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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ax-ed:感受到了韩寒的深刻与犀利

说韩寒深刻,并不是说他高于中国的学术界,整个学术界就没有人有他这样的认识,但是他肯定要高过许多人,根据就是,韩寒是冷眼看这个世界的,可能他的观察还不能形成理论,还不够全面,但是只要冷眼观察,总是可以看到一些社会真实面相的,可是有些人,根本就不在乎这个社会的真实存在,这样的专家当然是很多的,这也是学术界的一个群体。韩寒不在学术体制中,也不是行政体制内,可以说他是一个体制的边缘人,一个自由的观察者和思考者,而处于这样的游离状态,其实提供给他很有利的观察这个社会的角度和距离。而他也确实是一个有心人,观察了许多,也思考了许多。贡献给了这个社会,犹如当年北岛,江河,顾城这样的文学青年曾经带来的冲击性思想。

我从前很少看韩寒的文章,有限阅读过的几篇文章,不过给我这样的印象:他的确有很独到的眼光,他那极富才子气的新鲜机智的语言,少年人玩世不恭的另类姿态,却往往带有似乎有非凡阅历的冷峻和犀利,这很令人欣赏,但还是感到他的文章缺乏理论支撑,表达的不过是一个早慧的都市先锋青年的锐利感受。这次看到他的文章《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已经很晚了,反而是先看到一些评论韩寒的文章,这也是几天来选网的热点,才使我反过来寻找他的原文来阅读。看到之后,不由得感慨,这真的是一个相当深刻,非常犀利的思想者。当然我并不同意方绍伟的观点:——中国学术界的水平之低,甚至都已经到了对现实的理解力完全不如一个韩寒的地步,这完全是因为中国学术界仅仅满足和沉溺于“要民主”、“要革命”的“规范冲动”的结果。这未免太矫揉造作,夸张轻佻了,当然,这是方先生一贯的作派,并且还一定要挟带私货的。说韩寒深刻,并不是说他高于中国的学术界,整个学术界就没有人有他这样的认识,但是他肯定要高过许多人,根据就是,韩寒是冷眼看这个世界的,可能他的观察还不能形成理论,还不够全面,但是只要冷眼观察,总是可以看到一些社会真实面相的,可是有些人,根本就不在乎这个社会的真实存在,这样的专家当然是很多的,这也是学术界的一个群体。韩寒不在学术体制中,也不是行政体制内,可以说他是一个体制的边缘人,一个自由的观察者和思考者,而处于这样的游离状态,其实提供给他很有利的观察这个社会的角度和距离。而他也确实是一个有心人,观察了许多,也思考了许多。贡献给了这个社会,犹如当年北岛,江河,顾城这样的文学青年曾经带来的冲击性思想。

韩寒的文章中,有两段最令我感受这样的冲击力的文字,我就具体地针对这两段话,谈谈自己的感受。

“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什么革命,普选,多党制,推翻XX,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如果你对司法和出版都从来没有关心 过,你关心普选有什么意义呢。无非就是说起来更拉风一点。这和那些一说起赛车只会提F1,一说起足球只知道世界杯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是的,这个年轻人,用“拉风”这个无厘头词语表达了对于许多动口不动手的夸夸其谈者一种思想上,乃至品质上严厉的鄙视。革命,如果就是造反,固然已经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办到的事业,但是相对另外一个问题,它还不算是多难的,毕竟中国的20世纪总体上就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但是革命以后怎么办呢?不以法治和规则为基础原则,不理解妥协和合作的绝对必要性,而是任其为了革命而必须鼓动起来的决绝的革命激情彻底地,酣畅淋漓地宣泄,那么,革命和反革命,又有什么区别呢?中国的问题,的确和中东那些小国家的问题不同,韩寒说的很有道理,“中国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中国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体制的问题,而这个体制就太过于抽象无形,从而很难成为一个具体的革命对象。当年的革命,追击穷寇的口号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革命的矛头非常具体,一个人就是一个政权体制的化身,这很容易形成革命的仇恨。

中国的发展还是不均衡的,同样的问题,在乌坎,或者更大一些的城市,和发生在北京,上海,乃至在沈阳,西安规格的城市是根本不同性质的,究竟人们反对的是某个地方官员,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体制呢?革命的诉求,如果是要反对某个具体的人,那么中央可以罢免,这样,革命是不是就成功了,或者根本就失败了呢?当人们还是要通过最高权利部门的上访吁求来解决地方性问题,那么就根本没有把“革命”的矛头指向真正应该指向的地方,换言之,革命不可能发生。这正是此类问题不是问题的原因所在。只要中央能严密控制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尤其是少数超级都市,不至于形成了这些城市市民陷入普遍的失业,饥饿,贫困,那么革命同样是难以想象了。

