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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怯懦在折磨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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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有顺1972年8月生于福建省长汀县美溪村,客家人。1994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居广州,先后供职于南方都市报和广东省作家协会。

怯懦在折磨着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用力冲破那个巨大的茧,真正争取到做人的价格与尊严。

我们该对这个浅薄,衰朽,物质化的时代说些什么呢?早在1970年,没有自由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就在他对外发表的演说词中坦率地说:“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索尔仁尼琴是有权力这样说的,因为他终生都在为反抗一种专制的境遇而斗争,进而为正义挽回了一个可贵的说话空间。可在同一时间的中国,人们正在举着红宝书,用拳头,唾沫,手榴弹实践着一个昏昧的有关偶像崇拜的理想。全国上下都在说一样的话,都在用一个脑袋思考问题,而且,其中不乏留学多国、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几十年以后,当我读着一些记述“文革”磨难的文字时,依然无法抹去我心头的困惑:为什么偌大一个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会在那些愚蠢、荒诞的问题上达到可耻的一致?看来,一个缺乏理性启蒙,一直处于蒙昧之中的民族,是很容易落到自身的非理性的危险之中的。

我常常在想,作为一个思想家和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在那个集体造神的岁月里,岂能不知“一句顶一万句”、“万寿无疆”这类话的荒唐呢?可是那些被蒙在鼓里的人,还在监狱,牛棚,医院的油灯下,写着糟蹋自已、奴颜卑膝的长篇检讨。我真的感到悲哀。拿三十年代就被鲁迅说成是“奴隶总管”的周扬来说吧,1975年当专案组通知周扬出狱时,周扬则提出给毛泽东的检查还没有写完,要在狱中多呆几天,写完再回家,结果他比同狱的夏衍晚一个星期出狱。我不知道周扬写的是什么,但我期望有一天谁能够将“文革”时期所有重要人物的检讨书结集出版,那一定是最珍贵的精神资料,也将是鲁迅所说的我们这个“不悟自己之为奴”的民族的生动说明。鲁迅还在《坟•灯下漫笔》中说:“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当我读着这些先知般的文字时,我的确是觉得鲁迅太伟大了。

由此,我又追忆起童年所读的童话《皇帝的新装》,直到今日,我才读出里面含示的令人震惊的深刻,它像一个预言,不断地应验在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各个时期。只是,在我们这个民族,还很难找到《皇帝的新装》中那个道出真相的“小孩子”,以致谎言遍地。“革命军马前卒邹容”在1903年写的《革命军》中说的没错:“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这样,由一些被奴役而缺乏精神自觉的人所写出的中国历史,到底有多少真实性可言也值得怀疑了。张爱玲说,历史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胡适则说,历史像一个小姑娘,你怎么打扮她都行。这些话背后都透着一股无奈,是的,为了让后人能够摸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灵魂,需要有一些人在怯懦者的残骸中勇敢地站立起来,把我们所遭遇,所忍受,所看见的劫难与耻辱写下来,用我们的心灵与道德将它写下来。今后的文学若还有什么意义的话,我想就在于此。我们再也不需要谎言,再也没有时间在风花雪月中逍遥了,我们渴望在真实中进入二十一世纪。索尔仁尼琴有一句名言说:“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正是为了保存这份真实,巴金才倡导要建立“文革博物馆”,我想,我们还需要有勇敢的人去写一部真正的文革史,从而让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有机会了解事实的真相。

这就需要所有在这场劫难中活下来的人,都来反思自己的怯懦与罪行,这是苦楚而辉煌的。每个人都要告诉自己说,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可是,当这样一个话题摆在有关的人面前时,我们所听到的都是一片托词,诸如“大家都这样”啦,“迫于无奈”啦,“心有余而力不足”啦,等等,在这些托词的背后,我们只有无奈和悲哀。它又让我想起契柯夫的短篇小说《变色龙》中所揭示的那个叫奥楚蔑洛夫的见风使舵的小人。《变色龙》,《皇帝的新装》,连同鲁迅的小说,是我最敬重的文学段落之一,我惊异于作家们能够在那么简短的篇幅里,把人类生活中某种阴暗的境遇表达得那么充分。也许,文学所能达到的辉煌,大抵就如此了。应该引导人们来重新认识这些文学的警世意义,以成为我们当下贫困心灵的精神资源。

