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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然:我得和韩寒谈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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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本文作者木然,1962年生,1985年本科毕业,1987年研究生毕业,1997年博士毕业,博士生导师。有言:“民主我所欲也,自由我所欲也,民主与自由可兼得也。”联系方式:muranblog@126.com

自由是每一个人关心的事情。

如果说民主在将来,那么自由就在你的手中和口中,自由如同空气、阳光、水,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它。

自由与权力密不可分,自由每前进一步,权力就要退一步,自由每后退一步,权力就会进一步,自由与权力的关系此消彼长。

在中国的话语权里面,讲自由的不自由,宪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谁都知道,写在纸上的自由只是个名分,但如果权力部门连看都不看,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一个人就可以代表党,那就连名分都没有。

你拿着一张纸和人家说名分,人家把纸给撕了,你再讲名分,人家就会把你从四楼给扔下去。

权力部门不把名分当回事,所有的公民得当回事,有一个人胜利了,多个人胜利就有希望,有一个乌坎村出现了,多个乌坎村就有希望,名分就是这么要回来的,最后让权力者不得不重视名分。

要自由,是韩寒新年之际许的惟一的一个愿,也是所有人的2012年的梦想。

韩寒的第三篇文章的名字是《要自由》,一个要字,就把问题说得很清楚,就是说,在现实中我没有自由,而本来我有自由的,只是我的自由写在纸上,没有写在现实中,现实中的自由让权力给拿走了,我得把权力拿走的自由要回来。这种自由很多,比如宪法规定的自由,都是我的自由,我的自由被权力抢走,这和强盗差不多。不过,韩寒还好,他以为他遇到了文明的强盗,遇到了讲道理的强盗,自由是能要回来的。也可能在韩寒那里,没什么强盗,是因为权力把国人当成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权力先为孩子保存着,等孩子长大了,再把自由还给已经长大的孩子,这是权力对国人的爱护。韩寒就是一个长大的孩子,也是一个调皮的孩子,觉得自己大了,翅膀硬了,又一不小心看了宪法,知道自己有自由的权利,他就想要回来。这让权力大叔没准备,也让权力大叔感受到威胁,权力大叔还不想还,这一不还,韩寒更想要,他没想到的是,要回自由比要回本属于自己的面包难多了。

为了把韩寒的要自由说得清楚,看看外国人是咋说的。中国人有时说理说不明白,尤其在权力那里说理很困难,人家有枪有炮的不怕说理,说不过就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拳头里面出道理,这是历史的经验,谁不重视这个历史经验就得随时把生命献上。言归正传,还是看看人家西方人的说法。由萨托利写的《民主新论》第十三章里,引诺博托·波比奥的一段话作为这一章的开场白,文中说道:“如果把自由主义等同于一种关于资产阶级权力的自由理论或实践,还定自由主义就非常容易;如果把它视为限制国家权力的理论与实践,想否定它就相当困难……因为弄权的理由,只为那些足够幸运的有权者所关心,而不受限制的自由则为一切人所关系。”中国人理解的自由主义主要是关于资产阶级权力的自由理论与实践,毛泽东的自由主义更有意思,他的自由主义连资产阶级权力的自由理论与实践都不是,而是变相的权力滥用主义,或者是权力自由主义,马克思加秦始皇,一个是权力理论的自由主义,一个是权力行为的自由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寒说得也对:“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没有感染力。”而限制权力的自由主义,从来没有得到好的名声,感觉如同到了老年的妓女一样,名声不好,精力也不行,丑陋不堪。

这里不系统地谈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是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更主要的是一篇小博文是说不明白的。这里只谈自由,因为自由是每一个人关心的事情。如果说民主在将来,那么自由就在你的手中和口中,自由如同空气、阳光、水,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它。自由与权力密不可分,自由每前进一步,权力就要退一步,自由每后退一步,权力就会进一步,自由与权力的关系此消彼长。在中国的话语权里面,讲自由的不自由,宪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谁都知道,写在纸上的自由只是个名分,但如果权力部门连看都不看,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一个人就可以代表党,那就连名分都没有。你拿着一张纸和人家说名分,人家把纸给撕了,你再讲名分,人家就会把你从四楼给扔下去。宪法是个名分,如果权力根本不把名分放在眼里,那也就当做了一场噩梦,或者看了一场惊悚片,把自己吓得要死,别人幸灾乐祸,这都是懦夫的表现。如果你拿名分去抗争,去维权,失败者众,胜利者寡,终归是英雄。权力部门不把名分当回事,所有的公民得当回事,有一个人胜利了,多个人胜利就有希望,有一个乌坎村出现了,多个乌坎村就有希望,名分就是这么要回来的,最后让权力者不得不重视名分。