当然如果说革命的呼声,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对于现实制度的不满,对于这个制度趋于停滞的激愤,那么这样的“革命”动议就不是革命临界状态的表现,更加谈不上对于革命的准备,思想准备,力量准备,组织准备,而是对于现行体制的舆论压力。在这样的理解中,再要反对革命动议,就是要人民噤若寒蝉,完全接受事实,不得异议,否则偶语弃市。那么当然是不得人心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前人们只是热衷于口头上的革命宣泄了,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革命,投身革命,尤其是为了革命而可能牺牲自己。其实,没有极其崇高的理想的感召,激发起来人们的超越精神和信念,人们真的很难在义利之间做出坚毅的抉择。

当然,我完全认为,人们有权利,甚至是有义务,对于现实表达自己的不满,如果说,只能用“革命”这样的极端话语,才能完整地表达这样的不满,那么,我也认为这没有什么过错。毕竟这个和作为政治运动的革命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如果有不由分说就要反对任何主张“远离革命”观点的朋友,可以稍微反思一下,自己主张的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任何人都知道,革命是最后的选择,从理论上说,作为一种可能的选择,它有绝对的合理性。但如果人们根本就没有尝试过温和的,非暴力的,不合作的身体力行的政治行动,就直接等待着革命,甚至是策动着革命,那么这极高概率上,是阴谋家的行为,是社会的灾害,这,就是中国的革命史给与我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的确,随着共产党党员数量的极大膨胀,广泛地分布在各个社会阶层,共产党和普通民众之间在政治和文化的心理、行为特征方面,就越来越趋于共同了。一个党据说一定要成为全体人民的忠实代表的时候,这样的一党制度,一党文化,确实可以说成为是无党制的。“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这话足够警策,足够犀利,足够深刻。当然这不是说,因此,中国就没有党,不是这样的,我想更加确切地说,这个党国制度,之所以能如此安稳地存在,其实也是由于全体民众的某种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行为特征,心理特征所造成的。这个制度的某些缺陷,也同样折射着,展示着人民在文化心理方面的缺陷。所以才能说“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正如党员不是从共产党王国中空降到中国大地上的,这个制度也不是天外来客强加于中国人的。这依然是中国文化的特产。

最近一段时间,翻检出60年代中苏论战中著名的“九评苏共”文章,也再一次细读了“九十周年”的讲话,还是很有些感慨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确实发生了明显的转进—转型和进步。说到转型,并不新鲜,许多的学者都谈及过这个问题,那就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这个问题我在这里也曾经讨论过,我并不完全赞同这个判断。因为这个转型判断,如果是职能定位上,那么应该从1949年为前后界限,如果是从1978年为界限,那么就只能说技术手段上来划分,而革命和执政不是技术手段的问题。但是这些学者恰好是针对1978年为前后划界的。所以,这个判断是不够严密,无法成立的。

那么这个转型究竟是什么呢?又是从什么时间划分呢?我认为这个转型,首先是党员群体在社会权力与利益的地位的改变,或者说党员究竟是处于社会的什么阶层。从中共开始武装革命,大规模地政治活动之后,党员的社会层次属性本身发生了改变,那就是上升了。这个当然需要一个比较规范的社会统计来支撑。这个工作,我还没有条件进行。 但是一般性的结论还是可以得出的,那就是国家重要的权力部门,党政军科教文卫,国有企事业单位,层级越高,党员在全体成员中占的比例越大。而且党员身份能保证在就业,岗位,擢升方面有明显优势。虽然每个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但是在政治影响力上是不平等的,或者说权力能级上是不平等的,而现在社会高能级的层次,都是由党员充任。也就是社会分层意义上,党员占据着社会的较高层次,从而成为了一个社会阶层,当然这个阶层是一种身份归属和潜在的权势接近。今天的党员根据党龄的长短,所具有的已经不是政治上的高级性—忠诚,可靠,道德领先优势,而是权力和利益上的高级性,而在建政之前,党员身份更突出为前者。简言之,现在党是社会中的高级阶层,特权层次。它不可能不代表这个存在进入壁垒的阶层的集团利益。我们知道中共在革命之初,都是社会边缘人,贫苦的工人,农民,失业知识分子,流民等社会下层,底层民众。这些人所身处的社会阶层决定着他们的革命愿望,革命热情,也决定着他们的政治憧憬。所以,中共的革命只是底层民众的革命,它的成功不是仅仅依靠若干高级领袖的雄才大略能实现的,他们不能利用这个社会阶层的政治经济愿望,而凝聚起一个强大军事力量,社会力量,也不过是书生造反,十年不成。但是今天,中共在中国社会的阶层中,位置倒过来了,他们是社会的成功人士,体面工作,稳定收入,优越待遇,权势身份,虽然还有许多的基层党员不是这样的,但是作为党员的社会代言人形象,是这样的,而且越来越是这样,而且随着国家的城市化扩张,经济的发达,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