也偶尔有一些让人欣奋的段落。不久前,我在李辉编的《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中读到一篇当年一个北京女中学生写的回忆文章,题目叫《吴晗同志,我向您道歉》,文章以忏悔的心情叙说了自己在批判吴晗的运动中的蠢行,诚挚感人,读过之后,我们不单可以原谅她的错误,还会为她那敢于面对自己错误的勇气而肃然起敬。还有,郭沫若的六子郭世英在196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期间,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X小组”,大胆地讨论了在当时来讲是惊世骇俗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他们的小组后来被打成反动组织,郭世英也于1968年4月26日被迫害致死。今日我们也许会忘记郭沫若的诸如《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这样的粗陋诗句,(见《人民日报》1967年6月6日)但我们不会忘记他的儿子郭世英为那些属于当时有良知的人所思索的问题而死的场景。还有,我们时代最正直的知识分子顾准在武斗逼供,妻子自杀,儿女与之绝交的难以言喻的孤寂处境里,面对某些挂羊头,卖狗肉,趋炎附势的“左”派理论家时,他仍然义正词严地宣告:“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当今天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地走向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郭世英,顾准,还有那个当年北京的女中学生等少数的人,是一些逐渐告别了怯懦的勇士,他们让我想起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去自信心了吗》中的一段话:“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遗憾的是,像顾准这样有骨气的人在中国是太少太少了,他们所发出的正义的声音,比起盛大的批斗场面及狂热的崇拜热潮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尤其是受了“大鸣大放”期间“引蛇出洞”而遭致“右派”苦难的人,经历了“文革”期间飞来横祸的知识分子,如今更是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有丝毫异议了。苦难的人生使他们知道了该怎样游刃有余地生存:尽可能地抹杀自己的独立精神与意志。可以说,“文革”中专制主义的噩梦,使怯懦得以大规模生长,如今它几乎要淹没我们这个民族了。

难怪俄罗斯作家布尔加科夫很肯定地说,怯懦是人类最可怕的缺陷。如同中国的许多作家在“文革”时期被下放劳动一样,布尔加科夫一生也在贫困,饥饿,羞辱中度日。所不同的是,中国作家都在违心、谦恭地改造(实际上是糟蹋)着自己的思想,以期有一天能回到体制中,而布尔加科夫却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尊严,即使在作品被禁,生活贫困交加的时候,他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也没有改变自己的骄傲面容:“如果连工人也不能当,那就请苏联政府以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方式尽快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当他得到斯大林的帮助,得以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担任艺术顾问一职时,他立刻回到内心,开始写作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出版的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狗心》,《火红的鸟》等。他在《狗心》中说:“人的本性只有通过怜悯和仁慈才能改变,恐怖,强制,和各种各样的暴行,无论它们是红的,棕的,还是白的,都无济于事。”从这样的文字中,你读到的依然是坚强的心灵。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他死前一年,即1967年曾抱怨道:“一些微不足道的书籍(在苏联)都被当作是杰作……而优秀的作品却束之高阁,直到写出这些作品的二十五年以后才重见天日。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假如像普拉东诺夫和布尔加科夫这些作家的作品,写完之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但是,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还是无愧于世界的,即使在那些专制,屈辱,失却自由的年代里,她依然向我们贡献了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别尔嘉耶夫等一大批伟大人物,以及《日瓦戈医生》,《大师和玛格丽特》,《古拉格群岛》等一大批伟大的文学。然而,在同样境遇的中国,情形却让人寒心,几亿人民完全失去了任何创造性,除了能够读到浩然的《金光大道》,汪曾祺的样板戏,郭沫若的诗(诸如“走资派/邓小平/妄图倒退”等,见《诗刊》1976年6期),就剩下铺天盖地的“毛主席语录”了。造成这种贫瘠得让人窒息的局面的原因,还是只有一个:昏昧与怯懦。

1995年,当我看完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辛德勒名单》之后,心潮起伏,我不单为辛德勒这个让人尊敬的形象,更是为了导演斯皮尔伯格本人。我没想到拍摄《外星人》,《第二类接触》,《侏罗纪公园》等商业巨片的导演,也会拍摄出具有深刻人性力量和道德关怀的《辛德勒名单》。而在中国,通俗艺术与高雅艺术之间总是泾渭分明的。当斯皮尔伯格说,《辛德勒名单》是“用血浆拍成的”时,我深信自己读懂了他内心的冲突和希冀,他为这部影片准备和期待了八年时间,就是为了能够在废墟上追求将人性重新建立起来,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别无选择。几乎在同样的时刻,我还看了奥立弗•斯通的越战电影《天与地》,它是斯通的“越战三部曲”中最震撼人心的一部,可以跟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相媲美。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只死了几万人的越战可以引发美国人长达几十年的反思,并将继续反思下去,可残酷性不知比越战要强多少倍,死的人也比越战多得多的“文革”,我们却由于各种外在和内在的原因,一直保持缄默,偶尔触及,也只是轻描淡写,避重就轻。更让人悲哀的是,一直有人撰文怀念红卫兵的理想,却没有人敢站出来承认自己曾经把善良的老师打得头破血流,或者追思自己与父母划清界限给父母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精神苦难,更不用说把人批斗致死的暴行了。“布拉格之春”至少孕育产生了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文革”的苦难除了在“伤痕文学”中稍纵即逝外,从未得到过有力的表达。我们对历史是有愧的。

