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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然:我得和韩寒谈谈(二)

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平等,每一个人手中的选票都具有平等的内容。民主由利益和信仰所推动和提升。民主是一个妥协的过程,但妥协也得有起点,没有起点的民主,就不会有民主的过程。起点就是选票,没有选票的民主,选票不等于民主的全部,但没有选票的民主,根本就不是民主。这个韩寒肯定懂,他没说,我说了,算是一个补充,也算是一个提醒。

这里我得先做个说明,说韩寒有篇文章《我得和这个世界谈谈》是不准确的,是小说,名字也差了一个字,不是“得”和这个世界谈谈,而是《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小说早就看过,名字却记错了,这是本人的过错,特此表示歉意。小说写得有些荒诞,却也在意料之中,充满着人性的无奈和荒谬。“得”谈谈和“想”谈谈有很大的区别,说的话生硬,感觉如同一个领导干部和下属谈。“想”谈谈既谦虚委婉,又平易近人。一个“得”一个“想”,一字之差,不但差了十万八千里,且性质不同。“得”谈谈是不平等,“想”谈谈是平等,事得商量着办。“得”谈谈再往下走就有了专制的味道,“想”谈谈就有了民主的味道,民主是个好东西,专制就是个坏东西了。好民主是个好东西,坏民主也是个坏东西,有时坏民主比专制还坏。韩寒没区分好民主与坏民主,从行文上看,他谈的一定是好民主,好民主加上了他的个人理解。

讲到这里,还得顺着韩寒的思路来,但如果和教科书一样说他的民主观先把民主下一个定义,搞一个概念,然后再说民主如何如何,这不是他的特点。他的民主不在于定义,而在于对中国社会的个人体验,这种体验难得,同时也就有了难得的局限性。是否定义民主,对于搞学术研究来说,有的时候重要,有的时候不重要,有的时候定义下完了需要分析,有的时候定义下完了放在那就行,因为具体内容约定俗成,用不着另起炉灶。作为知识分子,觉得定义不下说不清学术,搞不清逻辑关系,那就下定义好了。只是定义不能乱下,比如说,本来就是民主,民主有其天然本色,非得要胡乱粉刷一遍,把民主搞得不伦不类。把民主分为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就是这个样子,这样就把民主概念强奸个够,然后把民主像日本鬼子战领中国时一样,把中国女人强奸完了,然后又要女人杀掉,烧掉,扬长而去。民主没了,女人死了,扛着日本枪,挂个日本膏药旗,到处喊,这就是八格牙路式的民主,没人信。人们就是投票,投的也不是人,而是枪。谈民主把把枪谈出来了,这种事有过,似乎很近的样子,容易让人产生联想。

把民主定义搞得如大英百科全书,民主千长万条,看花了眼,增加了判断的负担。如同选东西,东西少,容易判断,选哪个不选哪个容易。民主也是这样,定义多,名词多,选得眼花缭乱,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韩寒避开民主的定义的话题是明智之举。先把民主当成一个过程来看,这个过程在哪里是起点,在哪里是终点,在起点与终点这条道上有多少道弯,多少道坎,有没有加快速度的可能。起点不能迷失方向,才能最后到终点站,如果有人把水搅混,搞得在行进的过程中在小河沟里翻了船,这就要负起历史责任。

政治家总爱制造个千禧之年,总爱把事情推到明天,面包会有的,明天会好的成为政治家思维的固定模式。再不就是中国的土地长不出西方的土豆,中国女人的肚子里盛不下西方男人的种。事实证明,中国的土地,不管是啥地,只要进行改良,种什么结什么,甚至会更好,中国的女人生西方种儿的孩子,也照样生龙活虎。本来狼很好,保护环境,对人与自由的和谐是一个良介。可中国人天生就对狼恨之入骨。孩子一哭,都会吓唬孩子说大灰狼来了,大灰狼就成了人的天敌,孩子没见过大灰狼,脑子里却充满着大灰狼的形象,至于大灰狼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这就是从小被洗脑的结果。民主就是权力者用来吓唬民众的大灰狼,民主这个大灰狼一来,国家四分五裂,社会动荡,民主不符合国情,下一个潜台词没说,那就是只有专制才符合中国国情,从而以此为借口不让民主进入中国。

