥想,有一天终于想出点眉目了——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这些闪着金光令人眩目的定语,将它们换成与之近义的一些词,比如将“最有智慧的”、“眼睛最雪亮的”换成“英明的”、“天才的”、“高瞻远瞩的”,将“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换成“改变了历史”、“挽救了”、“缔造了”,或者“创造性地发展了”之类,最配得上这些修饰语的,恐怕只能是那位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伟人。试想,人家“一句顶万句,句句是真理”,他的旗帜需要我们千秋万代高举,他的思想需要我们亿万民众学习、领会、掌握、贯彻,他的丰功伟绩冠绝千古,其嫡孙毛新宇少将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这样上帝一般的人物还配不上“最有智慧的”、“眼睛最雪亮的”、“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难怪他老人家在那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年代里还那么气定神闲,连手握原子弹的赫鲁晓夫肯尼迪之流也不放在眼里,要“伸出两个拳头打人”,“既反苏修又反美帝”,还吟诵什么:“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据说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时候,群众在下面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也在天安门城楼上回应:“人民万岁”(近来也有人考证说毛当时喊的是“同志们万岁”)。专制时代,无论是古代的皇权专制还是近现代的专制,基本法则是“天无二日”,“一山不容二虎”,“婆婆只能有一个”(邓小平语),这和民主体制强调三权分立、多元制衡是大异其趣的。因此,在专制体制下,“万岁”只能有一个。明朝大宦官魏忠贤深得皇帝宠信,位极人臣,但也只能号称“九千岁”。太平天国的杨秀清不信这个邪,非得逼洪秀全封他做“万岁”,结果遭来灭门之祸,酿成血流滚滚的天京巨变。1949年后,虽然已是人民共和国,但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规则似乎也没有变。1954年高岗与饶漱石被打成反党集团,高岗自杀身亡,高的罪状之一,据说就是在东北搞“独立王国”,高检阅游行队伍时,群众高喊“高岗万岁”,却不喊“毛主席万岁”。一直恪守为臣之道的周恩来就聪明得多,1952年5月1日,受邀来访的各国工会代表团与全国总工会代表一起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澳大利亚代表团中一位周的崇拜者比尔·加德纳就不理解我们的这种“国粹”,问中方工作人员:为什么大家只喊“毛主席万岁”,而不喊“周恩来万岁”?在与周握手时,他忽然用英语喊:“周恩来万岁!”急得周氏赶紧向翻译摆手示意,不让翻译这句话。也多亏毛等人不懂英语,否则又是一起不大不小的“政治风波”。

由此看来,1949年后能被冠以“万岁”一词的,如毛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人民等,只能是一个人或东西,而不是两个。因此,正如有人所说的,至少在毛心目中,人民就是他,他就是人民。

尽管“毛主席万岁”几亿人民喊了二十多年,毛事实上也没有万岁。他死后人民又是谁呢?当然是继任的一代又一代永远正确、英明无比的“领导核心”了。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人民似乎还应当指那些能够自由出入各级人民政府,如手使臂地调动人民军队、人民警察,随心所欲地从人民银行里提钱和在人民医院高级病房里公费疗养的那些人。我注意到,当西方敌对势力干涉中国内政,而像我这样的人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之时,他们确实被伤害了感情,表示“强烈愤慨”并“坚决反对”。比如有一位英明领导,就在墨西哥(相当于美国家门口)义愤填膺地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说三道四。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如此爱憎分明,他们不是人民谁又是人民?

照这一思路,1949年以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人民当家作主”等等,就绝非某些国内外敌对分子所诬蔑的“欺骗宣传”,而是千真万确的现实。坚持党性与人民利益至上确实是统一的,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确实是人民选择的,而自绝于党也确实是自绝于人民。

在这种情况下,我若是还自认为属于人民,岂不是有想当“万岁”、 “篡党夺权”,“阴谋颠覆政府”的嫌疑?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从此,我要绝了这样的念头,想也不要想!

非但如此,我还发现,我不仅越来越没有希望成为人民,堕落为人民敌人的道路却有千万条!

您信不信,我刚来到这个世上,甚至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就有可能成为人民的敌人?幸亏我爷爷不是地主、富农、资本家,也没当过国民党的县长、乡长、村长,或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或国民党军队,否则,根据“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那么建政时刚刚四岁的我父亲,还有他那未出生的二弟,都将成为反共反人民的“狗崽子”,而21年后才出生的我,还有我的哥哥弟弟,堂兄弟姊妹们,在娘胎里就已经堕落为人民的敌人了!

