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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世界改变中国,还是中国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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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学者、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在布拉格。(摄影:黄频/中欧社)

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专制国家」本身就吸引了最多的西方资本。西方并没有抵制中东欧民主转轨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仍远远不如低人权的中国。

近年来,随着「经济奇迹」下的「中国崛起」,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明显扩大。对此各国(也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反应首先是从国际政治格局、大国力量博弈的角度出发的。叫好的认为中国的崛起冲击了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霸权」,扩大了「第三世界」的份量,使得过去不合理的游戏规则被改变。叫坏的则认为中国正在「展示肌肉」企图称霸,致使西方滋长「中国威胁论」,而中国影响下的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中国搞「新殖民主义」的担忧。下面我将要讲到我认为这些担忧是过甚其辞的。

但是,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还有比国际政治更为深刻的层次,这就是今天中国藉以实现「崛起」的那套体制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我这里并不是说中国政府在有意识地扩展这种影响,然而在现今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影响如同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妨看看以下几个故事。

西方的「社会主义」要颠覆中国的「资本主义」?

去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事件」引起中国官方强烈反弹。当时官方的《环球时报》召集了「七位中国知名学者谈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见《和平奖是中西方新碰撞的缩影:七位中国知名学者谈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环球时报》2010年10月20日)。官方召集的这七个人当然不可能是「右派」。但这篇宏文确实很有意思:七个「左派」以诺奖话题开场,讲着讲着就跑了题,异口同声地骂起「福利国家」来了。

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说:「前段时间去欧洲考察,到了英国、希腊、匈牙利。这才意识到,金融危机其实是一次福利主义的危机,……西方自罗斯福新政以后,……对老百姓实行甜头主义。但福利主义政治积累了大量的问题,……终于酿成了这次危机」。按他的说法,陷入危机的福利国家妒忌咱中国的低福利和血汗工厂的繁荣,于是就弄个和平奖来「恶心」中国。

而一位著名的「民族主义」倡导者接着说:「西方现在的问题说白了就是(福利国家使)人变懒了,」西方「说来说去无非也就是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什么美国人?当然是美国的劳动者。中国的农民工又不会抢美国大老板的饭碗。

相反正如政治学所所长说:我们情愿「为西方人打工」,什么西方人?当然是西方的大老板。所以西方的老板「亲华」,劳动者「反华」。于是「反华」的劳动者就把诺贝尔和平奖给了中国人,而我们的左派满腔愤怒就是冲着他们的劳动者来的:「中国人比你勤劳肯干,且肯忍受较低生活水平」,这有什么不对?!

是啊,据说过去「旧社会」的穷人就是「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比今天的中国人更「勤劳肯干,且肯忍受更低生活水平」,这又有什么不对呢?为何当年要鼓捣什么「革命」,把这么好的「优秀传统」毁掉呢?过去他们给中国老板打工,当年的左派满腔愤怒以为不能忍受,一场革命搞下来,据说是付出了两千万烈士的生命,难道就是为的今天的左派让他们转而「为西方人打工」?

而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则注意到:「这两年,美国的人权政策重心主要往草根上靠,以此针对中国现在存在的社会矛盾。」他认为,「意识形态层次的东西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影响不大。不过,他们要是把那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与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搅合在一起,那就非常可怕了。」

这些话真叫人拍案惊奇!

「福利国家养懒汉,西方今天的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危机』,而是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危机」,这类话本不是什么新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能说全无道理。只是,这种话在别处通常都出自右派之口,在学界则属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说。然而在我国,咱们都听到了:刚才这些话不是什么「右派」说的,也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说的,而是中国「官方左派」学者说的!

当然,说了这些话,并不表明他们因此成了「右派」。因为在西方,乃至在其他一般国家,「右派」和「新自由主义者」反对高福利通常是要追求高自由,倾向于用「自由放任」取代「福利国家」。可是我们的「官方左派」对老百姓的自由和福利同样排斥,他们既反对自由主义,也反对「福利主义」。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宏文主要是反对后者。

福利国家是万恶之源,血汗工厂是制胜之宝。用这几位先生的话说:「我们愿意(让人民)付出更大的代价,为西方人打工,挣一点辛苦钱」,为此老百姓要「忍受较低生活水平」。但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却不让!他们「人权政策重心往草根上靠,以此针对中国现在存在的社会矛盾,」这不是存心想搞垮咱们的血汗工厂吗!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层次的东西」对我们「影响不大」(咱们早就比他们更资本主义了),不过他们要是把那些民主思想「与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搅合在一起,那就非常可怕了。」

——整个故事听起来就像是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处心积虑要颠覆咱们中国的「资本主义」!