鲁迅有句名言说:“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鲁迅当然明白,反省是意味着揭开过去的伤疤,以照亮今天的现实,它同样需要勇气,需要根绝怯懦的习性。为罪而忏悔有时比犯罪需要更大的勇气。索尔仁尼琴也说:“人类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个人都把每一件事当成他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命攸关地关切着西方在想着什么,而西方的人民又生命攸关地关切着东方在发生着什么。”可是,一个怯懦的民族,一个好了伤疤就忘了疼痛的健忘的民族,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把每件事当成他自己的事”的。说这话的索尔仁尼琴却这样做了。1968年,当苏军的坦克碾碎了“布拉格之春”以后,索尔仁尼琴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几个字:“作为一个苏联人我感到耻辱。”他想把这几个字送给一些社会名流,请求他们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把联合签名的声明送到地下出版机构,由他们想办法向全世界广播。索尔仁尼琴说自己“是从下跪的状态渐渐直起腰来,是由被迫沉默到一步步自由自在说话的”,他固有的正义感,使他付出了被流放,被攻击,被驱逐出境的代价,但他依然不愿与怯懦结盟。他在写作《古拉格群岛》之初,一些人有意和解地摊开手掌说:“别这样嘛!……不要翻旧帐了吧!……牢记过去,你将失去一只眼睛!”索尔仁尼琴紧接着说,这句谚语的下半句却是:“忘记过去,你将失去两只眼睛!”

想起索尔仁尼琴,布尔加科夫;想起斯皮尔伯格,奥立弗•斯通,我就发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精神质量的确是有差距的。中国的鲁迅最认识他自己的民族,并在彷徨中呐喊,试图唤醒那“铁屋子”里的人,几十年之后,鲁迅依然没有找到他的同路人。产生了鲁迅这一伟人的民族并没有很好地承接鲁迅的反思精神,硬骨头精神。这也许不单是中国的困境。当苏格拉底面带笑容为真理献身;当耶稣为拯救罪人在十字架上默默无声;当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当美国为越战痛定思痛;当德国人至今还在努力赔偿犹太人的损失,至今还在丛林中追索纳粹战犯的时候,日本民族的许多人,到今日还在为铁证如山的侵华罪行辩解,甚至还有人矢口否认;在中国,我们所听到的大多也是在沉痛诉说历次政治运动中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却很少听到有人扪心自问,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自己是否坚持了作为一个人最低限度的尊严。拍出了深刻的电影《霸王别姬》的导演陈凯歌,在他的回忆录《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中说过一段同样深刻的话:“无论什么样的社会或政治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文革’以后也正是如此。打开地狱,找到的只是受难的群佛,那么,灾难是从哪儿来的呢?──打碎了神灯的和尚诅咒庙宇,因为他就是从那儿来的。问到个人的责任,人们总是谈到政治的压力,盲目的信仰,集体的决定等等。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

“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继续容忍这样的局面存在下去吗?是继续接受欺骗,自私,怯懦的折磨,还是大喊几声,闯将出去,从“瞒和骗的大泽中”(鲁迅语)惊醒过来呢?我想,每个有良知的人都要思索这个问题,并作出选择。昏昧与愚忠已经叫我们的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该是清醒的时候了。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热情被经济冲动所取代的物质主义时代里,知识者回到忏悔的立场上,对我们过去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作出有力的反思,将是我们关怀未来的基础。在这方面,德国人的确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战后所作出的反思就是很好的代表,他说:“我们全都有责任,对不义行为,当时我们为什么不到大街上去大声呐喊呢?”

中国的思想界经历劫难后没有人说出这样动人的话,原因没有其他,就在于中国人的心中多数只有进步的思想,明哲保身的思想,而很少有悔改的观念,也很少有罪恶的意识。不以忏悔作精神基础的进步是危险的,它无法对真理和正义负责。这也是达尔文的进化与选择理论让人感到厌倦的地方。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意思是,政治清明时,尽可言直行正,假如天下失道,行可正,言论则要变得圆滑一些;又有话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些骑墙思想被后来的人实践成了为自己的怯懦行为辩护的理由,成了奴性心理的一种来源之一。有些人更是把它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使得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幕背道,愚忠,见风使舵,委屈求全,陷别人于不义的荒诞剧,就连正直而善良的巴金当年尚且违心地写文章批评胡风,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鲁迅之所以能超越民族的悲剧,把社会批判精神、硬骨头精神贯彻到底,我以为内在的原因是鲁迅在本质上是反感中国的“乐感文化”,而欣赏、接受西方的“罪感文化”的。这非常重要,同时这也是鲁迅劝人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的原因所在。

