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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拯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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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涌是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张维迎教授曾经提出“领导干部是改革的最大利益受害者,应该补偿”之说,大概是希望通过赎买换得干部对改革的配合。但是,前铁道部长刘志军8亿多的贪污,揭示出中国难以赎买出良性的改革来。事实上,小岗村和乌坎的“群体事件”都是来自体制外、甚至不被体制所容。体制对这种体制外冲击的适应,往往导致体制本身的“革命”,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过去三十年,中国在经济改革上突飞猛进,在政治改革上犹豫不决,也多少是来自于对“革命”的恐惧。因此,重新审视现代世界史,重新发现“革命”的意义,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的未来应当有重大的帮助。

韩寒2011年底撰文反对“革命”,顿时舆论沸腾。其实,这一话题并无新意。十多年前,李泽厚、刘再复就有《告别革命》一书的出版,试图对中国的近代史进行重新回顾。相比之下,韩寒的文字显然肤浅得多。不过,中国刚刚出了一个乌坎,韩寒博文又以“群体事件”发端,有着明确的针对性。更有意思的是,韩寒不仅获得了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赞扬,也受到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支持。左右两派能有如此之“和谐”,在近十几年意识形态的口水战中实属罕见。

为此,我在《金融时报》中文版上发表了一篇《中国的革命恐惧》,指出韩寒以中国人素质低为由而反对革命,主要是因为没有跳出自五四以来启蒙主义的思想框架,总觉得中国的进步是建筑在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启蒙的基础上。殊不知,从小岗村到乌坎,这些农民之所以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制度创新,并非由于他们接受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而是他们能够成功地运用乡土文化资源,自发组织“群体事件”。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小岗村对改革的象征意义,一直被解读为突破大锅饭、按市场规律办事等等。但是,人们一直忽视了小岗村的意义,首先是个“群体事件”。改革了三十年,中国对“群体事件”中的制度创新之意义,几乎没有讨论。而欧洲和日本在探讨自己的制度生成时,这样的讨论则汗牛充栋。因为对小岗村的意义未能充分挖掘,中国知识界对乌坎事件多少有些措手不及。

我的上述批评,也只说了一半的话。另一半是,中国知识界和公众对“革命”的理解过于狭隘。这不仅仅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在整个现代世界史上,“革命”越来越多地被和暴力、屠杀等等联系在一起,几乎成为负面词汇。“革命”的典型是“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而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建立,几乎不被称为“革命”。英国的“光荣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则越来越不被当作是“革命”。因此,我们不妨先追溯“革命”概念的流变,然后再讨论“革命”作为一个理念,是否还有被拯救的价值。

什么是“革命”?

首先,我们所谈的“革命”主要来自西方传统。中国上古虽然也有“殷周革命”等等,但即使是现代中文中的“革命”,也不再是指那种天命的继替了。在西方,“革命”的概念本来相当平和。亚里斯多德把“革命”界定为两种,一是彻底地由一个政体转向另一个政体,一是对现有政体的修改。现在英文中的“革命”(revolution)则直接从拉丁文中演化而来。哥白尼那一引起科学革命的巨著《天体运行》(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英文为On the Revolutions of Celestial Bodies),按字面意义就是“天体革命”。“革命”乃生生不息的变动。在那个时代,社会结构的变动也成了“革命”。不过,“革命”作为一个政治词汇被大量运用,大概还是从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开始。

“光荣革命”是来自尼德兰的威廉三世,率军渡过英吉利海峡,取代了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詹姆斯二世,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政体。这一巨变,被欢呼为“革命”,乃至整个18世纪的英国,都在“革命”话语的笼罩之中。离开“革命”这个词汇,几乎任何政治话题都无从开始。

在这一政治话语中,渐渐形成了两派。一派也许应该称为“革命派”,后被称为“辉格反对派”,包括有“自由主义之父”之称的洛克、休谟、和法学家布莱克斯顿(William Blackstone)等等。他们认为,“光荣革命”为英国带来了全新的政治体制:君主权力受到限制,人民的权利有了保障,包括抵抗暴君的权利,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得以确立;同时,政教分离,人民享受着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贵族所主宰的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得以废除,工商阶层崛起,工商业所创造的新财富,使自由与独立的精神渗透到整个国民的精神之中。同时,他们并不把“光荣革命”作为一个突发事件,而将之描绘为长期的政治、社会、经济变革积累而创造的历史转折点。带来这场革命的也并非是仅仅议会,而是英国人民本身。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1688-89年并不是“革命”的胜利或终结,而是“革命”的开始。自由的进程不仅在英国继续,而且也为人类提供了典范,刺激着其他地区的革命。