过去左派称赞福利国家,说福利国家是跟共产国家学的。现在他们却大骂人家要向我们输入福利国家!当然,过去我们的左派也骂过福利国家,理由是福利国家只均富不共产,太保守,不过瘾。但现在我们的左派(用其中一人的话说)「早已挂起『免战牌』了」,他们不搞共产而只骂均富,要对老百姓实行「苦头主义」来抵制西方「对老百姓实行甜头主义」!

过去左派对自由、民主、人权这类说法最拿手的挡箭牌就是「阶级论」,动辄就反问「谁的自由?」「谁的民主?」「谁的人权?」据说「西方的」人权是只给富人、资本家的,而穷人没份。可是现在「左派」们明确说了:富人、权贵玩玩人权没关系,对咱「影响不大」,但如果「人权政策重心主要往草根上靠」「那就非常可怕了」!听见了吗?他们怕的就是工人、农民有人权!

过去他们也搞「专政」,说这专政是对付资本家的,是保证百姓福利的,而现在这专政恰恰是要防御「福利主义」的影响,它要对付的是——

「谁与招商引资企业过不去,就是与蛟河人民过不去」!(吉林蛟河市标语)

「谁刁难投资者,谁就是宣化的罪人」!(河北宣化标语)

英国《金融时报》特约撰稿人吴迪去黑龙江亚布力滑雪,「车子一进入尚志地界,路边就不断出现一个个醒目的标语牌——『谁刁难投资者,谁就是人民的罪人』,『谁损害投资者的利益,谁就是与人民为敌』,『老板不分大小,能来投资就好』,……我赶紧用手机拍下了这些惊悚的语句。」(见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1108)

当然,公开张扬这种「惊悚」标语的地方不会多,但这样的想法可谓普遍流行。吴迪谈到世界著名度假村巨头CLUBMED高层考察广西北海湄州岛,对投资提出了十条意见,其中涉及到岛上一个村子。当地官员们不假思索地说:「没问题,我们让这个村子搬家,统统搬走。」老外惊得张大了嘴:「你说什么?你要是搬走村子,我们就不来了!」

就这样「西方」还是不满,甚至把「人权政策重心往草根上靠」,你说我们的官方「左派」怎能不气大?

中资海外遭遇「工会陷阱」

当然,上面讲的是中国的「官方左派」,他们主要跟中国「官方」而不是跟国外左派有联系。而现在中国还有所谓「新左派」,他们与国外左派的关系似乎比与中国官方的关系更密切(近期有明显的变化,许多「新左派」已经官方化了)。

他们也是既排斥「福利国家」也排斥「自由主义」,所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外来危险主要不在于「福利主义」,而在于「新自由主义」。前些年他们尤其喜欢以拉美为「新自由主义」的邪恶典型,大讲「防止中国出现拉美化」。似乎这拉美是资本最神气、劳动者最受欺负的地方了。

可就是这被我们的舆论说成是「新自由主义」典型的拉美,我们的「中资」(尤其是号称「社会主义」的「大型国企」)一进去,立即发现恰恰相反:那里的工人把资本「欺负」得够呛!

拉美最大中资企业「首钢秘铁」违法(当地的劳工法)镇压工潮、开除罢工工会成员,造就了「秘鲁工人英雄」胡安•坎查理,这个首钢眼中的「捣乱者」在工人支持下先当选议员,后成为秘鲁劳工部长,他的女儿则民主当选「首钢秘铁」所在的马尔科纳市市长(朱晓雪、王嘉征:《首钢:秘鲁的血色黄昏》,《环球企业家》2004年9月 总第102期)。

「首钢秘铁」则被劳工运动「折腾」得七荤八素,不但经济上损失惨重,而且政治上声名狼藉。国内传媒因此一片惊呼:「海外投资须防工会陷阱」(盛立中:《学会同工会打交道 中企海外扩张遭遇工人运动》,《南风窗》2004年10月18日),我们的国企老爷可算知道了什么叫「咱们工人有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拉美左派力量增长,这样的事或许不奇怪。可是「首钢秘铁」事件发生在1990年代藤森政府时期,那可是公认的「右派政府」、公认的「新自由主义」时期啊。