与上述圆滑思想所不同的是,俄罗斯知识者的始祖拉吉舍夫追求的是良心至上,他说:“如果法律,或者帝王,或者任何地上的某种政权强迫你屈服于不义,强迫你违背自己的良心,你要成为不屈不挠的。无论凌辱,无论痛苦,无论苦难,甚至死亡本身,都不会使你害怕。”拉吉舍夫不愧是十八世代俄罗斯最卓越的人,他的思想与中国固有的主流思想之间的差距乃是信仰的差距,若不找到我们自己所信的,并在精神上实践它,是决难跨越的。拉吉舍夫显然接受了圣经中悔改能使人良心坚强的思想。

悔改在希腊原文里的意思是,心思改变,生出懊悔,转移目标。他能够使人察知自己的有限,不足,罪恶,使之生出赦罪的渴望,并最终可以把人从这种境遇中拯救出来。所以,西方有写忏悔录的传统,圣奥古斯丁,卢梭,托尔斯泰,维特根斯坦等人都写过《忏悔录》,而且影响深远。只有活在忏悔中的自我才是真实的自我。这些忏悔录的作者们是真正认识自己的人,因着他们对自己的深刻认识,使他们也由此真正认识了人类──一个有缺陷,并对自己的缺陷有自觉的群体。圣奥古斯丁在追思了自己的一生后说,我的心就是我的仇敌;马丁•路德也曾说,最大的教皇不是在罗马,而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以为,只有站在精神巅峰上的人,才会说出这种真知灼见。他们的谦卑与自省是留给我们的真正财富。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就以《忏悔录》为题写过一篇文章,里面记述了两件他终生为之痛苦的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件是他在一个乡村当教师的时候,体罚了一名学生,可这名学生的父亲事后当面向他质问此事时,他却予以否认;第二件是在二战期间,他由于担心会受到迫害,隐瞒了自己的犹太血统。

就这两件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情,让一个大哲学家懊悔了一生,这对于一些善于遗忘和原谅自己的中国人来说,肯定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人是很少承认自己有罪的,他们最多承认自己曾经有过错误。有罪需要公义者的赦免,有错误则改正就可以了;有罪是指存在本质的污秽,有错误则指存在偶尔被一次过犯所胜──这两种认识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一个有罪但没有罪恶意识的民族,他们在受到伤害时的血性与愤怒也是很稀少的,逆来顺受惯了,从来就没有追问过什么叫做正义,尊严,高贵,这样的人永远也不会成为《忏悔录》的真正读者。比如,“水门事件”造成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后,毛泽东面对尼克松的女儿女婿满脸困惑地说,我就是想不通你们美国人是怎么搞的,几盒录音磁带怎么就把一位总统赶下台了呢?毛泽东不理解尼克松的下台,就像尼克松不理解一国主席刘少奇可以不经任何手续而被批斗致死一样。“水门事件”在毛泽东看来是太小的事,可在另外一个民族的人看来,却足以失去对一位国家元首的信任。又如,胡风出狱后,对胡风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周扬握着胡风的手说,责任由组织来负。一句话,就把胡风莫大的冤屈推到了一个空洞的组织身上,没有人去追问、承担个人该有的责任。这些细节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细节的本身,它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个可疑的心灵,中国式的心灵。每当我面对它们时,我的内心就会涌起一股深深的惆怅和厌倦。

我们离那个忏悔的心灵到底还有多长的路途?到底又是什么东西在阻碍我们迈出这重要的一步?我又想起了鲁迅,这位孤独的精神战士,想起了他在早期的论文《摩罗诗力说》的结尾所发出的呼喊至今不绝于响: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越追索鲁迅,越觉得郁达夫说的没错:“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据曾与鲁迅多有接触的日本汉学家增田涉回忆,鲁迅的著作以及鲁迅的谈话中,“奴隶”一词是经常出现的。鲁迅思想的核心也就是反奴性。这个使命至今并没有完成,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经过了这几十年的沉默与口是心非以后,根除奴性的工作似乎变得越来越渺茫了。并且,中国人向来是有做戏天才的,也极容易角色错位:一个反腐败口号喊得最响的人,坐上一个相应的官位之后,也不知不觉腐败起来;一个让谎言害苦了的人,当电视记者的话筒伸到他的跟前时,谎言也会从他口中滔滔不绝地说出来;像阿Q一样懦弱的人,一有机会也会变得穷凶极恶。又如鲁迅所言:“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