毛泽东的权力自由主义仍在横行于世,作为新生代的韩寒感受仍然深刻。他的思想,他的观点,他的合唱团,他的书,他要编的书,无一不使他体会到权力自由的触角,权力自由主义使他限制权力的自由理念发生激烈的碰撞。就是他对妥协的理解也都是来自他对生活的感悟甚至感伤,就是他的处处妥协,也使他的合唱团最终流产,生活不自由,政治不自由,创作不自由使他的言说充满着生活的影子和政治的无奈。更为主要的是,权力的自由主义如同权力的腐败一样,它会污染这个社会,如同人人都恨腐败人人只要有腐败的机会都会腐败一样,人人都恨权力的自由主义人人都奉行着权力自由主义的准则,权力自由是因为权力没有道理,公民受权力自由主义的污染,公民只要抓到机会也会搞权力自由主义的那一套。所以他才不无讽刺地说:“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 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 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社会的腐败风气是权力惹的祸,权力的自由主义也是社会的权力自由主义风气的源头,自由主义在中国本来运气就差,命也不好,好不容易有了自由这个名词,却不幸地与豺狼并行,不懂的人还以为是与狼共舞,懂的也有了抓狂式的悲哀,韩寒也要把权力自由主义扔进历史的垃圾箱里放着,让其继续腐烂发臭。

韩寒在《要自由》中马上收网上岸,不再谈权力自由主义的伪自由,而谈更具体更具有个性化的真自由。这个自由就是创作自由。“首先,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他还和权力谈起了条件,这个条件有些暧昧,他说“作为交换的条件,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我也希望文化界可以和官方达成共识,各退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这是一个不太可能的条件,只要有言论自由,那就什么事都会发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言论自由就会自由地言论历史,就会自由地言论将来,就会自由地言论现实,而言论自由就是批评政府,限制权力,韩寒说这些,只是他个人的一厢情愿,但历史和现实都不会以他个人意志为转移,韩寒的智慧不会低到这种程度,我更愿意认为这是“韩式”幽默。

韩寒也有他的“韩式”抵抗。他说:“但是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他说这是他的“专业领域的个人诉求。”凭韩寒的影响力,他的个人诉求会变成连锁反应,这个韩寒不傻,权力部门也聪明得很。如果公众同努力,最好的方式还是通过宪法要回自由人的名分。

专业之内有诉求,专业之外有建议。他谈了文化繁荣,他好心好意地告诉权力部门:“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这和他几年前的思想是一致的,他原先说,只要权力介入,文化大国就没有希望。一个文化大国,一个文化繁荣的大国,靠权力是建立不起来的,权力运行的规律与文化建设的规律是不同的,权力是强制、是服从、是命令、是政绩。文化建设是自由,有了自由文化才繁荣,没有了自由,文化大国走向它的终点是文化弱国,文化繁荣走向它的终点是文化枯萎。

韩寒最后说:“虽然我觉得自由未必是很多人的第一追求,但没有人愿意常常感觉恐惧不安。愿各位没钱的能在一个公正的环境里变有钱,有钱的不再为了光有钱而依然觉得低外国人一等。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这个圣诞一样不畏惧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政治不是肮脏的,政治不是无趣的,政治不是危险的。危险的,无趣的,肮脏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中药,火药,丝绸,熊猫不能为我们赢得荣誉,县长太太买一百个路易威登不能为民族赢得尊敬。愿执政党阔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们自己编写的历史上。”免于恐惧的自由,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之一,也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内容,民主国家需要免于恐惧,免于恐惧也容易,因为选票在公民手中,权利有宪政保障,专制国家要免于恐惧,难。因为公民手中没选票,权利没保障,但通过国民的争取,权利最终会回到手中。

要自由,是韩寒新年之际许的惟一的一个愿,也是所有人的2012年的梦想。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