拉美之外还有更生动的例子:过去我们的国企在乡村地区建厂开矿,「圈地拆迁」从来不由分说,成千上万的农民说赶走就赶走,哪里有谈判一说!但这些年「中资」在加蓬等国圈地,甚至到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去采采挖挖,却遭到「西方传入的」环保和原住民权益NGO的抗议,中资习惯于通过「搞定」政府来解决问题,而在那里,被搞定了的官员也就袖手旁观而已,靠他们来弹压「刁民」,像在国内的定州、汕尾那样,则嘎嘎乎难哉。

当然,在那些法治完备的国家,中资也学会了「循规蹈矩」。如中铝公司在澳大利亚开发奥卢昆铝土矿,虽然早已与澳大利亚政府达成协议并得到了后者的大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费一年半时间与当地一个小部落的土著人谈判土地租用问题,因为澳洲政府已经把土地所有权归还了土著(见大松、余芳倩:《中铝转型:国际化和多金属》,《国企》2007年11月号)。

中铝的「平等待人」在当地获得好评,可是在国内这个「好榜样」却不能宣传:国外的「工会陷阱」已经够让「中资」头疼了,如果「奥卢昆经验」传入国内,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农民也学会了像澳洲那个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样大模大样地与政府支持的「大鳄」漫天要价,那还了得?!

「中国在非频遇劳资纠纷」

「中资」在国外是如此,「外资」在国内亦然。中国不少人指出:就重视劳工权益而言,国内如今是欧美资企业最好,东亚(日韩)资就较差,港台企业更差,而国内企业,包括私企与非垄断部门的国企在内最差(另一方面,一些垄断性国企的高待遇惊人,如几年前披露的电业「抄表工月薪上万元」,「官办血站普通职工年薪25万」,易宝、陈维:《珠三角某市血站员工年薪25万引发争议》,等等。这种垄断寻租、内部分肥恰恰是一种突出的不公平)。

以地区论,尽管珠三角等开放地区的「血汗工厂」已经令人触目惊心,由于当地相对开放,人们也议论最多,但事实上劳工权益最差的恐怕还是内地企业。许多欧美外资本来就是规避本国劳工权利而跑到「低人权」的中国,但民主福利国家的长期「社会主义传统」仍然使其初入时诸多「不习惯」,不习惯于如此对待劳工,不习惯于如此巴结官府,甚至有劳工维权、外资企方已答应条件、而官府却以破坏「招商引资」大计而出面弹压的。

久而久之,这些欧美外资有的也入乡随俗,学会了镇压劳工,学会了「搞定」官府。以至于回到本国已经无法适应,只能「扎根」中国,而我们的传媒则宣传为「不但留住了『资』,而且留住了心」!

另一方面,我国的企业一旦赴外投资,首先感到的第一个障碍便是那里强大的工会农会。前面说过拉美的工人不好惹,于是咱们「中资」又看上了非洲,那里不但穷,工资低,而且政治比拉美落后,很多地方还是独裁统治,也不像拉美那样中了「西方社会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毒」,不会成天鼓捣劳工权利。并且我们不管「人权」,跟当地的独裁者特别处得来,不但不干涉他们的「内政」,而且对这种「内政」如鱼得水——我们的「中资」在国内「搞定」官员的那套本事在这种「内政」中最能大行其道,令「西资」望尘莫及,于是「中资」大举挺进非洲,而且在竞争中屡屡击败西方公司。

但是很快「中资」就发现非洲毕竟不是中土,虽然那里的劳工不像欧美乃至拉美那么厉害,毕竟那些前殖民地也沾染了些西方「劣习」:首先是传媒「自由度」仍比国内为大,民主虽然受枪杆子左右而不成气候,毕竟还有反对派和一定程度的竞争,双方要拉劳工的票,工会虽很难持政治异议,在劳工权益上也还有所作为。

后来不少中资发现窍门:非洲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淡漠,相对较富的沿海国家有不少跨境劳工来自更穷的内陆国家,他们是非法移民,不受劳工法保护也没有工会,于是大量雇佣他们便成为非洲中资经营的诀窍之一。然而不久又发现:非洲人国家意识虽淡,部族意识却强,跨境劳工多是在本部族区打工,在当地虽无国家与现代工会保护,还是有部族、亲缘关系可依,一旦发生劳资纠纷,他们往往有当地本部族人的声援。