鲁迅把话都说透了,说尽了,我读之真的有点绝望:六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的奴性并没有稍稍改善,这些年来,反而在思想暴力之外,又多了一层经济暴力的奴役。人的价值与尊严无从出现,甚至连最后那点文人精神,那点知识者的羞涩也在丧失殆尽。当你看到那些有了点钱就露出幸福嘴脸的人,看到那些说经济发达了文化也会随之发达的人,看到那些哈着腰表忠心的人,你就知道中国不仅要反奴性,甚至还要继续反封建。奴性对着那些无知、蒙昧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种经年累月的积习,而对一个有理性、有思想的知识者来说,造成这种深重的被奴役的局面乃是导源于怯懦。怯懦就是没有勇气面对自我,面对现实,没有勇气在一种谎言的境遇中站出来说话。怯懦者宁愿失去良心,人格,尊严,也不愿失去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生命。

怯懦者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孔孟的精神礼教,庄子的无是非观,两次奴于异族的阴影,以及人生观上重实利轻思理的非信仰状态等,都曾经是奴性与怯懦生长的土壤。鲁迅虽然在二十年代说过,别国的硬汉所以比中国的多,是因为他们的监狱比我们的容易坐,但我想这不是最重要的方面,因为怯懦在监狱外流传更广;更重要的是,长期来固有的传统文化造就了我们怎样的民族心理和精神个性。罗马帝国时期,真基督徒所受的酷刑并不比中国人少,他们有的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有的被火烧死,被扔于狮子的坑中,可是殉道者仍然前赴后继,永不止息。有一个叫伊格那丢的基督徒,因着在罗马皇帝面前传福音,而被下在监里,被折磨得体无完肤。罗马兵丁强迫他用手去拿火,用指头去拿油,放在两腿之间;还用烧红的钳,钳他的肉。最后他被扔在野兽坑里,让野兽吃掉了。他还没有到罗马之前,自知必死无疑,就写了一封信给士每拿教会的监督坡旅甲说:“我没有到罗马以先,要与野兽争战,被捆绑在残忍者中间。我待他好,他待我却更凶。一天过一天,我被打得越来越凶。何等的盼望,能遇到野兽的口,叫死亡速速临到我。在此我才起首学习不重视看得见的,也不重视看不见的,我只愿得着基督。我愿让整个身体变得肉碎骨折,让狮子、野兽吞噬的苦难临到我,使我认识并得着基督。”写头二世纪殉道者事迹的海娄尔说,当时每年除了正月初一外,每天杀害的信徒,总在五千人以上。因此有一句话说,血乃是福音的种子。有些罗马兵杀了信徒以后,看见他们殉道时的荣耀情形,大受感动,也甘愿为这个信仰要求被杀。

与圣经信仰给人供备为义受苦的勇气不同的是,从孔孟到董仲舒,到宋明理学,朱子学说,一脉相承下来的中国的精神礼教,则被鲁迅形容为神奇的毒针,把人麻痹为不死不活的状态而甘愿为奴。“尊孔,学儒,读经,复古,由来已经已久”,旨在从中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一面制礼作乐,尊孔读经”,“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杀人,奸淫掳掠,做着虽蛮人对于同族也不肯做的事”。(《华盖集•马上支日记》)这就是中国政治思想的实质:儒表法里。虽说中国是儒学大国,但统治者只不过是用儒来实行愚民政策,使之驯服地做奴隶,背后则实行法家的不择手段、钳制舆论的专制统治,无“仁”可言,“才行反者杀无赦”(荀况)。由酷刑,文字狱,株连九族等组成的高压统治,使民众大气也不敢出,使士人不敢治史,不敢言近代事,“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再加上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使皇权垄断了一切,读书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价值,舍做官就别无他途,因在皇权之外并没有另一个说话空间。中国的知识者若不懂政治,不懂得如何迎合统治者,不懂得玩弄权术,只凭着一股文人特有激情,天真,孤冷,是断难以为人为文的。我们去读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祸史,便很可以说明问题。这样,那种超越的精神价值,形而上的追求,个人的信仰责任等,就一直旁落在中国的文人与思想者的视野之外,其最高理想也只不过是“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中国文人多半走仕途,原因大抵在此了。国家,民族,伦理道德这些中间价值(相对于西方的神,道,救恩这些终极价值而言)是实现中国文人理想的依据所在,他们的烦恼,痛苦,绝望也都在这个中间价值的层面上展开──一旦被体制与权势抛弃,他们就到文字中宣泄自己的全部失意。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苏轼的“人皆生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陶渊明的“不为三斗米折腰”等,都是仕途受挫之后的悲愤而已。就是素有“天问”精神,倍受推崇的屈原,他的《离骚》也不过是奴才的牢骚,尽管它“多芳菲凄恻之音”,“逸响伟辞,卓绝一世”,且屈原还用自沉的悲壮方式来加强他的声音,可我们细究其内在实质,会发现屈原所喊出的也只是失宠,被排斥,遭主子遗弃之后的不满。屈原式的牢骚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他道出与预言了中国知识界几千年来惶惶不可终日的原因:不可一日无君主。“反右”、“文革”期间会有那么多人在违心的检讨中糟蹋自己的尊严,还上万言书,上三十万言书等,目的都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体制中,以实现治国平天下、仕途有成的传统理想。被鲁迅称为“明明是有为的青年”的胡风出狱后的心理就是这方面的很好注释。在他还没有回到北京时出现过一段精神分裂,他声称自己听到了空中传话说,邓副主席讲话了,五个人被开除了党籍,铐起来了,消息马上要见报;还说北京让他坐直升飞机走。二十年的牢狱生活,没有使他对体制绝望,他还梦想早日回到体制中,回到权势中。这样想来,“文革”结束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后,很快就忘记了“文革”的苦难,就不足为怪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能回到体制中,苦就不算白苦了。知识分子这样依赖体制,自然难逃奴性。由依赖生畏惧,由畏惧自然就生出无穷无尽的怯懦来了。