可韩寒没这么看,他把民主看成是一个自然到来的过程,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躁动在母腹中的婴儿,只要不搞计划生育,必然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啼哭,宣告民主的诞生,这正是韩寒的意思:“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 “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回来,回首起来,可能还来的有点平淡。”这句话如果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更简单,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民主是世界潮流,谁挡谁死。这个方面的榜样实在太多,有几个牛人得写上一笔,一个是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一个是伊拉克的萨达姆,一个是利比亚的卡扎菲,一个枪毙,一个吊死,一个打死,死的都太难看。朝鲜的金正恩想活,活得很难受,国家是全体人的国家,全体人的国家就得选举,把国家变成一个人的国家,一个人的国家就得专制,搞不好死掉,会比前三个人死的更惨。

民主的动力在哪里?搞民主得有主体,也得有动力,如果有主体,比如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个主体,可是这个主体没有动力,民主就是在沙滩上建高楼,建一层倒一层,搞不好还会伤着人,房倒人亡。民主的动力来自两个,一个是利益,一个是信仰,在韩寒的眼里,利益变成简简单单的钱,钱是第一推动力,信仰是第二推动力。在钱满足之后,信仰也可以成为第一推动力。在目前的状态下,没有钱就没有了一切,仅靠几个有信仰的民主斗士,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限。民主不是文化人的民主,不是知识分子的口号,民主之简单,在于普通民众能为利益而战,如乌坎人一样,利益推动了有规则的民主。

在利益和信仰这两点上,韩寒虚晃一招,避实就虚,他只找到了民主的主体,这一主体是党员,而没有说党员的利益在哪,也可能党员本身就是利益?他说:“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得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利益和信仰没了,党员加亲属就是变成了十三个亿,仍然猪的国,不是民主的国,猪的国只有利益,没有信仰,更没有选票,四个脚的猪总是在走,立不起来,也抓不住选票,吃饱了哼唧哼唧表个态也只是拥护,从来不投反对票。利益靠选票实现,信仰靠选票实现。选票不是民主的全部,手里拿着选票,自由地投票,选票就是民主了。

无论如何,中国民主既然迟早要来,那就得做好迎接它的准备。民主是具有普遍性的,民主是普世价值,民主有普选、多党制,得民主总得从自身做起,每一个人都说,每一个人都当看客,民主就会来得晚,来得凶险,来得排山倒海,死人就成了避免不了的事。这一点韩寒看得也很清楚。他说:“并不是什么革命,普选,多党制,推翻XX,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如果你对司法和出版都从来没有关心过,你关心普选有什么意义呢。”说得更近一点,如果你连自己的言论自由都没关心过,如果你连自己作为思想者的价值和尊严都没有体验过、要求过,民主又有什么意义呢?胡适说民主是个简单的事,因为一学就会,如果你把自己手中的选票换成一桶豆油、一个毛巾被、五块钱,谈民主确实没什么意义,也没什么意思。

韩寒是个精英主义者,他对民主也具有了精英的情结,不管这种精英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他认为不论民众的素质高低民主都会来,民众素质高会带来更好的民主,精英对自己都会高看一眼,对底层都会低看一眼。他不无遗憾地认为:“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他把视角投射到文化精英上,希望通过文化精英的启蒙改变人民,甚至认为:“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他也因此陷入了改变人论者所共同的乌托邦陷阱。改变人民,把人民变成什么样?人民需要改变还是统治者需要改变?文化精英凭什么要改变人民呢?真实的民主需要精英与大众的互动,有时大众可以支配精英,改变精英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乌坎就是大众改变精英的一个典型案例。素质高低并不是搞与不搞民主的理由,人民素质低,先锋队素质高,高不也没有实行民主吗?还是李承鹏说的对:民主就是素质低的人搞起来的,素质高的人搞不了民主,也搞不成民主。

与此同时,他对中国的政治精英并不抱希望,他说:“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这的确需要运气和人品。”但他认为中国的政治精英太过堕落,运气又不好,人品又欠佳,除了搞钱搞女人什么都不搞。中国的哈维尔不会出现,革命之后不是民主,革命之后是暴君。无论是文化精英还是政治精英,都有改变人民的冲动和本能,以期达到精英所要求的标准,而历史证明,六亿人民尽舜尧的结果是六亿人民尽豺狼,人与人之间变成了狼与狼之间的关系,狠斗私字一闪念最后就是六亿人民不斗行吗的结局。在人间制造天堂的努力结果都是人间地狱,改变人民的努力是在制造民主的天堂,这个天堂永远不会来,地狱却已然潜行。

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平等,每一个人手中的选票都具有平等的内容。民主由利益和信仰所推动和提升。民主是一个妥协的过程,但妥协也得有起点,没有起点的民主,就不会有民主的过程。起点就是选票,没有选票的民主,选票不等于民主的全部,但没有选票的民主,根本就不是民主。这个韩寒肯定懂,他没说,我说了,算是一个补充,也算是一个提醒。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