幸亏我爷爷也不是一位舞文弄墨或操手术刀的知识分子,他只是一个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农民,所以他在饥肠辘辘之时也没敢去说一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风凉话,更没有机会在领袖“引蛇出洞”时去建言献策,这又使他及我们这个大家族逃过“反右”一劫,我又一次在未出生时幸运地逃过反对人民的命运。

也幸亏我那老实巴交,甚至有点怯懦的父亲只上过四年小学,因此他没有成为遇罗克、史云峰那样的思想者,也没有将“万寿无疆”误写成“无寿无疆”,或者不小心将印有领袖名字或者图像的报纸当作手纸,因此,他的生活虽然贫困、屈辱,但也不失和平安逸地度过了那一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岁月,我及我的兄弟也幸运地没有在懵懂不知世事的童年沦为“现行反革命家属”。

下面,就是登上社会舞台的我了。

现在想想,苍天真是待我李某不薄,不仅使我在早年避过那么多反人民的泥潭,而且我自己还曾有一次因祸得福的经历——正常情况下,我应该在1988年高中毕业,并考上大学,但由于初中时不努力留了一级,高二高三时努力不够复习了一年,这样当我进入大学时,那次风潮已经结束一年多了。想想看,如果我“如期”进入大学校门,后果是不是很严重?说不定我早已自绝于人民,残躯化作一丛野草,荣了又枯枯了荣二十一次了。

即便如此,我仍不敢说我就一定不会成为人民的敌人,因为生活经验告诉我,我实际上生活在一个处处都是高压线的世界,稍一不小心,碰着了哪根,我就无可挽回地会成为“一小撮敌对分子”,而面临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

比如,看到家乡或者现居地郑州的某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侵犯民众利益的强拆、非法占地,或者某人民公仆——不,应为某人民的腐败行径,我愤愤不平,写在文章里发到网上,我就可能成为人民的敌人,被人民警察拘捕,罪名可能是造谣、诽谤,破坏社会和谐等等。

如果我,或者我父母现在居住的地方不幸被开发商看中,被开发、被拆迁,而补偿的金额又很低,我当然不满意,于是联合其它居民或者我一个人抵抗,甚至“提刀抗法”、自焚抗议,那我又不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了吗?

如果我父母、大哥仅剩的一点地又被征收,而补偿款低得可怜,我当然又要支持父母和大哥他们进行抗争,又去现场阻挠施工,又在网上发帖揭露,这不是又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了吗?

如果上述的拆迁、征地成为事实,或者我个人或家庭的其它权益受到非法侵害,向有关部门反映却得不到解决,那么我只好效仿秦香莲、杨三姐去告状,去市里去省里甚至去北京,一次不行我去两次去三次,于是我就可能成为“上访专业户”、“非法上访”、“闹访”、蓄意扰乱社会治安,于是很不幸,我又成了人民的敌人。

当然,以上情形目前还仅仅是假设,但有一件事却是千真万确的:我总是有一些与人民相左的观点,并把它诉诸文字,虽然直到现在,除了文章经常被删还没有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什么负面影响,但我确实有一次因此而被国安人员传唤、警告,几乎反对人民的经历(详见拙文《我被官府训诫的一次经历》)……

综上所述,我根本就不是什么人民,而是一个潜在的人民公敌,或者说随时都有可能成为背叛人民、反对人民的敌对分子!

初得出这个结论,我很紧张,现在,更多的则是无奈。

前一段时间,在凤凰网上看到一段视频,说前东德莱比锡每周一都要举行游行,过去打的标语是:“我们是人民!”但1989年那场革命来临时,他们打出的口号却是“我们是人!”(http://v.ifeng.com/his/200904/f7bed329-4779-4762-8ccb-89ce46032858.shtml)乍一听,我心里怦然一震:原来,我也不太在乎什么人民还是人民的敌人,我只希望人家,尤其是那些掌国柄者能把我当成是人,需要吃饭、穿衣、居住、思考、说话、快乐、尊严的人。仅此而已。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评论

  • 赵进斌 说:

    再读马英九先生元旦新年献词有感
    2011年台湾马英九先生发表元旦新年献词:我曾写下一篇“有感”,发表于台湾《旺报》后,被台海两岸不少媒体网站所转载。这着实出乎我的意料。今年马英九先生一如既往发表新年献词——为下个世代点亮蜡烛。通篇读完后,仍是被字里行间的真情所打动。我相信,两岸同胞只要粗通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脉络,对两岸历史现状略有了解,认真拜读一下,定会有同感。
    目前海峡两岸的关系,虽然大陆中共声明“是一家人,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但实际上仍是禁区颇多。我不时在各新闻单位的编辑部都会看到,关于“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禁区)台湾地区从名称、机构、到人员、职务、称呼林林总总底线之明确规定,真是不敢越雷池一步。幸亏识时务地承认“一中各表”。到目前为上,台湾在世卫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加入名称上仍是存有争议。大陆的底线和大陆体制改革一样,经济上无所不用其极,政治上则不能越雷池一步。
    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一日三餐中,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几天大鱼大肉下来,胃口定是腻味、恶心,肯定想换换素食青菜,天天粗茶淡饭,也必然也会向往山珍海味。天然人性口味使然。对大陆同胞来说,马英九先生的元旦献词文风,恰就起到这样的效果。我仅引用他献词中最后一段文字——“站在百年与百年的分水岭上,我深深体认到一己的微小、短暂,只愿更谦卑地面对下个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裡,每个人、每一代都是沧海一粟,都是感念的后辈,都是谦虚的学生。我们要让一百年来中华民国自由、民主、正义、文明、慈悲的烛火,持续在下一代心中发光、发亮。我们有信心,将来,下一代提及亚洲崛起、中国大陆崛起的惊歎,也必然感受台湾崛起、中华民国崛起的光荣。再一百年后,当那时的国人回想起我们,如果能说一句「曾经有你们,真好」,那该有多好!
      在民国101年元旦,我想与全国人民一齐许愿,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华民国下一世代点亮蜡烛。”
    由此可见,马英九先生对“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历史发展与现状,谈成绩、讲不足和错误,以平视视角,钉铆相列,一五一十,不遮不掩,不夸不贬,真是实事求是,娓娓而谈。讲事实,摆道理,自然、亲切、温和、入耳,章节上如行去流水,口吻上任其自然流露,把话语说到你心窝里。让你感到没有丝毫矫情、造作,没有丁点虚张声势,更没有居高临下、先入为主、强词夺理、强加于人。当然,更没有令我们深恶痛绝地几十年如一日地伟、光、正,英明、辉煌之类的假大空。这样的献词,同胞焉能不喜爱?焉能不有感?
    仅凭这一条,我投马英九先生竞选“中华民国”“总统”赞成一票!
    写到此,我想起上个世纪一件往事。1945年8月,毛泽东飞抵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在渝期间,毛泽东将9年前创作的《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谁知围绕这首词,却引起国共双方一场史无前例的笔墨大战。撇开政治含义之争不谈,蒋介石在与陈布雷谈到这首词时要求陈布雷:“你赶紧组织一批人……”最后,这位国民党第一文胆虽绞尽脑汁网罗组织,党国虽不乏文采飞扬之作,但最终也无出《沁园春•雪》其右者。一首诗词在当时能引起如此规模的论争,就参与人数、持续时间、社会反响来看,是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今天来看,这既是一个文化事件,也是一个政治事件。
    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千错万罪,他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统筹共产党在野时,他的思想、观点、境界,他所流露、表达的真情实意,具体表现在其文章中的口吻和由此而形成的文风,确实不乏荡气回肠、沁人心脾,令人百读不厌的篇章。他对党八股的深恶痛绝、大加讨伐的檄文更是令人拍案叫绝。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但特色之国历史的吊诡在于,几多时候,代际传承大多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如毛泽东魂灵得知,他当年深恶痛绝、大加讨伐的党八股,如今无孔不入的程度比其晚年泛滥成灾的语录红海洋有过之而不极,不知他作何感想?
    中国历朝历代,待立君主左右拟诏的翰林、大学士如过江之鲫,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者比比皆是。从成汤《汤誓》、《泰誓》到陈琳的《为袁绍传檄各州郡文》、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前后《出师表》至胡诠《戌午上高宗封事》、李密《陈情表》再到孙中山《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唐继尧的《讨袁檄文》,延续到解放战争期间新华社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等电讯,毛泽东时代还有邓拓、田家英、陈伯达,毛邓共用的胡乔木等翘楚,有党内一枝笔之称的智囊、左膀右臂也能罗列成队,人所共知。但不知为何,以后核心们智囊团成员名单越来越长,左膀右臂交相辉映,但令人称道、过目不忘、拍案叫绝、妇孺皆知文章越来越屈指可数、乏善可陈,难觅踪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论是每年国际福布斯富豪排行榜,还是国内胡润富豪排行榜,核心们周围的左膀右臂智囊团的成员占有比例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此情此景,发人深思!
    当权贵们纨袴子弟世袭冠冕堂皇、当仁不让地占据左膀右臂各要津固若金汤时,民间草根的鲤鱼早已视跳龙门为天方夜谭,只能作涸辙之鲋之哀叹。故党八股也只能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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