当然,我们的文化中自古以来还有逍遥,闲适,不争是非的传统,它的思想始祖是庄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无是非观。这种一贯来被推崇备至的思潮,其实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纯粹,自在,一尘不染,它更多的是一种逃避,一种无奈。因着被体制抛弃,因着现实的残酷,(鲁迅曾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椅子也要流血,因为到处都是“无物之阵”。──这是真的。)似乎只有逍遥可以证实自己的存在还有价值。然而,庄子也不是真的无是非,他在《天下篇》里就列举了别人的缺失,并评是论非,如果他真的无是非,那他的一部《庄子》,便可以如鲁迅所言只要“今天天气哈哈哈……”七个字就写完了;陶渊明也不是一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地逍遥,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样阳刚气十足的诗句。这种虚假的无是非观,不彻底的逍遥,助长了中国人奴性心理的进一步蔓延,正义再一次被悬搁,无数的怯懦者也由此找到了一个逃避的空间。再加上中国历史上两次被外族奴役的阴影,以及重实利轻思理的人生观在经济开放的年代里得以变本加厉地实践出来,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的茧,一个难以突破的“铁屋子”,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窒息其中。没有了个性,没有了自由的呼声,没有了正义感,甚至连怀才不遇的怨叹也没有了,只剩下淡淡的无奈,屈辱的生存,和及时行乐的思想。乖巧的人,则“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鲁迅:《坟•论睁了眼看》)至于痛彻心腑的反省,忏悔,为正义献身等,大家都以为是别人的事,是欧美人吃饱了饭没事干的顾影自怜。即或有人向它张望一眼,也会因公众的眼光如同芒刺在背而竭力逃开,真是祸哉!

怯懦在折磨着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用力冲破那个巨大的茧,真正争取到做人的价格与尊严。可是,“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坟•论睁了眼看》)再加上我们的文化精神多半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缺乏超越性的价值目标,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消解机制,任何人进去后脊梁骨都会软掉,出来后便多半成了名,利,权的奴隶。即使有一些稍有理想色彩的事物,一旦进入现实的中国人的眼中,立刻也会被庸俗化,方法化,策略化,其固有的精神本质将被完全抽空。比如,在中国,读书不是为了探求人生的意义,而是为了做官;《易经》不是用来解释宇宙万象,而是拿来作占卜之用;政治不是为了治国安民,而是演变成了一种权术和阴谋──一部《三国演义》就是一部阴谋史;连神圣而超越的宗教信仰一到中国人的手中,也有了非常具体的世俗目的──求子,求财,求平安等。

看哪,我们是一些孤立无援的个人,要到哪里去获取强大的精神支援呢?从终极关怀与正义品质的层面上说,我们的心灵贫困已久了。偶尔有一个鲁迅或顾准,诞生了大质量的心灵,原因就在于他们敢于探出头去接受支援。鲁迅在中国文化(尤其是魏晋时期的叛道文化)之外,至少还深受尼采哲学及自日本传入的苏俄理论的影响;顾准厌倦了东方专制主义之后,就自觉接受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及希腊城邦制度的训练。没有这些的滋养,他们的硬骨头精神是难以想象的。鲁迅自己也说:“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准风月谈•由聋而哑》)确实,仅靠一部《红楼梦》是决不会养出另外一部《红楼梦》来的。“五四”时期之所以有那样的文化成就,主要得自于外来营养的滋润,可惜这种精神资源,1949年以后几乎都中断了,否则,我想,“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贯中西的那一代人,是会取得大成就的;“文革”以后,中国人又开始探出头去看世界,可因在“文革”中受到理想嘲弄至今还有畏惧心理的中国人,几乎失去了再确信什么的能力,即使有真正的理想与信仰,他们也大都不愿再去确信,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样,中国大地上还没有建立起任何实在,虚无主义,物质主义,语言主义又开始大肆横行起来。再加上中国人一夜之间就跃进了消费主义社会,金钱的能力一手遮天,谈超越的信仰就显得更加困难了。

