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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建国:民主广东?–乌坎事件的可能意义

就全国来说,广东省在创新民主生活方面得天独厚。因此我同意有的学者所说,要将广东的新观念、新做法勇敢地来表达出来。然而,怎么表达呢?”幸福广东”太含糊,人们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如果乌坎事件中的新做法真的能够上升为国家新战略,那只有上升到民主的高度,明确”幸福广东”的根本是”民主广东”。要让广东人民在民主生活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这是广东领导人可以亮出的民主之剑。

乌坎事件因为其新颖的处理方式而引起众多的关注,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公众人物对其做了很高的评价。现在几乎没有看到多少批评性的言论,有关各方处于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当中。

很多人希望这个事件成为改变局面的一个契机,从而赋予它很多的意义。历史上的一些大变局常常是因为突发性事件引起的,这是历史偶然性的力量。然而,这种东西可以通过人为的力量加以改变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是其中的某些部分。有的事情可以大事化小,有的事情也可以小事化大。结果如何,都是一种未定的状态。因此这里主要谈其可能的意义。

一些学者从理念上、制度上、方式上总结了乌坎事件转机的意义,有的说它堪比甚至超过安徽小岗村事件,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标志。这种说法有夸张之嫌,但也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如果它真的能与小岗村事件相提并论,至少需要具备后续的两个条件:(1)这个事件可提供模式化的改革经验,得到国家领导层的支持,并形成权威性文件;(2)这种改革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对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带来深层次的影响。如果不具备这两点,其意义就无法与小岗村事件相提并论。

到目前为止,事件处理方遵循的仍然是”大事化小”的思路。乌坎村事件的起因是比较普遍的卖地纠纷,村干部偷偷将地卖掉,给村民一丁点补偿,然后将大笔款项私吞。村民起初也是采取普通的上访手段,得不到良好回应的情况下就提升为群体性的抗争。地方和基层政府起初也是采取普通的维稳手段,严防死控,分化瓦解,试图将事情”摆平”。结果没能如愿,境外媒体的报道,网络出口转内销,让事情变得越来越大。政府似乎准备升级对事件的定性,这样会为有规模地运用强力提供正当理由。然而,乌坎村民已经不吃这一套,认为这是故意抹黑,村民,尤其是年轻的村民采取了护村行动。同时他们打出了”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促使地方政府改变处理方式的因素可能有两点:一是十八大召开之前,地方政府会克制强力维稳的冲动;二是对年轻一代维权者心里没底,上纲上线加强力方式可能引发难以控制的后果。

地方领导人也许敏锐地感觉到年轻一代政治心理的变化,从而采取了低调定性、平等协商、透明处理的方式,派出省委工作组,进驻乌坎村,务实化解一场”村内利益纠纷”。

乌坎村民也具有比较高的政治智慧,态度很快缓和下来,欢迎工作组进村,而且争取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成果”,那就是政府承认村民自己选出的”村民代表”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合法性。这是许许多多的抗争者羡慕和钦佩的维权果实!

接下来,工作组会在具体利益上去满足村民的需要,他们也许仍然采用一贯的做法,也许有些新的做法,这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首先承认了村民自发性集体力量的正当性,这是难能可贵的肯定。孙中山先生曾批评中国人一盘散沙,他希望通过政党造国家的方案将中国人团结起来。中国共产党延续了这个思路,并更加突出地强调党和政府在管理社会中的作用,而忽视社会自组织的作用。很多官员不相信社会真的能够自己治理自己。中国人有团结起来进行自治的传统,一盘散沙并不是中国文化固有的劣根性。中国的政治精英在革命时期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在建设时期一再剥夺国民的自治权利,消弱他们的自治能力呢?

阻挠国民自治,防止他们在集体行动中团结起来,这是当前公德败坏的一个重要根源。公共的德性只有在集体行动中才能广泛地培养起来。这个东西是优质民主的基础,它是书本上读不出来的,是自上而下地教育不出来的。公德源自公心,它需要公共生活诱发出来。

中国的民主发展也许不需要什么顶层设计,因为中国的民主制度外壳是完好的。需要对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自治制度做根本性改变吗?没有这个必要。关键是你在这种制度中过什么样的日子。一样的制度,可以有不一样的生活。

循此之理,地方政府可以有非常大的民主创新空间,不是创新僵硬的民主制度,而是创新活泼的民主生活。就全国来说,广东省在创新民主生活方面得天独厚。因此我同意有的学者所说,要将广东的新观念、新做法勇敢地来表达出来。然而,怎么表达呢?”幸福广东”太含糊,人们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如果乌坎事件中的新做法真的能够上升为国家新战略,那只有上升到民主的高度,明确”幸福广东”的根本是”民主广东”。要让广东人民在民主生活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这是广东领导人可以亮出的民主之剑。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