另一派,则是所谓“辉格正统派”。这派的得势主要是在华波尔(Robert Walpole)1720年成为首相后。华波尔及其政治盟友认为,“光荣革命”确立的并非“主权在民”的原则,而是议会至上的原则。“革命”所奠立的是一个完成了的整体,而非进一步改革的蓝图。“光荣革命”不过是恢复了英格兰传统的自由,是一种复古。恰恰是被取代的詹姆斯二世才总要寻求变革,试图剥夺英国人的传统权利。这就开启了“光荣革命”后的保守主义传统。

18世纪末期国际政治的巨变,彻底改变了上述这两派政治话语之间的均势。“法国大革命”刚开始,英国的“辉格反对派”还觉得这证明了英国“革命”理想对世界的感召。但是,革命后的法国马上变成了英国的头号强敌。另外,美国的独立战争,即所谓“美国革命”,也是秉承着“辉格反对派”的自由主义理念,导致了北美十三殖民地的“叛国”。特别是普莱斯(Richard Price),作为“美国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在当时对“光荣革命”进行了最为“革命性”的解读:人民的权利得以伸张,暴君被驱逐,财产权得到保障,良知得到解放等等。这直接引发了有“保守主义之父“之称的伯克写下的《法国革命的反省》。伯克称“光荣革命”没有任何新的思想,不过是复旧,是恢复英格兰的传统权利,由此认为只要回到过去的秩序,就没有任何进一步改革的必要。

政治需要左右了“革命”的诠释权

“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一下子结束了英国内部的公共思想辩论。“辉格反对派”成为异端,其理论越来越显得“不爱国”。“光荣革命”再难被解读成为“革命”。保守主义的解读则成为主流。日后欧洲大陆动荡不定,经历了拿破仑后,又有了1848年革命。相比之下,英国则异常稳定繁荣。保守主义对“光荣革命”的解读变本加厉,渐渐发展出“英国例外主义”:即英国是一个传统主义的国家,其政治理念的核心,就是捍卫传统的自由秩序,并能成功地抵抗挑战这种秩序的种种“变革”。到了20世纪末,对“光荣革命”的解读几乎被凝固化:这不过是贵族主导的一场不流血的无痛宫廷政变。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光荣革命”不过证明了民众的激进主义没有任何意义,一切都可以通过议会来获得解决。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把英国1640-1660年导致弑君的“内战”,视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光荣革命”反而不成为“革命”了。

耶鲁大学教授品可斯(Steve Pincus)最近著书为“光荣革命”翻案。他指出,关于“光荣革命”的辩论,到18世纪末嘎然而止,然后就成了传统主义的一面之词。这并非是因为学术界对史实有任何一锤定音的重大发现,而是出于一系列政治的需求。他进而研读大量史料,揭示出“光荣革命”远非贵族的宫廷政变,而是激烈深刻的变革,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场现代革命”。历史学者瓦伦斯(Edward Vallance)也出版了《光荣革命》一书,指出这场“革命”远非传统派描述的那么平和,而是伴随着大量的战争和屠杀,并对人民的权利、政治参与等等有着前所未有的影响。事实上,“光荣革命”的直接导因是威廉三世大规模的入侵,结果是把尼德兰的政治经济制度移植到英国。英国自由主义之父洛克为“光荣革命”辩护的书,主要也是在尼德兰完成的。他亲自伴随威廉三世的妻子、詹姆斯二世的新教女儿玛丽回到英国。而这套尼德兰的体制,则经过了惨烈的80年战争……

欧洲史的这些新发现,对中国有什么现实意义?首先,在西方“法国大革命”后的二百年,已经形成了一种自由主义的反“革命”保守传统,即把自由视为对传统秩序的捍卫,“革命”则被描述为抛弃传统、制造暴力和屠杀的激进主义灾难。中国经历了五四的反传统主义,孕育了共产主义革命,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革命”与“造反”几乎成了同义语。在这种历史经验中,自由派知识分子形成了对“革命”的恐惧。《告别革命》一书就是一例。“渐进改革”、“体制内改革”等等,也成为知识界的思想主流。这样,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危机,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当局一起都站到了“维稳”的立场上。

最近西方学术界对“光荣革命”的“翻案”,则为我们提供了看待历史和现实的新视角:人类深刻的变革和进步,并非人们一厢情愿所想象的那么温和,也不可能永远走体制内的道路,更不能指望着既得利益集团的配合。征服或打碎旧有的既得利益集团,经常会是一个激烈的过程。

张维迎教授曾经提出“领导干部是改革的最大利益受害者,应该补偿”之说,大概是希望通过赎买换得干部对改革的配合。但是,前铁道部长刘志军8亿多的贪污,揭示出中国难以赎买出良性的改革来。事实上,小岗村和乌坎的“群体事件”都是来自体制外、甚至不被体制所容。体制对这种体制外冲击的适应,往往导致体制本身的“革命”,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过去三十年,中国在经济改革上突飞猛进,在政治改革上犹豫不决,也多少是来自于对“革命”的恐惧。因此,重新审视现代世界史,重新发现“革命”的意义,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的未来应当有重大的帮助。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