现在看来,我们不能确信的原因,不在于曾经受过理想的嘲弄,而在于我们从来就没有为自己的过去忏悔过。一个从不忏悔的人,必然是一个不能确信,也无法确信的人。没有忏悔,我们在人生过程中所有的怯懦,奴性,失足,罪恶,就会积累在我们的良心里,成为一种严厉的自责像蛇一样缠绕着我们。弗洛姆说良心是“人的自我回想”,这种自我回想叫我们的所有罪恶都无处藏身,更多的时候,它还是有力的鞭子,把我们从昏昧中唤醒。良心的罪感所带来的不平安,会使我们失去一切确信的能力;良心的破洞,也会把我们所有的信心与能力漏掉。只有忏悔,能使我们得怜悯,受安慰,作应时的帮助;能使我们的良心免受自责与罪感的折磨而变得坚强起来。同时,良心的坚强将供应我们足够的能力,使我们能拒绝一些事物,接受一些事物。我想,德意志民族战后的滕飞,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忏悔使他们从自责的缠绕中摆脱出来了,从而重新变得振奋;日本、中国相对来讲缺乏忏悔,虽也可创造经济奇迹,文化与精神界的英雄人物则难以诞生。

回到忏悔的立场上来吧。是忏悔,使先知以赛亚痛彻地说:“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生活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是忏悔,使伟大的使徒保罗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是忏悔,使圣奥古斯丁说“我心就是我的仇敌”;是忏悔,使雅斯贝尔斯说“我们全都有责任”;是忏悔,使顾准对孙治方说:“你们手上都有血,而我没有!”奇怪的是,忏悔没有使这些人变成弱者,反而使他们从人类的有限性中站立了起来,在关键时刻,显示出了他们非凡的道德勇气。保罗•蒂利希说,人的生存勇气首先是“接受自己的有限性的勇气”,这种勇气正是经由敢于面对自己弱点的忏悔而产生的;抽离了忏悔,也就抽离了产生勇气的全部基础。当然,这里所说的勇气,不是指忍受肉身痛苦,忍受原子弹等外部威胁的勇气,它更多的是指一种内在素质。美国当代哲学家罗洛•梅说,维护人的自我与付出人的自我都是需要勇气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我们所缺乏的是苏格拉底或斯宾诺莎所拥有的那种友好,温暖,切身的,独到的,以及建设性的勇气。”勇气的对面就是怯懦,它是我们的生存获得尊严的主要障碍。当一些危险以不法的方式向我们袭来时,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击它,这非常重要,它将显示一个人的心灵质量如何。尼采有句著名的格言说:“错误即怯懦。”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没能认识真理的原因,不是由于没有读足够多的书,没有取得足够多的学位,而是由于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叔本华把面对事实说真话的勇气,看作是成为一个哲学家所必须的,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建立起新的确信,有价值的确信,也跟我们的勇气有关。首先是要有忏悔的勇气,接着才有确信的勇气。忏悔是面对过去的,确信是面对未来的。确信的意思是,坚定地相信人生中有一些价值是值得我们为之生并为之去死的。那个叫约伯在受难中懊悔,叫苏格拉底从容赴死,叫耶稣默默无声地上十字架,叫马丁•路德在黑暗的中世纪订出他的九十五条,叫犹太民族在劫难中坚韧不拔地活下来的,就是他们内心那牢不可破的确信,在坚定地支撑着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今日面临的主要的精神困境大概就是──无所信。每个人对于应信仰什么几乎都是含混不清,无所适从,甚至惊慌失措的(这让人想起三十年代欧洲的情形),这样就会导致大家像抓住救命稻草似地抓住并推崇那些极具破坏性的价值,而低估了它们的危害。冷漠,虚无,颓废,纵欲,不介入,寻求刺激,丧失责任感,嘲讽理想与正义等生活方式及生活哲学正在我们的社会中风行一时。没有正确的信仰,大家只好盲目地相信自己,不加分辨地将自身的所有欲望合理化,美德化。这种潮流成为一种时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为欲望的泛滥提供了非法的边界。如同海越过了它的边界会给我们带来灾难一样,欲望越过了它的边界也将给我们带来深重的灾难。现代人主动切断了与超越的精神信仰之间的联系,转而与泛滥的欲望结盟,是现代人的生存越来越表面化、非道德化的主要原因。