所以,可以明确地断定,中共成员所典型分布的社会阶层已经发生了改变,这就是中共的社会跃迁转型。这个转型是决定性的,不可逆的,是中共作为执政党所必然同时导致的社会阶层跃迁。而这个跃迁则如同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根本性地左右着中国政治的性质。中共的第二个转型,则是治理技术的更新和升级,这个治理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各个方面。从1949年开始,成为执政党,中共的治理技术,发生着明显的改变,但是治理目标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中共的社会主义实践,其实可以看作是围绕着一个治理目标的不同的治理技术的尝试,其中有挫折,倒退,调整等。这个治理目标在毛泽东是国家的工业化,在今天是中国的现代化,伟大复兴,措辞不同,本质一样。但是实现国家民主化,政治现代化,却始终不是中国的核心国家目标。无论毛泽东的大炼钢铁,超英赶美,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有何等的空想性,盲动性,但是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个核心诉求是确定的,连抓革命,也是为了促生产,所以这个应该同情地理解,当然这个关系如果畸轻畸重,也会适得其反。可以说,当时的中共治理技术是深广的社会动员和盲目蛮干,计划经济可以说是空想和盲目蛮干的一种经济思想体现。但是在结束了文革之后,中共开始意识到必须修正从前的治理技术,政治上要改革,经济上要改革,基本政策上要改革,更注重实利激励而不是口号感召,更注重规范程序而不是应急运动,更注重常设机构的管制,而不是群众自发,等等。实现四个现代化还是基本的国家发展纲领。但是无论如何改革,都不能动摇党的领导,经济上的改革也不能危及党的领导,公有制为主体与其说是反对私有制和剥削,其实是要把国家经济命脉掌控在党的权力之下。因为,官有制是一种最普遍的剥削和雇佣。

犯错误的是党,改正了错误的也是党,当然当前的党总是正确的,它只能认为从前出现了错误,而今天修正从前的错误,反而是今天的正确性的强化证据。总之正确和错误都是党的决议决定的,但是正因为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理论困局,这样做出的正确和错误的结论,究竟有什么客观性,或者说公共性呢?只能说,党今天永远是对的,这也就意味着党一直是对的,但是事后总是不得不做出一些历史决议,承认错误,虽然是遮遮掩掩的,点到为止的。因此,党外的人们只有赞许讴歌党的正确伟大光荣的义务,而没有指责批评党,尤其是当下的党的权利和资格。党是一个绝对的家长,党的领导就是家长制。当然家长制,人们不陌生,洛克《政府论》就是反对菲尔默所持“君权神授论”,一种变种的家长制。党永不犯错,和教皇无误论也很相似。我可以相信那些领袖要强烈的民主自尊,要实现国家的强大和繁荣,但是为什么胶着在家长制的制度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的落后。但是,我越来越不认为今天的领袖和众多的高级官员,还有那么强烈的民族自尊,民族主义的情结,因为,越来越多地披露出正是这些人已经完成了资产转移,家庭,子女都移居国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还是民族主义者呢?把国家权力交给他们,怎么可以指望还能为了国家,人民的福祉而鞠躬尽瘁呢?更加严重的是,如此涣散的国家情结,反而导致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盘踞,权力的动力越来越不是不是国家的振兴民族的强盛,而是集团利益,个人升迁的私人利益,随着不绝于耳的中国崛起的惊呼,更加使得国家民族的考量自行消解。而这一切竟然都是这个党的制度所造成的。这个问题难道不值得深长思之吗?台湾学者陈永发谈及中共时说“现在的感觉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利益团体。至于说是好是坏,我一时之间也讲不出来。”不过我认为这个转型,它的好处就是能很大程度上维护社会不至于陷入动荡,能实施全面的社会控制,但是这个是短期的,消极的方面就是长期来看,无论这个集团如何道德上的祛魅,知识上的专业化,但是只要是一个特权阶层,那么就不可能指望他们能主动地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这是一种平均化的人性所决定的,也是权力的本性所决定的。而这样却能慢慢地导致社会的分崩离析,社会的撕裂,社会的糜烂。这个伤害,将是极难修复的。改良,固然不错,但是谁来改良呢?这个问题将需要另外的篇幅讨论了。这里已经从韩寒的问题偏离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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