最后,中资发现普天之下还是中国劳工最顺从。国内的农民工本来就习惯于「低人权」,到非洲更举目无亲,语言不通,没有任何社会联系可依,往工棚里一关,还怕你不就范?于是非洲的许多中资企业最终都转向在当地获取资源、销售产品,却千方百计从国内大量输入劳工,为此不惜采取非法手段。

如南非某中资企业从国内输入「保安」150多人,占全部雇员的80%以上,实际都是一线工人,以规避当地一般工人必须雇当地人的法律(见陶短房、萧方:《中国在非频遇劳资纠纷》,凤凰周刊 2006年31期(总236期),46-48页)。这种做法已引起当地舆论的强烈恶评。中资既倾销廉价商品挤垮了当地产业,本身又只掠取资源而无助于当地人就业,就算是独裁者青睐、官员行「方便」,其奈民心不齿何?

「招商引资」与资本输出的双重「优势」

不过批评归批评,中国无论是向外「招商引资」,还是对外输出自己的资本,都的确有强大的「优势」。在「引资」方面,那种「谁妨碍投资者谁就是敌人」、可以动用「专政」铁拳的政策除了中国你还能到哪里找?

无怪乎全球为工会、福利国家与环保运动所逼的资本纷纷躲入中国,在中国建立血汗工厂,再以廉价商品覆盖全球市场,替代各国原有「高成本」产业,反过来又促使更多的资本投奔中国这类「低人权」国家。无怪乎像张五常那样敌视「福利国家」的「右派经济学家」称赞中国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

「新自由主义者」张五常如此夸奖中国是因为中国没搞福利国家,但没搞福利国家的中国就会有「自由主义」吗?当然不是。无论是「老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还是「经济自由主义」,在今日的中国社会不能说没有影响,但在制度与国家政策层面,中国的「自由化」程度不会比欧洲最「左」的福利国家,比如瑞典更高。

在中国投资者也并非真的没有妨碍(只是妨碍者并非工会农会、公共福利和环保运动等等,而是专制者的垄断、特权与统制;老百姓「刁难投资者就是罪人」,但权贵刁难投资者当然是可以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后者必须投其所好。),中国更远非财产保护的典范——这就是为什么敌视「新自由主义」的国外左派也往往称赞中国。

不过,用「专政」的办法侵犯、剥夺财产和用「专政」的办法扶植、积累财产,在中国绝不是对立的,相反,没有那种可以任意没收财产、「征地拆迁」、「腾笼换鸟」、动辄把人扫地出门的「专政」,中国的「招商引资」成就也不可能独步天下。所以对那些与专制权力互有需要的资本(尤其是大资本)而言,中国的吸引力比「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国家都大,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资本输出近年来也飞速增长。在拉美、东南亚与非洲的资源开发与建筑工程市场,在发达国家的资产并购领域,「中资」都大显身手。西方舆论尤其对「中资」在一些受西方抵制的独裁国家迅速扩张感到不满,认为这是中国人在支持独裁。

平心而论,这种抱怨没什么道理: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专制国家」本身就吸引了最多的西方资本。西方并没有抵制中东欧民主转轨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仍远远不如低人权的中国(如下所述:甚至西德资本对如今已是一国之内的前东德地区的投资兴趣,都不如它们对中国的兴趣大!)。

既然西方民主国家的资本对「专制的中国」趋之若鹜,中国资本投向别的专制国家又有什么不同呢?你西方自己的资本既然更愿意投奔中国,非洲要「招商引资」,舍中资还能引谁?何况是你还抵制的那些国家?即便西方不抵制,「中资」在这些国家本来也有独特的「优势」。

且不说按中国国内的游戏规则,「中资」的确更有办法搞定那种体制下的政府官员,仅就中国使用「农民工」的那种血汗工厂的竞争力,就不是西方那种「文明公司」比得过的。只要没有技术障碍,中资公司在「公平的」招标中也完全可以凭惊人的低成本击败西方公司。
而即便对于技术障碍,如今中资公司也有个杀手锏,那就是与拥有该技术的西方公司合作竞标,打败其他的西方对手。由于中资公司的合作条件(如同其投资条件一样)可以惊人地优惠,找到这种合作者并非难事。所以「中资」未来在海外所向披靡,乃是可以预料的事。 (未完待续)

编后注:秦晖教授此文共计两万余字,本刊将分三期连续刊发,敬请期待。

(香港阳光时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