这一切的困境都可以概括为是信仰上的困境。人潜在的意识里都是有信仰的需要的,所以自古以来人就有崇拜的愿望,无论是落后地区还是发达国家,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图腾,寺庙,教堂,以及各种复杂的崇拜仪式,历来是经久不衰的。──差别只在于是真信仰还是伪信仰。今天,越来越多心智敏感的知识者意识到,自己因与终极信仰,道德传统,精神价值之间割断了联系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信仰已不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词。现代人或多或少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精神疾病(空虚,焦虑,冷漠,自渎,绝望等),原因多半在于自身价值的混乱及信仰核心的丧失。“个人的内在力量与完整程度取决于他自己对他的生活价值的信仰程度。”(罗洛•梅语)现在的问题是,现代人普遍丧失了价值判断的能力和确信一种价值的能力,不管这种价值多么具有真理性,除了嘲讽和盲目的反叛外,现代人几乎不愿再作任何选择。以此相伴而生了一个奇怪现象: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羞于承认自己对文学,经济,科技一无所知,却会为自己对宗教信仰一窍不通而感到骄傲。再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让我感到困惑的了。

歌德曾经不无夸张地说:“所有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无论从此信仰采取什么形式,其本身都是辉煌灿烂,令人意气风发,硕果累累和繁荣兴旺的。反之,任何怀疑主义占上风的时代,哪怕它们可以以其表面的荣耀炫人眼目,却仍然会丧失其意义……”罗洛•梅说,从历史的观点上讲,歌德的话是准确的,“我们只需追忆一下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以赛亚时代,十三世纪的巴黎,文艺复兴,以及十七世纪,就能看到,正是这种深入人心的确信将该时代的创造性力量聚集了起来。”我们还可以再追忆一下俄罗斯民族。当叶甫图申科,加布佐夫,斯坚等七名作家为抗议苏联当局开除索尔仁尼琴作协会员资格而振臂高呼时,当老作家楚可夫斯基生前立下遗嘱将他的一部分财产留给索尔仁尼琴以支持他时,当特瓦尔多夫斯基向赫鲁晓夫谏言道“靠接吻是不能够生孩子的,取消对文艺作品的书刊检查吧”时,中国的全国上下却清一色地在声讨“胡风集团”,声讨一部历史剧《海瑞罢官》;当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女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时,闻捷的儿女却毅然与父亲划清界限,顾准的妻子与顾准离婚,顾准的儿女逼顾准签字与之断绝关系;当索尔仁尼琴说“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时,中国包括许多科学家在内的大部分知识者,在“大跃进”时期都成了谎言制造商……真如鲁迅所言,成了“万劫不复的奴才”,“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

没有信仰,或者说没有固守自己信仰的能力,使大多数的中国人成了墙头草,随意识形态指令的风而摇摆。可以想象,如果体制对历次政治运动进行重新定性的话,绝大多数的运动受害者又会一改口径,大唱赞歌起来。──我真不愿意说出这个让人痛心的事实。我们若不找出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有哪些致命缺陷,并设法根除它的话,怯懦者还将在这个大地上横行。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曾概括道:“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以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惭?”这就是缺乏信仰的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即令受羞辱也要活下去,“像畜生一样地活下去!”(电影《芙蓉镇》中的一句著名台词)而索尔仁尼琴等人却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生存哲学:活下去,有尊严地活下去!

尊严,尊严,它是俄罗斯作家的灵魂,也是人类良知的向度。我们该怎样理解在俄罗斯这个邻国的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呢?尽管他们的诸多境遇与我们比较接近,但我们依然为他们而感到困惑。这让我想起别尔嘉耶夫在他的名著《俄罗斯思想》的开篇援引的俄国诗人丘特切夫的一句话:“用理性不能了解俄罗斯,用一般的标准无法衡量它,在它那里存在的是特殊的东西。在俄罗斯,只有信仰是可能的。”别尔嘉耶夫接着说:“为了了解俄罗斯,需要运用神学的信仰,希望,和爱的美德。”是的,东正教信仰为俄罗斯人所提供的勇气与希望,使他们走过了一段又一段艰辛的旅程。因着信,他们打了美好的仗;因着信,他们为人类挽回了尊严;也因着信,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虽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只有信仰是可能的。

我想,当我们也向宇宙宣告“我信”的时候,远离怯懦的折磨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